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俄国，爱伦·坡所开创的小说形式始终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俄国一直流传下来的小说形式与爱伦·坡所开创的截然不同。有一天，作者和读者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喜欢的小说形式已经变得乏味至极，而有的作家早已对短篇小说这一体裁进行了创新。不过西方世界很久才受这种简洁的叙事风格影响，这让人感到十分奇怪。

        屠格涅夫的小说有过法文译本。法国的知识界及福楼拜和龚古尔兄弟都被他的贵族出身、大方慷慨和洒脱的举止折服。他的作品总能让法国人去欣赏，而且欣赏中还带着些许的沉醉，这一点和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如出一辙。如果你能够想象约翰生博士评论女人布道时的样子，你就能预见到他此时的欣赏态度竟是如此相似：“虽然不精彩，但是让人吃惊的是竟然讲完了。”

        1886年，德·沃居埃出版了《俄国小说》之后，俄国的文学才开始对巴黎文学界产生影响。1905年左右，契科夫的短篇小说被译成法文，顿时赢得了人们的青睐，但是在英国，他仍旧没有任何名气。1904年，契诃夫去世，被赋予“当代作家之最”的称号。然而，1911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里对契诃夫的评论却十分简短，“在短篇小说中，安东·契诃夫表现出了一定的实力”。这可真是个很冷的赞誉。

        英国读者开始对契诃夫感兴趣是在加奈特夫人把契诃夫的一部分小说翻译并出版了三卷之后。俄国作家的声誉也是自那时起才开始逐渐壮大，其中以契诃夫为甚，甚至可以说，短篇小说的欣赏和写作方式也就此得到了改变。从技术上讲，“写得好”的小说将不再受那些挑剔的读者的关注，人们也不再理会那些靠这类小说来娱乐大众的作家。

        有一部契诃夫的生平传记，是大卫·麦伽沙克著的。这本书记录了契诃夫的所有逆境（饱受疾病和环境的折磨，穷困潦倒，俗务缠身等）和一生的成就。这本书的内容十分详尽、真实，且写得十分有趣。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一些事实。

        契诃夫1860年出生。他的祖父是农奴，有三个儿子，最后用攒下来的钱赎回了他们的自由。其中一个儿子叫巴维尔，在塔干罗格（位于阿佐夫海边）开了一间杂货铺，结婚后育有五子一女，而安东·契诃夫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巴维尔没有接受过教育，自私、虚荣、野蛮和愚蠢，以及对宗教的忠实信奉都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许多年后，契诃夫描述他父亲的时候说：“父亲开始管教我的时候我才五岁，说白了就是对我进行打骂——打耳光，敲我的头，或者拿着鞭子抽。‘今天会不会挨打？’便成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嬉闹和玩游戏更是不允许的。不但每天都要在家里读赞美诗，而且每天的早晨和晚上都要去教堂祷告，亲吻牧师以及僧侣的手……八岁的时候，我被指派看守店铺——其实我就是一个跑腿的——还要天天挨打，也正是那个时候我落下了病根。等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天都会一直学习到吃晚饭的时间，紧接着我要看守铺子一直到入夜。”

        巴维尔在安东·契诃夫十六岁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债不得不逃往莫斯科，他的两个大儿子当时就在莫斯科读大学，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尼古拉。而契诃夫则继续留在塔干罗格读书，自食其力。他是靠着给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补课来维持生计的。三年后，他终于被大学录取，得以在莫斯科与父母相聚，那时候他每个月的奖学金是二十五卢布。他当时的愿望是学医，理所当然地进了一所医院。年轻时的契诃夫有着高高的个子，丰厚紧实的嘴唇，棕色的眼睛和浅棕色的头发。他们一家就住在贫民窟的一间地下室里，楼上是一家妓院。与契诃夫一家同住的是契诃夫带来的两个学友和一个房客，他的两个学友每个月支付四十卢布的房租，那个房客则每个月支付二十卢布，这样，加上契诃夫每个月的二十五卢布他们就有了每月八十五卢布的进项，不但要付房租，还要供九个人吃饭。不久之后，他们搬到了一家稍大一点的公寓——与之前的住处同处一条乌烟瘴气的大街。除餐厅外，有四个小卧室和一个大客厅，契诃夫和两个弟弟住一间，两个学友房客住一间，另一个房客自己住一间，他的妈妈和妹妹住一间，而客厅便成了他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的寝室。他的父亲巴维尔找了一份每月三十卢布的仓库差事，由于工作需要必须住在工作现场，所以这段时间这个愚蠢的家庭暴力者终于还了他们一段清净的时光；巴维尔无疑是个增加生活负担的家伙。

