1915年8月7日，我在本县——卡卢加省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县县城应征入伍。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进行。

        我被选送到骑兵部队。我为能够当上一名骑兵，感到十分高兴。我一向很喜爱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我的朋友们都被分配当步兵；很多人羡慕我。

        一个星期以后，所有应征青年都到兵站报到。编队以后，我就与同乡们分手了。周围都是些陌生的、和我一样还没有长胡子的孩子们。

        晚上，我们被装上货车，开往卡卢加城。起初我一直感到很苦闷和孤单。我的少年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心里问自己：“我吃得了当兵的苦吗？如果要去打仗，我行吗？”俄想，我经受过生活的锻炼，我一定能够光荣地完成士兵的职责。

        每个车厢装了四十个人。货车车厢没有客运设备，一路上我们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的地板上。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打牌；有的在同邻座的人谈心时哭了；也有人咬紧牙关，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个地方，坐在那里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

        到达卡卢加已是夜间。在一个货车站台下了车。传来了“集合！”“看齐！”的口令，然后我们列队向城市相反的方向前进。有个人问上等兵：我们开往哪儿。看来这个上等兵是个好人，他和蔼地对我们说：

        “孩子们，永远不要向长官提出这类问题。当兵的应当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和口令。至于开到哪儿——这是长官才可以了解的事。”

        好象为了证实他的话，纵队先头传来了队长的宏亮的声音：

        “队列中不准说话！”

        我的新朋友科利亚·西夫佐夫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小声说：

        “这就是士兵生活的开始。”

        走了三个小时，停下来小休息，我们都已经累得够呛。快天亮了，想睡得要命，屁股刚一着地，鼾声立刻就从四面传来。

        但很快队长又发出了口令：“集合！”我们继续向前走，一小时以后才到达军营。我们被带进兵舍，按指定床位，睡在什么也没有垫的铺板上。得到通知说，可以休息到早晨七点钟。这里已经住有一百人左右。风从墙缝和被打坏的窗口往里钻。可是连这样的“通风”条件也没有起作用，兵含的“气味”还是很浓。

        早饭后，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我们现在被编入后备步兵第189营。这里将为后备骑兵第5团组建队伍。离开这里以前，我们要接受步兵队列训练。

        我们领到了教练步枪。班长、上等兵沙赫沃罗斯托夫宣布了各项内务制度和我们的职责。他严格规定，我们除了“解手”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准去，否则将押送惩戒营……他说起话来一字一顿，斩钉截铁，不断挥舞着拳头。一双小眼珠里进射出一股凶狠的目光，好象我们都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

        士兵们都说：“嘿，别想这个家伙给你好日子过啦！……”

        一位上士走到队列跟前。班长发出了“立正！”的口令。

        上士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排长马利亚夫科。我相信，你们已经很好地懂得了班长所解释的一切，所以，你们将会忠诚地为沙皇和祖国效劳。你们如果擅自行动，那我是不能容许的！”

        第一天的队列教练开始了。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按照口令做好每个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但是，要想使长官满意，特别是得到他们的表扬，那是很不容易的。排长吹毛求疵，因为有一个兵踏错脚步就罚我们全排重做。结果，我们最后去吃晚饭，汤都凉了。

        第一天的印象，就叫人难受。大家都很想早点躺下睡觉。可是，排长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偏偏命令我们集合，宣布明天要带领我们参加全体晚点名，所以，今天必须学会唱国《上帝啊，保佑沙皇！》信我们一直学到深夜。早晨六点钟就又起床出早操了。

        每天生活很单调，就象两滴水珠一样的完全相似。第一个星期天到了。大家都想休息一下，洗个澡；可是，又被叫去打扫操场和军营，一直扫到吃午饭。“午睡”后，又是擦枪、补衣服、写家信。班长警告我们，不得在信里对任何事情表示不满，因为这样的信件检查官一概要扣发的。

        习惯士兵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但是，生活也没有怎么使我们过不去。经过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大多数都已经对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感到习惯了。

        第二训练周末，我们排接受连长、上尉沃洛金的检查。听说，他很喜欢喝酒，当他喝醉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被他看到。从外表看，我们连长比起其他军官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他对检查我们的军事训练毫无兴趣。检查结束时，他要求我们继续努力，因为“向上帝祈祷和为沙皇效劳，都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在开赴后备骑兵第5团以前，我还看见过我们连长几次，记得有两次是在他喝醉酒的时候。至于第189后备营营长，我们在整个受训期间，一直就没有见到过他。

