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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倒地身亡。枪声在萨拉特耳畔回荡。不出几秒,蓝军堡垒就响起了呼啸的警笛。萨拉特从藏身处站起身来,转身面向红色国度。夜幕之下,她开始奔跑,并很快找到一个反抗军地道的入口。她钻进地道,开始爬行,头顶响彻着尖厉的警笛。地道低矮,阴冷潮湿,而且一片漆黑,她只能凭感觉匍匐前进。

        她向南爬了半英里,出了洞口,来到一座斜坡下。她钻出一个盖着茅草的掩体,发现天空已经让曳光弹照得通红。西面的树丛动了一下,也许是边境小镇上的野狗在那儿觅食。随后,她眼看着瞭望塔上的枪手将那丛灌木夷为平地。

        她趁着黑暗越过山丘,爬过干枯的溪床,跨过北美枫香树腐烂的树干。几周前向林子里进发时,萨拉特研究过地形,记下了山坳和狭缝的位置,这些地方的树木最为茂密,便于隐蔽。

        不出几小时,她就来到查茨沃斯附近的丘陵地带,她知道蓝军很快就会派人突袭这里。留在查茨沃斯这种地方的——北方军每次发动袭击,这些城镇总是首当其冲——大都是钉子户。其余人早已南迁,其中大多数都住进了亚特兰大周边高耸的贫民窟。但正是这些坚守边城的居民,每周还会移动路标迷惑敌军,一听到“蓝军”二字就会往地上吐唾沫。

        她发现自己的三轮蹦蹦车还原封不动地停在76号公路旁。她驱车向南,驶回安全的佐治亚州。路上,萨拉特发出胜利的长啸。

        她抄小路回家,刚过傍晚的时候就到了。她带着沸腾的肾上腺素绕过小木屋,向东走进树林。她专注地走着,数着自己的步子,一直数到500。走完最后一步,她来到一片林中空地上,不远处就是河岸。她跪下来,挖开土壤,掩埋了步枪。她没有留下任何记号,埋好之后拍拍泥土,让它看上去平坦无奇。随后,她走回家中。

        她从院子一头看见保姆卡琳娜在厨房里忙活,一边和面团,一边哼着《雅各的梯子》。这女人身上有一种东西令她感到异样——并不仅仅因为她来自遥远的孟加拉群岛,其实,她的举止和口音中早已没有了故乡的痕迹——她太爱笑了,也显得太过安适自在,不像是在别人家里,也不像是跟另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萨拉特看得出来,西蒙已经喜欢上她了:每当她一靠近,他就会睁大眼睛,绽放笑容。萨拉特也知道这女人没有任何过错,但她却生出一个执念,总想提醒那女人注意自己保姆的身份:她不是切斯特纳特家的一员,永远不会是。

        萨拉特穿过树丛,走下河滩,踏入水中。她喜欢水流舔舐皮肤的感觉。头天晚上逃离半途基地时,她曾踉踉跄跄、磕磕绊绊地穿过一丛蓟草,胳膊和肩膀上被划满了伤痕。这会儿,皮肤上的伤口刺痛起来,灼烧难耐,宛如滚烫的铁板上溅出的油星溅到身上。但这也同样,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让她感到愉快。

        萨拉特继续向河中走去,一直走到双脚悬空,然后脱下衣服。她任由河水带走那身污衣,整个人轻盈地浮在水中,一丝不挂,浑身只剩脖子上那条盖恩斯送的项链。河水散发着泥土和水草的气息,也带着她的体味:那是一周未洗的脏污,她的腋下和双腿间都生出了一股醋酸味。她喜欢自己的味道,带着它行走四方,就像带着自己新生的婴孩。这会儿,她圆睁着双眼,潜入水底,把它献给了河流。

        她感到瞭望塔上那个卫兵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整道隔离墙上,只有一座瞭望塔能将切斯特纳特家一览无余。塔上坐着一名年轻的南方政府军列兵,负责防止染病的南卡罗来纳人出逃。

        他们刚搬进这所福利房时,萨拉特坚决不肯在瞭望塔的监视下过夜。后来,还是盖恩斯带她去见了离她家最近的那座瞭望塔上的南方自由邦卫兵。结果,那不过是个沮丧的小伙子,来自佐治亚沿海一带,他甚至比萨拉特还小一岁,谎报了年龄才得以入伍。

        不久,萨拉特就明白这个小伙子,还有所有戍守活死人州南卡罗来纳的小伙子全都来自红区,不构成任何威胁。此后数月,在她直挺挺地匍匐在地,透过步枪的瞄准镜窥视他时,她明白了另一件事:瞭望塔上那些卫兵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无聊和恐惧蒙蔽了他的双眼,他需要查看的东西实在太多,又实在太少。萨拉特伏地观察时,那个睡眼惺忪的男孩经常直勾勾地回望她,却对她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

        河水带走了她的味道,也洗去了凝结在她胳膊和腿毛上的污垢。她很小的时候,爸爸曾告诉过她,从前,在河流还没有溢出防波堤时,她的祖先中有人就葬在密西西比河畔。但最终,河水决了堤,吞没了附近的屋舍和良田,甚至吞没了死者的坟茔。河水奔流不息,他说,它一路狂奔,一路掠夺。

        上岸后,她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找到一套干净衣服。达娜坐在小木屋一旁。

        一个树桩上,放着一把折叠剃刀和一瓶桉树油润肤乳。萨拉特在河边坐下,把脑袋剃了个干净。她又坐了一会儿,看河水流逝,感受着抹了润肤乳的头皮上那份清新凉爽,任由微风吹拂她的皮肤。接着,她站起来,穿上衣服。

        她朝木屋旁的姐姐走去。如今,她俩的身高几乎相差1英尺,萨拉特已经有6英尺5英寸了,而且她还有一年才成年,个子说不定还会再蹿一蹿。

        她在姐姐身旁坐下。达娜的发丝翻卷,有如波浪,在阳光下泛着巧克力色,此时还散发着椰子和茉莉花的香气。萨拉特眼前已经浮现出奥古斯塔那帮小伙子对她垂涎三尺的模样。

        “你该进去打个招呼的,”达娜说,“西蒙今天心情不错。”

        “他话多吗?”萨拉特问道。

        “你说一句,他学一句。但也不能说没有进步。”

        萨拉特摇摇头。“等我缓缓,”她说,“我还没完全平复。”她抬起右手,那条胳膊颤抖得厉害,像拨动的琴弦。

        达娜搂住妹妹的肩膀。萨拉特倒向她,蜷起身子,把头搁在姐姐腿上。

        “漂亮姑娘,”达娜说,“你回来我真高兴啊。”

        姐妹俩看见了园子里的卡琳娜,见她正把衣服往岸边的晾衣绳上挂。她假装没发现她俩坐在木屋旁。她边干活儿边唱歌,唱的还是她最喜欢的那首赞美诗,她还会重复每句歌词,给自己营造合唱效果——我们我们,攀登攀登。

        “她把他照顾得不错。”达娜说。

        “不信任她。”萨拉特回答。

        “是她做了什么吗?”

