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十二月的一天清早把詹尼安葬的。幸而是在清早，因为到下午一场特大的新英格兰暴风雪袭来，一下子就变出了一个雪垒冰封的世界。

        爸爸妈妈问我是不是就跟他们一起搭火车回波士顿去。我尽量做到不失礼数，客客气气回绝了。我一再推说菲利普少不了我，没有了我他要垮下的。其实情况倒是正相反。我这辈子几曾尝过人世间的生离死别之痛，连伤心痛哭都还得要菲尔来教我呢。

        “可要通通音信啊，”爸爸说。

        “好，一定。”我跟他握过了手，又在妈妈面颊上亲了亲。列车就北去了。

        卡维累里家起初并不冷清。亲亲戚戚都不想把我们两个就孤零零撂在家里。不过他们终于还是一个个都走了——也难怪，大家都有个家庭，总得回家去吧。临走时个个都让菲尔作出了保证，铺子要重新开张，生意要做起来。不干这档于事又干什么呢。他听了总是点点头，大概算是表示同意吧。

        最后就剩了我们两个，在屋里干坐着。我们根本就不用动一动，因为大家都没忘记替我们在厨房里备了许多吃的，色色齐全，都够吃上个把月的。

        眼前没有了这些姑妈阿姨、远近表亲，没有人来分散我的心思了，我感觉到礼仪这一剂麻药在我身上产生的药性也渐渐消失了。以前我只当自己这尝到的就是伤心滋味。现在才知道那只是知觉麻木了而已。痛苦还才刚刚开始。

        “嗨，你也该回纽约去了，”菲尔嘴上虽这么说，那口气听来却并不是很坚决。我也没有对他提出“答辩”，其实他的糕点铺子也不见得就已经开门营业。我只是说：“不行。除夕夜我在这儿克兰斯顿还有个约会。”

        “跟谁？”他问。

        “跟你呀，”我答道。

        “那倒也不错，”他说，“不过跟你说好——到元旦早上你就回去。”

        “OK，”我说。

        “OK，”他说。

        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有电话打来。

        “没有，没有什么事，巴雷特太太，”菲尔在电话里总是这样对妈妈说的。妈妈显然是在问可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忙的。

        “请别费心，爸爸，没什么事，”轮到我，我总是这样说。“我心领了。”

        菲尔让我看了一些“保密”的照片。当初詹尼下过最严格的命令，这些照片是绝对不许让我看的。

        “哎呀，菲尔，我戴着矫齿架的照片可说什么也不能让奥利弗看啊！”

        “詹尼啊，可那时候你的样子才逗人喜爱呢。”

        “我现在还要逗人喜爱呢，”她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她的詹尼性格。随即又补上了一句：“娃娃时代的照片也一张都不能让他看啊，菲尔。”

        “可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他看？”

        “我不想让奥利弗看到我那个胖娃儿样。”

        她们父女俩的这场快活的舌战，叫我看得简直出了神。其实当时我们已经结了婚，我也总不见得会因为她小时候戴过矫齿架，就提出要跟她离婚吧。

        “嗨，这屋里到底谁说了算？”我巴不得他们热热闹闹把嘴斗下去，就问菲尔。

        “你猜呢？”他笑笑说。结果照相簿没有打开，就这样又收了起来。

        可今天我们看了。照片还真不少呢。

        早期的照片张张都有个显眼的人物，那就是菲利普的妻子特里萨·卡维累里。

        “她真像詹尼。”

        “她长得可好了，”菲尔叹了口气说。

        就在詹尼留下胖娃儿照之后、戴上矫齿架之前，中间看得出有个分野，从此照片里便再也没有了特里萨的身影。

        “我真不该让她晚上开车，”菲尔说话的神气，好像她出车祸去世还是昨天的事情似的。

        “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我问。“你怎么经受得住的？”我这样问他其实可是为了自己，我想听听他是不是有什么巧方儿可以供我借鉴，好抚慰抚慰我心灵的创伤。

        “谁说我经受得住啦？”菲利普回答说。“不过我好歹膝下还有个小女儿……”

        “对，是得要你照看……”

        “哪儿呀，是她来照看我呵，”他说。

        于是我就听到了一些故事，在詹尼弗的一生事迹中这些故事原本是归入“背景材料”一类的。小女儿总是想尽办法来照应爸爸，来减轻爸爸的悲痛。爸爸只好听女儿的，由女儿来做饭。更要命的是，女儿从超市的杂志上一知半解看来了菜谱，学着做出来的菜他还不能不硬着头皮吃下去。一到星期三晚上，女儿就非要他照老规矩去跟一班老朋友玩上几盘保龄球不可。总之女儿是千方百计总想使他快活起来。