        即兴编造笑话故事引朋友们放声大笑据说是契诃夫天生的本事。当他的家庭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便试图写一些东西贴补家用，于是他便编写了一个故事寄给了圣彼得堡的一家周刊——《蜻蜓》。某个月的一天下午，他从医学院放学回家，顺便买了这本周刊，竟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刊登出来了，是以每行五个戈比来计算稿酬的。我需要向读者讲明白的是，当时两先令兑一卢布，一卢布是一百戈比，用英镑计算的话，这篇稿酬大概是以一行一个便士计算的。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契诃夫每周都会向《蜻蜓》杂志投稿，但是很少有登出来的。即便是有肯登他小说的（莫斯科的一家报纸），薪酬也是非常少，因为这家报社是小本经营，甚至一些时候要等孩童在大街上卖完报拿回来的零钱来支付他们微薄的稿酬，而投稿人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等。当时契诃夫遇到了一位来自圣彼得堡的编辑，名叫雷金，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机会。当时，雷金正在主编一份名为《断片》的报纸，并准备向契诃夫约稿——每周提供一篇一百行的短篇小说，薪酬按八戈比一行计算。这份报纸注重幽默感，所以雷金经常抱怨契诃夫的文章过于严肃，根本不符合读者的口味。契诃夫的小说的确给他带来了不少声誉，但是这家报纸的题材和篇幅限制显然让契诃夫有些束手束脚，他为此很是恼火。雷金似乎很讲道理，也很善解人意，他把契诃夫推荐给了《彼得堡报》，同样是每周提供一篇小说，只是篇幅更长，题材更多样了，稿酬依旧按每行八戈比计算。就这样，契诃夫总共编写了三百个短篇小说，从1880年一直坚持到1885年。

        这些作品都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显然是为了挣钱创作出来的，用英文讲是potboiler。我们查一下《牛津英语词典》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用于贬义的词，即为了谋生而制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这个词最好不要收录到文学类记者的词典里。在这里，我只想告诉那些自己有创作冲动且要付诸实践的青年作家，他们可能认为写作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成名的途径，但是认为写作是一个发财聚资的门道的人却很少。他们开始大都是小心翼翼，因为不可能一接触创作就财源广进，但当他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并且以写作为生的时候，对于依靠才华来赚钱的行为就很容易得到他的认同。作家的写作动机其实和读者没有任何关系。

        当年，契诃夫一边要在医学院读书拿学位，一边要在家大量写小说。他的写作只能在晚上进行，因为他白天要工作，最糟糕的是他的写作环境非常艰苦。最后，契诃夫一家打发走了所有房客，搬到了小一点的公寓，但是他在给雷金的信里这样说道：“家里，我爸爸大声地给我妈妈朗读着故事，还伴着哥哥亚历山大的孩子的哭声，还有人调弄音乐盒奏起‘美丽的海伦’……来做客的亲戚不但占用了我的房间，还老是缠着我探讨医学问题……又听见小孩的哭声，让我坚定了一个想法——以后绝不要孩子。我想法国一定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民族，从他们生孩子少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一年以后，他在给弟弟伊凡的信中这样写道：“你们陆军中尉挣的钱应该也没我多吧？但是我自己能剩下的却没多少，不但吃得不好，而且还没有独立的写作空间。现在身无分文的我只能期盼着下个月一号快点到来，那样我就有了彼得堡会给我的六十卢布稿费，虽然这点钱在我手上只是分分钟的事。”

        1884年，契诃夫患上了内出血，他知道这是肺结核降临在了他的家庭，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他不想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既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吃药。或许是看出了母亲的焦虑，他便跟母亲谎称这不是肺结核，只是喉咙处的红血球破裂导致的。这一年年底，他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终于成了一名职业医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凑够了去彼得堡的钱，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他写小说从来都只是为了挣钱，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小说多么有价值，而且每篇小说都是他一天写完的。但是到了彼得堡就不同了，他被自己的名气吓了一跳。当年，彼得堡是俄国的文化中心，尽管他的小说篇幅很短，但都颇受推崇——观点独特，清新鲜活是那个文化圈子对他作品的评价。不知不觉，契诃夫被誉为当代最具天赋的作家，他也开始接到各家报纸的约稿，稿酬更是高到离奇。他也因此得到当时俄国最著名的作家的建议——鼓励他放弃之前写过的那些故事，静下心来完成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

