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故事开场的时代，内地的小印刷所还没采用斯丹诺普印刷机和油墨滚筒。安古兰末虽然凭着当地的特产同巴黎的印刷业经常接触，用的始终是木机。俗语把印刷说做“叫机车叹气”，就是从木机来的，这句话现在可用不上了。城里落后的印刷所当时还用皮制的球，给掌车工人蘸了墨涂在铅字上。预备铺纸上印，排满铅字的版子，安放在一个云石做的活动盘上，所以盘子在行话中叫做“云石”。这种机器尽管简陋，埃尔塞弗，柏朗坦，阿尔特和第多，用来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如今遍地都是新式的印刷机了，奚罗姆-尼古拉·赛夏当做宝贝一般的老式工具已经给忘得干干净净，需要我们重提一下才行；因为那些工具在这个重要的小故事中颇有作用。

        赛夏出身是个掌车的。排字工用印刷业的行话称掌车工为“大熊”。他们从墨缸到印刷机，从印刷机到墨缸，来来往往，动作很像关在笼子里的熊，那绰号大概是这样来的。大熊反过来把排字工叫做“猴子”，因为他们忙忙碌碌老在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里捡铅字。在一七九三那个灾深难重的年头，五十上下的赛夏已经结了婚。全国大征兵几乎把所有的工人编入军队，赛夏亏得上了年纪，成了家，逃过兵役。印刷所的老板，也就是行话所谓“傻瓜”，死去不久，遗下一个寡妇，无儿无女，店里只剩一个掌车的赛夏。看来铺子立刻要关门了，孤零零的大熊没法变成猴子，因为他只管印刷，一字不识。一位人民代表急于分发国民议会的皇皇文告，不管赛夏有无能力，给了他一张印刷执照，征用印刷所。赛夏公民收下棘手的执照，拿老婆的积蓄送了一笔补偿费给东家的寡妇，只花一半价钱买进印刷所的机器。可是这不算什么。共和政府的告示要如期交货，一字不能印错。奚罗姆-尼古拉·赛夏正在为难，幸而碰到一个马赛的贵族，怕丢了田地不肯逃亡，又怕丢了脑袋不敢出面，只能找个工作糊口。特·摩公勃伯爵穿上寒伧的工衣，做了内地的印刷监工。某些公民为着隐匿贵族而被处死刑的布告，就是那监工从排字到校对，改校样，一手包办的，再由升任傻瓜的大熊拿去印刷，张贴。他们俩居然太平无事。一七九五年，恐怖的风暴过去了，尼古拉·赛夏不得不另找一位兼做排字，校对和监工的多面手。一个拒绝向政府宣誓的神甫接替特·摩公勃伯爵，直到首席执政恢复天主教为止。神甫在王政复辟时代升为主教，在贵族院和特·摩公勃伯爵坐在一张凳上。尼古拉·赛夏在一八○二年上不比一七九三年时多识一个字，却赚了不少钱，有力量雇一个监工了。以前不在乎前程的伙计，现在叫手下的大熊和猴子见着害怕。贫穷消灭了，啬刻脾气跟着出现。印刷所老板一看到有希望挣家业，发财的念头使他对本行心窍大开，变得又贪心，又猜疑，又精明。他仗着自己的经验，瞧不起理论。他只要眼睛一望，就能按照不同的字体，估出一小页或一整张的价钱。他告诉外行的主顾，大号的铅字成本贵；倘若用小号的铅字，他又说排起来费工。他在本行中一窍不通的是排字，最怕弄错，所以只承接高价的买卖。凡是按时计酬的工人，赛夏都目不转睛的盯着。有什么纸厂周转不灵，他买进便宜的纸张囤起来。因此，那所不知从什么时代起就做印刷工场的屋子，一八○二年时已经是他的产业。赛夏在各方面都交上好运：老婆死了，只有一个儿子。他把儿子送进当地的中学，主要不是给儿子受教育，而是替自己预备后任。赛夏待孩子很严，有心把家长的权威延长时期；放假的日子要他在铅字架上做活，说他应该学会自食其力，将来好报答流着血汗养育他的可怜的父亲。未来的主教离开印刷所的时候，赛夏听着他的指点，在四个排字工人中挑了一个又聪明又老实的人做监工。老头儿的事业从此安排妥当，可以维持到孩子来接管的一天；那时铺子交给一个能干的年轻人，不怕不兴旺发达。大卫·赛夏在安古兰末中学成绩优异。老赛夏虽然是从没有知识没有教育的大熊爬上来的，非常瞧不起学问，却也打发儿子上巴黎研究高等印刷，好不严厉的嘱咐大卫别指望老家的接济，必须在巴黎，据他说是工人的天堂，好好的攒一笔钱；可见送儿子到智慧的国土去留学是他的一种手段，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卫在巴黎一边学印刷，一边进修，完成学业。第多厂的监工成了一个学者。一八一九年年终，他听从父亲的命令回去接管买卖，离开巴黎，从头至尾没有花过父亲一个钱。当时尼古拉·赛夏的印刷所发行一份刊登司法广告的报纸，那是州内独一无二的刊物，另外还承接州公署和主教专区的印件。靠着这三宗买卖，一个活跃的青年不难挣一份大大的家业。