        “你一直没有再结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菲尔？”

        “因为什么呀？”

        “因为詹尼的缘故，是吧？”

        “哪儿呀。她倒是老缠着我，要我去找个老伴哩——还替我物色对象、安排约会哩！”

        “真的？”

        他点了点头。“我不说瞎话，南起克兰斯顿北到波托盖①，凡是条件相当的意大利裔美国娘们，她全都给我介绍过，我敢说决漏不了一个。”

        ①罗德艾兰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

        “可就是都看不上眼，是不是？”

        “倒也不是，有几位还是挺不错的，”他说。他这话倒很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有位里纳尔迪女士，是詹尼念初中时的英语教师……”

        “哦？”我应了一声。

        “她就挺不错。我们来往过一阵子。她如今早嫁了人了。孩子都有了三个了。”

        “我看你是根本没打算想结婚，菲尔。”

        他望着我，把头摇摇。“我说奥利弗呀——这样的好福气我可是已经享受过一回了。我算是什么东西，哪里敢存这样的妄想——常人一次都难得的好福气，难道想要上帝赐给我两次？”

        说完他好像憋不住把眼光避开了，大概是向我吐露了真情，感到有些后悔吧。

        到了元旦那天，他简直是连推带搡逼着我乘上火车回家的。

        “别忘了是你亲口答应了的，得回去干你的事了，”他说。

        “大家彼此彼此，”我也回他一句。

        “于点儿事有好处哪。真的，奥利弗，好处真大着哪。”他的话说完，列车也就开动了。

        菲尔的话说得有理。一头扎进了人家的诉讼案子，我原先郁积在心中的愤懑便由此而得到了宣泄。我原先总有那么个感觉，总觉得自己仿佛受了谁的什么委屈。是社会体制有问题！是天道有亏！因此我就觉得自己应当切切实实做一些事，去纠弊补偏。这样我同意承办的案子里，属于“错案”性质的也愈来愈多了。要知道，当时我们的百花园里秽草恶卉还是不在少数的。

        由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384 U.S.436）①的影响，我便成了个大忙人。从该案开始最高法院就确认了：对嫌疑犯务必先讲清楚，在尚未清得律师的情况下他有权暂不回答问题。此前也不知有多少人根本还没有请教过律师，便给匆匆押上法庭审理结案了——我一想起来就激动，真为这些人愤愤不平。利罗伊·西格就是一个例子：我通过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承接下他的案子时，他早就给关在阿蒂卡②了。

        ①这是美国司法史上的一个著名判例，1966年由沃伦主持下的最高法院作出判决。

        ②阿蒂卡：指纽约州的阿蒂卡监狱。

        这位利罗伊老兄当初之被定罪，依据的是有他签字的一纸供状，其实那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审讯以后，被警方以巧妙的手法套取了去的。（他们也真有办法——可这是不是合法呢？）他签下名字的时候，也不清楚这个字签下去分量有多重，他只求签了字就能让他阖会儿眼。他的案子一经提出复审，当时就成了援用“米兰达”案判例的纽约几宗大案之一。结果我们终于使他得以出了班房。算是讨回了一点公道。

        “真谢谢你啊，老兄，”他谢过了我，就转过身去吻他热泪盈眶的妻子。

        “不要大激动了，”我应了一声也就走了——我又不能叫利罗伊·西格把快乐分一点给我。再说，他到底还有个老婆呢。而且，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律师私下行话中的所谓“冤包子”，天下也实在太多了。

        再如桑迪·韦伯也是一个例子。他是跟征兵局打的官司，为的是出于信仰原因，他要求援例免服兵役。征兵局觉得事情难办。桑迪如果是教友派倒也罢了①，可他又不是，所以很难证明他不肯去打仗原因不在于怕死，而是出于他“根深蒂固的信仰”。尽管他明知官司打起来吉凶难卜，桑迪却还是情愿留下来打这场官司，怎么也不肯逃到加拿大会。他要表明自己是对得起良心的。自己是坚决主张非暴力的。为了他他的女朋友都快急死了。他有个朋友就在刘易斯堡②坐班房，那日子才不好过呢。因此他的女朋友就劝他：我们还是逃到蒙特利尔去吧。他却说：我要留下来战斗。