        “没有,只是她给人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她到底怎么看我们,她究竟想要什么。”

        “为什么要在意她的看法呢?”达娜问,“她不过是在这儿工作而已。”

        “她就在我们家里,不是吗?反正她总是一个劲儿对西蒙和那些愿意听她絮叨的人说,她才不关心谁输谁赢呢,管它南方北方,只要别再打仗就行了。说得好像要是蓝军明天就攻进亚特兰大,她也会张开双臂欢迎似的。你知道她父母住在北方吧?是战前不久搬过去的。”

        “所以呢?假如你置身事外,你难道就不会去吗?”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萨拉特说。

        夜幕降临,一层湿漉漉的薄雾在空气中铺展。萨拉特断断续续地打了个盹,醒来时,姐姐还在轻抚她的头。她听见远处传来快艇的引擎声,那是一艘从内陆开来的反抗军小艇。

        “你怎么能让我睡着呢?”萨拉特说。

        “就一会儿嘛,”达娜回答,“你才睡了不到一个钟头。”

        快艇靠岸时,姐妹俩走进木屋,抬出一批新的密封铁盒,搬到等在岸边的船上。

        掌舵的小伙子是个新祖阿夫,来自亚拉巴马南部。他谢过她们,直接接过箱子,不消打开查看,就确信里面装着事先说好的武器。据他的经验,切斯特纳特一家的渠道十分可靠,与萨凡纳河沿线的任何走私渠道一样值得信赖。

        她们看着他溯流而上。他一走,萨拉特也一扫睡眠中断的昏沉,开始感到饥饿难耐。她在树林里吃的最后一口杏肉冻已经耗尽了。她开始垂涎起油锅里翻滚的秋葵,木炭炙烤的鸽肉,还有桶酿怡然酒那带有肉桂香气的热辣口感。

        “走,我们去奥古斯塔。”她说。

        战争期间,南方的心脏是亚特兰大,但造血器官却是奥古斯塔。在肆虐的风暴和高涨的海水侵袭下,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吞噬殆尽,于是,这里就成了整个红色国度赖以生存的港口。每逢月末,外国船只都会从世界各地驶来,停泊在城市东南150英里处的海上。船长们会在此等待领航员来带领这些庞大的船只绕过沉没的海滨城市,前往奥古斯塔港口。

        每月一度,船只会运来丰富的货物,形形色色的人都会聚集到这座城市里来碰碰运气。他们中有船工、走私贩、反抗军、领航员,还有外籍船长及其船员。此外,这里还云集着休假的水手,全都隶属于那支无能的南方海军,他们孱弱的舰队早已把海上控制权拱手让给了蓝军。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港口上那些临河的酒吧、妓院和客栈终日人声鼎沸。

        到了傍晚,码头管理员拨动开关,点亮了悬挂在板道一侧的圣诞彩灯。板道建在雷诺兹街防波堤顶端的平台上,高20英尺。堤岸外侧几乎与河面垂直,只有几处相对平缓,上面建有阶梯,能通向领航员宿舍或泊船码头。堤岸内侧是个平缓的斜坡,清晨,能看见许多醉得不省人事的酒鬼在这一侧沉睡。

        萨拉特和达娜抵达奥古斯塔时,酒吧都已人满为患——里面不仅满是等待物资援助船靠岸的人,还有从“密亚佐”各地到城里来看“尤夫西”的游客。

        姐妹俩先去了十二街附近的美食饭店。这是一座经过改建的浸礼会教堂,店门前的草坪上,站满了水手和亚特兰大来的小伙子,人人都是一副醉醺醺、喜洋洋的样子。草坪中央,一辆化石燃料雪佛兰古董卡车被架在垒得高高的砖块上。车身锈迹斑斑,色泽棕黄,引擎盖被卸了下来,过去引擎的位置放着一个木炭烧烤架。

        烧烤架上腾起滚滚浓烟。美食饭店的老板、退休船长艾萨克手拿一把芭蕉扇,站在卡车两个空洞的车灯孔之间。他身材高大,上身赤裸,汗流浃背。尽管卡车冲他喷出一连串橙黄的火星,但他那张藏在大檐帽底下的面孔却依然显得泰然自若。熏黑的烤盘上烟气升腾,后面那座红砖教堂恍若一个遥远的梦。

        “怎么样啊,老伙计?”萨拉特说。

        船长转过身。“嗬,瞧啊,这不是全奥古斯塔唯一的纯爷们儿吗?看在上帝的分上,都给我起开!”他一边说,一边踢开烧烤架旁两个瘫在休闲椅上的亚特兰大大学生,“每个月这会儿,这儿就成了个动物园——你知道的,一有赚头就这样。”

        “不碍事,”达娜说,“我们反正也准备进去把你这儿吃个底朝天呢,一星期都没正经吃饭了。”

        船长点点头:“快进去吧。我让人给你们上些牛排。”

        萨拉特哈哈大笑地说:“什么也比不上你家那道飞薄牛排啦,都是你亲自从天上打下来的吗?”

        “你再满嘴跑火车,看我不把你打下来。飞薄牛排总比没的吃强。”

        船长指指教堂临街一侧的弹头形长窗。原来的窗户很久以前就被捣碎了,毁于杰克逊堡血案后的一场骚乱,教堂内部也都损毁殆尽,连长椅和地板都被洗劫一空。

        “对了,你朋友布拉格也在这儿。”他说。

        “老的还是小的?”萨拉特问。

        “哈哈!老的这阵子连起来尿尿都够呛了。是那个小子,还把他的人全带来了。”

        “我的天!”萨拉特说,“那就没意思了。”

        船长用手拭去额角的汗珠,又在牛仔裤上蹭蹭手:“他要是找你麻烦,你就告诉我,我会给他点颜色瞧瞧——我才不管他老爸手下那帮反抗军小崽子联合不联合呢。”

        她们谢过老船长,进了屋。除了原本的红砖,这里就再没留下过去教堂的什么痕迹了——只在墙侧的一道拱上留下了“二人同下水里去”一行大字,下方还有一道浅浅的凹槽,过去曾用来悬挂闪光的十字架。

        船长喜欢搜集久已消亡的动物,也就是那些曾经存在却因无法适应这颗星球的持续高温而灭绝的物种。墙上挂满了标本:驯鹿头、麝香牛头、海狮头和白脸狐狸头,它们的眼窝里塞着玻璃弹珠,虎视眈眈地俯瞰着人群。

        餐厅爆满。空气中有浓重的油炸味,以及啤酒泼洒后撒上的木屑味。餐桌摆得乱七八糟,占满了过去的教堂大厅。屋子尽头,一排慌慌张张的厨子正手忙脚乱地围着炉子和咕嘟冒泡的锅打转。

        双胞胎在大厅里四下张望,想找个地方坐下。萨拉特立刻发现男人们都转过头来看她姐姐。达娜改变了这间屋子的轴心,掌控了这里的氛围。小伙儿们的目光飞向她,就像锉屑飞向磁极。萨拉特等着看他们谁敢更进一步,她暗暗希望有人有这个胆量。

        她们走到最里面,在厨房附近找到一张桌子。但她们还没落座,小亚当·布拉格的一名保镖就走上前来,邀她们过去共进晚餐。

        “我们就坐这儿。”萨拉特说。

        “我们这就去。”达娜说。保镖走后,她转向妹妹。“就去一会儿嘛,”她说,“只是示个好。”

        “你明知道肯定不止一会儿,”萨拉特说,“再说为什么要示好啊?咱又不在他手下干活儿,也不为‘反抗军联盟’或别的什么人效力。”

        “我才不管什么联盟不联盟、别人不别人的。但就算我们不理他,他这号人也依然是个人物。最好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我们哪天能用得上他或他爸呢。”

        “该死的,”萨拉特说着,站起身来,“跟他们一起就没法吃得舒坦。我们早去早了吧。”

        今晚,那个年轻人在庆祝他21岁的生日。她们过去时,他正坐在屋角的一张大圆桌旁。屋里只有这张桌子上铺了桌布,桌旁围了一群保镖、反抗军士兵、祝寿的人和随从。

        桌旁有几张萨拉特见过的面孔:那个叫亨森的著名走私贩,奥古斯塔副市长领航队队长,还有三个男人,穿着紧绷的西装,看样子可能是亚特兰大来的政府官员。战时南方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决定了“反抗军联盟”与南方自由邦的高级官员之间不能公开来往,因为双方在和平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奥古斯塔,人们可以暂时无视这些条条框框。

        “晚上好啊,女士们,”布拉格说,“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坐吧,坐。”

        姐妹俩在主人身边坐下。他把她俩介绍给在座的人,声音洪亮,确保来来往往的随从都能听见。

        “这两位是达娜和萨拉特·切斯特纳特,”他说,“佩兴斯营大屠杀的幸存者,骄傲的南方爱国者。我很荣幸能跟她们交上朋友。”

        “很高兴见到你们,姑娘们。”一个亚特兰大来的西装男子说。布拉格介绍了他,称其为南方自由邦下属北佐治亚州政府的新闻事务负责人。

        “你们不就是那个西蒙的两个妹妹吗?那个‘奇迹男孩’。”

        “没错。”萨拉特说,“那你又是谁的妹妹?”