        虽然这个建议对契诃夫触动很大，但他却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他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文学只是我的情人，医学才是我的合法妻子。”所以他在返回莫斯科后，依旧执着于去做一名医生。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在行医上花费多少心思，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结交甚广，朋友们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病人，但大多都是免费医治。他魅力天成，又是乐天派，凭借真挚爽朗的笑声，他很快便能经常出入文人的圈子。参加聚会或者举办聚会是他最喜欢的。他喜欢喝酒，但是喝醉的时候大多是在教会节日、婚礼或者庆生会这样的场合，其他场合很少会喝醉。他的女人缘也很好，流传着几段风流佳话，但都只是随俗应酬罢了。慢慢地，他开始经常前往彼得堡以及俄罗斯各地。每年春天他都会带全家人去乡下度假，一直到秋天为止，而这段时间他会彻底放下那些需要救治的病人。不知是谁透露了这位小说家是一名医生，找他看病的人便一窝蜂地涌来，这些医治自然都是免费的。

        他开始提笔写作又是因为家庭经济问题，很自然他的作品一次比一次成功，稿酬也越来越高，但是他始终觉得不够用。他在给雷金写信的时候这样说道：“我不是纨绔子弟，既没有欠债，也没必要用来讨好情人，更没有肆意挥霍，你问我钱都用在了何处，天知道我都花哪里去了，复活节前我才从你和苏沃林那里拿了三百卢布，现在手里又只剩下四十卢布了，明天再付给别人四十，又没了。”后来，契诃夫租了一套新公寓，也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但是他不得不依靠在雷金那里预支稿酬来交房租。1886年，他的内出血再次发作，他清楚，去克里米亚是最好的选择，那里温和的气候是结核病人最好的止痛药；西欧的病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会去葡萄牙或者法国的里维埃拉去疗养，然后像一只苍蝇一样死去，只是他没钱承担这笔费用。1889年，契诃夫的哥哥尼古拉——一位小有才名的画家——因肺结核病故，这对契诃夫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但同时也为他敲响了警钟。1892年，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支撑他熬过莫斯科的冬天。于是他便筹钱在莫斯科郊外的梅里科沃小村买了座小房子，距莫斯科大约五十英里；随同他一起的当然还有他的家人——弟弟米哈伊尔、母亲、妹妹和他那暴君父亲，此外他们还带了一车的药物。来求他看病的人一如既往地多，但是他仍旧跟往常一样，不收取任何费用，还全力给他们医治。

        时断时续地，他在梅里科沃住了五年，那段时光想来是很幸福的。他最好的小说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同时也得到了四十戈比一行的丰厚稿酬，几乎一行有一先令了。他开始关心村子里的一些事务，为农民建学校、修建新道路都是他支付的费用。有时候，他家会有朋友拜访并小住几天，他的酒鬼哥哥亚历山大也经常带着老婆孩子来他这里住。虽然契诃夫总是抱怨他们对他的工作造成了影响，但是生活又离不开他们。契诃夫始终是一副幽默风趣、友善、快乐的样子，哪怕他经常遭受病魔的折磨。远足去莫斯科是他经常做的事情，1897年，在一次远足的时候他的内出血复发，而且非常严重，于是他被立刻送往诊所救治，很多天之后才脱离生命危险，虽然他不愿意相信自己得了肺结核的事实，但是这次医生很明确地告诉他，他两肺的上半部分已经感染了结核，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够活命。等他再次回到梅里科沃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放弃行医了，也不能在这里熬过冬天。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俄罗斯。他分别到过比亚里茨和尼斯，最终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定居下来。按照医生的建议，他决定久居于此。但他总是很缺钱，不得不向他的编辑好友苏沃林预支了一些稿费才建了一座房子。

        让他最痛苦的就是不能再继续行医了。他具体属于哪一科医生我也不清楚。自从他获取了行医资格证之后，在医院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三个月，我想他在给病人诊治的时候一定非常粗略和急躁。不可否认，他是个很有同情心且有医学常识的人，如果他朝着医生的方向自然发展，成为一个知识渊博并且造福病人的医生是不难的。他也从行医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丰富的体验和好处。