        ①教友派，又称公谊会或贵格会，为基督教新教教派之一。创始人福克斯劝诫会徒向“主”祈祷时须作颤粟状，故会徒被称作贵格（颤栗者）。该教派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在美国规定教友派成员可以免服兵役。

        ②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该处有一联邦监狱。

        我们战斗了。第一次官司没打赢。我们又提出上诉，这一次到底胜诉了。虽说他还得去一家医院里洗上三年碗碟，他却乐意得不得了。

        “你真神哪！”桑迪和他的女朋友唱着这么句歌儿，一齐来跟我拥抱。我回了他们一句：“坚定信心就是胜利，”就一迈腿走了，这屠尤伟业还有待我去扩大战果呢。我也回头看过他们一眼，见他们俩在人行道上简直跳起舞来了。可我就是笑不起来。

        唉，我心头只觉得愤懑难言。

        我就埋头工作，总是能干到多晚就干到多晚。我真不愿意下班回家。也不知怎么，家里似乎什么都会浮现出詹尼的影子。就比如那架钢琴。还有她那些书。我俩一道挑选的那套家具。真的，我心里甚至还掠过了一丝想搬家的念头。好在我总要老晚才回到家里，搬不搬家暂时好像也无所谓。渐渐地，一个人在冷清清的厨房里独自吃饭我惯了，一个人听录音带听到夜深我也惯了——不过詹尼的那张读书专用椅我是从来不去坐的。我甚至还自己摸索出了一些门道儿，在我们那张空荡荡的大床上我也勉强睡得着觉了。所以心里也就觉得不是非搬家不可了。

        可是有一天我打开了一扇橱门，情况就起了突变。

        那是詹尼的衣橱，本来我是从来不去碰一碰的，可是那天也不知怎么，我却糊里糊涂打开了这衣橱门。一眼就看见了她的衣服。詹尼的连衫裙，短上衣，领巾披巾，全在那儿。还有羊毛衫——里边有一件还是她中学时代穿的老古董呢，尽管早已穿得都快烂了，她却一直舍不得丢掉，在家里还常穿的。一橱的衣服都在，可就是詹尼不在了。怔怔地瞅着这些遗物，绸的毛的好大一堆，我也真说不上心头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反正总依稀有这么个向往吧：我要是去把那件老古董羊毛衫摸一下，是不是就能沾到一点詹尼的娇躯散落下的屑屑粒粒呢？

        我把橱门一关，从此再也没有去开过。

        两个星期以后，菲利普·卡维累里悄悄来收拾起詹尼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拿了去。嘴里还兀自咕哝，说是天主教会里有个专门帮助穷人的机构，里边的人他认识。他借来了一辆送面包的卡车，好把东西运到克兰斯顿去，临走一本正经向我道别：“你要再不搬家，我今后就不来看你了。”

        说来也怪。屋里凡能引得我睹物思人的种种东西一旦被他席卷而去以后，我不出一个星期就找到了一套新的住房。新居面积不大，更有点牢房的味道（记得吗，纽约凡是底层的屋子窗上都是钉了铁条的）。那其实倒是一幢上等的住宅，正房住的是一位剧院的阔老板，我住的则是半嵌在地下的底层，比起正房来就要差点儿了。他家的漂亮大门门把儿金光锃亮，不过好在要进他的家门得上一列台阶，所以去他家胡天胡帝的人再多，也打扰不到我。而且我这新居离上班的地点要比以前近多了，到中央公园更是几步路就到。种种迹象显然表明，我心灵的创痛看来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平复了。

        可是我的心里总还揣着一大块心病。

        尽管我这新居四壁都挂上了新的装饰画儿，连床也换了一张簇新的，尽管朋友见了我说“老兄，气色不错啊”的也愈来愈多了，可是其实我还一直暗暗藏着我那亡妻詹尼的一样遗物。

        家里写字台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我还藏着詹尼的眼镜。而且不是一副，我把两副全藏在那儿。因为我只要对她的眼镜看上一眼，就会想起当初透过镜片便能把我一眼看透的那一对可爱的眼睛。

        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在其他方面我还是蛮不错的。所以见到我的人，也个个都毫不犹豫地说我蛮不错了。

        “你好，我叫菲尔。我是个烤糕饼的迷。”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他这样赶时髦说这个“迷”字，人家真会当他烤蛋糕是一种业余爱好，不会想到他可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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