        那人瞟了主人一眼,笑容渐渐消失了。

        “好了,别闲扯了,”布拉格说,“我们开始吃吧。”

        有人把一大摞碗碟和银盘从厨房里端了出来,里面盛着鸡肝、炸猪皮、浸在红色肉汁里的米饭、涂了密西西比鱼子酱的玉米片,还有用鸽肉仿制的牛肉,烤得外焦里嫩。一桌的吃货都静了下来,桌上只听见咀嚼声和刀叉碰撞的声响。布拉格乘机凑近他的两位客人。

        “听说你到半途去了,”他说,“真的假的啊?”

        萨拉特没吭声。

        “呃,起码你还活着回来了。我爸派出去的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宾客们用餐完毕,盘子被清走了,换上了别的:整盘整盘的切片水蜜桃、西瓜和蜜瓜,一罐罐冰水、柠檬水,还有炮兵潘趣酒。围坐在桌边的人吃啊喝啊,最后终于吃喝不下了。

        一个亚特兰大人站起来祝酒,他喝得醉醺醺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他先是扯了一通南方精神、崇高的自由事业之类的玩意儿,不过很快就说起车轱辘话来,最后还是布拉格打断了他:“不如这么说吧:敬南方,祝胜利。”

        “敬南方,祝胜利!”人们附和着,在座的人都举起了酒杯。

        那几个亚特兰大人不久就离开了。布拉格的几个伙计填补了他们的位置。其中有两个“盐湖兄弟”:特劳和科恩希尔。

        反抗军起初找到他们的时候,“盐湖兄弟”本来有六个,都是西班牙福克战役留下的孤儿。当时,蓝军、墨西哥军队,甚至还有一些迷途的得克萨斯散兵游勇在此混战,最终陷入了僵局。在那之后,此地就成了墨西哥保护领地的西北边界。

        有人说他们是摩门教徒的后代。战役平息后,反抗军发现他们躲在市郊的一个养殖场里,于是就用找到他们的地点给每个人命了名。最后,他们被带回南方,加入了布拉格家那支喧闹的队伍。

        服务员清理了餐桌,又端来雪茄和白兰地。雪茄都来自过去的加勒比岛屿,十分昂贵,基本都是绝版。烟雾在空气中弥漫,气味清甜,带有泥土的芬芳。

        “你知道,我爸是因为不放心我才派我到这儿来的。”布拉格边说边凑近双胞胎,话音中饱含着微醺之人那种信口开河的友爱,“他说是为了确保补给不被沿海的蓝军截获,最终能顺利进入可靠的人手里——就是让我来盯着点。但我觉得他只是想让我尽可能少待在亚特兰大,怕我趁他睡着时杀了他,老头儿就爱担心这种宫斗垃圾。”

        布拉格哈哈大笑。虽然他眼睛盯着达娜,留意的却是她妹妹。他身上有一种自然而然的魅力,这种特质只属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子嗣,或白手起家的富绅。他脸上自带微笑,嘴里戴着牙套,双眼有如枪膛,仿佛始终处在镜头前。他有一种罕见而优越的天赋,与人说起话来总是亲密无间,仿佛他口中的每个字,都是朋友间最珍贵的秘密。

        另一些人来到桌旁,却被撵走了。那是些有事相求的反抗军,有意入伍者及其家属,想干走私的水手和失业的领航员,以及难民,他们有些想跻身亚特兰大的贫民窟,有些却想离开那里。

        此外,餐馆里还有一些人,来自那些拒绝加入“反抗军联盟”的队伍——他们从屋子另一头的几张桌子上朝这边张望,捕捉着四分五裂的战时南方乍隐乍现的细微裂痕。

        对萨拉特而言,这些全都毫无意义,不过是不安的男人之间可笑的地盘争夺战。南方自由邦、反抗军联盟,还有那些在边境战场上控制着不少地盘的编外队伍,几乎每天都会产生新的摩擦,争议包括该由谁来开设学校、征收赋税,该优先把谁家的烈士画入壁画等等。她既见过他们公开争执——通过各种目空一切、自吹自擂的演讲,也见过他们采取更为务实的办法——在亚特兰大和奥古斯塔的密室里私下商谈。他们的所作所为,令她作呕。她觉得他们不过是些自大而圆滑的船长,为星图上早已过时的边界争论不休,丝毫不顾敌军的炮弹正把自己身下的船只炸成碎片。

        在萨拉特·切斯特纳特看来,这个算式其实十分简单:敌人侵犯她的同胞,她就必须回敬敌人。她十分清楚,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洒出去的鲜血无法收回。

        “不管怎么说,老头子要是知道你从半途活着回来了,肯定会很高兴的……”布拉格说。

        “小点声行吗?”萨拉特说,“你想弄得尽人皆知啊?”

        “不用担心,”布拉格答道,“你还是个新人,还不知名。这间屋子里,也就这张桌子上有几个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而且相信我,他们要是胆敢向不该知道的人透露一个字,就会被割掉舌头。”

        他转向坐在自己身旁的两个“盐湖兄弟”:“我说得对吗?”

        两个小伙子一言不发。他们端坐不动,简直像被封在蜡里,嘴上既不带笑意也没有不满。大的那个梳着中分头——这发型稚气十足,反而让他看上去比弟弟年纪还小;后者的头发贴着头皮剃得极短。

        “你知道他们的两个哥哥都已经死了吗?”布拉格说道,就跟他们不在跟前似的,“其中一个在费耶特维尔附近遭遇了前沿突袭——蓝军就算没把他杀死,现在也肯定把他关在天知道哪个狗洞里了。另一个套上一身‘农人工装’,偷偷越过了电网。他一路北上,都到肯塔基了,结果在一个检查点被打死了,还没来得及引爆身上那玩意儿。他俩的行动都是经过我家老头子首肯的。两个小伙子之前都没摸过枪,但他还是点了头。”

        布拉格转向萨拉特继续说:“但他在你的事情上却丝毫不肯让步,根本没法想象让一个女孩去上阵杀敌。要不是盖恩斯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是绝对不会变卦的。不管怎么说吧,他肯定想见见你,这样你就可以去求他开恩了。那样他说不定还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不会求任何人,”萨拉特说,“你家老爷子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他不是我的头儿,也不是我爸,我不必征得他的同意。你要是有话要对他说,就自己去说吧。”

        “说真的,那我倒宁愿等他死了再说。”布拉格说。他停下等姐妹俩回话,但她们没有吭声。“你们知道他生我的时候都56岁了吗?56岁啊!我俩之间足足隔了半个世纪——我哪能跨过这么深的代沟啊?他做起事来还是老一套,以为自己还在沙漠呢,还没打完过去那场老掉牙的战争。他背负的传统太多啦,已经改不了了。我还不如就静观其变,但愿在他在撒手人寰之前,蓝军不会在亚特兰大竖起他们的旗帜。”

