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国际力量平衡。美国陡然成了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实现了“独霸”世界的愿望。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具备与美国抗衡的实力。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实力与原来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倒向了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更难以挑战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对美国来说，这是天大的幸事。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安全形势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瓦尔特这样评价冷战结束对美国的意义：“冷战结束使美国处于空前的优势地位。美国的经济比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大40%，并且它的防卫开支等于紧排其后的6个国家的总和。这6个国家中的4个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所以美国的优势比上述数字所显示出来的还要大。美国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这将使其它国家尽快赶上美国更为困难。”

        针对两极格局的结束，美国调整了它的全球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有一个过程。先是用“超越遏制战略”取代“遏制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开始“质变”后，美国一方面认为遏制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苏联这个核心目标，只不过是战略方针有所变化而已。在199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老）布什政府认为，“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战略重点，因为苏联仍然是唯一的另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不过，鉴于第一，“苏联试图破坏国际体系70年以后，采取重大步骤与国际体系和睦相处；第二，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阶级斗争学说、军事优势理论及批评战后政策的主要宗旨”；第三，特别是“苏联开始走向民主化”，于是，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以取代“遏制战略”。这个“超越遏制战略”的宗旨是，“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

        然而，“超越遏制战略”没有实行多久，苏联便宣告解体，两极格局结束。此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一度处于模糊状态，甚至没有明确的名称。直到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尼·雷克才提出了“扩展战略”，以后几经修改，又定名为“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在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提出。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的三大目标：

        ——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美国的安全。

        ——促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

        ——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

        这三大目标被看成是美国冷战后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其基本精神沿用至今，只是有时表述方式不同以及三大目标的顺序有所差异罢了。这三大支柱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维持、巩固、加强美国的霸权地位。

        与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相比，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没有明确的对象国。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以及苏联解体前的“超越遏制战略”都是明确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维护国家安全或同苏联争霸，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核心内容。有一段时间，“遏制战略”也针对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将这些国家看成了苏联的同盟者。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再有明确的对象国。从“参与和扩展战略”及其三大目标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被当成美国全球战略的对象国，三大目标都是面向全球的。冷战后美国公开发表的官方政策文件，都不是将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作为对象。

        第二，维护国家安全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冷战时期，由于存在着苏联威胁，维护国家安全被当成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其它经济和人权等问题虽然也经常被列入美国外交的日程，但基本上都服务于国家安全，一旦它们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便被暂时搁在一边，甚至成为牺牲品。冷战期间，美国一直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这是因为苏联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力量的领袖。这里反共与反苏是合为一体的；安全利益与意识形态利益完全交织在一起。苏联解体使美国的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于是安全因素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与之相应，经济、人权等问题的地位被提升，与安全并列为美国安全战略三大目标。特别是经济因素，甚至有时被置于安全因素之上，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内容。

        第三，根本国家利益多样化。苏联威胁的消失使得美国战略家们对美国根本国家利益的判定发生很大变化，不同思想倾向的人所做出的判定差异甚大。根本国家利益多样化使得美国与它国的关系复杂化，对同一个国家，在此问题上与之有共同利益，而在彼问题上则可能有利益冲突。这使得美国很难与某一个国家处于绝对对立和亲善的状态，从而促使美国全球战略更难以有明确的对象国。

        第四，国家安全威胁来源多样化。与根本国家利益多样化相适应，美国战略家们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比如，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美国安全威胁的最主要来源是那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国家”或“无赖国家”，其次才是那些正在崛起的大国和美国的邻国，特别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非盟国。

        问：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能长久保持下去吗？

        答：我看不到任何国家将取代美国的实力。在东亚，中国的力量正上升，但我不能说美国与中国正在竞争。我不认为中国在长期内将取代美国。我不认为中国能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甚至在地区。它有潜在的成为东亚领导的能力。

        

二、抓住“战略间歇期”

        在“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框架内，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存在着一种充满冷战思维的动向，这就是，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在为美国寻找战略对手。这一方面是要解除美国所面临的没有对手的“新困境”，另一方面也是未雨绸缪，为美国长期保持一超独霸地位出谋划策。

        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本来是好事，美国举国上下也曾为之欢呼。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没有了国际舞台上斗争的对手，使美国陷入了新的困境。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这样比喻苏联威胁消失后美国安全的新困境：“我们杀死了一条龙，但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形形色色惑人毒蛇的丛林里。在很多方面，那条龙的行踪倒更容易摸透。”美国的新困境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没有明确的敌人，确实会给维护国家安全带来问题，因为不知危险来自何方。其次，像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如果没有了“敌人”或“对手”，政府拿什么去统一国民的意志，靠什么去调动国民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如果没有“外敌”为纽带来维系美国民族的团结，美国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就会突显出来。甚至美国要面临解体的危险，出现“大失控与大混乱”的局面。最后，没有“敌人”，美国与西方盟友的联盟关系也将面临瓦解的危险。冷战期间，正是苏联威胁成了维系北约美欧同盟和亚洲美日同盟的纽带。如果不找出新的“敌人”，这些同盟关系难以为继，甚至美国的盟友会转而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敌人。