        一位作家能有一些学医的经历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在我看来，它不但能从中学到很多非常宝贵的知识，而且还能很透彻地观察到人性的大善、大恶。人生病的时候是心理防线最脆弱的时候，也最容易暴露出本性，所以他们常常会抛下健康时的面具露出真实的嘴脸。医生所看见的全是病人的真实面孔——有懦弱、贪婪、自私自利，也有冷酷无情；当然，善良友好、大方慷慨、坚强勇敢这些品质也是存在的。所以，面对人性的弱点和光辉，医生要常怀宽容和敬畏之心。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生活非常无聊，但是在这里却让他的身体慢慢好转。忘了说了，除了大量编写小说以外，契诃夫还写过两三个剧本，不过都称不上成功。剧本上演之后，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尔佳·克尼帕的年轻女演员，两个人很快相互爱慕并于1901年成婚。契诃夫对家人的资助始终未曾停止过，但他最终还是对他们生出了痛苦的怨恨。婚后奥尔佳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而是继续做她的演员；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只有在奥尔佳有档期去雅尔塔看他的时候，或者契诃夫去莫斯科看她的时候夫妻才得以团聚。他写给奥尔佳的信总是含情脉脉，非常感人，而且这些信件有幸都保存了下来。糟糕的是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最后，病重的他整天咳嗽不止、难以安眠。这时，他又接到奥尔佳流产的噩耗，所有的想法顿时全部破灭。

        奥尔佳曾一度要求他写一部合大众口味的轻喜剧，契诃夫不得不提笔写作，我想他完全是为了取悦他的太太吧？他答应过要为太太写几部好戏，而这部戏则定名为《樱桃园》。在寄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每天只能写四行，然而即便这样我的身体也吃不消，甚至痛苦不堪。”所幸他最终还是完成了，并且在1904年上演，地点是在莫斯科。同年6月，他去了德国的温泉小镇巴登威勒疗养，这是完全依照医嘱而行的。有一位年轻的俄国文人曾经拜访过他，并将临别的场景记录了下来。在麦伽沙克所写的《契诃夫传》中，我摘录出一部分：

        契诃夫坐在一张沙发上，沙发上堆满了靠垫。他穿着睡袍，腿上盖着一条毛毯，身披一件外套。此时的他已经消瘦、衰弱得让人难以辨认——消瘦的脸庞毫无血色，他肩膀很窄，瘦骨嶙峋之下显得更加矮小了。一个人的变化竟会如此之大，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他眼神温柔地看着我，却不再有一丝笑意，面对他伸出的蜡黄的手，我不忍卒视。

        “我明天就离开这里，死得远一点。”他说道。

        他用了一个比“死”更加残忍的词，残忍到我都不想再把它写一遍。

        他总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死得远一点”。“请代我向你的朋友们告别……让他们知道，我会将他们铭记在心，并一直喜欢他们。请将我的祝福带走，撒到他们幸福美满的日子里。从此，两个世界，我们彼此相望。”

        在巴登威勒的时候，契诃夫一直恢复得极好，并且计划下一步到意大利疗养。有一天他都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执意要求陪了他一整天的奥尔佳去公园散步。奥尔佳散步回来后，他又要她下楼吃饭。“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她说道。

        为了让饭前这段无聊的时间过得快些，契诃夫给她讲起了故事，说是在某个旅游胜地，时髦的游客到处都是，有健康的英国人，有美国人，还有脑满肠肥的银行家。有一天，他们返回酒店的时候发现厨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晚餐没了着落。就这些贪吃的家伙是怎样面对这样的打击的，契诃夫开始了风趣幽默的描述。这个故事成功地让奥尔佳开怀大笑。

        奥尔佳吃过晚饭再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契诃夫已经进入了梦乡。但是，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虽然医生立即赶了过来并且进行了紧急救治，但是仍旧没有将他挽救回来。契诃夫就这样与世长辞，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Icerbe（德语：我要死了）。他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四岁。

        亚历山大·库普林在追忆契诃夫时这样写道：“他从未曾将心托付给谁，也未曾向谁敞开过心扉。对任何人他都报以和善的态度，只是在面对友情的时候他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又表现得比较冷漠，或许只是他自己不明白而已。”这是一段很特别的剖析，仅仅几句话就将契诃夫的本性解释出来，而且比我之前讲过的他生平中的任何一点都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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