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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勤王

        尊血统,还是尊品德,不同的政治立场使南京的新朝廷从开始就带上了党争的色彩,自然而然分成了不同的派别。

        由于崇祯皇帝的太子下落不明,大部分官员一致提出等待太子继承大统,福王只称监国即可。福王答应了,可仅仅过了十二天,他就违背了承诺,登上皇帝的位子,改次年年号为弘光。

        峒曾到达京口时,京口城内正人心惶惶。他听说清朝发兵南下,驻守江北的明朝官兵连连溃败,一路向南逃亡,沿途劫掠百姓。城内已经加强了防卫,哨兵站在瞭望台上遥望江北,探子四处打探最新消息,全城兵丁集合待命。忽然,一名探子看到对岸的瓜洲驶来七艘船,船上人头攒动,立刻发出警报。全城兵丁冲向岸边,奋力击沉了两艘船。之后,人们才发现船上全是从北方逃来的难民,并不是敌兵。

        史可法、钱谦益只能妥协,转而拥戴福王。他们现在是福王的臣子,不能对福王不忠,但对无功受禄的江北四镇将领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弘光皇帝即位后,获得最大权力的是马士英和阮大铖,他俩分任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把持了军事重权。

        精明的商人将搜集到的信息印成小报兜售,有生意头脑的文人将北京的消息写成了小说。在北京陷落后的两三个月内,人们听说了崇祯皇帝殉国前后的很多传闻:

        拥护潞王的是史可法、钱谦益等人,总体属于以社稷为重的正派人士。侯峒曾虽不在朝中,但立场和史可法、钱谦益一致,并不认为福王是入继大统的最佳人选。他的朋友杨廷枢、徐汧和他持有同样的观点。

        京口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属于镇江府,与扬州府的瓜洲一水之隔。京口和瓜洲是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枢纽,是连接长江南北的要冲。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由长江北岸进入南岸的第一站就是京口。

        从三月下旬开始,南北交通阻断,邮递系统瘫痪,邸报和小报都停止了传递。所有从北京传到江南的消息,都比实际发生的时间至少慢十几天。

        福王担任监国,是一种偶然,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两人各有优势和劣势。简单来说,福王是崇祯皇帝的堂弟,与崇祯皇帝的血缘关系更近,但他声名狼藉,有公认的“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缺点;潞王为人处事相对贤明,与他的父亲老潞王两代人都有“轻财急公”的美誉,他是崇祯皇帝的堂叔,与崇祯皇帝的血缘关系更远。

        福王在马士英、阮大铖的建议下,给江北军镇的武将加官晋爵,许诺他们的子孙世袭爵位,获得了四座军镇将领的支持。最终,福王以武力为后盾,战胜了潞王,赢得第一把交椅。

        李自成的炮火攻打紫禁城时,崇祯皇帝陷入绝境,亲手杀死了皇后和公主,随后奔到煤山自缢身亡。

        友人来信告诉峒曾,南京已经迎立了福王监国,他稍感欣慰,江山社稷终于有归属了。

        北京城陷落、崇祯皇帝自缢发生在三月十九,但直到四月中下旬,江南的消息灵通人士才听说李自成攻克了北京城,但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具体发生了什么,崇祯皇帝怎样了,无人说得清。

        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崇祯朝的少数忠义臣子随皇帝殉节,大部分投降了李自成。

        拥护福王的主要是凤阳总督马士英、阉党党羽阮大铖,他俩与福王本无交集,但看出拥护福王是一件“奇货可居”的事,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

        外面流言漫天,确定的消息迟迟不来。峒曾卧在床上,不时给友人写信,打探皇权大统的去向。京口、嘉兴等地的邮递系统断绝,通信变得无比艰难,邸报和小报也难以看到。

        崇祯皇帝殉国的讣告传至江南各县,张贴在城内最显眼的地方。一些平日里不关心政局的乡绅和百姓,至此才知道京城的噩耗。城内的绅民披麻戴孝,到官府跪地匍匐,痛哭哀号。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草拟了一份勤王檄文,分发给江南的官绅士大夫。