        正在那个时期，开纸厂的戈安得弟兄买下安古兰末的第二张印刷执照。那家印刷厂一向被赛夏利用帝政时代连年战祸，百业萧条的局势，排挤得没有生路；赛夏为了时局，也不曾收买那铺子；这个小算盘竟害得他自己的老印刷所后来一败涂地。当时老头儿听见消息私下欣幸，以为同戈安得弟兄的竞争有儿子来担当，不用自己对付了。他心上想：“我是挡不住的，可是第多厂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准有办法。”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巴不得早日交代，好称心惬意的过活。他对高等印刷固然知识有限，在另一门艺术，工人们说笑话叫做“酒醉学”方面，倒是一个高手。那门艺术，《邦太葛吕哀》的了不起的作者当年很重视，不幸遭到一些“节制会”的摧残，钻研的人一天少一天了。奚罗姆-尼古拉·赛夏不愿辜负他的姓氏，永远口渴得厉害。他对“发酵葡萄”的嗜好多少年来受着老婆约束，只能适可而止。其实那嗜好是出于大熊们的天性，夏朵勃里昂先生在美洲的真熊身上也曾注意到。据一般哲学家的意见，一个人年轻时代的习惯老来会变本加厉。这条规律在赛夏身上证实了：他越老越贪杯。嗜酒的习惯在那张大熊脸上留着标记，使他的长相与众不同：鼻子尽量发展，近乎一个三号大法规的大写A字，布满血筋的面颊像葡萄叶，红里带紫，长着许多小瘤，往往还有细毛点缀；整个脸庞仿佛秋天的葡萄叶包着一只其大无比的鸡寪菌。两道浓眉好比两簇堆着雪花的小树，底下一双小灰眼便是喝醉的时候也很精神，显出一种贪婪成性的狡猾。贪婪把他所有的感情都消灭了，连父子的天性在内。光秃的脑袋四周剩一圈花白的头发，还有点鬈曲，令人想起拉封丹寓言中的芳济会修士。他矮身量，大肚子，像一盏费油而光线不足的旧油灯。一个人无论什么嗜好过了分，都能使身体往原来的方向发展。酗酒同研究学问一样叫胖子更胖，瘦子更瘦。三十年来尼古拉·赛夏老戴着民兵的三角帽；那种帽子当初出过风头，如今在某些内地城市的鼓手头上还看得见。他穿着似绿非绿的丝绒背心和丝绒长裤，棕色的旧大氅，一双花色纱袜，一双银搭扣的鞋子。赛夏这副布尔乔亚服装并不能遮盖他是工人出身，可是同他的嗜好和习惯再合适没有，而且完全表现出他的生活，仿佛那家伙是全身穿扮好了出世的。我们提到葱不能不联想到葱的皮，提到赛夏也不能不联想到他的装束。如果老印刷商不是早已暴露他利令智昏的贪心，单单那次退休的经过也尽够描画他的性格。不管儿子要从赫赫有名的第多厂带回许多学识，赛夏只打算跟儿子做一笔好买卖，这个主意他已经酝酿了多年。老子要赚钱，儿子势必要吃亏。可是在老人心目中，做买卖根本谈不上父子。赛夏先把大卫看做独养儿子，后来认为是当然的受盘人，同老子有利害冲突：他必须高价出盘，大卫必须低价盘进；因此儿子变为一个非制服不可的敌人。从感情转化到自私的过程，在有教养的人总是迂回曲折，慢慢儿来的，还得用虚情假意遮盖；在老熊身上却直截了当，非常迅速；他的行动说明狡黠的酒醉学比高深的印刷术强得多。儿子回家，老头儿拿出精明人欺哄老实人的手段，对他像招待主顾一般亲热，像服侍情妇一般关心：走路扶着他的胳膊，叫他脚下留神，别踩着泥浆；吩咐用人替他暖被窝，生火，预备半夜餐。第二天，尼古拉·赛夏备了一顿丰盛的饭，竭力劝酒，想灌醉儿子；饭后他醉醺醺的说：“咱们谈正经吧？”这句话夹在两个饱嗝儿之间说出来，声音特别古怪，儿子听了要求下一天再谈。老熊平日最会利用醉态，当然不肯放弃这场准备已久的斗争。他说他挑了五十年的担子，一小时都不能再等了。明天就得由儿子来当傻瓜。

        讲到这儿，或许应当说一说厂房的情形。屋子从路易十四末期起就开印刷所，坐落在菩里欧街和桑树广场交叉的地方。内部一向按照行业的需要分配。楼下一间极大的工场，临街一排旧玻璃窗，后面靠院子装着一大片玻璃槅子。侧面一条过弄直达老板的办公室。可是印刷在内地始终是人人爱看的新鲜事儿，顾客宁可走铺面上临街的玻璃门，不怕工场的地基比路面低，进门要走下几级。少见多怪的客人穿过工场里的走道，从来不留心四面八方的障碍。他们望着楼板上吊的绳，晾的纸，像花棚的顶，身子便撞在一排一排的铅字架上，或者被支撑印刷机的铁棍把帽子撂在地下。动作灵活的排字工从铅字架上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里捡字，看一眼原稿，看一眼手里的排字夹，加一根空铅条；来客眼睛瞪着他们，不防地下有大石板压着整令浸湿的纸，绊他们的脚，再不然腰眼撞在纸架的角上；诸如此类的笑话叫一般猴子和大熊乐不可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太太平平的走到办公室。办公室是两个简陋的亭子，在洞窟般的工场的尽里头，紧靠院子；监工和老板各据一方。后院墙上很幽雅的点缀着一些葡萄藤，以老板的名声来说，颇有一种本地风光，动人酒兴。院子尽头，靠着黑魆魆界墙有间破落的偏屋，专为浸纸和整理纸张用的。那儿还有一个水斗，冲洗上印前后的版子，俗语所谓字盘；墨汁和厨房的污水混在一起流出去，赶集的乡下人看了以为真有什么魔鬼在屋内洗脸。偏屋的一边是厨房，另外一边是柴房。正屋最高层只有两个阁楼式的房间，二楼有三间屋子。第一间做了穿堂兼餐室，除去破旧的木扶梯占掉一些地位，同楼下的过弄一样进深；临街有一扇狭长的小玻璃窗，靠院子开一个大圆窗洞。四壁只刷白粉，寒酸简陋，活现出生意人家的吝啬：肮脏的地砖从不擦洗；家具只有三把蹩脚椅子，一张圆桌和一口碗盏柜。柜子两旁都有门，一扇门通卧房，一扇门通客室。门窗全是油腻，变了暗黄色，屋内常常堆着白纸或印好的纸；纸堆上可以看到尼古拉·赛夏的饭后点心，酒瓶，菜盘。卧房装着铅格子镶嵌的玻璃窗，从后院取光；壁上挂的旧毯子和内地在圣体节上挂在屋子外面的一样。房内放一张有栏杆的大床，挂着帐幔，铺一条红呢床罩，附带床几；还有两把虫蛀的大靠椅。两把胡桃木花绸面的单靠，一张旧书桌；壁炉架上面有一只挂钟。这间卧房颇有朴素的古风，一片暗黄色调，原是尼古拉·赛夏的老东家罗佐先生布置的。客室曾经由赛夏太太重新装修，恶俗的门窗跟护壁板全是理发师染假头发用的浅蓝色；白地的糊壁纸画着深褐色的东方景致；家具是六把蓝羊皮面子的单靠，椅背做成竖琴式；两个窗洞上部的半圆形砌得很粗糙，不挂窗帘，望出去可以看到桑树广场全景；壁炉架上没有烛台，没有座钟，没有镜子。赛夏太太不曾装修完就死了，大熊觉得美化屋子不能生利，毫无用处，工程便不再继续。当下尼古拉·赛夏东倒西歪，带儿子进去的便是那间客室；圆桌上摆着一份印刷所的机器生财的清单，那是监工照着他的意思写的。他指着文件对儿子说：