        房间那头传来阵阵哄笑和掌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人们在餐厅里传着一句什么话,听到的人无不欢快地骂骂咧咧,要求再喝一轮。

        “他们怎么这么高兴?”布拉格问一个保镖。保镖询问了一名服务员,回来后在老板耳畔嘀咕了几句。布拉格渐渐笑逐颜开,他转向萨拉特。

        “是不是你干的?”他问。

        那晚,萨拉特脸上头一次露出了笑容。

        “我的神哪!”布拉格惊呼道,接着他终于放低了音量,“你个不动声色的贱人。你这一去,简直改变了整场战争。”

        萨拉特眨眨眼睛。

        布拉格转向保镖。“去‘城堡’里加几个位子,”他说,“这下我们可要好好庆祝了。”

        “城堡”门外排着一条长龙,队伍里大都是等着看比赛的年轻男子。一队看门人来回巡逻,看管着人群,一旦有人高声喧哗或发生争吵,门卫就会迅速请走涉事各方。

        队伍两旁有几个街头小贩。其中一个在卖纸杯装的怡然酒,都是在街那头的排屋里酿造的;另一个在叫卖花生和烤玉米。

        这些年轻人在等待“城堡”开门。终于,门开了,他们互相推搡着走上楼梯,几乎挤得头破血流。

        “尤夫西”比赛于每月之交举办,午夜开赛。其余的时候,“城堡”里也有一些小规模的比赛,但只有在这天晚上,12名选手才会齐聚于此,一同争夺高额奖金。有些粉丝甚至从遥远的密西西比专程赶来,只为观赏这群雄争霸的南方奇景。

        “城堡”曾是一座博物馆的圆形大厅。那是一座精美高旷的厅堂。中央的圆形地板上铺着软垫,但很薄,要是有人狠狠地摔在上面,骨头就会与下面的大理石地砖一同震颤。

        圆形大厅的内圈,用围栏围出一个八角场,围栏很高,一直延伸到二楼的看台。观众大都坐在看台上。但在一楼的擂台外围还有二十来个座位,都是留给奥古斯塔那些达官显贵的,比如南方政府的首脑,亚特兰大的名流,在城里度周末的外国船长,或者,其他一切有钱有势的人。

        布拉格和切斯特纳特姐妹就坐在那里,绝对的黄金位置,旁边就是拳手们即将出场的两扇大门。看台上落下无数的爆米花,同时传来阵阵粗鲁的咒骂。

        灯光暗了,天花板上的喇叭里炸响了震耳欲聋的摇滚乐。

        掌声雷动,大门荡开。拳手们赤脚登场,浑身只着短裤。有几名选手扎着头带,套着护臂或护腿。这些护具的颜色都十分鲜明:全是红黄绿,上面绘制着各式图案,有闪电、虎头,还有南方旗帜上的星星。选手们身上文着十字架、《圣经》经文、带刺铁丝网,还有亲人的名字。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围栏,毫不理会观战的人群。很快,灯光亮起,音乐渐弱,栏门关闭了。12个男人站在里面,相互打量着,谋划着进攻路线。

        通常来讲,在一场“尤夫西”中,开场制胜的办法没有,但开场出局的方式很多。钟声敲响后,大多数拳手并不会扑向场上最羸弱的选手,而会盯上动作最慢的那个——这样他们既能放心出手,又不会显得恃强凌弱,还可以坐视其他选手互搏,为自己减少对手。不过这种手段最终往往事与愿违,而且一旦两个人盯上了同一位迟缓的歌利亚,他们自己就不得不相互对垒。这种竞技具有高度的任意性,因此,把赌注押在任何选手身上都堪称随机,而一位拳手只要能在退役前赢上三四场比赛,他的职业生涯就堪称辉煌了。

        主持人在擂台边宣读了选手名单。其中有几个是新手,赛方之所以选中他们,多半是因为他们块头够大、下巴够方,看上去起码能在台上屹立好几分钟。

        擂主是一名来自哈蒂斯堡的选手,今年19岁,名叫乔舒亚,以“幽灵”的名号参赛。传言他曾为领土护卫队效过力,年仅13岁时就在东得克萨斯战场上杀敌。其实,这都是他的经纪人编造的谎言,部分目的是为了抗衡另一个——由对手散布的——流言,说这名拳手其实是北方人的后代,眼看战争快结束了,就跟匹兹堡的赞助人签订了协议。

        如果今晚胜出,“幽灵”就将迎来自己的“尤夫西”三连胜。这将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纪录,因为在这样一项赛事上,上一场的擂主一踏上擂台,就会成为其余11个人进攻的焦点。

        不过萨拉特感兴趣的只有一位拳手,一个名叫泰勒的老将。她早年还在佩兴斯营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大屠杀前,他曾在那里生活过。她对他和他的家人知之甚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随他一同离开,如果没有,其中是否有人幸存。她只知道他曾住在南卡罗来纳片区,已经打了将近十年的比赛,身体遭受了不可治愈的创伤,要知道,这项赛事的选手,平均职业生涯只有四个月。

        铃声响起,看台上迸发出一阵欢呼。选手们彼此逼近,很快开始格斗。在“尤夫西”比赛中,选手离开擂台的方式只有三种:一是放弃比赛;二是受重伤后申请从擂台上仅有的一扇门离开;三是被打得不省人事——这时几个赛场小丑就会上去把选手拖下擂台。

        为了保持“尤夫西”离经叛道的南方竞技本色,组织者拒绝为其订立任何书面规则,严格来讲,每个月走上竞技场的12名选手不受任何条款制约。

        但事实上,不成文的准则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约束着这场混战,这些荣誉法则对突袭做出了限制,规定了躲避时间。例如,选手不得袭击明显正逃向出口的对手。但选手即便违反这些规则,也不会受到什么实际的惩罚。

        比赛十分激烈,但始终无人倒地。到了第12分钟,12名选手依然悉数屹立。人群掌声雷动,为难得一见的“12——12”奇观喝彩。但到了第15分钟,一半的选手都离开了赛场,其中四人是自己走下去的,浑身是血,一瘸一拐;另外两个是由小丑拖下去的,已经失去了知觉。像往常一样,选手们接二连三地涌向出口。一旦无须再承受第一个倒下的耻辱,这些人就瞬间失去了对疼痛的忍耐力,那些自觉获胜无望的人在遭遇锁头或十字固时,几乎是欣然就擒,这样他们就能申请弃权了。

        布拉格凑近萨拉特说:“你的老邻居脚受了伤。”

        佩兴斯的泰勒艰难地将重心移到右腿上,此刻,他左脚的脚踝又青又肿。现在场上只剩下他、擂主“幽灵”和一名临场加入的选手,一个名叫格雷森的庞然大物。

        像每场“尤夫西”接近尾声时一样,擂台垫上已经布满了一道道干涸的血迹,这区区几名选手,让擂台显得格外空旷。出于本能,选手们都后撤几步,好喘一口气。格雷森的右眼上方豁开一道大口子,他用胳膊上的护套拭去血迹。人群很快对这种毫无进展的场面失去了耐心,开始起哄,要求他们开战。

        最先出手的是泰勒,他一瘸一拐地向格雷森逼近。但还不等他揪住对手,格雷森就举手认输,迈向出口。看台上爆发出一阵嘘声,人群被激怒了,不满这位尚有余力的选手竟选择了投降。选手退场时,他们用花生和爆米花砸他,喊他胆小鬼,说他有辱赛场。格雷森一言不发。他很快被领出那扇大门,进了选手区。那是一间经过改建的展厅,位于昔日博物馆的深处,曾用于陈列恐龙化石。