        于是，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为美国寻找“对手”。日本、德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俄罗斯、中国都曾被考虑过。在美国甚至出现了“日本威胁论”，《下一次日美战争》这样的书成了畅销货。有些战略家则将问题看得更为复杂一些。他们认为，从苏联解体到2015年，是一个“战略间歇期”，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但此后则有可能出现对美国地位构成严峻挑战的全球性对手。1997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天美国是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并被期望在1997-2015年间维持现状。在2015年以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大国或全球匹敌的竞争对手。”美国应当对此早做准备，阻止这样的国家崛起。在这些战略家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国家。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的《1996年战略评估》就提出，美国要担当全球的领导，为此一方面必须巩固和加强北美、欧洲和东亚的发达国家民主同盟，形成民主的和平区；另一方面“制止俄罗斯重新帝国化和中国的扩张主义”。1997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提到，“俄罗斯和中国被某些人看作有潜力成为这样的竞争对手，尽管她们各自的前途还不确定。”当然也有人主张，俄、中、日、德都应当成为美国防范的对象。不过从美国外交的实践看，前一种主张已为美国政府所接受。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明显地是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美日同盟的加强实质上将矛头对准了中国。

        问：您怎样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与未来的中美关系？

        答：我想这是有趣的问题。美国是一个要同时处理很多问题的国家。目前它集中精力于恐怖主义，要击败恐怖主义的一些组织。但是我认为，恐怖主义不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始终如一的敌人。某此恐怖主义现在影响了我们的政策制定。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安全都受恐怖主义威胁。我们之所以能集中精力于此，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威胁。中国并未把威胁指向美国，日本对美国没威胁。有人会争辩说，北朝鲜是个威胁。其实，它对美国没多大威胁，反倒是威胁着日本和中国。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是稳定的。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在改善，双边关系变得更紧密。不像亨廷顿教授所说的，冲突不可避免。我不相信这点。我认为，文明也在变化。我认为，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恐怖主义，相反是大国关系，是如何管理目前的国际关系。虽然美国比任何其他单一的国家都强大，但是美国必须用友好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方式来管理国际关系。我担心目前美国的态度会把许多人转化为反美，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言辞上。我认为，对下届政府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改变国际关系的气氛，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更舒适。合作可使大国避免对抗，以便为未来的关系奠定基础，因为美国力量发展的势头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三、“新帝国”梦

        “9·11”事件使美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打击。自美国通过一场血战从大英帝国统治下独立出来后，本土从未遭受过像“9·11”这样的重创。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期间，虽然英国人登上美国本土、占领首都并火烧白宫和国会大厦，但那是发生在美国尚弱小的时期，而且后来美国毕竟还是赶走了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取得了“第二次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损失数千军民，但那毕竟不是在“本土”。而“9·11”则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而且，发达的传媒工具更使得民众对“9·11”的惨烈有更直观、深刻的感受。

        “9·11”事件后，有人认为，“9·11”是美国开始走向衰落的标志，但是更多的美国战略家却将“9·11”看成是美国推进霸权战略的绝好机遇。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帝国论”在美国霍然兴起，对美国的对外战略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

        在国际政治词语中，“帝国”与“帝国主义”本是贬义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帝国”往往与封建王朝联系起来，“帝国”是“民主共和”的对立面，是革命的对象。到了20世纪，“帝国主义”有了特有的含义。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说法，“帝国主义”几乎就是战争、侵略、掠夺的代名词。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眼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一路货色。就是在美国人的词语中，“帝国”也不是什么褒义词。美国人赞美自己的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而为人类进步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几个“帝国”（俄罗斯、德意志、奥匈、奥斯曼）的瓦解。

        可是，斗转星移，到了21世纪，“新帝国论”、“新帝国主义论”却成了美国的一些战略家们所喜爱的一个字眼，并被大张旗鼓的宣扬。可谓是历史轮回，“否定之否定”。不过，毕竟“帝国”与“帝国主义”前面加上了个“新”字，表明今日他们所要打造的“帝国”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各种以军事手段扩张领土、疆域并统治异族为基本特征的“帝国”，甚至也不同于以殖民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大英帝国”，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也不是列宁所定义的“垄断、腐朽、寄生的资本主义”，或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新帝国”之“新”就在于它并不象“老帝国”那样谋求靠武力征服、夺取、占领、吞并领土，也不想对它国、它族人民实行殖民统治，也就是说，“新帝国”与殖民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它对外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由它领导的国际秩序，使得它自己及整个世界都享受安全与和平，同时还促进自由、民主、人权和繁荣；它虽然也会对外使用武力，但那不只是为了维护美国本身的利益，而是为它国人民“谋幸福”；它的治理方式不是殖民统治，而是民主，“新帝国”不是君主国，没有皇帝，而是共和国，只有民选的总统。简言之，“新帝国”就是美国单极霸权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这个帝国中，美国处于核心地位，它既是世界警察，又是领导者，同时也是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传播者，换言之，在“新帝国”中，美国将集世界总统、世界宪兵、世界银行家和世界“民主教皇”于一身。