        1915年9月，我们被派往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5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我们的列车经过巴拉克列亚后，抵达萨文策车站。这里正在准备为前线骑兵第10师运送补充兵员。到月台上来迎接我们的，是穿着新制服、仪表端正的骑兵军士和司务长们。他们有的穿骠骑兵制服，有的穿枪骑兵制服，还有的穿龙骑兵制服。

        经过分编以后，我们——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人、莫斯科人和几个沃罗涅日省的人，被分配到龙骑兵连。

        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被分配到骠骑兵连。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骠骑兵制服比较漂亮。我们还听说，那里的军士比较好，主要是他们讲人道。因为，在沙皇军队里，士兵的命运是完全掌握在军士手里的。

        隔了一天，我们领到了骑兵服装、马的装具，并每人固定一匹马。我骑的是一匹深灰色的烈性牝马，名叫“恰谢奇娜娅”。

        当骑兵比当步兵有趣，但要艰苦得多。除了一般的课目外，还要学习骑术，掌握冷兵器，和一天刷三次马。起床已经不象步兵是六点钟，而是五点钟；睡觉也比他们晚一个小时。

        最困难的是乘马训练，即骑乘、特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矛和马刀。学骑乘时，很多人两腿都磨出了血，但也不敢发牢骚。官长们老对我们讲这样一句话：“好汉子，忍着吧，你将成为一名好长官的。”我们一直坚持锻炼，直到能在马鞍上牢牢坐稳。

        我们的排长是上士杜拉科夫。其实，他并不傻。作为长官，他要求下级十分严格，但从来不冤枉一个士兵，处理问题一贯很审慎。可是，另一位指挥官，下士博罗达夫科，却和他完全相反：性情暴躁，大喊大叫，喜欢打人。老兵们说，他曾经打掉过好几个士兵的牙齿。

        他教练骑乘时，表现得特别残暴。这一点，在排长短期休假期间，我们体会最深。博罗达夫科代理排长时，毫无约束，肆意妄行。随便侮辱当兵的！

        白天操课时，他搞得大家精疲力尽，他特别爱整那些入伍前在莫斯科住过和工作过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是“有学问的人”，太聪明了。夜间，他几次检查内务值勤情况，遇见值日兵打盹，就狠狠地揍一顿。士兵们都被逼得气愤到极点。

        有一天，我们事先商议好，悄悄地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他走过时用马披蒙上他的头，狠揍了他一顿，直到他昏死过去才住手。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一来，军事战地法庭是不会轻饶我们的。就在这个时候，排长回来了，他打了一个圆场，把一切都搪塞过去了。后来他还请求上级把博罗达夫科调到别的骑兵连去了。

        1916年春季，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骑兵了。我们接到通知，即将编成补充骑兵连，但在开赴前线前，基本上仍按野战训练大纲继续训练。下届应征的新兵已开到我们的驻地，我们准备搬往拉格尔村。

        从训练成绩最好的士兵当中挑选了30人，准备培养当军士。我也被选上了。我不愿意去教导队，但是，排长说服了我。我衷心钦佩他的才智、正派和爱兵态度。

        他对我说：“朋友，前线你还是会去的。但是，现在更多地学些军事，这对你很有用处。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好军士的。”

        他想了一想，又说：“我就不急着再上前线去。我在前方呆了一年，很了解那是怎么回事，而且也懂得了许多事情……遗憾，十分遗憾，我们的人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去，请问，这是为什么？……”

        他没有再跟我说什么。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他心里在想，而且已经流露出来一个士兵的天职同一个不愿意与沙皇专制暴行妥协的公民的意愿之间的矛盾。我感谢他的忠告，并同意去教导队了。该队驻在哈尔科夫省伊久姆城内。我们是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共计约有240人。

        我们分别住进了民房，不久就开始了训练。我们运气不佳，没有碰上一个好长官。现在的这个上士比博罗达夫科还坏。我记小得他的姓了，只记得，士兵都叫他“四个半”。他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右手食指短了半截。但是，这个短手指并不妨碍他一拳就能把士兵打翻在地。他对我并不比对别人更喜欢一些，但不知为什么不打我。可是一抓到我一点小小的过错（而且简直是吹毛求疵），就对我施加各种惩罚。