        现在场上只剩两个人了,虽然其中一人上场时呼声最高,但现在另一个人却赢得了观众的拥戴。一些人为他欢呼,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毫无胜算的挑战者来自那场著名蓝军大屠杀的发生地;另一些人为他鼓劲,因为他已经对“尤夫西”桂冠发起过23次冲击了,创造了一项纪录。不过大多数人为他加油,只是因为人天然有袒护弱者的倾向。他在年轻力壮的对手面前越是胜出无望,喧闹的人群就越是支持他。他们本能地希望在他身上看到一种骑士般的不屈,坚信自己如果处在他的位置,也会表现得同样顽强。

        擂主走上前来。他身形精悍,皮肤上青筋暴起。泰勒竭力掩饰自己的伤情,但他左脚上的伤——让他不得不在原地蹦蹦跳跳——却并不是他步履蹒跚的唯一原因。他已是身心俱疲,过去所有比赛的重量,都沉甸甸地压在他身上。

        擂主瞅准了下手的机会,飞起一脚踢在对手肿胀的脚踝上,撂倒了对方。随后擂主立即骑到对手身上,迅速地连出三拳,打断了挑战者曾无数次受伤的鼻梁。

        现在,“尤夫西”赛场上只剩下两名选手了,而且其中一人显然大势已去,一般而言,在这种情形下,打断鼻梁就意味着比赛终结,这样双方都能体面退场。挑战者要做的,只是弃赛或躺在地上不动;并且无论他选择哪一种,观众都不会怪罪于他。于是擂主停止进攻,跪在挑战者身上等待。

        但挑战者拒绝认输。相反,这名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拳手挥拳向上,打在对手身上。这完全出乎擂主的意料,他还来不及遮挡,对方的拳头就端端地击中了他的下巴,只不过这一拳力量微弱,并没有造成任何损伤。擂主见状,又是一阵暴击,挑战者的脑袋随之东倒西歪,简直快从脖子上掉下来了。

        擂主又开始等待,结果挑战者再次拒绝认输。他躺在地上,挥动胳膊,这回却连拳头也握不起来了,只在擂主肩上拍了一巴掌。

        观众变得不知所措,渐渐安静下来,担心擂主终会失去耐心。但相反,擂主站了起来。他离开挑战者,后者脑后的垫子上,已经出现了一团猩红的光轮。他走到擂台边教练们的座位附近,恼怒地举起双手。

        “你还在等什么?”擂主的教练问。

        “我已经放他一条生路了。”擂主回答,“你想让我怎么样?打死他吗?”

        “不想被你打死的话,他会弃赛的。”教练说,“你该干吗干吗吧。”

        他们说话的当儿,挑战者靠着那条好腿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他晃晃悠悠地走到擂台边缘,用整个身体撞向擂主。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只剩重量,他凭借体重把对手推向赛场边缘,摔倒在地。

        擂主倒下时,发出痛苦的号叫。擂台边缘的尼龙绳带上有一处凸起,在他胸口上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从伤口喷涌而出,洒到擂台之外。

        眨眼工夫,擂主已经站起身来。他狂怒不已,骑到对手身上,不停殴打,直到教练、观众,连同所有目睹这一切的人都看出,那人已经死了。

        灯光亮起,人群散去。通常,来看比赛的年轻男子在离场时都热血沸腾,走在板道南面的背街小巷里,随时可能为一点摩擦而大动干戈。但今晚,人群沉默不已,安静地消失在帝国酒吧或雷诺兹街上别的酒吧里。

        布拉格已是酩酊大醉,邀请姐妹俩跟他一起回木排客栈,这个周末,他和他那一行人包下了那里所有的房间。不过他显然只对双胞胎之一感兴趣,而姐妹俩都拒绝了他的邀请。

        萨拉特和达娜在板道上站了一会儿,望着港口。在冬天的狂风暴雨之后,海浪时常会冲破防波堤。今晚,水波涌动,有如黑亮的糖浆。海上一片空茫,连那些巨型货轮也都不见踪影,按理说,它们中的第一批此时应该已经到港了。

        “比赛时有个人说礼物船才到河口就搁浅了。”达娜说。

        “他们每个月都来,”萨拉特回答,“怎么还会搞砸呢?”

        “水下的地形会变。有的地方上个月还挺深,这个月就变浅了,不是每天出海的话,你还真弄不清楚。”

        萨拉特望着下面领航员宿舍里的人。屋里亮着灯,他们在饮酒、打牌,消磨时间,盼着有人来把他们调到河口去。那条宽阔的航道离沉没的萨凡纳旧城不远,河流在那里汇入海洋。一些人已经上了拖船,准备去救援搁浅的船只,因为这活儿得花上一整天,再说,尽管领航员的收入在奥古斯塔的合法职业里几乎要算最高的,但他们依然用得着这笔钱。

        “今晚你要去见你的帅小伙吗?”萨拉特问。

        “你知道我要去的,”达娜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别大惊小怪的。我俩不过是在交往而已,只是开开心。你明天一起床,我就回来了。”

        “他连个正经领航员都不是。”

        “他还在受训呢。谁上岗之前不得先学习呀?得培训。”

        “他配不上你。”

        达娜笑了。“你说你觉得谁配得上我呢?”她拉过妹妹的手,吻了一下,“回头见,漂亮姑娘。”

        萨拉特知道姐姐会在哪里过夜:第七街的法尔戈船运大厦。大楼占地一个街区,有着办公楼的外观,里面密布着领航员的培训宿舍、船运管理办公室和海关办公室、供外国船员住宿的旅舍,还有南方自由邦的北佐治亚州政府。

        萨拉特厌恶那地方。对她而言,它意味着冗余的虚饰,是她祖国的行政机构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的借口。实际上,里面的海关办公室腐败不堪,旅舍是明目张胆的妓院,而地下室里那些临时储物间几乎全被走私贩垄断。

        那里的一切都是谎言,而且是最无耻的那种,即在战时假装一切如常。一想到姐姐会置身其中——跟某个心不在焉、欲火中烧的男孩躺在某个肮脏的铺位上——她就觉得恶心。

        她独自一人来到贝尔·勒贝尔喝酒、休息。这家小酒馆位于十街和十一街之间,在那座老旧的排屋里占据了一间。酒吧老板娘莱拉·德诺姆在楼上留了三个房间。有的晚上,她会把它们租出去,不过大多数时候,她都免费让老朋友和熟客住。

        过去两年来,莱拉16岁的女儿小莱拉一直在店里为客人斟酒。此刻,她正踩在一个玉溪烟箱子上,越过吧台向外张望。她能叫出所有熟客的名字,而对萨拉特,她了解得更多。

        贝尔·勒贝尔最忠实的回头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领战争抚恤金的伤残军人,他们会长时间枯坐在几张靠里的桌子旁,花着亚特兰大发的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另一种则是“海狸鼠”,也就是领航员、拖船或牵引船船长,还有那些深更半夜给缉私队开快艇的人。这帮人会坐在酒吧一隅,聚在后墙上一块大屏幕周围。

        大屏幕显示着船只靠近和驶入河道时的位置及状况。每当某艘物资援助船需要领航员或打算雇几名帮忙卸货的码头工人时,屏幕上就会弹出一条提示。

        凭借这块简陋的屏幕,酒吧老板娘大获成功——老板娘与一颗商业卫星的所有者是多年挚交,目前依然覆盖这一地区的商业卫星已是凤毛麟角,那颗卫星就是其中之一。

        当晚,屏幕上挤满了滞留的船只,它们本来早该逆流而上,向奥古斯塔进发了,此刻却在那艘搁浅的货船后面排起了长队。工人们呷着兑水的怡然酒,诅咒着自己的霉运。

        “他但凡有点脑子,就该乖乖地待在那艘该死的船上,等着人家把他这个笨蛋一路拖回去。”一个领航员说,“他要是再敢来,肯定会被人绑在板道上。”

        萨拉特坐在酒吧另一端,大莱拉也在那儿,支在吧台上吃炸泡菜。

        “我的小姑娘!”她一边拥抱萨拉特,一边说,“盖恩斯说你很快就会过来,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你怎么样啊,莱拉大妈?”萨拉特说。

        酒吧老板娘耸耸肩:“老样子。今晚不走运,有人说那条船还得好几天才动得了。大家都开始担心自己赊的账了,怕没钱付上个月的账单。”

        “那边是遇上风暴了还是怎么了?”