        “孩子，你念吧，”尼古拉·赛夏一双醉眼骨碌碌的望望儿子，望望清单。“我给你的印刷所才呱呱叫呢。”

        大卫拿着清单念道：“一、木机三架，都有铁棍支撑，下装生铁盘……”

        老赛夏插嘴道：“这是我的改良。”

        “……连同一切用具：墨缸，墨球，纸架等等，共值一千六百法郎！”大卫·赛夏念到这儿，放下清单说：“可是爸爸，你的印刷机全是蹩脚货，值不了三百法郎，只好当柴烧。”

        “蹩脚货？……”老赛夏嚷起来，“蹩脚货？……你拿着清单，咱们一块儿下楼，瞧瞧你们发明的烂铁车可抵得上这些久经考验的老机器！你看了才不敢糟蹋这些实惠的印刷机，走起来像驿站上的包车一样，用上一辈子也不要修理。哼，蹩脚货！对，就是这些蹩脚货将来供给你油盐酱醋的！也就是这些蹩脚货在你老子手上用过二十年，使他有力量培植你到今天。”

        老头儿奔下高低不平，摇摇晃晃的旧扶梯，居然没摔跤；他走进过道，推开工场的门，冲向第一架车子。所有的机器都暗中擦抹干净，上了油；两根交叉结实的橡木轴也由学徒擦过了。他指着轴梗说：

        “这样的印刷机还不讨人喜欢吗？”

        车上有一份结婚帖子。老熊放下边框压住纸格，拉过生铁盘，覆上纸格，拉一下轴梗；然后放松绳索，拖开生铁盘，把边框和纸格往上收起，动作灵活，不亚于年轻的大熊。车子开动的时候声音怪好听，赛过鸟儿撞在玻璃窗上飞走的叫声。

        “哪一部英国车子有这样的气派？”老赛夏问儿子，儿子看着呆住了。

        老赛夏奔向第二第三架车子，照样轻松利落的表演了一番。酒鬼眯着醉眼发觉最后一架机器上有个地方学徒忘了收拾，狠狠的咒骂了一阵，扯起衣摆就抹，好比马贩子出售牲口，非把毛儿刷亮不可。

        “就凭这三架车，告诉你，大卫，不雇监工，你好挣九千法郎一年。我以你未来的合伙人名义，反对你改用混账的铁车，磨坏铅字。那英国鬼子——还是法国的敌人呢，——只想让铸字铺发财，亏你们在巴黎对着他的发明大声叫好！哼！你们想用斯丹诺普！得了吧！一架斯丹诺普卖到二千五百法郎，比我三架宝贝车子合在一起差不多要贵两倍，还没有弹性，容易磨坏铅字。我不像你有学问，可是你记住：斯丹诺普跟铅字是死冤家。这三架车还能久用不坏，做的活儿干净整齐，安古兰末人的要求不过如此。铁机也罢，木机也罢，金机银机也罢，不管你用什么车子印刷，反正他们不多付你一个子儿。”

        大卫往下念道：“二、铅字五千斤，华弗拉铸字所出品……”念到华弗拉的名字，第多门下的高足不禁微微一笑。

        “你笑吧，你笑吧！用了十二年，字还簇新。这才说得上铸字专家！华弗拉先生做人规矩，卖出来的字都料子挺硬。依我说，顾客上门次数最少的才是最好的铸字铺。”

        大卫接着念：“估价一万法郎。——可是一万法郎，爸爸，要合到两法郎一斤；第多厂出的西塞罗，全新的才卖一法郎八十生丁。你那些钉头只能当旧铅卖，一斤不过五十生丁。”

        “嘿！你把奚莱先生刻的半斜体字，草体字，圆体字叫做钉头！奚莱在拿破仑时代就开印刷所，造的字要卖六法郎一斤，铜模是头等刻工，我买来才不过五年，好些铅字还是崭新的呢，你瞧！”老赛夏拿下几小格不曾用过的铅字给儿子看。

        “我没有学问，一个字也认不得；不过我知道，奚莱的字体是你第多厂英国体的祖宗。瞧这个圆体字，”赛夏指着一个字架子，捡出一个M来，说道：“这个西塞罗圆体还没用旧呢。”

        大卫发觉同父亲没有商量的余地；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全盘拒绝，只能说一声行或是不行。老熊连晾纸用的绳索都开入清单。最小的木夹子，木板，瓦盆，石板，刷子，统统列在项目之内，像守财奴一般精细。机器生财，连同印刷执照和客户，出盘的价钱总共是三万法郎。大卫心里思忖这桩买卖做得做不得。老赛夏看见儿子对着价钱一声不响，不禁暗暗着急；他宁愿来一场激烈的争论，不喜欢儿子悄没声儿的接受。遇到这一类交易，会争论的才是能干的生意人，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赛夏常说：“对什么条件都点头的人，临到付款总是一个钱也拿不出的。”他一边忖度儿子的心思，一边把办内地印刷所必不可少的破烂用具逐件指出来，带大卫看印零件用的切纸机，上光机，夸它们如何有用如何坚固。