        谁都没有象我这样，曾经那么多次地“穿戴全副战斗装备顶着马刀”罚站，从马厩背过那么多袋的沙子到野营帐篷，那么多次地担任过节日值班。我懂得，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非常愚蠢的和凶狠的家伙对我的仇恨。但是，我得意的是，他在操课方面怎么也挑不出我的毛病。

        他后来也相信怎么也整不倒我，便决定改变策略：由于我在军事训练方面一直走在别人前面，他就想干脆不让我参加训练。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帐篷去，对我说：

        “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有个性、有文化的青年，学习军事不吃力。你是莫斯科人，是工人，为什么还要你每天去参加操课，跟着去流汗呢？你以后就当我的非编抄写员，负责填写值勤登记表，统计到课缺课人数，和执行其它的任务。”

        我回答说：“我到教导队来，不是为了要当一名负责承办各种事项的职员，而是为了要认真地学习军事和当一名军士。”

        他发怒了，并威胁我说：

        “你等着瞧吧，我叫你永远也当不上军士！……”

        6月份了，我们的学习就要结束，快要开始考试了。按照当时的规定，教导队里成绩最好的一名，毕业时应授予下士军衔，而其余的人，只作为准军士，即军士衔的候补人员从教导队毕业。我的同学们都不怀疑，我应该是第一名，毕业时一定会获得下士军衔，并且以后会找到班长的空缺的。

        但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毕业前的两个星期忽然宣布，由于我不守纪律和冒犯直接长官，把我开除出教导队。大家都很清楚，“四个半”已决定跟我算总帐了。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援助也是完全意外的。有一名志愿入伍者斯科里诺也在我们排受训，他是我来教导队前所在的那个骑兵连副连长的兄弟。他学习很差，也不喜欢军事，但是，他是一个叫人喜爱和容易接近的人。就连他，也被我们的“四个半”打过。斯科里诺立即去找教导队长，向他报告了对我的不公正的处理。

        队长下令叫我去。我相当害怕，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军官们讲过话。我心想：“这一下完蛋了！看来，惩戒营是躲不过去了。”

        我们很少见过队长。只听说过，他因为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官，得过几乎所有的各级乔治十字勋章。战前，他曾经在某地一个枪骑兵团超期服役，任司务长。我们只是有时晚点名时见过他，听说，他由于重伤，现在还有病。

        我很惊奇，我所看到的这个人，眼睛很柔和，甚至可以说很热情，脸也很朴实。

        他问我：“当兵的，怎么啦，兵当得不顾利呀？”并指指凳子让我坐下。我照样站着，不敢坐。他说：“坐下，坐下，不要怕！……你好象是莫斯科人？”

        我回答说：“是的，阁下！”我尽量大声地说清楚每一个字。

        他很温和地对我说：“我也是莫斯科人。入伍前在马里伊诺林场工作，是个木匠。以后就来当兵，看来现在只有献身于军事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道：“当兵的，对你的鉴定很不好呀。坦面写着，你在四个月的受训期间共受到十次处分，你叫自己的排长为‘剥皮’，还用各种不好听的话骂排长。是真的吗？”

        我回答道：“阁下，是真的。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报告的，就赴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都只能够这样做。”

        然后，我向他报告了全部真实情况。

        他仔细倾听了我的申诉，最后说：

        “回排去吧，并且准备考试。”

        我很满意，事情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但是，毕业时我没有得到第一名，而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准军士衔。

        现在，如果要评论旧军队的教导队，那末应当说，一般说来那里的训练搞得不错，特别是队列训练。每一个毕业学员都能熟练地掌握骑术、武器和单兵训练法。许多旧军队的军士在十月革命后能成为红军中精通业务的军事首长，这并不是偶然的。

        至于那里的教育工作，它的基础是强迫纪律。它不教育未来的军士学会用人道的态度对待士兵，也不教育他们深入了解士兵的思想。只追求一个目的，就是把士兵训练成听话的机器。它的纪律，实际上是建筑在惨无人道的基础上的。条令虽然没有规定采用体罚，但是实际上却运用得相当广泛。

        关于俄国军队，已经有人写得很多了，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重复。我只在这里提一下我认为有意义的几点。

