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平民世纪。平民在社会中总是占绝对多数，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多数统治，所以最后必然是平民统治，我用“最后”两字因为平民要实现他们的政治地位，必须能合理地使用民主政治所给予他们的权利，这不是旦夕可致的，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政治教育。财阀统治很可能是一个平民世纪的预备时期。当然，少数特殊权利的享有者，为了他们自身的特权，可能否认民主政治的原则，建立法西斯政权。可是这在英美是不容易做到的。他们民主的传统太深，就是那些握有特权的人，在他们传统的教育中，也不能内心无疚地踏上希特勒的道路。他们虽然不会痛痛快快地自动抛弃特权，可是只要他们在民主原则下斗争，他们至多只能利用平民的弱点，延迟平民世纪的实现，绝不能改变这世界迈进的方向。

        美国平民的政治意识慢慢在成长，在这次大战中，他们已开始自觉他们的政治责任了，这自觉可以说是发生于他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焦虑中。

        自从大战的胜利有了把握以来，最大多数的美国平民心目中的严重问题是战后的职业。现在在兵工厂里做工的，在前线杀敌的，面对着一个矛盾：战争早一天结束好一天，可是战争一结束，他们不必再造轰炸机、坦克、吉普车；不必再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军站里等候命令了。那时到哪里去呢？现在每星期30元至40元的工资，养家之外尚有一点储蓄；即在军队的，每月也有50元养家费，40元零用。战争一旦结束，若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失业，是的，这是个老名字，美国工人听来那样耳熟，又那样可怕。胡佛任内的不景气，还不过15年前的事，人人记得。这次战争结束后，会不会又重演这一幕惨剧呢？

        他们这个忧虑并不只是受惊后的弓蛇之感，事实上不能不使他们着急。这里是一些数目字：

        1939年，美国工业里和农业里所有劳工人数不到4500万，1943年已增加到5500万，还有1100万的人在军队里。2000多万本来不做工的人现在或是做工或是当兵了。换一句话说，在这次战争中全人口中16%的人民就了新业，职工里添了原有数量的1/5。

        1939年美国生产总值是1000亿元，1943年已增加到了1880亿元，差不多加了一倍。在这数目中政府收买的工业品占850亿元到900亿元。换一句话说，普通工业还维持着战前原状，增加的是战时工业。

        战争结束了以后，若是恢复了战前常态，则一半的生产力要缩小，1/5的工人要没有职业。若是再有一次不景气，那就更不堪设想了。何况技术进步，即使维持战前生产水准，所需劳工数目一定会大大地减少。假定“常态”恢复了，或是不景气降临了，谁受到损失呢？大企业家不过少挣一些利益；直接受到冻馁的是失业的工人，没法出卖农产品的农民，商店倒闭了的小生意人，开了差的小书记、小职员。愈是收入小的受到不景气的打击也愈重。在美国战前有职业的人中每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还有2150万的人。这些人是现在对于战后经济最担心的人，这些也就是美国的平民。

        这情形若发生在我们这种国家，那只有袖手等待这厄运的降临了，至多也不过用求饶的口吻，哀告左右战后经济的势力，不要太狠心。可是在美国这个具有民主政治机构的国家，平民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防止这厄运的降临么？这样，平民的政治的意识提高了。他们可以在合法的政治斗争中去控制战后的经济计划，使这庞大的生产力不但不必缩小，而且可以作为改善平民生活之用。

        要使880亿元在战时增加的生产力用来提高平民的生活程度，在以“谋利”为动机所安排的经济秩序中，是不容易做到的。其间必有一个时期需有一个权力能保证这大量消费品的生产一定有市场，另一方面又得保证人民可以在工作中创造得出这一大笔购买力来。这是要有一个力量能维持住就业的人数有增无减，工资也有增无减。这个权力只能是政府。政府能担负这责任，在必要时可以用税收来兴办公益事业，以增加就业；低利放款，或甚至用津贴来维持短期间无利的企业；用保险和救济来维持暂时失业或无法工作者的生活。怎样去建立这一个肯担负、能实行这些战后经济计划的政府呢？平民们开始自觉他们要使用民主政治所给予他们的权利了，他们要在投票中得到一个庇护平民利益的政府。

        我在上面已提到过在上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所发生的财阀统治。这是可能在这次大战结束后重演的。而且假使平民们不在这时候争取政权，最自然的结果是财阀们再来一次“企业繁荣”。