        他说：“工具总是老的好。印刷业的老工具价钱应该比新的贵才对，打金箔的工匠用的家伙就是这样。”

        俗不可耐的铜版，——大V字或大M字四周刻着司婚神，爱神，掀起棺盖来的死人，印戏报用的刻满假面具的大框子，被尼古拉·赛夏逞着酒意说得天花乱坠，好像都是无价之宝。他告诉儿子，内地人的习惯根深蒂固，你给他们最漂亮的东西也不受欢迎。他，尼古拉·赛夏，印过一批历本，比《列埃日人》历本好得多；谁知大家宁可买包糖纸印的《列埃日人》，不要富丽堂皇的新历本。大卫不久自会发觉那些老古董的重要，卖的价钱比花足成本的新花样高得多。

        “唉！孩子，内地是内地，巴黎是巴黎。乌莫镇上来一个人要你印结婚帖子，要不给他印上一个浑身裹着花圈的爱神，只像你第多厂那样单单排一个大写M，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结婚，准会把帖子退回给你。我知道几位第多先生在印刷界大名鼎鼎，可是他们的新花样要一百年之后才能行到内地来。就是这么回事。”

        豪爽的人做买卖总是不行的。大卫天性柔和，动不动不好意思，怕争论，只要受到过分的刺激就让步。他心地高尚，又是被老酒鬼压制惯了，更没法为了金钱同父亲争执；尤其他认为老人家用意极好，那种贪心是表现掌车工人对他的工具有感情。可是尼古拉·赛夏当初向罗佐寡妇盘进印刷所，统共只花一万法郎，付的还是革命政府的钞票；机器用到现在开出三万法郎价钱，显然太过分了。大卫说：

        “爸爸，你这是要我的命了！”

        “我生你出来的人要你的命？……”老酒鬼朝着晾纸的绳索举起手来。“那末，大卫，执照你估多少钱？每行广告收费五十生丁的报纸又值多少钱？上个月单靠这门独行生意就有五百法郎收入！孩子，你去翻翻账簿，看看州公署的公告和登记通知，市政府跟主教专区的印件，一共有多少出息！你真是个不想发财的饭桶。将来送你到玛撒克那样的好庄园上去的马，你还要讨价还价！”

        清单之外附着一份爷儿俩合伙经营的契约。只花六千法郎买进的屋子，慈爱的父亲租给新店，每年收一千二百法郎租金；顶楼上的两间房，老人留下一间自用。在大卫·赛夏不曾付清三万法郎之前，铺子的盈利父子各半均分；等款子交割清楚，大卫才算印刷所的独资老板。大卫估计一下执照，营业额和报纸的价值，根本不计算生财，觉得盘进铺子的本钱不难付清，便接受了父亲的条件。老头儿见惯乡下人的刁猾，又不懂巴黎人的大算盘，看见事情这样快就定局，好生奇怪。

        他私下想：“难道儿子在巴黎发了财吗？还是他打算不付钱？”老赛夏存着这种心盘问大卫可曾带钱回家，想要他拿出来作为定洋。父亲追根究底，引起了儿子的疑心。大卫咬紧牙关，不肯透露一点消息。第二天，老赛夏叫学徒把家具搬上三楼，预备托回到乡下去的空车装回去。二楼的三间房，四壁皆空的交给儿子，印刷所也移交了，可不给他一个生丁开发工钱。大卫央求父亲以合伙人的身份拿出些股本来共同经营，老印刷工只管装傻。他说交出印刷所就是交了股本，不用再出钱。等到儿子说出一番批驳不倒的道理来，老赛夏回答说，他向罗佐寡妇盘进印刷所的时候，就是赤手空拳干起来的。他是个无知无识的可怜的工人，尚且能白手成家，第多门下的高足当然更有办法。何况做爷的辛辛苦苦让大卫受到教育，挣了钱，如今大卫正好拿出来用。

        “你挣的工钱派了什么用场？”隔天儿子一声不出，问题悬而不决，这时老赛夏又来逼他，想探明真相。

        大卫气愤愤的回答：“我不要吃饭吗？不要买书吗？”

        大熊说：“啊！你买书？那你做买卖一定亏本。买书的人不相宜印书。”

        大卫看见父亲不顾做父亲的身份，难堪极了。吝啬的老人为了拒绝出资，搬出一大堆卑鄙的，叹穷诉苦的生意话作理由，大卫只得听着。他把痛苦往肚里咽，眼看自己孤零零的，毫无依傍，没想到父亲是个市侩。幸而他抱着哲学家式的好奇心，想趁此摸清老人家的性格。大卫说他从来没要求清算母亲的遗产；即使那笔产业不能抵充盘进印刷所的本钱，至少可以做爷儿俩合伙经营的开办费。

        老赛夏回答说：“你娘的财产吗？她的财产是她的聪明和相貌！”

        听了这句，大卫把父亲完全看透了；除非打一场没结没完，又费钱又丢脸的官司，休想叫父亲摊出清账，交代娘的遗产。有骨气的大卫明知履行父亲合同上的条件非常吃力，还是接受了这副重担。

        他心上想：“好好的干就是了。就算我苦一点，老头儿也是苦过来的。再说，我卖力也还是为我自己。”

        儿子不做声，父亲看着不大放心，便说：“我给你留下一件宝贝呢。”

        大卫问什么宝贝。

        “玛利红，”父亲回答。

        玛利红是个乡下出身的胖姑娘，印刷所里少不了的助手。她管浸纸，切纸边，做饭，洗衣，上街跑腿，从车上卸纸，洗纸格，到外边去收款。如果玛利红认得字，老赛夏还会要她排字呢。