        旧的沙皇军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士兵群众和军官之间有隔膜。

        战争期间，特别是在1916年和1917年初，由于大批军官伤亡，便有许多劳动知识分子的代表、有文化的工农、以及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士兵和军士充任军官，这种相互隔阂在营以下分队咆括营）就得到某些改善。但是在各兵团和各军团里，仍然完全未变。那些军官和将官们同土兵群众没有任何的接触，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和他们格格不入。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高级军官和将官们相当普遍地不懂战役学和战术，也使这些指挥官们（除少数人外）在士兵中没有威望。相反地，在中级军官中间，到战争末期曾经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同士兵很接近。这样的指挥官就受到士兵的爱戴和信任，士兵们愿意跟随他们去赴汤蹈火。

        旧军队赖以支持的主要基础是军士，他们负责训练和教育土兵，并且把他们团结到一起。培养担任军士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选中的人再经过专门的教导队的训练。通常这些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都搞得很出色。同时也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在那里只要有点微小的过失，就立即给以纪律处分，施以体罚和侮辱。这样，未来的军士们从教导队毕业时，既受到了良好的军事训练，也学会了根据沙皇军事制度的精神来影响下级的“实际做法”。

        必须指出，各分队的军官们在训练和教育士兵方面是完全信任军士们的。无疑地这种信任对于培养；军士的主动性、首创精神、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都很有利。军士们，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大多数在战斗中都表现出是很好的指挥官。

        我多年的实践证明，哪里上级军官对下级指挥人员不信任，哪里上级军官老是监护着下级指挥人员，哪里就永远培养不出真正的下级指挥人员，因而也不会有好的分队。

        8月上旬，团里下达了关于分配教导队毕业学员去各补充骑兵连的命令。有十五人直接分配去前线——骑兵第10师。我是这十五人名单中的第二名。我对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感到奇怪，我很清楚这是谁干的事。

        当向全队宣读名单时，“四个半”在一旁阴笑，想叫人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他决定的。队里为我们举行了会餐，然后就命令集合上车。我们背上背包，来到集合地点。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列车向哈尔科夫方向开去。

        火车走得很慢，在会让站一等几个小时，因为当时正有一个步兵师往前线开。从前线运回很多重伤兵，卫生列车也停下来为廾往前线的列车让路。从伤兵们那里，我们听到了很多消息。首无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太差。高级指挥官们的名声很坏，士兵们广泛流传说，最高统帅部里有被德国人收买过去的叛徒。士兵的伙食很差。前线传来的消息叫人听了难受，我们都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车厢。

        我们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下车。同时下车的还有骠骑兵英格曼兰德第10团的补充兵员和我们龙骑兵诺夫哥罗德第10团的一百来匹马及其全部装具。卸车快结束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很快隐蔽好，谁能躲在哪里就躲在哪里。敌人一架侦察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一阵，丢下了几个小炸弹以后，向西面飞去。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战斗洗礼。所有补充兵员都成行军队形，由下车地区开往德涅斯特河岸，当时我们师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正驻在该地。

        我们到达部队后，就知道了罗马尼亚已向德国宣战，并将站在俄国方面对德国人作战。还听到传说，我们师很快就要开赴前线，但是，究竟开到哪个地段，谁也不知道。

        9月初，我们师到达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集中，在这里直接参加了战斗，但主要是采用徒步队形，因为地形条件不容许乘马冲击。

        令人不安的消息越来越多。我们军队的损失很大。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战线因而稳定下来。罗军战线的情况也不妙，他们参战前训练较差，装备不足，同德军和奥军头几次交手就遭到沉重的损失。

        士兵的不满情绪增长了，特别是当他们接到家信？知道家乡闹饥荒和遭到严重的破坏以后。其实我们在乌克兰、布科维纳、摩尔达维亚前线附近的农村里见到的情形，就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们在沙皇压迫下所遭受的灾难是何等严重啊！由于沙皇的轻举妄动，工人农民们已经流了两年多的血！士兵们已经懂得，他们如被打成残废和被打死，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今日世界的列强”，为了那些压迫他们的人。

        1916年10月，我很不走运。我和几个伙伴一起组成前方侦察群，在赛耶—雷根接近地进行侦察时，踏上了地雷。有两人受重伤，我也被爆炸气浪从马上掀下来。我在医院里躺了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由于严重震伤，被送到哈尔科夫。