        1944年的大选是平民政治的一个试验。怎样能使最大多数的平民利用他们的选举权来争取他们生活攸关的战后经济安全？假定每一个选民都不弃权，平民政治也就有了成功的把握。平民人数多，票子多，所以必然发生决定哪一党上台的作用。“假若这次大选能和1940年一般有5000万选民投票，拥护平民利益的政党一定得胜”，这是在大选前，有政治眼光的人同意的结论。所以内行人在大选前都注意到选举票的总数上，杜威的朋友Gallup、美国民意测验的主持者，只能盼望选民登记那天下雨，不然杜威的失败是决定的了。

        结果，罗斯福胜利了，8800万合格的选民中，有6000万人依法登记，有5000万人投了票。按Gallup的预测不过3700万张票子。因为在战时，大量人口流动之下，公私事务重压之下，没有了汽油不能自由往来的限制下，若没有特别的力量去鼓励选民投票，Gallup的预测是不致太差的。可是，结果有5000万人投了票，决定了罗斯福连任，为什么呢？这问题的答案大概是很复杂的，但是事后的评论，没有人能忽视了CIO-PAC的成绩。这是美国政治中的新运动，我们要了解今后美国的政治，决不能不明白这个组织，这个运动。

        去年年初，大选的空气已经弥漫了美国。我本是美国政治的外行，每天翻看报纸，五花八门，真是摸不着头路。尤其使我这种外行觉得困难的是那些缩写的名字。那时我到处都看到这CIO-PAC，可是望文无从生义，从各报社论看去这一定是个怪物。有的报痛骂这东西是法西斯，想包办工人投票。有的说这组织的负责人ion、Nehy Parker是金老先生最崇拜的女作家，华莱士是不用说，大家熟的。金老先生所崇拜的作家大概绝不致和闻得到红味儿的人在一桌用饭的吧——因为这种种矛盾的宣传，使我不能不追问一个究竟： CIO-PAC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值得大家大惊小怪？

        CIO是gress for Industrial anization的缩写，译出来是工业组合联会。这联会是发生在罗斯福任内通过了agner Act（1935年）之后。这法案保障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和雇主作集体交涉，禁止雇主开除工会会员。于是以前的“劳工武士会”改组成了CIO，同时组织了钢铁、纺织、汽车业等工会，和AFL（Ameri Federation of Labor）分别成为当前美国最强的劳工组织。

        美国工会的主要事务是在保障工人的利益，增加工资，减低工作时间。他们对于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不过是一个普通影响政治的团体。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我在上面已说过。1942年国会改选时，工会照例并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这政治兴趣的低潮中，三个选民之中有两个弃了权，弃权的大多数自然是平民（包括工人）。结果这个国会立下了许多和工人利益相反的法案。罗斯福总统虽则极力奋斗，很多重要的政策无法通过。好像罗斯福要以增税来代替公债，使平民的负担减轻的法案被否决了。又像补助农产的法案也被否决了。1942年的国会正遇着战争，平民弃权的结果，使这次战争中有很多设施袒护了大企业家的利益，也因之使行政和立法两系统间时常发生摩擦。这教训使CIO感觉到工人的利益不只在厂内，必须参加厂外的政治活动了。而且工人不过是平民的一部分，和家里的主妇，店里的小职员等有着共同的利益。何况战争已接近胜利，战后经济的规定已成了平民所焦虑的对象。若是平民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在1944年的大选中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发生决定作用。

        平民之中，只有工人是有组织的。平民政治有抬头的一日，也必须从有组织的平民中发动。CIO认清了这责任，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叫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 ittee，缩写是PAC。

        CIO-PAC不是一个政党。美国劳工党还没有组成的希望（虽则美国曾经有过一个劳工党，但只限于纽约州内，后来内部分化，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这是因为我在上面已说过，美国的政治虽则已有向经济利益基础上分化的趋势，但是还不是一个事实。在这时若成立一个新党，新党的力量本身不足以取得多数选民的拥护，反而会减少接近工人利益的政党的票数，给敌党一个取得多数的机会。CIOPAC不成一个政党是出于环境的限制。它将来会不会成一个新党，那是以后的事。不少人在猜想1948年可能有个以CIO-PAC为基础的新党产生，甚至会推华莱士做候选人。那不过是一种预测罢了。这四年内的变化，谁敢说得定？

        CIO-PAC既不是一个政党，它有什么政治行动呢？他们的口号是“每一个工人投一张票”（Every orker A Voter），至于投什么人的票，这不是PAC所要管的事了。CIO一共有500万个社员（1934年），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在美国一共有1400万。若是每一个工会会员都投票的话，可以占选民总数的16%，或实际投票者的28%。这个力量已够惊人。若是他们能动员所有工人都去投票，一共可以有5400万，加上每个工人的家属，其数更是庞大，几乎超过现有投票者的总数——让我们再推想一步，若是他们都选一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当选总统，不成问题。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绝没有人能反对从投票获取政权的公式。这样说来，工人支配政是有把握的了。最大多数的统治，必然会造成平民世纪。凡是和平民利益相冲突的特殊阶级也必然会在民主原则中消灭。在美国已到了决定阶段，只要平民认得清自己的利益和不放弃他们投票的权利，CIO-PAC就要做到这一点。