        父亲动身了，一路走到乡下。他虽则借着合伙的名义出盘了印刷所，十分高兴，却也担心将来怎么收款。先是着急交易做不成，接下来总是着急款子没有着落。所有的情欲本质上都会自欺欺人。那家伙一向认为读书无用，此刻偏要相信读书的影响：儿子受过教育，必定讲信用，赛夏把三万法郎寄托在这一点上。大卫既是有教养的青年，准会埋头苦干，偿还父亲的钱；他有知识，不怕想不出办法；看他心地那么好，决不至于赖债！许多父亲做了这一类的事，还相信一切是为儿子好；老赛夏回乡那天，走到他葡萄园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葡萄园坐落在玛撒克村上，离开安古兰末十二里。前任的业主在村上盖着一所漂亮的屋子。庄园自从一八○九年老熊买进以后，每年有所扩充。赛夏花在印刷机上的心血，如今转移在榨葡萄机上；而且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在葡萄园中混过多年，也很内行了。

        从前他整天守着工场，现在整天守着葡萄园。告老回乡的第一年，赛夏老头在绑葡萄的桩子中间愁眉不展。意想不到的三万法郎使他飘飘然，比喝醉酒还舒服，他老是在想象中摩挲那笔钱。越是非分之财，越是急于到手，因此他放心不下，常常从玛撒克赶往安古兰末，爬上石扶梯，攀登那高踞在山岩上的城市，走进工场，瞧瞧儿子是否能应付。印刷车还在老地方，独一无二的学徒戴着纸帽正在擦纸格上的油腻。老熊听见一架车格吱格吱叫着，印什么请帖之类，他认得他的老铅字，看见儿子和监工各自在亭子里念一本书，只当他们看校样。和大卫一同吃过饭，老赛夏回到玛撒克，始终牵肠挂肚。吝啬和爱情一样有先见之明，对未来的事故闻得出，猜得到。赛夏在工场里看到机器会出神，想起他赚钱的年月；现在离开了工场，葡萄园主照样感觉到儿子精神懒散，叫人担忧。他害怕戈安得弟兄的名字，眼看“赛夏父子”的招牌被他们压下去了。总之，老头儿觉得风头不对。这个预感是不错的，赛夏铺子已经走上背运。可是守财奴有守财奴的神道保佑。那神道利用一些意想不到的局面，把重价出盘铺子的钱送进酒鬼的荷包。现在得解释一下，明明可以办得发达的赛夏印刷所怎么会败下去的。

        大卫既不理会王政复辟以后宗教对政府的影响，也不理会进步党的势力，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采取了最要不得的中立。在他的时代，内地的生意人必须态度鲜明才有主顾，在进步党和保王党的客户之间只能挑选一个。大卫受着爱情牵缠，一心想着科学，又是天性高尚，不会像真正的生意人那样唯利是图，也就不去研究内地企业和巴黎企业的差别。细微的分歧在巴黎的大浪潮中是看不见的，在州府里却非常突出。戈安得弟兄附和政府党的论调，经常进大教堂，亲近教士，故意要人知道他们守斋；社会上需要宗教书的时候赶紧重印，在利润优厚的生意上占了先，还诬蔑大卫是进步党人，无神论者。他们说，你怎么能照顾大卫的买卖呢？爷是九月党人，拿破仑党人，又是酒鬼，又是守财奴，早晚有大批金银传给儿子。他们弟兄俩可是穷得很，家累又重，比不得大卫是单身汉，将来还是大富翁，当然可以随心所欲。诸如此类的话说了很多。州公署和主教公署受到这些责备大卫的议论的影响，把印刷的业务给了戈安得弟兄。不久两个贪心的同行看见大卫没精打采，愈加放胆，也办了一份刊登广告的报纸。赛夏老店只有一些零星活儿可做，广告收入也减少一半。戈安得铺子靠宗教书和灵修册子赚饱了，想垄断本州的广告和司法公告，向赛夏父子提议收买他们的报纸。种葡萄的老人看着戈安得铺子营业蒸蒸日上，早已恐慌，一听见大卫报告这个消息，从玛撒克直奔桑树广场，来势之快好比乌鸦闻到了战场上的死尸味儿。

        他对儿子说：“你别管，让我来对付戈安得弟兄。”

        老头儿马上看出戈安得弟兄的用心，他眼光深刻，叫他们大吃一惊。他说他儿子险些儿做出糊涂事来，幸亏他拦住了。——我们出让了报纸，还有什么主顾？诉讼代理人，公证人，所有乌莫镇上做买卖的，将来全是进步党；戈安得弟兄阴损赛夏爷儿两个，说他们是进步党，正好替赛夏铺子预备后路，日后进步党人的广告还是照顾赛夏铺子的！出让报纸？还不如连机器执照一齐脱手。因此他要把印刷所盘给戈安得弟兄，讨价六万法郎，免得儿子破产；他喜欢儿子，他要保护儿子。一般乡下人凡事推在老婆身上，这个种葡萄的凡事推在儿子身上：不是儿子不肯这样，便是儿子定要那样，逼戈安得弟兄逐渐让步；他花了一番气力，两个戈安得终于答应出两万两千法郎收买《夏朗德时报》。条件是大卫不得再发行任何报刊，否则赔偿三万法郎损失。赛夏印刷所做的这笔交易，等于自杀；种葡萄的却满不在乎。犯过盗窃，下一步总是凶杀。老头儿打算用出卖报纸的收入抵充他出盘铺子的钱；只要能到手这笔款子，他情愿牺牲大卫，尤其这讨厌儿子对这笔横财也有权利分去一半。慷慨的父亲放弃印刷所，算是补偿大卫；一千二百法郎的房租照旧维持。报纸让给戈安得弟兄以后，老人难得进城，推说年纪大了；其实印刷所已经不是他的产业，他不再关心。只是几十年来对老机器的感情一时不能完全消灭。他有事上安古兰末而回到老屋子去的时候，到底是为了他的木机呢，还是为了儿子，我们很难断定。他向儿子催讨房租不过是个形式。赛夏的监工如今在戈安得弟兄手下做活，他知道那老子为什么这样大方，说老狐狸有心让大卫积欠房租，一朝大卫有事，老头儿可以凭着优先债权人的资格出来干预。

