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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四年里,我逃跑了五次。一开始,我想给那两个把我送来的走私贩塞钱,让他们送我回去,把我放到西海岸上的随便哪个地方。失败后,我又试图走陆路,结果三次都被边防军送回了孤儿院。到了第三次,他们说,再有下次,他们可不会管我是不是小孩了,他们会开枪。

        我明白我的父母已经死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编织出一些聊以自慰的幻想——他们说不定活了下来,瘟疫说不定从未波及我家,她说不定也为他们做了些安排,像她为我做的一样。我尽量让自己这样相信,尽管明知这一切只是虚妄。

        到了16岁,我在新安克雷奇当起了码头工。我跟那些莽撞的船长一起工作,去解救他们撞上礁石的船只,收入相当可观。

        到了休息日,我偶尔会前往当年上岸的港口,站在人群之中,与他们一同咒骂新来的移民。那时,大陆上的瘟疫已趋于平息,走私贩大都不愿再把幸存者送往北方,担心自己会染病。不过其中一些人仍在加利福尼亚沿海设有隔离屋。幸存者只要在里面隔离一周,出来时也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就会被认为是安全的,可以上路。

        本土主义是一场金字塔骗局,在这个已然拥挤不堪的城市,我发现自己对难民充满鄙夷。我们在码头底下冲他们嚷嚷,让他们滚回家去,尽管我们心知肚明,他们的家乡已是瘟疫横行。我们举着标语,将他们斥责为恐怖分子和罪犯,拆毁了为他们准备的住所。这样做时,我感觉很好,感觉自己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

        他们的漂泊印证了我的归属。

        18岁生日那天,我在码头工人宿舍里发现有人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一个信封,里面的纸陈旧发黄,是一封信。

        我想告诉你一些事,一些你有权知道的事。

        我刚到你家时,心是空的。我以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美好的事物了。然后,我遇见了你,于是我明白我错了。我们一起在河里度过的时光,让我重拾了快乐。

        我曾对你说过,断骨只要接得对,痊愈后会比原来还要强韧。这句话反过来也同样成立。

        真希望我们认识时彼此都还是孩子。我想我们一定能成为最好的朋友。我多么想带你去看看我小时候的家,看看我们那片棕黄的海,还有你爸爸用护墙板做的海盗船。我多么希望你能见见你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善良又正直的人,而且一定会非常爱你。你的祖祖辈辈,都有着善良的心地。

        而我最希望的,是你能在新家过上美满的生活。还有,不管我曾让你受过怎样的委屈,我都希望你得到幸福。我爱你。

        我把信扔进一只旧鞋盒。随后的近40年中,我再没看过它一眼。

        时光荏苒。我上了学,拿了个历史学位。随后,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内战研究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瘟疫结束后,国已不国,历史学家赖以还原史实的资料大都失传了。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并没有退缩,我搜寻着每一份文件,每一份被遗忘的目录,每一位幸存者的证言,顽固得近乎偏执。同事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世,也从不认为我的坚持有什么异样,对没有得到完美解答的问题刨根问底,似乎本就是学者生涯的一部分。

        一天,我在佐治亚做完一场演讲正准备回家。我与其他乘客一同上了飞机,我们所有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停机坪上等待机翼从阳光里多汲取些能量。我盯着面前的屏幕。屏幕上是一幅内陆地图,还显示着一些数字坐标,标示出我们在地球上的方位。

        突然间,我明白了萨拉特信末那串数字的含义。

        一回到家,我就把储物箱翻了个底朝天,直到翻出那封信。第二天,我就飞回南方,去往那串数字标注的地点。

        那是一片一贫如洗的乡野,位于国境的最南端,靠近佛罗里达海岸线。在这里,即使把空调开到最大,也依然难敌热浪。我驱车驶过寸草不生的农田和破败的村镇,战后的贫困随处可见,不时还能看见几面三星旗无力地垂在拖车前的旗杆上——提醒着人们,在红区的许多地方,战争虽然停止了,却从未结束。

        我来到一座矮小的农舍前,房子不带农场,只在屋前有一小块土地,屋后有一片贫瘠的河床。前廊上有个男人,正在清扫排水沟里的沙土。我敢说,他肯定比我年轻,但长年的暴晒把他的皮肤变得十分苍老。

        “您有什么事吗?”见我顺着车道走来,他开口问道。

        “老实说,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说,“我有……我有这儿的地址。但我不知道——我这么问您不会介意吧?您住在这里很久了吗?我是说,是不是瘟疫前就在这儿?”