        “哪儿啊?之前倒是有一场,叫‘沃尔特’,是四天前从海湾刮来的六级风暴,不过到了佛罗里达海上就立马平息了。这会儿也就是下点雨,刮刮风了,没准还是让礼物船的船长们在边境外面吃了点小苦头,但也算不了什么。”

        “那他们让什么给拖住了?”萨拉特问,“卡住的肯定不止那一条船吧。蓝军是不是又查得严了?”

        大莱拉摇摇头:“还就是那一条船。想不通吧?他们派去一个领航员,一个叫布伦斯维克的毛头小伙子——拿执照还不到一星期呢,就去给打头的礼物船领航。结果呢,他用的是上个季度的航路图,把他们带到南边老远的地方去了。那可是这个月的第一艘礼物船啊,他就让人家搁浅在哈金森礁上了。”

        “那他们就在那儿干等?”

        “他们天没黑就去了。南方自由邦官方那帮管航运的家伙坚决不让别人靠近,我猜他们是好不容易才抓住个大显身手的机会。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等他们把船拖出来,再牵进河里。”

        “老天,”萨拉特说,“连条船都弄不进来,我们还怎么打胜仗啊?”

        她吃了点炸泡菜。这道菜是用蟋蟀粉炸的,大莱拉信誓旦旦地保证没人能尝出来。但萨拉特坚称她能。蟋蟀粉后味陈腐,会在舌尖上留下洗碗水的味道。

        大莱拉叫女儿端来一个灌满怡然酒的长颈瓶。女孩给萨拉特斟了一杯。

        “那帮小伙子怎么样了?”大莱拉问,指指酒吧一角的那群“海狸鼠”。

        “他们问能不能把账挂在下个月的船上,怕万一这些船掉头走了。”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你知道的。”

        “好姑娘。”

        小莱拉回到酒吧另一端,萨拉特望着她的身影。她梳着一条粗粗的马尾辫,辫子后的脖颈上有个小小的文身,那是佐治亚州的形状,至今还没让她母亲发现。

        “家里人都还好吗?”大莱拉问。

        “还行。”萨拉特说,“盖恩斯的朋友海勒医生上个月又来了一趟,说他们在跟‘红色月牙’搞个什么项目,就是把有伤病的南方人送到匹兹堡的大医院去。我跟他说,那样我宁可让西蒙死。”

        “那能有什么坏处呢?又不等于你背叛自己人。万一北边那些医院真有什么法子能治好他呢?”

        “除非他们有时间机器,否则治不了。”

        大莱拉叹了口气,给自己斟上一杯怡然酒:“那些信呢?盖恩斯说你把信都寄回去了。”

        “我们不需要资助,”萨拉特说,“每星期都有人从整个红区寄信来。我从没见过他们——我知道其中有些人家里连个尿壶都没有,结果还给我们寄来一包一包的钱,就跟我们这儿是教堂似的。我们可不是教堂,不用他们来搞慈善。”

        大莱拉大笑:“噢,亲爱的,这我明白。盖恩斯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不过你得知道,这些人并不是为了你们啊!他们是为了自己。你真以为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穷啊?他们当然知道了。但他们还是给你们寄钱,因为对他们而言,能跟你们产生联系实在太重要了。”

        “他们对我们知道些什么啊?”萨拉特答道,“就是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还是南方自由邦政客在集会上宣称的那些?就凭这点了解,他们这不是在拿钱打水漂吗?”

        “他们不需要知道别的,只需要知道你们干净就行了,”大莱拉说,“你、你姐姐,还有你哥哥,特别是你哥哥。你们之所以干净,是因为你们在佩兴斯经历过磨难。那些政治家、反抗军,甚至还有布道的,他们说得确实好听,但不像你们这么清白。所以他们才寄钱给你们,才会写信说要为你们祈祷。就是因为你们干净。”

        “这不是真的。”萨拉特说。

        “噢,这可千真万确。也许不大合情理,也不大公平,但事实就是这样。”

        “他们既然这么爱干净,为什么还坐在家里写信呢?为什么不直接上前线?哪怕只是说说自己为南方骄傲、为自己一方自豪也行啊!我每次读《邦联日报》或别的南方报纸时,都会看到某个新的民调,说什么南方自由邦那群胆小鬼和他们那个假惺惺的和平计划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而那个计划唯一的诉求,仅仅是要对方允许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来去自由。他们要真那么爱干净,就应该把亚特兰大这帮孬种吊死,再把裤兜内衬塞进他们嘴里。”

        对面的角落里爆发出一阵欢呼。萨拉特起初还以为这帮码头工人是在听她慷慨陈词,其实他们是在为终于挪动的船只欢呼。那个卡在哈金森礁的红点终于变绿,东面一排等候的货船开始溯河而上。本月的礼物船巡游开始了。

        “看样子又不用赊账了,宝贝儿。”一个码头工人冲出酒吧时说。

        “反正也没人会赊给你。”说话的是小莱拉。

        水手出门时给了她一个飞吻,她则回敬了一根中指。

        不一会儿,酒吧里安静下来,只有那些领战争抚恤金的人还在窃窃私语。这些人——今晚来了半打——都比萨拉特大一二十岁,但看上去却远远不止。她对他们知之甚少,只知道那个少了一条腿的叫内森什么的,他旁边那位叫杰布,左半身瘫痪;其他那些总坐在贝尔·勒贝尔昏暗角落里买醉的家伙,不管今晚在不在场,身上都带着各自的伤痕,有些伤看得见,有些伤看不见。

        大莱拉指指他们:“你想知道谁会永远支持战争吗?去跟这些人聊聊吧。在他们眼里,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我敢打赌,大多数给你写信的人还没被摧残到这种地步。他们要么跟战争擦肩而过,要么就是失去过亲朋,或听说过某场屠杀,但那跟这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那些写信的人只是在你们对面隔岸观火,并没有你们那种经历,也不想去经历。他们也不像你们这么年轻,大都到了一定岁数,都还记得这世界过去不是这样,也见过和平。你要是见过和平,肯定也希望它能重现。”

        “和平不会再有了。”萨拉特说,“他们既然爱做梦,就让他们做去吧。”

        大莱拉把手掌扣在萨拉特手中。她的手心暖暖的,仿佛感染了她双眼的热切。“也许吧,”她说,“也许吧。我问你,要是他们真在北方那座医院里安了时间机器,而你有一次回到过去的机会——回到一切之前,回到那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你会回去吗?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啊。”

        “这根本就不重要嘛,”萨拉特说,“他们不可能办得到。”

        “但假如他们能呢……”

        “不可能。”

        酒吧老板娘笑了,是苦笑。萨拉特怀疑那笑容背后有某种类似同情的东西。“时候不早了,”她说,“他们一晚上都会在码头卸货,明天制衣厂的经销商也会到这儿来,到时候又会有一场三天三夜的狂欢了。”

        她递给萨拉特一把房门钥匙。“赶紧睡会儿吧,”她说,“房间都按你的要求准备妥当了。”

