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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不是生活?

        许多年以前,我曾接到一位编辑——负责编写新版著名百科全书的编辑——的来信,信的内容是让我就“短篇小说”这一词条谈谈自己的想法。

        这让我很吃惊,内心也得到一些被人追捧的骄傲,但我还是婉言拒绝了。因为在进行词条编写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够做到绝对公正,哪怕我自己本身也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作者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或者用最合适的方式来写,或者换用其他方式来写。用最合乎自己个性的方式来进行小说写作几乎是每个作家的首选,哪怕小说的写作方式如此众多。为了避免出现偏见,我想,找从未写过小说的文人来编写百科全书这一词条才是最合适的。

        举个例子,亨利·詹姆斯曾写过多部小说,而且深受品位高雅的读者的赞赏。读者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我认为,只要见过亨利·詹姆斯本人且读过他小说的人都会被他打动。因为在你的印象中,亨利·詹姆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仁慈、宽容而厚道、魅力无限,非常容易自我满足且乐于招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性格通过他啰唆而杂乱、重复而难懂以及矫揉造作的作品就能反映出来,这也是你们能够接受他的原因。但我对他的小说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他小说里面的情节完全不能让我信服。为了长大后能更好地读他爸爸写的书,一个母亲宁可让她的孩子死,也不愿意让她那尝尽白喉折磨的孩子康复,你能相信吗?我想任何一个能想象得到这种病痛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是取自小说《“拜尔特拉菲奥”的作者》中的情节。

        我想,亨利·詹姆斯对普通人的生活根本就一无所知,他所塑造出来的都是一些既没有生殖器也没有大肠的人。在他的小说中,有涉及对文人的描写,有些人对此提出异议——事实上,文人墨客并不是你所写的那样。

        亨利·詹姆斯对此继续反驳:“我笔下的文人比现实中的更美。”或许在他眼里,自己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然,我也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是这部小说在他看来一定非常恐怖。例如一位贵妇曾接到马蒂斯的一幅画作,画的是一位全裸的女人,贵妇看后立即变了脸,表情慌张:“不,女人不是这样的!”马蒂斯却这样回道:“夫人,这是绘画,并不是女人。”以此类推,如果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受到人们的质疑——脱离生活,那他一定会说:“这只是小说,并不是生活。”

        在《大师的教训》——一部小说集的序言中,亨利·詹姆斯就这个问题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非常清楚。这本书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我读了三遍也不能确信自己能通晓其意。

        我按照自己的看法把其中的要点分析如下:在总是面对“痛苦与无聊的生命时”,作家所想到的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去逃避或者去抗争”;而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很难找到,所以通过内心来塑造便成了这类例子的主要来源。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作家们会赋予这些人物一些人类的共性,但偶尔会出现作者给予人物的个性与人物本身完全不符,这便是作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需要任何人认可。

        德斯蒙·麦卡锡每次来里维埃拉拜访我,我们都会聊起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而且一聊就是很长时间。在我的印象中,德斯蒙·麦卡锡不仅仅是一位迷人的好朋友,而且是一位言辞犀利的评论家;因此,尽管与之前相比我的记忆力大大减退,但这一点从未忘却。他还有一个令其他评论家望尘莫及的优势——涉猎广泛且通达世事。他对音乐以及造型艺术并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的评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由于精于世故且知识渊博,他给出的评论往往是一字千金的。

        有一次,我们吃完晚饭后坐在客厅里闲聊,我非常鲁莽轻率地说道:“虽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在细节上非常精巧,但是大多数都是非常普通的,并不怎么突出。”作为亨利·詹姆斯的忠实粉丝,德斯蒙立即提出反对意见。于是我便即兴写了一篇叫作《亨利·詹姆斯风格的代表》的小说——只是为了戏弄他,情节是这样的:在朗兹广场的一座美宅中,住着毕林普上校和他的太太。今年冬天,他们有一段时间是在里维埃拉度过的,在那里他们认识了一位富有的美国朋友——布莱莫顿·费舍(犹豫了一会儿编出了这个名字)。费舍一家不但盛情地款待了他们,而且还邀请他们一起去艾克斯、拉摩托拉和阿维尼翁远足,并且执意承担所有费用,出手极为阔绰。回到英格兰之后,为了回报费舍夫妇的热情款待,毕林普夫妇热情邀请大方、慷慨的美国朋友来伦敦游玩。一天早上,毕林普太太从《晨报》上得知布莱莫顿·费舍夫妇已经抵达了伦敦,并且住在布朗酒店。正在他们商量如何款待客人的时候,一位朋友恰巧来他们这里喝茶。他叫霍华德,同样是居留海外的美国人,对毕林普太太始终有着柏拉图式的爱情。他对毕林普太太的追求不是很迫切,当然,毕林普太太也从未想过要答应他的要求,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了。