        他脸上温和愉快的表情霎时变成了怀疑。我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该在这样一个地方提起“再统一瘟疫”,毕竟在这一带,一些媚俗的年轻人不时仍会穿着印有茱莉亚·坦普尔斯通艺术镂空头像的t恤。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本杰明·切斯特纳特。”

        “哇,我的天哪!”他说,“我这么多年都以为我妈肯定是疯了。进来,进来吧。”

        他领我进屋。客厅里有一张破败不堪的沙发,上面坐着一个老妇人,在听旧日的情歌。她孱弱消瘦,身旁放着一把轮椅。

        “妈妈,有人找你,”男人说,“就是你这些年来一直念叨的那个人。这位是本杰明·切斯特纳特。”

        一时间,她盯着我看,那样子仿佛我是个鬼魂。随后,她双手掩面。

        “我一直以为死前等不到你了。”她说。

        老妇人打发儿子去弄点喝的,然后示意我坐到她的身旁。她抚摸着我的脸,就跟认识我似的。但我却压根儿不认识她。

        “像。”她说,“我看得出来。虽然不明显,但你还是有几分像她。”

        “我不想骗您,”我说,“我完全不认识您,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

        她哈哈大笑:“我想她是刻意这样安排的。”

        老妇人跟我握了手。“我叫小莱拉·德诺姆,”她说,“我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你的姑妈萨拉特了。早年间,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她经常光顾我妈妈在老奥古斯塔港开的酒吧。”

        她的儿子端着一罐柠檬水回来了。“妈妈,对不起,我那些年不该那样说你,”他说,“我想你是对的。”

        “来吧,”她对我说,“不如让我带你看看你为什么而来。”

        她的儿子想扶她一把,但她却让他出去继续清扫排水沟。她从轮椅上取下一根拐杖,示意我跟着她到厨房门外去。

        我们走进一座地下避风窖。地窖的木门曾上过红漆,但油漆早已斑驳剥落,难以辨认。门上有一把挂锁。老妇人戴着一条项链,上面挂着一把钥匙。她把它交给了我。

        “去吧,”她说,“它们现在是你的了。她把它们全都留给了你。”

        我打开门,阳光泻入地窖。我看见地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我的姑妈过去的那些日记本。

        “一共有两打,”老妇人说,“我向她保证过,我绝不会丢弃,也不会去读,两样我都做到了。”

        我端详着那些笔记本。想到它们曾沾满我的妈妈那间温室里的泥土,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甚至怕自己会当场呕吐。

        “你这么多年都一直留着它们?”我问。

        “没错。”老妇人答道。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帮她,还一帮这么多年?”

        “为什么?”她重复道,感到颇有些好笑。“因为这么做才对啊!”她笑道,“萨拉特说过你是个可爱的孩子。本杰明,不过你得明白,在地球上的这个地方,对错不取决于胜负,也不取决于谁杀死了谁。在这里,对错甚至与是非无关,只取决于你能为自己人做些什么。”

        她指向西面,指着土地的尽头,那里的田野一片死气沉沉,仅有几间窝棚和破败的马厩散布其间。尘土在太阳下飞扬。

        “你知道,去参加‘再统一庆典’的佐治亚表中,有三个是这儿的人,”她说,“他们回来后,不出几天,半个镇子的人就全病倒了,所以这儿如今才显得这么荒凉。这里死于瘟疫的人,是亚特兰大以南最多的。”

