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眼中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读的时候可以一口气读完；它的一些事件涉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独创性，四处迸发着令人难忘的火花；最好给人留下的印象或者效果前后是一致的，而且能够沿着一条主线平稳贯穿头尾。

        写出一个故事，并且能够达到爱伦·坡所要求的标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有具有足够智慧的人才能达到。虽然不需要具有大智慧，但是一些特别的才能却是必需的，此外还需要有非常大的创造力和形式感。在英国的小说家中，鲁迪雅·吉卜林的创作最符合这一标准。在英国的短篇小说家里，他一人足以与那些俄国和法国的大师们相媲美。至于现在人们对他评价很低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著名的作家去世后，报纸上便会登出来昭告天下。所有与作家生前有交往的人都会给《泰晤士报》写信讲述当时的情形，甚至是一起喝过茶这样的小事。但是过了两周之后，作家的死便渐渐无人理会，新鲜劲过去了接下来便是永远的静默和无闻。

        当然，如果这位作家足够幸运，会在未来日子里的某一天被人们重新挖掘出来，让人们称赞、膜拜，不过这时候就与他的文笔毫不相关了，靠的只是某种契机。最广为人知的是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例子。当时，他的盛名埋没在岁月中将近二十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英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他的小说怀旧意味很浓，也使得大批读者闻名而至。

        鲁迪亚·吉卜林在写作之初便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感，而他也确实有手段能让喜欢他的读者对他的作品保持持久的兴趣；但是在文化界，鲁迪亚·吉卜林的名声却不怎么样，人们内心里都很看不起他，只是表面上对他赞扬而已。一些挑剔的读者很容易被吉卜林作品的一些风格激怒。他的文风之所以会成为羞耻的源头，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偶尔会有一些帝国主义倾向，很多敏感的作者都为此大为受伤。讲故事是吉卜林非常擅长的事情，而且他的故事非常有创意且风格多变。他能把故事讲得跌宕起伏，令人啧啧称奇，这种能力已经达到了顶级境界，而且他的创造力还好像无穷无尽一样。但是作家都是有缺点的，他也不能避免。时代、环境、性格和教养共同造成了吉卜林的缺点。他给同辈的作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与他小说中生活方式非常相近的人受他的影响更为严重。在东方，有许多真人真事就像吉卜林小说里写的那样，只要你去东方旅游一番就能发现，这多让人惊讶啊！据人们所言，巴尔扎克的小说从不会去刻画这代人，他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刻画的下一代人。吉卜林的第一批小说（最为重要的一批）出版后，在后续的二十年里，受他小说影响进行精神重塑的很多都是大英帝国边远地区的一些人。他不单进行了人物塑造，还进行了精神改造。受他影响的这些人大多高贵而勇敢，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严守自己的岗位。但他们死后竟然造成了大英帝国被殖民地仇视的局面，这是非常不幸的，不过具体原因我就不细说了。总体上，鲁迪雅·吉卜林的小说在政治上是取得了成功的，它让英国人对大英帝国有了全面的了解；其中还有一点极为重要——在“异域风情”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他为作家们开创了一片肥沃的新天地。小说的主题是在异乡漂泊的白人与其他肤色的人初次接触后的一系列行为，而背景大都设在一些不知名的国家。对各自题材的处理后来的每个作家方法都各不相同，但是能冲破阻碍，开创出一片新天地的人唯有鲁迪雅·吉卜林。

        他的小说色彩丰富，描写栩栩如生且有着十分浪漫的魅力，即便到了今天也没有超过他的人。印度被英国占领终究有一天会成为历史，印度殖民地所激起的苦楚和遗憾也终究有一天会被化解，就像几百年前英国失去阿基坦和诺曼底一样。这时人们会发现，鲁迪雅·吉卜林写的一些关于印度的小说足以在英国文学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如《基姆》和等。

        变化是人类必需的，所以难免会出现审美疲劳，不管这个东西有多美好。通过另一种艺术形式，我们来举个例子。在住宅艺术上，乔治王时代达到了这个领域的巅峰，这非常难得；这个时期的房屋外形美观，屋内宽敞，无论是布局还是通风上都非常平衡，住着非常舒适。

        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样完美的房子肯定会一直博得人们喜欢，但是我们错了。浪漫时代开始冲击人们的审美，人们开始对一些离奇古怪，不局限于一种风格的房子充满兴趣；当然，这也正是建筑师所乐见的，爱伦·坡那样的小说非常难创作，哪怕在他数目很少的短篇小说里，不断地重复自己也始终是他一直在做的。只有拥有娴熟的技巧才能够将这类小说的叙述方式把握住。杂志上开始推出这类小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它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一些必备的技巧很快被作家们琢磨透彻，他们刻意把故事写得贴近世俗，对生活的描述过分虚假，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故事更加吸引人的眼球。很快，他们便接到了读者的抗议——现实生活并不是他们小说中写的那样简单的，而且他们对这些已经听了几百遍且没有任何新意的东西早已厌烦透顶；把现实生活中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整合在一起是错误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是满地鸡毛、毫无头绪的。更加真实、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才是读者想要的。但现在的艺术家是不会毫无修饰地直接把真实的生活写出来的。

        在《裸体艺术》中，肯尼斯·克拉克就非常清楚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古希腊伟大雕塑家的眼中，模特只是一种用来实现理想之美的工具，并不需要利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其完整地重塑出来。仔细观察一些古代的雕塑和绘画，你会察觉，当时的创作者并没有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丝不苟的创作上。当今时代，立体主义兴起，人们始终认为立体派雕塑家扭曲地呈现创作题材是这个时代的独特创造，其实不是的，这只是人们早已习惯过去作品中对现实的扭曲呈现，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再现”。这里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从西方绘画出现开始，艺术家们就把对艺术效果的追求摆在了还原现实的前面。小说也是一样，远的不说，就以爱伦·坡为例，他小说里的人物说的话是普通人的语言吗？很难想象他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他肯定是认为这个故事只有通过这样的对话才能完美地表达出来，离他所预期的目标才能更近。艺术家也会有回归自然主义的时候，那时艺术家们肯定会发现自己已经脱离现实生活太远了，必须要回归生活。这时，他们会刻意模仿现实生活，力求达到精准无误，但他们也只是把这当作一种对他们有帮助的准许的原则而已，他们最终的目标并不在此。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开始走向废话偏多、情节拖沓的趋势，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潮流，而自然主义风格的时代渐渐拉开帷幕。作家们开始大胆向前地对现实生活进行一轮精确地描绘。“我从来没有妥协过，哪怕时代潮流带来的那一点可能的赏赐，我也未曾脱下帽子委屈寻求过。上帝可以作证，我讲的全都是真理，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总之我说了。我确实讲的是真理，因为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我都觉得它很有道理。”弗兰克·诺里斯这样说道。我非常赞赏他说出这句话的勇气，但是真理并不一定是站在谎言的对立面的，所以想要分辨出什么是真理并不容易。比起前辈，这一流派的作家不但在人物对话上更显自然，而且在看待生活的眼光上也更加公平恰当，他们的乐观主义和甜腻的粉饰变得少了起来，增加的是一些粗蛮和直接。现实世界自小说时代开创（开创人为笛福）以来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现在，自然主义作家就是要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取材，进行人物的创造。当然，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小说技巧，例如短篇小说的要素就一直被作家们沿用，这种旧的形式没有丝毫改变，与当年爱伦·坡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完全一致，即便是结构形式也依旧沿用他当年开创的那种。这一流派的价值从他们的优点中就能够看出来，而他们的不足也可以从他们的故作姿态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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