        问：您曾主编过关于“新帝国”的书，您怎样看“新帝国论”？

        答：问题是美利坚帝国将来如何变化。它依赖于美利坚帝国今天和明天怎样做。美利坚帝国目前在中东正面临很多挑战。没人知道它会怎样变化。

        你知道布什总统今天发表了一个演说，我认为那非常反映了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帝国。我们不称它为帝国，因为帝国是个肮脏的词。总统和国务卿从未承认我们是个帝国或有那种野心。总统的演说是关于中东的。它再次确认美国现行政策的目的是在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演说声称，在中东接受一个非民主的国家，同像埃及、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非民主国家结盟是错误的。总统说我们不能再那样干了。我们将致力于在该地区完全实现民主，伊拉克是第一个地方。

        从这篇演说来看，全部中东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每个国家都像我们一样。布什总统的观念回到了威尔逊那里。其他总统也有这种观点，有的可能比布什更相信这种观点，只不过某些总统用不同的词语，某些总统要在这里应用它，而不是在那里应用它。

        我的观点是，理解这个帝国的切入点是意识到，美国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的国家。我相信，民主资本主义将使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从事对外政策工作的人认为，其他每一个国家也应当实行民主资本主义。所以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日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尽管所有人都相信民主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但普通美国人并不太考虑对外政策。但我还是基本上同意我们的价值观应当被世界应用。然而，这些价值观将由它们自己扩展。所有的美国人会说它们应该自己扩展，千真万确。但是事实是，它们没有那样扩展。今天在中东，为了扩展这些价值观，我们从事了一场可预防的反对伊拉克的战争。或者它是一场新战争或什么东西。在这场战争中，已花了大笔的钱。总统刚刚签署了引人注目的870亿美元预算案。也许最糟的情况是，美国士兵每天都被杀死。现在绝大多数从事对外政策的人都说，钱不得不花，牺牲不得不有。但他们不能使美国人民相信这一点。美国人说：870亿美元去了伊拉克，同时我们却有数千亿的财政赤字，我们还没有普及的健康保险，我们的士兵每天都有人被杀死。所以，很难说从现在起的20年会发生什么，其原因是，很难说美国人愿意为政策制定者实现其野心付款能维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对你强调，请记住，那不是妙法。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认为，在“9·11”后，美国政策中的一切都变了，但美国政策却是有连续性的。这届政府的野心并不是它所独有的。我记得，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时，克林顿总统就向听众表达了这种意思。在今天布什的演讲中，他说我们知道历史的方向，这个历史的方向是，整个人类都同意我们所宣称的美国价值观。所以，所谓的像美国的这样的帝国是什么？在帝国中，你们将是幸福的，你们将是自由的，并且我们将是幸福和自由的，我们将是安全的。因为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展我们的价值观，世界其他地方将变得没有威胁。但是再一次，我们美国人要为这种美好世界买单。

        我认为，那是牧师的语言。他们对任何人都宣称他们知道历史往哪里走。我喜欢美国人的关于我的国家的价值观和制度的说法。并且我期望你的国家如此。但是，坦率地说，我不能认为你们的国家将是富裕的和民主的。但是说实话，你描绘出了。因为你们将实现的民主可能是与美国的不同的，你们的价值观可能同我们的是相当不同的。但美国人惯常做的，是在世界扩展美国的价值观。我认为，那是关于帝国问题的核心。

        “新帝国论”兴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美国的综合实力经过90年代的发展有了大幅度提升，美国不仅未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落，反倒是更加强盛，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就连保罗·肯尼迪也开始修正其过去的观点，感叹美国目前的实力确实“无人可敌”。特别是“9·11”后展开的反恐战争，更显示了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美国的一些战略家们开始思考，如何充分运用美国的超强实力来为美国的霸权战略服务。