        大卫·赛夏荒废业务的原因正好说明这年轻人的性格。他接手老家的印刷所几天以后，遇到一个中学时代的朋友，正穷得走投无路。大卫的朋友那时大约二十一岁，名叫吕西安·夏同，父亲是共和政府时代因伤退职的军医。夏同老先生为着兴趣改做化学家，碰巧在安古兰末开着一家药房。他做了多年的科学研究，发明一种有利可图的药品，去世之前正在作必要的准备。他想治疗各种类型的痛风症。那是有钱的人害的病。有钱的人要恢复健康总是不惜重价的。因此药剂师在想到的许多计划中独独挑出这个问题来解决。在经验与科学之间，夏同懂得唯有科学能保证他发财。他研究痛风症的各种原因，根据某种摄生的办法使他的药物能适应不同的体质。最后他上巴黎去要求科学院鉴定，不料死在巴黎，研究的成果就此埋没了。他在世的时候自以为家业有望，对儿子和女儿的教育一点不肯疏忽，把药房的盈利统统花在家用上，弄得孩子们在他身后一贫如洗，更不幸的是一切教养都是为美丽的远景准备的，父亲一死，这远景也跟着消灭。替夏同治病的是有名的台北兰医生，眼看他临终又急又恨，浑身抽筋。夏同这股雄心主要是为了热爱妻子。她是吕庞泼莱家硕果仅存的一个后代，一七九三年时被夏同像奇迹一般从断头台上救下来的。军医为了拖延时日，不征求姑娘同意，谎报她怀着身孕。他想法取得和那姑娘结亲的权利，同她结了婚，虽然彼此都穷。他们正如一般凭爱情结合的父母，生的两个孩子和母亲一样美丽无比，而美貌和贫穷凑在一处往往是最不幸的遗产。丈夫的希望，工作，绝望，深深的印在夏同太太心里，美丽的面貌大大的改了样；境况逐渐艰苦，她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可是她和孩子们的勇气完全能抵抗他们的厄运。药房设在安古兰末近郊最大的市镇，乌莫的大街上；可怜的寡妇出盘铺子的钱只能收三百法郎利息，还不够养活她一个人。她和她的女儿不觉得贫穷可耻，自愿做工度日。母亲服侍产妇，有钱人家看她举止文雅，特别喜欢雇用她；她吃了人家的饭，拿一法郎一天的工钱。母亲唯恐这样降低身份使儿子难堪。在外改称夏洛德太太；要雇用她的人都向盘进夏同药房的卜斯丹先生接洽。吕西安的妹子在专洗上等衣服的普利欧太太店里做活，一天挣七十五生丁；她管理女工，在工场里的地位比一般女工略为高一些。普利欧太太做人规矩，在乌莫镇上很受尊重，跟夏同家是邻居。母女俩微薄的工资，加上三百法郎利息，每年大约有八百法郎，供给三个人的吃住衣著。他们尽量节省，才勉强维持，而且那些进款几乎全部花在吕西安身上。夏同太太和女儿夏娃对吕西安的信心，不亚于穆罕默德的老婆对丈夫的信心，样样都肯为吕西安的前途牺牲。可怜的一家住在乌莫，屋子是花很少的钱向夏同的后任租的，坐落在后院尽头，配药间的楼上。吕西安住着顶楼上的一个破房间。他在热爱自然科学的父亲鼓励之下，开始也走这条路，是安古兰末中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大卫·赛夏毕业那年，吕西安正好进三年级

        两个老同学碰巧相遇的时候，吕西安熬苦不住，正想走极端，这是二十岁左右的人常有的念头。大卫提议教吕西安学做印刷监工，很慷慨的送他四十法郎一月，把他从绝望中救了出来；其实大卫的铺子根本不需要监工。中学时代的交情恢复以后，命运的相似和性格的不同使两人的关系愈加密切。他们俩的头脑不难挣上好几份家私，聪明才智比得上第一流的人物，事实上却屈居人下。命运的不公道成为他们之间有力的联系。并且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出发，都热爱诗歌。吕西安预定的专业是高级的自然科学，但他热烈向往文学的声名；沉思默想的大卫天生宜于作诗人，趣味却倾向严格的科学。志趣的交错使他们俩情投意合。不久吕西安告诉大卫，他的父亲在应用科学方面有过哪一些卓越的见解；大卫向吕西安指出，要在文坛上成名致富应当走哪一些新路。两个青年在短时期内的友谊，只有刚刚脱离少年时代的人才会那么热烈。不多几日，大卫见到美丽的夏娃，凭着他忧郁深思的性格，一见生情。祈祷文上说的海枯石烂，永矢勿渝的话，往往被一般无名的大诗人当作格言；他们的辉煌的诗篇是在两个人的心中产生的，也是隐藏在两个人的心里的。等到大卫发觉吕西安的母亲和妹子寄托在诗人身上的希望，知道了她们的盲目的热诚，更觉得能接近夏娃，参与她的希望，分担她的牺牲，十分快慰。因此大卫对吕西安视同手足。正如极端派的保王党比王上还要激烈，大卫比母亲和妹子更相信吕西安的天分，像母亲宠孩子一般的宠他。两人因为缺少资金，一筹莫展，常常像所有的年轻人那样左思右想，要找一条致富的捷径，把捷足先登者已经采摘一空的果树使劲摇撼还是找不到果子。有一回谈话中间，吕西安想起父亲提过两个计划：一个是采用新的化学药品，制糖的成本可以减低一半；另外一个计划是用美洲的一种植物造纸，近乎中国人用的原料，成本非常便宜，可以把纸价减低一半。大卫知道这问题重要，曾经在第多厂引起辩论，便抓住这个主意当作生财之道；又认为吕西安指出这条路来，变了他永远报答不尽的恩人。

        谁都看得出，两个朋友的主要思想和精神生活使他们完全不宜于管理一个印刷所。戈安得弟兄成为主教专区的承印商和出版者，又是本州今后独一无二的报刊——《夏朗德时报》的业主，每年有一万五到两万法郎的营业；小赛夏的印刷所每月勉强做到三百法郎，除了付监工的薪水，玛利红的工资，捐税，房租，大卫一个月只到手上一百法郎。换了勤谨巴结的人，准会添一批新铅字，买几架铁机，用便宜的印刷工价向巴黎的出版界兜揽生意；这位老板和他的监工却一心一意在学问上做功夫，看见还有最后几家客户的生意就满足了。戈安得弟兄终究摸清大卫的性情脾气，不再毁谤；他们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让那家印刷所苟延残喘，维持一个不上不下的局面，免得落在一个精明强干的同行手中；他们自动把零件生意介绍给大卫的铺子。可见只因为竞争的人算盘精明，大卫在生意上还能存活，他自己可并不觉得。戈安得对于他们所谓大卫的“怪脾气”暗暗欣幸，表面上对待大卫很公道、很正直，其实他们的行事和驿车公司差不多，为了防止竞争，自己开出新公司来假装有人抢生意。