        出院后，我很长时间都感到不舒服，主要是听觉不好。医务委员会把我调到拉格尔村的补充骑兵连，这是我原来所在的骑兵新兵连的朋友们从春天以来驻扎的地方。当然，我对这样的安排很高兴。

        我从骑兵新兵连调到教导队时还是一名新兵，而现在回来时，已经在肩章上多了几条军士衔的杠杠，有了实战经验，胸前也挂上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一枚是因为俘虏一名德国军官被奖给的，另一枚则是因为受震伤发给的）。

        我通过同士兵们谈话了解到，他们都缺乏“闻火药味”的热情，都不要战争。他们想的是别的东西——土地、和平。1916年底，士兵中间关于彼得堡、莫斯科和其它城市工人罢工的消息，越来越多。有人在谈论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在为反对沙皇，争取和平、土地和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现在，连士兵也已开始坚决要求停止战争了。当然，这暂时还只能是秘密的交谈。

        我虽然是军士，士兵们却很信任我，时常找我进行严肃的交谈。当然我那时对政治问题还不很清楚，但是我已经认识到战争只对富人有利，是为统治阶级进行的，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给俄罗斯人民以和平、土地和自由，别人谁也不行。我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士兵灌输这种思想。因为这一点，我常常受到他们的赞扬。

        一个重大事件终于发生了。

        1917年2月27日凌晨，驻扎在拉格尔村的骑兵连突然紧急集合。集合地点就在骑兵连长、骑兵大尉、男爵冯·德·戈尔茨宿舍的附近。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排长是基辅斯基中尉。

        我问他：“中尉先生，我们要开到哪里去？”

        他反问：“你是怎么想的？”

        我说：“士兵们应当知道开往哪里，尤其是，还给我们发了子弹。”

        “那又有什么。子弹会有用的。”

        骑兵大尉、男爵冯·德·戈尔茨来了，我们就没有继续谈下去。这位骑兵大尉是一个能打仗的人。他得到过金质手枪、士兵级乔治十字勋章和许多其它的战斗勋章。但是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对待士兵很凶。士兵们部不喜欢他，怕他。

        全连“立正”。大尉向全连问好。

        男爵冯·德·戈尔茨把全连变成三路纵队后，发出了“快步走！”的口令。骑兵连沿公路向巴拉克列亚城后备骑兵第5团司令部前进。到达团教练场后，我们看到基辅龙骑兵和英格曼兰德骠骑兵都已排成横队等候在那里了。我们连也变换成了连横队。其它部队也快步赶到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快就一切都明白了。操场那边有人举着红旗游行示威。我们连长猛抽一鞭，纵马向团部疾驰而去。其他连长也跟着他去了。这时，从团部走出一群军人和工人。

        一位高个子军人，大声对士兵们讲起话来。他说，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不承认资本家和地主。俄国人民不愿意继续进行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人民需要和平、土地和自由。这位军人在结束自己的简短演说时，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

        谁也没有向士兵发口令。但是，他们从心底里明白他们应当怎样做。四处都响起了“乌拉”的欢呼声。士兵们和游行的工人们混合到一起了。

        隔了不久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骑兵大尉和其他一些军官被士兵委员会逮捕了。这个士兵委员会已走出地下状态，开始合法活动，它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逮捕那些反对革命事业的人。

        各部队奉命返回驻地，等待士兵委员会的命令。团的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布尔什维克雅科夫列夫（很遗憾，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天早晨，他派来一名军官。这位军官来后就命令我们全连集合，选举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和本连士兵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我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当选出席团苏维埃代表的，有中尉基辅斯基、我和第1排的一名士兵。很遗憾，我忘记他姓什么了。我只记得，他和我一样是卡卢加省人，出生在马萨尔斯克村，人们都叫他彼得。

        3月初，在巴拉克列亚城召开了全团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稚科夫列夫通俗易懂地讲解了苏维埃的任务和巩固士兵、工人、农民的团结为继续进行革命而斗争的必要性。我们都衷心地赞成他的讲话。

        接着发言的是一个准尉。开头，他讲得很漂亮，好象很拥护革命。但到了后来就吹捧起临时政府来了，并且主张动员军队去抗击敌人。士兵们对他的发言都表示不满。到了选举团苏维埃成员的时候，大家只选那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立场的人。