        霍华德虽然是美国人,却在英国一住就是二十年,甚至比真正的英国人还要地道。他几乎逛遍了周围所有地方,认识所有社会名流。毕林普太太便把他们与费舍夫妇结识的经历告诉了他。“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举办一个晚餐会。”毕林普上校建议道。但是毕林普太太却不赞成,因为她明白,在国外认识并认为有魅力的朋友来到英国再聚会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倘若让自己一些上得了台面的友人和费舍夫妇聚会,自己的友人自然没问题,但就怕友人会觉得这两个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太过无聊,那岂不是让费舍夫妇感觉非常不融洽?这对费舍夫妇来讲是多么可怜和尴尬啊。毕林普太太的意见得到了霍华德的赞同,因为霍华德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以悲剧性的失败结束是这类宴会的最终结果。

        毕林普上校说道:“邀请他们夫妇单独吃个饭怎么样?”这个提议同样不能让毕林普太太称心,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让客人们觉得自己被怠慢,或者让他们误以为我们在英国没有上得了台面的朋友。毕林普上校接着又提出建议,先带着费舍夫妇去看戏,然后再一起去萨伏伊饭店用餐。但这仍不能让毕林普太太满意。毕林普上校说道:“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才是。”“是啊,我们要有所行动。”毕林普太太应声说道。事实上,毕林普太太并不希望上校插手这件事。皇家禁卫军上校的所有高贵气质毕林普上校都具备,这也不辱他“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的名号,但是事关社交就不是他的长项了。毕林普太太认为款待客人这样的事情由她和霍华德来办就可以了。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也没讨论出个结果。下午六点钟,上校去俱乐部打桥牌,而霍华德也正受毕林普太太邀请在这时顺路去他家喝茶。

        霍华德的到来使得这件事情变得不可阻挡起来。霍华德和毕林普太太在接下来的几周就其利弊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的想法涉及了各种立场和各个角度。然而谁也没料到,毕林普上校才是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者。有一回,霍华德和毕林普太太正精心谋划且苦无对策的时候,在场的毕林普上校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去留一张名片不就行了吗?”霍华德立即称赞“绝妙至极”。毕林普太太也为此长舒了一口气,满心惊喜。毕林普上校在霍华德眼中始终是一个非常自负又自大的伙,根本配不上他太太(这一点毕林普太太是知道的)。但此时此刻,毕林普太太看霍华德的眼神里仿佛充满了自豪,像是在说:“看吧,虽然这个男人看起来很闷,有时候还笨笨的,但是在危急的时候总能让问题迎刃而解,他是非常靠得住的,这就是真正的英国男人。”

        像毕林普太太这样的女人,一旦有了目标,就会立即付诸实施。她首先给管家打了个电话,交代他立即把车开过来。同时,她还换了一顶新帽子,穿上时下最流行的裙子,这足以体现她对费舍夫妇的重视。就这样,毕林普太太乘车赶往布朗酒店(手里捧着名片盒)。不幸的是,她被告知费舍夫妇已经回伦敦了,今天早晨出发的——在利物浦乘坐的豪华游轮。

        听完我编的这个以戏谑为目的的小故事之后,德斯蒙咯咯地笑了:“我想你错了,可怜的威利!这个故事如果换亨利·詹姆斯来写的话,他一定会把圣潘克拉斯老教堂里让人心灵产生强烈震撼的恐怖,沃本修道院里被搁置已久的辉煌,还有圣保罗大教堂里被称之为正统和典范的威严一并纳入进来的。”

        话音刚落,我们便开怀大笑起来。我将他的威士忌和苏打水斟满,聊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便起身与他互道晚安,各自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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