        赛夏屋子的外表同内部的寒酸简陋完全一致，老熊从来没修理过什么。日晒雨淋，天时不正，过道的门像老树干，布满不规则的裂痕。虫蛀的屋顶盖着法国南方通行的凹瓦；门面造得很坏，砖石并用，杂乱无章，似乎吃不消屋顶的压力，往下沉了。虫蛀的窗槅子装着高大的护窗板，因为天气热，外面加上厚实的横闩。开裂得那么厉害的屋子，安古兰末城里很难找出第二所；要没有三合土的粘力，早已支持不住。两头亮，中间黑的工场，壁上全是招贴，下半截经过工人们三十年来的摩擦，变了棕色；楼板上吊着绳索，地下堆着纸张，放着几架旧机器，压纸的石板，一排排的铅字架；工场尽头，两边两个小亭子，老板和监工各据一方：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景象，就能体会到两个朋友的生活。

        一八二一年五月初，有一天下午两点光景，四五个工人离开工场去吃饭，大卫和吕西安正站在通后院的玻璃门后。学徒关上临街那扇装着小铃的门，大卫仿佛受不住纸张，墨缸，印刷机和旧木料的气味，把吕西安拉往后院。两人坐在葡萄棚下，地位正好望得见工场里是否有人进来。阳光在葡萄藤中闪烁浮动，笼罩着两个诗人，有如神像背后的光轮。那时，两种个性两副面貌的对比格外显著，给大画家看了准会技痒。长相像大卫那样的人注定要作剧烈的斗争，不管是轰轰烈烈的斗争还是无声无息的斗争。宽广的胸部，结实的肩膀，同各部分都很丰满的身体完全配合。肥胖的脸上血色很旺，带些紫色，脖子粗壮，一大堆乌黑的头发：粗看像波阿罗赞美的那种教区委员；可是你复看一下他厚嘴唇上的皱纹，下巴上的窝儿，方鼻子的模样，鼻子两半边的骚动的表情，尤其那双眼睛，不难发觉他有一股专一的爱情在不断燃烧，还有思想家的智慧，忧郁而热烈的性情；他的头脑能纵览全局，又能洞察幽微，分析的能力使他对纯粹空想的乐趣容易感到厌倦。脸上有天才的闪光，也有火山脚下的灰烬；使他深深感觉到自己在社会上毫无地位，所以脸上看不出一点儿希望；多少杰出的人都是为了身世低微，没有财产而压在底下的。虽然印刷和知识密切相关，大卫却讨厌他的行业。这个身体笨重的西兰纳陶醉在诗歌和科学中间，借此忘掉内地生活的苦闷。在这样一个人物身边，吕西安的优美的姿势真像雕塑家设计的印度酒神。他脸上线条高雅，大有古代艺术品的风味：希腊式的额角和鼻子，女性一般的皮肤白得非常柔和，多情的眼睛蓝得发黑，眼白的鲜嫩不亚于儿童。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栗色的睫毛很长，腮帮上长着一层丝绒般的汗毛，色调正好同生来鬈曲的淡黄头发调和。白里泛着金光的太阳穴不知有多么可爱。短短的下巴颏儿高贵无比，往上翘起的角度十分自然。一口整齐的牙齿衬托出粉红的嘴唇，笑容像凄凉的天使。一双血统高贵的漂亮的手，女人看了巴不得亲吻，随便做个动作会叫男人服从。吕西安个子中等，细挑身材。看他的脚，你会疑心是女扮男装的姑娘，尤其他的腰长得和女性一样，凡是工于心计而不能算狡猾的男人，多半有这种腰身。这个特征反映性格难得错误，在吕西安身上更其准确。他的灵活的头脑有个偏向，分析社会现状的时候常常像外交家那样走入邪路，认为只要成功，不论多么卑鄙的手段都是正当的。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必有许多不幸，其中之一就是对善善恶恶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懂得。

        两个年轻人因为处的地位特别低，愈加用自命不凡的态度批判社会；怀才不遇的人要报仇泄愤，眼界总是很高的。他们的结局因之比命中注定的来得更快，灰心绝望的情绪也更难堪。吕西安书看得不少，作过许多比较；大卫想得很多，思考很多。印刷商尽管外表健康，粗野，却秉性忧郁，近于病态，对自己取着怀疑的态度；不比吕西安敢作敢为，性情轻浮，胆量之大同他软绵绵的，几乎是娇弱的，同时又像女性一般妩媚的风度，毫不相称。吕西安极其浮夸，莽撞，勇敢，爱冒险，专会夸大好事，缩小坏事；只要有利可图就不怕罪过，能毫不介意的利用邪恶，作为晋身之阶。这些野心家的气质那时受着两样东西抑制：先是青春时期的美丽的幻想，其次是那股热诚，使一般向往功名的人先采用高尚的手段。吕西安还不过同自己的欲望挣扎，不是同人生的艰苦挣扎，只是和本身的充沛的精力斗争，不是和人的卑鄙斗争；而对于生性轻浮的人，最危险的就是卑鄙的榜样。大卫惑于吕西安的才华，一边佩服他，一边纠正他犯的法国人的急躁的毛病。正直的大卫生来胆小，同他壮健的体格很不调和，但并不缺少北方人的顽强。他虽然看到所有的困难，却决意克服，绝不畏缩；他的操守虽然像使徒一般坚定，可是心地慈悲，始终宽容。在两个交情悠久的青年之间，一个是对朋友存着崇拜的心，那是大卫。吕西安像一个得宠的女子，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大卫也以服从听命为乐。他觉得自己长得笨重，俗气，朋友的俊美已经占着优势了。