        1943年11月1日至5日，CIO的第六届大会通过了PAC的组织，1944年这组织开始工作了。到过PAC办公室里去参观过的人出来摇着头说：“这哪里是个委员会，简直是一辈十字军。”紧张的空气使任何人，不论是赞成或反对的，全都觉得这是一股美国政治上的活力。就从那时起，全国的舆论开始对CIO作种种批评和攻击，也就在这种种矛盾的批评和攻击中，使我这到美国去观光的人也不能不发生兴趣了。

        CIO在这狂潮中坚决地立下了几个纲领：一、一切活动绝对公开；二、绝不强制工会会员选择他所投票的对象；三、尽量和一切平民利益的团体相合作，不居功。

        这几条纲领他们确实做到了。

        他们不但欢迎任何负责的个人和团体去参观，而且自动地要求国会来检查。hillman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出席调查委员会答复问题。FBI两次派检查员到他们办公室审查一切文件和账目。hillman在1944年9月28日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前作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其中有一段话说：“我不知道有任何政治团体像我们一样一切活动一贯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像我们一样愿意给政府机关一切的情报。也许这是我们的奢望，因为我们想在这公开和合作的精神中立下一个别的团体可以取法的榜样。但是，若是果真能这样，即使我们别的竟无成就，这一点对于美国的政治上已有卓越的贡献了。”

        他们的工作是在供给一切人民作政治判断时所需的真实材料。譬如某州要选举议员了，各党都提出了候选人。CIO-PAC就把各个候选人的传记、言行、政绩公开发表给当地的选民看。这不是宣传，更不是“拉票”，因为所发表的事实是公开的，若是有捏造的话，当事人自可提出诉讼。至于当地人民愿意选谁，PAC绝不加以干涉。他们崇尚民主精神。民主精神的要义就在尊重每一个选民的意志。

        他们知道从获得选举权到行使选举权之中，其间有很多事实上的阻碍。譬如选举前要登记，普通人可以因故忘了去登记，或是不知道日期和地点，没有同伴，不愿意麻烦等。所以PAC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挨户指导和引起他们对政治的兴趣。这件事他们叫vass，招徕的意思。招徕员是自愿的。PAC预备下种种手册教这批招徕员如何去招徕。Life杂志上曾有过一张全幅的照相，例证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如何挨户去招徕。

        他们更预备下一个具体的政纲叫the People''s Program for 1944。这是经CIO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政治要求。他们并不从政党立场来立政纲号召选举票，而是借此宣布人民的要求，让各政党自己去采取。任何政党若能采取他们的纲领，他们就拥护谁。1943年各党大会选择总统候选人时，CIO的代表都参加。等到两大党的政纲决定之后，CIO就宣布民主党的政纲合于他们的纲领，拥护罗斯福的竞选。可是这并不限制工会会员投杜威的票。

        CIO明白他们不过是平民中的一部分，所以自始至终都和其他劳工组织相合作，后来为了推广这种政治服务运动起见，组织了一个“全民政治行动委员会”（tional Citizen''s PAC）。那是1944年6月里的事。任何人都能参加，其中有很多有名的作家和教授们，Dorothy Parker就是其中的一人。到8月里，NC-PAC又成立了一个宗教联合会，很多教士参加了这平民阵线。

        CIO-PAC是1944年开始活动的组织，到现在还不过一年半。一个新生的婴儿，又遭着有计划、有财力的反对，居然成了没有人能忽视的政治势力，那实在是一个美国政治史上的奇迹。它已诞生，还要时间去培养它，使它成年，使它完成政治服务、政治教育的任务。

        为什么它会有这些成功的呢？它的招徕使1944年的大选达到5000万票子的数目，成为罗斯福连任的决定因素。它又改造了一个比较进步的众议院，监督政府保障平民利益，制订战后经济方案，压倒种种种族偏见、国际离异、独占企业的势力——它能得到这些收获，理由是很简单的，那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在过去的几年中已开始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有选举权的人民开始利用他们的权利来保障他们的利益了。这也就是华莱士所谓“平民世纪”的序幕。平民政治意识的成熟必然会发生平民政治。CIO-PAC不过是执行这时代的要求，促进这过程罢了。

        要了解美国政治的动向，我们绝不应忘记了这根本的趋势。这趋势也不会限于美国。现在是一个天下一家的世界，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和平民利益相反的政权能在这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长久维持下去。今后将是平民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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