        所以，我们团的苏维埃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

        5月，雅科夫列夫同志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以后，团苏维埃就工作得很差了，不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钻进去掌了权，推行拥护临时政府的方针。结果，1917年初秋时有几个分队叛变，跑到彼得留拉方面去了。

        我们骑兵连的主要成分是莫斯科人和卡卢加人。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这个连。我们给士兵发了退伍证明书，并建议他们带上骑枪和子弹。后来听说，大部分士兵的武器都被哈尔科夫地区的反革命拦截队搜去了。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到处在搜捕我，我有好几个星期不得不躲在巴拉克列亚城内和拉格尔村里。

        1917年11月30日，我回到了莫斯科。这里的政权已经在十月间可靠地转到布尔什维克的手里——转到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的手里了。

        1917年12月和1918年1月，我回到乡间住在父母亲那里。休息一段时期以后，我决定加入赤卫队。但是，却在2月初生了重病——得了斑疹伤寒；4月份，又生了回归热。直到半年以后，我才实现了加入红军的愿望，于1918年8月志愿参加了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

        那时，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已着手进行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复员旧军队和建立新的、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同时，还在军队中广泛地开展民主化。各部队的领导权都交给士兵委员会和苏维埃，一切军人权利平等，团以下（包括团）的指挥人员由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因此，从陆海军士兵中和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军官中，选拔了许多有才干的军事组织者。

        正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指出的：“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是公正地研究我国军队在革命时期的情况，谁都会明白，正是军队的全面民主化和承认广大士兵群众选举产生的军队组织的权力，以及人民委员会实行的和平政策，使得各战线军队能够坚持到1918年冬季的中期，并且拯救了国家，避免了军队自发的向后方的退却”。

        1918年1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赞成建立我国武装力量。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其中特别写道：“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实行劳动者武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

        就在这时，1918年1月，彼得堡开始以几百名赤卫队员和彼得堡卫戍区各后备团的士兵，组建红军的第一个兵团。这就是工农红军第1军。就在这时，从彼得堡向西部战线派出了以赤卫队员组成的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约一千人。

        列宁在欢送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我向你们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的志愿人员英雄们表示祝贺，你们一定会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军。”

        接受志愿人员加入红军的制度是这样的：每个志愿人员必须持有士兵委员会、党组织或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其它社会组织的介绍信。如果是整批加入，则要求实行集体保证。工农红军军人享受全面的供给制，此外还发给津贴费。开始每月50个卢布，从1918年年中起，单身的150个卢布，有家眷的250个卢布。1918年春季，红军已有将近20万人，后来志愿人员的来源就慢慢减少了。

        当然，军队实行志愿兵制度是有它的缺点的。例如：缺乏预备兵员，没有训练补充兵员的制度，缺乏实施大战役需要的兵员保障，训练差。

        鉴于这一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专门指令，在全国建立对劳动者实施普遍军事训练的制度（普训制）。每个18-40岁的劳动者应当不脱产地、以96小时学完军事训练课程，并作为兵役义务者进行登记，一旦苏维埃政府发出号召，就立即加入红军。

        俄共（布）中央要求党员们立即开始学习军事。推选指挥员的制度废除了，建立了任命指挥人员的制度，即由军事领导机构从有军事素养的和在战斗中表现较好的人中间任命指挥人员。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红军建设》的决议，表示赞同党和政府为建立正规军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其中特别强调了集中指挥军队的必要性和革命的铁的纪律对于军队的意义。

        代表大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这个制度还在1917年10月就已经开始实行，当时曾经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旧军队的许多部队和军事机关派出过政治委员。这时，军队中的政治委员依靠党的基层组织，负责教育士兵，监督军事专家们的行动，同时也教育红军士兵信任那些忠诚老实的专家。关于政治委员问题，我们准备以后来谈，我现在先指出一点，就是他们通常都是一些无可责难的人，都是一些纯朴诚挚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共产党员。

        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把红军建立在军事科学的基础上，既要利用旧军事专家的经验，同时又要广泛地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指挥干部。各级党组织、工会、贫农委员会、有觉悟的工农群众都在贯彻实施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些决议。

        所以，当我参加红军时，它已有50多万人了。在那困难之年，党关于军事问题的许多决议和大量的实际工作，为苏联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团结了红军陆、海军中的无产阶级的、有政治觉悟的核心，并在尔后的军队建设中继续依靠这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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