        印刷商心上想：“牛本该耐性耕种，鸟儿才能无忧无虑的过活。让我来做牛，让吕西安做鹰吧。”

        两个朋友把前途远大的命运连在一起，大约有三年光景。他们阅读战后出版的文学和科学的名著，席勒，歌德，拜仑，华尔特·司各特，约翰-保尔，贝尔才里于斯，大维，居维埃，拉马丁等等的作品。他们用这些融融巨火鼓舞自己，写一些不成熟的作品做尝试，或者开了头放下来，又抱着满腔热诚再写。他们不断的工作，青春时期的无穷的精力从来不松懈。两人同样的穷，也同样的热爱艺术，热爱科学，忘了眼前的苦难，专为未来的荣名打基础。

        那天印刷商从口袋里掏出一册十八开本的小书，说道：“吕西安，你知道巴黎寄来什么书？让我念给你听。”

        大卫能够像诗人一样的朗诵，他念了安特莱·特·希尼埃的两首牧歌：《奈埃尔》和《年轻的病人》，还有那首纯粹古风的关于自杀的挽歌，以及讽刺诗中的最后两首。

        吕西安不住的叹道：“想不到安特莱·特·希尼埃是这样一个人物！”等到大卫感动得不能再念，吕西安把诗集接过去的时候，又说了第三遍：“真是望尘莫及！”他看到序文的签名，说道：“原来发现这诗人的也是个诗人！”

        大卫道：“写了这部集子，希尼埃还自以为没有写出一点值得发表的东西。”

        吕西安念了那首悲壮的《盲人》和几首挽歌；读到“要是他们不算幸福，世界上哪儿还有幸福？”不由得捧着书亲吻。两个朋友哭了，因为他们都有一股如醉若狂的爱情。葡萄藤的枝条忽然显得五色缤纷；破旧，开裂，凹凸不平，到处是难看的隙缝的墙壁，好像被仙女布满了廊柱的沟槽，方形的图案，浮雕，无数的建筑物上的装饰。神奇的幻想在阴暗的小院子里洒下许多鲜花和宝石。安特莱·特·希尼埃笔下的加米叶，一变而为大卫心爱的夏娃，也变为吕西安正在追求的一位贵族太太。诗歌抖开它星光闪闪的长袍，富丽堂皇的衣襟盖住了工场，猴子和大熊的丑态。两个朋友到五点还不知饥渴，只觉得生命像一个金色的梦，世界上的珍宝都在他们脚下。他们像生活波动的人一样，受着希望指点，瞥见一角青天，听到一个迷人的声音叫着：“向前吧，往上飞吧，你们可以在那金色的，银色的，蔚蓝的太空中躲避苦难。”那时，大卫从巴黎招来的学徒，赛里才，推开工场通后院的小玻璃门，让进一位生客。客人依着学徒的指点向他们俩一边行礼一边走过来。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本子，对大卫说：“我有部论文打算出版，请你估一估价钱。”

        大卫不看本子，就回答说：“我们不印大部头的手稿，先生还是去找戈安得弟兄吧。”

        吕西安接过手稿，说道：“我们有一副挺漂亮的字体，可能用得上。最好把作品留下，让我们估价，请你明天再来。”

        “阁下莫非就是吕西安·夏同先生？……”

        “是的，先生，”监工回答。

        那位作家说：“先生，我能遇到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诗人，高兴极了。我是特·巴日东太太介绍来的。”

        吕西安听到那名字，脸红了，含含糊糊说了几句感谢特·巴日东太太关切的话。大卫注意到朋友的发窘和脸红，让他去招呼客人。客人是个乡下绅士，写好一部讨论养蚕的书，为了虚荣想印出来给农学会的同道拜读。

        乡绅走了，大卫问：“喂，吕西安，难道你竟爱上了特·巴日东太太吗？”

        “爱得像发疯一样！”

        “可是你们受着成见的阻隔，比她在北京，你在格林兰还要离得远。”

        “情人的意志什么都能克服，”吕西安低下眼皮说。

        “那你会忘记我们的，”夏娃的胆怯的情人说。

        吕西安嚷道：“相反，也许我为了你，把我的爱人牺牲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虽然那么爱她，虽然为着种种利益想在她家里左右一切，可是我告诉她，我有个朋友才具比我高，将来准是了不起的人物，名叫大卫·赛夏；她要不招待我这个朋友，我的兄长，我从此不见她了。等会我回家去等她答复。尽管她今晚请了全体贵族来听我朗诵诗歌，倘使拒绝我的要求，我永远不再踏进特·巴日东太太家的大门。”

        大卫抹了抹眼睛，和吕西安热烈握手。钟上正好敲六点。

        吕西安忽然说：“我再不回去，夏娃要急了，再见吧。”

        说完他溜了，让大卫独自在那儿激动；一个人只有在那个年纪上才能充分体会这种情绪，尤其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两个青年诗人的翅膀还没有被内地生活斩断。

        大卫望着吕西安穿过工场走出去，叹道：“心肠多好！”

        吕西安回乌莫，走的是菩里欧的美丽的林荫道，麦市街，出圣·比哀门。他挑这条最远的路线，可知特·巴日东太太家就在这段路上。吕西安觉得从那位太太的窗下经过，即使她不知道，心里也非常快乐，两个月来他回乌莫不走巴莱门了。

        到了菩里欧的树荫底下，他凝神望了望安古兰末和乌莫之间的距离。当地的风俗习惯筑起一道精神上的界墙，比吕西安走下去的石梯更不容易跳过。在府城和城关之间，雄心勃勃的青年靠着声名做吊桥，不久才闯进巴日东的府第；此刻他心中焦急，不知道情人如何答复，正如得宠的人作了得寸进尺的试探，唯恐失去主子的欢心。凡是分作上城和下城的地方都有些特殊的风俗，不知道那风俗的人一定觉得上面的一段话意思不大清楚。并且讲到这儿也该介绍一下安古兰末，帮助读者了解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巴日东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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