        她用拐杖敲敲避风窖的门。“比利的爸爸和我,我们在这个洞子里住了18个月,”她说,“我们靠罐头过活,在一个临时马桶里解手,然后每周趁夜深人静出去倒一次。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两年,直到这儿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瘟疫蔓延不下去了为止。”

        “天哪,”我说,“那可真是人间地狱了。”

        “没错,”老妇人回答,“我们是这儿附近唯一幸存的人家,因为只有我们提前把车开到附近的三个镇子上,见到焗豆罐头和瓶装水就买。只有我们做了准备。”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的意思。

        “再残酷的恩情,也是恩情,”老妇人说,“欠下的情我必须还。不过现在,你该从我肩上接过这副重担了。一个女人心头压着个这么大的秘密,是没法安息的。”

        那年冬天,我在内尔奇纳租下一间湖畔小屋。在那里,我读完了所有的日记,写下了这个故事。

        那年冬天,我得知了切斯特纳特一家最初的住处,我得知了奶奶带着爸爸和姑妈们逃离家园的经过,我也明白了那些黑衣女人常说我的爸爸经历过“佩兴斯的考验”是什么意思。

        我还得知了她所经受的一切,以及她所做的一切。在佩兴斯,在半途基地,在佛罗里达海上的那座监狱。我读到了他们对她用水刑的那一天,还有那个奇怪的外国人到我家农场上来找她的那一天,也得知就是他向她提供了以牙还牙的武器。

        读完之后,我感到无所遁形,冷水浇背。事实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她绝不是什么小角色或从犯,事情就是她干的。

        几十年过去了,那是她最后的懦弱迫使我理解她,迫使我决定如何处置她的秘密。

        那么我就做出决定。

        那一天,在终于从中提取了一切可用的资料之后,我把日记码成一堆,付之一炬。其实,收藏内战纪念品的阔绰历史爱好者遍地都是,愿意的话,我大可以把它们卖给其中一个,换取一笔不菲的收入。我也完全可以把它们匿名捐赠给某座博物馆,交给内战存档计划或真理与统一委员会。但我实在按捺不住想烧掉它们的冲动。

        眼下,这是我唯一能伤害她的方式了。

        现在,她几乎已完全离我远去。我早就活过了她的年纪,也活过了我的父母的年纪。不过我仍不时会想象她在送走我之后,在终于踏上蓝区的土地时,曾有过怎样的见闻。

        她去哥伦布时,走的应该是桑贝尔特大道,路面闪闪发亮,像铺了一层钻石——一座座大楼从路旁掠过,其中居住着内迁移民的后代。她应该老远就看见了那些为纪念国家再次统一而竖立的巨大广告牌,其中一些被愤怒的北方人喷上了涂鸦——用硕大的蓝字写着“KAR”——他们依然不愿意就这样轻易放过南方。

        我想象她出现在参加“再统一日庆典”的人群之中,默默地摇着自己的轮椅,来到大游行的始发地,庞大的身躯溢散着病毒。人群应该为她让出了一条路——看到她身上因折磨而留下的伤疤,她剃光的头,还有她弯曲的脊柱,他们心中想必充满了怜悯。

        记得有一回,我俩在萨凡纳河里游泳,她试着在水下憋气。我坐在岸边给她计时,尽我所能地读秒。以她的身形,我以为她一定能在水下待上许久。但没想到她的肺却十分虚弱,不一会儿,她就浮出了水面。

        她吸了口气,脸上浮现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显得那样如释重负,仿佛她并不是在水下屏息了几秒,而是已经窒息了一辈子,现在终于得到了解脱。

        有时,我会想,她在服下那剂毒药,走上再统一广场时,是不是也同样松了口气——体会到一种莫大的解脱,与溺水截然相反。

        萨拉特·切斯特纳特的日记,我只保留了一页没有烧掉。那是第一本的第一页。我把它夹在钱包里,时不时就会拿出来,读一读开头那两句话:

        小时候,我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住在密西西比海边的一座小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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