        另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新保守主义者是“新帝国论”的主要鼓吹者。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是：第一，信奉武力，主张用军事力量来维持世界秩序；第二，极力主张在世界推进民主，将世界简单分成善良和邪恶两部分，并将民主作为衡量善良与邪恶势力的主要标准。新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体。在崇尚武力上，新保守主义者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而在强调推进民主上，他们又与威尔逊主义如出一辙，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极端派。在外交上，新保守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奉行单边主义。尽管新保守主义者有时也搞一点“菜单式”的多边主义，但相比之下，他们更青睐单边主义。用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沃尔福威茨的话说就是：不管扮演何种角色，美国都应是单边主义国家。“我们的朋友将受到保护，敌人将受到惩罚。那些拒绝支持我们的人将为他们的做法而后悔。”在战略上，新保守主义将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作为美国当前的战略重心，并将之与反恐和防扩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实现反恐和防扩战略目标的根本途径。在伊拉克，进而在中东实现民主化，是新保守主义者所宣称的“倒萨”的主要理由。

        新保守主义与布什所信奉的传统保守主义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在基本价值观上有相同之处，但前者更加激进。新保守主义者在2000年大选时普遍支持布什的党内竞争对手约翰·麦凯恩，在麦凯恩初选失利后投向布什阵营。布什政府上台后，他们不少人在布什政府内谋到职位，不过起初并未受器重。那时他们就提出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中东传播美国民主理想的主张，但未被采纳。“9·11”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本领的机遇，他们的一些激进主张逐渐被布什政府内决定政策的老保守主义者采纳。在“倒萨”问题上，新老保守主义达成了共识。“倒萨”的成功也提高了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和地位。

        新保守主义兴起与布什政府上台有直接的关系。布什政府本来就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它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保守主义革命的产物。布什内阁是有史以来最具保守主义色彩的内阁。布什本人是保守主义的信徒，分享着新保守主义的一些理念。比如在民主问题上，布什就说过：“推广民主的价值观明显符合世界利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培养出谋杀的意识形态。他们鼓励人们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总统和政府自然为新保守主义的成长创造了非常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布什所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阵营中的两支部队，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所以在“新帝国”问题上，新老保守主义同流合污。

        “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兴起创造了绝好的契机。一方面，“9·11”使美国的国内安全问题凸显出来，从而使主张赎武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9·11”展示出了国际社会存在着的“反美主义”（所谓反美主义是对美国政府、人民或者其生活方式的强烈反感甚至仇恨，它可以是对美国人的不满以及不认可，就像很多欧洲人所表现出的那样，也可以是针对美国的暴力活动，例如“9·11”恐怖袭击）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新保守主义就是对“9·11”式反美主义的一种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极端美国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体现，他们将美国的利益绝对化，看成是高于世界各国、各民族以及世界整体利益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山巅之城”，民主楷模，伟大国家，应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美国也有义务来禀承上帝的旨意来发挥领导作用。而“9·11”所展示出来的反美主义，表明世界上的那些失败国家和人群，不仅不愿接受美国的领导，而且还妒忌、仇视美国，试图采用恐怖袭击这样的卑鄙手段来打击美国。对这些反美主义分子（包括恐怖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美国必须以牙还牙，给与痛击、剿灭。他们认为，在世界推进民主是消除反美主义的最好方式。如果世界都实现民主制度了，世界各国自然都会亲近而不是反对、仇视美国这个民主楷模，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自然容易得到保证。新保守主义者还将美国的实力神化，以为美国拥有空前强大的实力，完全可以凭借实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所以，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度里滋生出“新帝国论”这样看似有悖民主思想和时代观念的思潮，是不足为奇的。不过，毕竟“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些字眼在当今世界是让人“反感”的，而且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也确实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建立“新帝国”恐怕到头来只是一场梦。

        问：新保守主义在国际事物中为什么强调民主？

        答：他们大概相信民主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他们倾向于强调“亲美国主义”。他们假定，美国在反恐中能够拥有盟友。我意指，帮助美国的国家不一定是民主的。美国在阿富汗依靠中亚国家的合作，它们像巴基斯坦一样，不是民主国家。沙特阿拉伯在反恐战争中是美国的盟友，但它不是民主国家。所以，我认为，新保守主义，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这些国家是否亲美。我想，他们相信民主国家更倾向于亲美。我想，对他们来说，基本的是确立是否亲美。他们是否成为民主国家是第二位的。他们谈论很多扩展民主的重要性，谈论人权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建立和维持亲美政权。

        问：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很大吗？

        答：是的。他们是鹰派，他们是帝国主义者，他们是自由帝国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在基本政策上做出决定，而是要用意识形态来整治世界。他们将美国的力量看成是实现那个目标的重要工具。新保守主义不是经典的保守主义。推动美国打伊拉克的人是新保守主义者。现在他们在伊拉克遇到麻烦，使得很多人怀疑他们的理论。如果在拿下巴格达后他们没有遇到麻烦，如果一切都顺利，他们现在也许在北朝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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