        萨拉特谢过她。两人拥抱之后,大莱拉就回家去了。她家住在板道往南十个街区,远离河滨的喧嚣。

        小莱拉打了铃——要打烊了。萨拉特把杯中的怡然酒一饮而尽,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她经过伤兵们的座位,上了楼。那帮人正准备动身前往廉价汽车旅馆或外战老兵俱乐部(现在已经改成了内战老兵俱乐部)。她上楼时贪婪地盯着小莱拉,后者与她四目相对,却一言不发。

        房间不大。床铺本是一个钢板上下铺,床架从一艘毁弃的南军驱逐舰上淘来后,被拦腰锯断,两个铺位并排摆放,草草凑出一张双人床。房间里亮着一盏床头灯,灯光洒在漆成褐色的墙面上。吊扇在天花板上转动,竹质的扇页早已变形,晃晃悠悠。墙上有一扇小窗,能俯瞰板道、港口和河流。

        萨拉特闻了闻床单,都是新洗的,还带着茉莉香。她每次在贝尔·勒贝尔过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她厌恶别人的气味,一旦闻出什么——哪怕是另一个身体最细微的蛛丝马迹——她就会掀掉床单,直接睡在床垫上,或者干脆睡在地上,因为尘土能掩盖一切异味。

        床头柜上有个旧播放器,是可以储存音乐的那种,无须从云端下载。它曾属于大莱拉的母亲,谈不上新奇,也算不上古董,没什么价值——只是一件旧物而已。

        萨拉特在里面找一首以前听过的歌,是她喜欢的一首慢歌。播放器正面倒是有一个显示屏,不过早就坏了。于是她只好一首一首听过去,一直听到要找的那首。音响里传出波本威士忌般混浊的钢琴声。整首歌恍如一件破碎的晨衣:

        萨拉特脱下衣服,把上衣蒙在灯罩上,轻柔的灯光由橙黄转为血红。t恤上印有南卡罗来纳州州旗,只不过把蓝色的背景换成了红色。

        萨拉特侧耳倾听。外面的楼梯上,传来小莱拉轻盈的脚步声。她推开门。脱去围裙的她更显纤巧,站在萨拉特的影子里,仿佛一个奶白色的幽灵。进去之后,她转身关上门。

        “过来。”萨拉特说。

        “好好说。”小莱拉回答。

        “不。”

        萨拉特微微一笑。她喜欢小莱拉跟自己较劲,这一点小莱拉也知道,因为这会让接下来的一切更显甜蜜,能将粗粝化为柔情蜜意。萨拉特渴望的正是这份粗粝。她要的不是爱,而是得到爱,付出爱。她用干涩的舌尖舐过小莱拉的肌肤,所到之处,惊起一片汗毛倒竖。她渴望去感受爱,就像感受骨骼断裂;她渴望用另一种语言嘶喊,一种她甚至从不知道自己早已通晓的语言,它从她唇齿间无声地落入枕席,有如存入保险库的秘密;她渴望疼痛,并希望小莱拉也分享她这份渴望。

        她们的声音渗出单薄的窗户,被淹没在港口的嘈杂声中。窗外,“海狸鼠”们驾着起重机和卡车,准备腾空礼物船上的货物。货船就快来了,船上满载的物资包、帐篷材料,还有援助毯将被分发到红区各地。随后几天,货船将在这场以物易物的交易中获得丰厚的回报,再次装满货物:来自南方制衣厂的成箱成箱的服装,亚拉巴马沿海那些血汗工厂制造的廉价电子产品,还有亚特兰大的立体农场出产的蔬菜瓜果。随后,货船将驶离港口,在经历了收获与付出之后,奥古斯塔又将复归平静。

        小莱拉悸动的心跳在床垫的弹簧中回荡。萨拉特背过身去。吊扇缓缓转动,在她们头顶上漫不经心地画着圈。

        她感到小莱拉的手指在自己脊背上循着一道伤痕游走。那道伤口又细又长,从左肩上一直延伸到后背中央。

        “怎么弄的?”小莱拉问。

        “不知道。”萨拉特说。

        “你当然知道,就是不肯告诉我。”

        “没错。”

        小莱拉从床上坐起来,俯身拾起地上的t恤穿上。萨拉特扯下她那身衣服时,把领口拽得有些变形了。外面的板道上,一盏硕大的航标灯闪闪烁烁,一道光线透过窗口洒进房间。小莱拉霎时沐浴在一片白光之中,她身上的红印和潮热瞬间消失了,通身如细瓷般纯净,整个人又焕然一新。

        “这是我在这儿的最后一年了。”她说,“你1月再来,我就走了。”

        “你能去哪儿呢?”萨拉特问,依然背对着她。

        “去南边的瓦尔德斯塔,我的妈妈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的亲人都还在那儿。”

        萨拉特笑道:“大家都巴不得离开南部沿海那些鬼地方,你还要回去?”

        “待在这儿还不如回去,”女孩说,“我可不想一辈子给醉醺醺的‘海狸鼠’端盘子,打扫他们的呕吐物,最后有天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老莱拉了。在那儿,我起码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也不用担心蓝军当晚就会越过田纳西,一把火把那儿烧成灰。”

        “蓝军不去瓦尔德斯塔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那儿连可烧的东西都没有。”萨拉特说,“你能干什么?到贫民农场上干活儿,还是进制衣作坊?”

        “真说不定呢。”

        萨拉特摇摇头。“天哪,”她说,“你还这么年轻。”

        “你不也一样?”

        萨拉特转身面对她,说:“转过来。”

        小莱拉顺从了。萨拉特把她的马尾辫拨到一旁,亲吻她后颈上那个佐治亚文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她说,“但今晚,你是我的。”

        “我才不是谁的呢。”小莱拉回答道。但她又继续在悠悠旋转的吊扇底下躺了好一会儿。

        后来她走了,萨拉特进入梦乡。她梦见了佩兴斯,梦见自己手中的刀子过早地滑落。梦里,蓝军把她绑走,带到北方,带进一片树林。他们在地上挖了个深坑,把她囚禁在里面,泥坑幽暗,深不可测,她爬不出来。这个梦,她总是重复,每个夜晚,她一闭上双眼,就会置身于那个空洞的深坑,无助、茫然、孑然一身。

        醒来时,噩梦的余味会久久地逗留在她的毛孔中。每每此时,她就会感到一只温暖的手在抚摸她的头,有个声音在说:“没事的,漂亮姑娘,没事的。”

        她让自己在姐姐的呼吸中平静下来,嗅着姐姐腿上的皮肤的味道。她沉浸在这首摇篮曲之中——没事的,漂亮姑娘,没事的。但她始终紧闭着双眼,因为她知道姐姐的声音和气味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想象,是她的大脑为了抵御残留的噩梦而虚构的幻影。她一旦睁开双眼,就会发现姐姐不在身边。

        屋外的港口,人声鼎沸。船员们一上午都在忙着卸下一箱箱货物。到了中午,萨拉特不得不睁开眼睛时,人们已经开始再次往船上装载货物了。

        萨拉特走到窗前。尽管有那盏慢悠悠的吊扇,但屋里还是潮乎乎的。她抬起窗户,倚在窗前,赤身裸体地感受着萨凡纳的微风。在明亮的日光下,板道看上去陈旧而饱经风霜,几个醉汉睡在自己的呕吐物中。一艘货轮挡住了河面,但萨拉特依然能看见对面那幅巨大的烈士壁画。

        壁画很长,画在南卡罗来纳隔离墙上,长度差不多相当于十个街区。眼前的这一段,纪念的是含冤而死的南方人,图画和照片占满了墙面,没有露出一丁点儿水泥。每天,快艇都会从河岸上送来一批北方袭击中的幸存者,他们可以在墙上画下亲人的面孔,或贴上他们的照片。