        夜幕降临,他俩坐船一路向西,丝毫没有察觉跟踪而来的贪财之徒。下半夜,船驶出十多里地后,两人打算投宿葛隆村,船忽然被盗匪拦截。李宾与一名盗匪扭打起来,另一名盗匪趁机抢夺峒曾身上的银两,峒曾不慎摔入水中。李宾见峒曾落水,抛开盗匪,赶忙跳下船抱住他,几番挣扎后,将峒曾救了上来。

        见到布告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不过捐钱似乎是另一回事。峒曾收到了一些捐款,但是不多,大部分人还在观望。

        峒曾没有打听到更多消息,只能踏上回家的路。他离开京口后,南京都察院御史金声刚刚抵达京口,邀请江南官绅共商勤王大业。苏松巡抚祁彪佳收到夏允彝、陈子龙的信,商讨如何获得北京的确切消息。北京城陷落后,江南大部分官员并不容易看清形势,处于一种“进退莫定”的状态。不容置疑的是,皇帝蒙难,勤王是臣子的首要责任。

        峒曾从京口回到家后,也收到了史可法的信。他把信和勤王檄文贴在嘉定城内,自己写了一份布告。他向嘉定士大夫宣称,如果北京亡国的消息属实,自己一定倾囊捐献,“当效子文之毁家,宁惟卜式之输牛”,以解国家的燃眉之急。他希望城内的士大夫能同仇敌忾,尽力捐助。

        端午节,也就是北京发生剧变的一个多月后,缓缓流动的大运河终于带来了崇祯皇帝自缢的确切消息。

        所有曾经拥护潞王、反对福王的官员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受到新皇帝和、阮二人的排挤。淮扬巡抚路振飞刚布置妥当淮河防守事宜,就被罢官;都御史张慎言批评过福王的缺点,只能告病回乡;史可法一度是福王的主要反对者,他由兵部尚书变成没有实权的礼部尚书,被挤到权力边缘,只能主动放弃官位,离开南京,去江北的扬州督师;钱谦益也曾拥护潞王,他担心自己获罪,及时上疏为马士英歌功颂德,得以保住权力,代替史可法成为礼部尚书。

        在这种分歧下,谁能掌握军权,谁就能夺得决定权。明朝仅存的官军主力是分布在长江北岸的四座军镇,涵盖淮安府、凤阳府、徐州府和庐州府的一部分,分别由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名武将占据。四镇在长江以北形成广阔的缓冲地带,向北可以抵御清朝,向南可以拱卫南京。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国。西北的警报传来,崇祯皇帝下诏全体官员捐助钱财、铜铁、稻米支援官军,但大部分官员借口外出,捐上来的只是些杯具和袍带;

        四镇将领的身份本来就很复杂。拿高杰来说,他本是李自成的同乡,起初加入李自成的队伍,在陕西劫富济贫,得了个外号“翻山鹞子”。他攻打明朝官军时失去了李自成的信任,转而投降明朝,顺便拐跑了李自成的妻子。他投降后几次升官,却喜欢纵兵抢掠,早就受到文臣的指摘。现在,这些品行不端的武将没有建立任何功勋,只因支持福王继位,便受封伯爵,将江南百姓供给朝廷的一大半赋税据为己有,自然引起文臣的不满。

        他筹集了几百两银子——大部分是他自己家的,准备奔赴南京,当面交给史可法。他没有跟母亲龚老夫人告别,只带上家仆李宾悄悄出了门。

        三月,大兵逼近昌平,崇祯皇帝再次号召官民捐助军饷,回应他的是迁都南下的建议。文武百官对于到底要不要迁都,如果迁都,是皇帝留守、太子南下,还是太子留守、皇帝南下,都要争论几番。明朝就在无休止的争论中走向了灭亡。

        不管怎样,崇祯皇帝是为了免于被乱军活捉受辱而自杀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尤其让官民伤感。为皇帝哭丧之后,流言漫天,人人自危,平民百姓四处避难,世家大族开始训练家丁保卫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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