        只有死者才有资格登上壁画。后来,这种仪式变得十分风靡,以至于开快艇的小伙子人人都在船上备了梯子,方便人们爬到高处去。红色士兵们从瞭望塔上俯视着寄托哀思的人们,然而,不论这些人爬得多高,多么容易栽进墙后的“凝滞州”南卡罗来纳,他们都丝毫不干涉。最终,奥古斯塔这段隔离墙被完全涂满了,壁画开始向上下游蔓延。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佩兴斯营大屠杀这类事件过后,新的烈士才能跻身奥古斯塔这段壁画。不过,人们已经达成了一项默契:绝对不碰壁画中央。那个神圣的地方属于茱莉亚·坦普尔斯通的肖像。

        一个喝得微醺的水手赤裸着上身、吹着口哨踉跄地走下板道。他是个新手,刚刚站完在港口上的第一班岗。他头戴一顶北欧海盗帽,是件小孩子的道具,上面有一对荧光绿的塑料犄角。他路过贝尔·勒贝尔时一抬头,瞧见了窗前赤身裸体的萨拉特。他停住脚步,打量着她,显得有些踟蹰。终于,萨拉特忍不住了,向前猛地一倾,仿佛要扑向他似的。他吓了一跳,后撤一步,几乎从板道摔到下面的码头上。萨拉特冲受惊的水手眨眨眼,关上了窗户。

        她穿上衣服,下了楼,酒吧里空无一人。她给自己弄了一杯酒,吃了点昨天剩的炸泡菜,就离开了。

        堤岸还跟昨晚一样热闹,不过热闹是另一种劳动,而非放松。到了晚上,等这个月的生意做得差不多了,礼物船也开回大西洋了,奥古斯塔就将再次纵酒狂欢,届时临时驻足的水手们又将散尽千金。随后,这里会渐渐安静下来,在本月第三周之前,起码一半的酒吧会索性关门歇业。

        她搭上一辆在萨凡纳公路上往返的卡车,去往东面的海滨。这种车专门接送水手和外国船员,也负责在奥古斯塔和其他城市之间运输货物。

        她抵达桑德花园时,已是下午时分。河流的入海口荒芜苍凉,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岸边一排庞大的码头隐约可见,不少航运公司都在此设立了办公室,而最后一批打捞蛙人也都是从这里出发,去海底的萨凡纳城中心寻宝。

        远处,距岸边6英里开外,一排闪光的浮标标示出海上边境,浮标后面就是蓝军控制的水域了。他们的海岸船打着转,每驶来一艘礼物船,他们就会把它押送到一个硕大的海关平台旁,供军人搜查。

        红区边界上,在那些引导过往船只驶向河口的灯标船附近,还有一个较小的平台,平台上有一座用集装箱焊接而成的小屋。

        那是一家咖啡馆,老板名叫普林斯·温德尔,已近百岁高龄,一辈子都住在佐治亚沿海一带。“内迁运动”开始后,他成了最后一个留守者,也是唯一始终坚守自己土地的人,即使土地已不复存在。

        8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经营这间小店。尽管他已几近失明,却仍不愿关张上岸,现在,他的咖啡馆只在每月的头三天营业。这几天当中,他的顾客是那些领航员、外国船员,还有驾驶海关巡逻舰的北方士兵。

        换作别的南方人,要是胆敢为北方人服务,肯定早被抓起来了。但普林斯·温德尔既老迈又固执,因此,即使他固守年轻时的和平观念,也不会有人追究,而他这家小小的咖啡馆,则成了战时美国本土上唯一的中立区,南北双方在这里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休战状态。

        盖恩斯在岸边的一间仓库里存放着一辆摩托艇,泊在21号码头上。萨拉特把它取出来,开到海上。

        去往普林斯·温德尔咖啡馆的路程十分漫长。她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此地与线人见面,是因为这会儿河口上交通稀少。到了晚上,第一批礼物船就该返程开回地球另一端了,在蓝军搜查货船上的偷渡客时,海岸线上将再次排起长队。但在这几个小时里,海上仍是畅通无阻。

        萨拉特把摩托艇泊在平台下,顺着梯子爬上甲板。门上,“营业中”字样的霓虹灯闪烁着。咖啡馆里挂着几张照片,上面是过去的萨凡纳城,还有普林斯·温德尔孩提时代的家。

        萨拉特在不少房间的墙上见过这种照片——照片的持有者对它们怀着一种仪式般的郑重,仿佛怀念某物时,只要足够虔诚,就能唤回那件事物本身。

        普林斯·温德尔坐在柜台后面。他盯着门口看了一会儿,试图辨认来客。等萨拉特凑到跟前,他才终于认出她来,露出了笑容。

        “茱莉亚!”他说,“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萨拉特拥抱了老人。在奥古斯塔附近,她对不少人用了化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你怎么样啊,老板?”

        “不赖,”普林斯·温德尔说,“好光景啊,这个月。风暴跟我们擦肩而过。不过天哪,上个月可真不咋的。”

        他走进厨房,一面给客人准备咖啡,一面接着描述着上个月的风暴。萨拉特坐在离柜台最近的桌旁等待。很快,她听见另一艘小艇停到了平台下。一名蓝军士兵爬上梯子。

        无论他们见过多少次,每次近距离接触线人那身制服时,萨拉特都会感到它触发了自己内心深处某个原始的机关。

        军人走进屋里。普林斯·温德尔跟他打过招呼之后,很快就回到厨房,去给他准备他的老三样。

        军人在萨拉特桌旁坐下。每个月,他们都像这样极其短暂地见上一面,每次不超过几分钟。而每个月,眼前的他都令她惊叹——虽说身材依然有些矮小,但他仿佛一夜之间就长成了男子汉。

        他活了下来,他活得很好,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

        “你把他做掉了,”马库斯说,“那边人人都他妈的在谈论这件事。这是继总统在杰克逊遇刺后,蓝方最高级别的伤亡。”

        “没你,我可办不成。”萨拉特说。

        马库斯的目光越过萨拉特肩头,盯着大门。

        “有人要来咖啡馆找你?”萨拉特问。

        “没。不过谁知道会不会有人进来呢。”

        马库斯隔桌推来一支香烟:“这个月我就搞到这一条信儿,是个车队,四辆轻装甲车。他们会在拉塞尔岩洞附近穿过田纳西战线,里面可能会有某个去参观前线的战争办副秘书长。”

        萨拉特盯着那支烟——她能看见纸卷里层透出几个字,画着一张简单的地图。“谢了。”她说。

        “能帮我个忙吗?”马库斯说。

        “当然。”

        “最近低调点,据说他们要为半途基地的事展开报复。现在人人都确信他们要让那个老家伙的儿子来主持战争办,而他会把前线掀个底朝天。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或者什么时候动手,但我保证他肯定干得出来。”

        萨拉特捏捏朋友的肩膀,触到了他制服上的肩章,那代表着他在军队中的级别,而那支军队,曾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如今属于她的敌人。

        “你真够朋友。”她说。他又扫了一眼门口。

        他们听见普林斯·温德尔出了厨房。马库斯付了钱,二话不说就离开了。萨拉特又待了半小时才离开,品着咖啡,听普林斯·温德尔回忆2057年“乔治”飓风卷走整个城东的往事。

        随后她赶回港口。她能看见蓝军的海关船在东面等待,知道她的朋友会再在那里停留两日,然后回到半途分支基地。她回忆起自己最后一次在佩兴斯见到他的情景,想起自己亲眼看着他沿那两条细细的水泥钢丝踏入未知的国度。自那以后,对他的任何选择,她都没有丝毫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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