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人好不容易找到的都是别人认为是太吃力、太卑微、太肮脏，或太危险的工作。他们艰辛的生活情况，可以用19世纪有人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你很难见到一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他们的平均寿命是40岁。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爱尔兰人是美国城市里第一批重要的“少数”种族。他们抵美后的早期历史，大体上奠定了后来者在城市经济和社会中营生的标准方式。当爱尔兰人在19世纪20年代到达时，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大批移居美国时，他们是从城市行业阶梯的最底层干起的，男的干体力活儿，女的去当佣人。他们挤在质量最差的住房里——比今天贫民窟的住房要糟糕得多。在这种生活条件下，疾病易于传染，火灾易于蔓延，并容易滋生诸如暴力、酗酒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地方公众对爱尔兰人的反应也不妙，只要爱尔兰人搬到哪个街区，那里的原有居民就会全部迁走。他们通通被认为是酒鬼，动辄吵架，是无能之辈；在就业方面，他们也到处吃闭门羹，很多店都贴有：“本店概不雇用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好不容易找到的都是别人认为是太吃力、太卑微、太肮脏，或太危险的工作。他们艰辛的生活情况，可以用19世纪有人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你很难见到一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他们的平均寿命是40岁。
经过几代人的痛苦历程，爱尔兰人才慢慢地赶上来。他们首先在政治上旗开得胜，有些人在19世纪中期当选为有势力的官员，并在其后的几十年当中进一步掌握了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的政治“机器”。此种成功给少数人带来了福气和声望，然而对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并未立即产生什么了不起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多数男子仍在干体力活儿，女的仍替人家做家务。
在爱尔兰人当中，甚至是鼎鼎大名的肯尼迪家庭，当年发迹也是缓慢的。第一代肯尼迪于1848年由爱尔兰抵美，直到去世，一直是个劳工。他儿子的努力有起色，家境转好，以至于能将第三代肯尼迪送去读大学。第三代肯尼迪就是约瑟夫·肯尼迪，后来成了大富翁，从而使得第四代的约翰·肯尼迪当上总统。后者后来变成美国政治舞台上一位悲剧性的传奇式人物。
对绝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来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方才获得成功，使他们在收入、从业、智商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方面，跻身于其他美国人之列。社会接受他们是缓慢的，而且这种接受一般是他们成功的结果，而不是成功的前提。早先那些笼统而苛刻的看法逐渐改变，人们对美籍爱尔兰人开始比较友善。关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说起来有一段很长而又复杂的故事，且让我们从爱尔兰岛上的那些农舍谈起吧。
爱尔兰
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旅行者周游世界，到过美国和爱尔兰，回去之后写道：
我曾见过栖身于森林之中的印第安人，也见过戴着锁链的黑人，当我琢磨他们可怜的处境时，我曾认为，我已经见到了人类悲惨遭遇的极端状态了。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爱尔兰人的不幸处境。
这的确不是夸大其词。比起爱尔兰农民来，美国黑人的平均寿命要长，吃得要好。和爱尔兰农民的棚屋相比，美国黑人住的木板房子用料更结实，面积更大，通风也好，也更能防止别人干扰。这里无须准确地说清楚究竟二者谁的日子过得更惨。但是，竟然被人拿来和黑奴相比，19世纪30年代爱尔兰农民贫困潦倒的状况从中可见一斑。
尽管爱尔兰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被压迫的生活。英国统治者控制着他们的政治生活。定居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已经没收了大部分土地，并出租其中一部分给爱尔兰的佃户，从而掌握着爱尔兰的农业经济。这批英国地主不仅享有经济上的利益，也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力。在18世纪，他们的势力相当大，以至可以随意殴打爱尔兰农民，后者则不敢还手自卫。他们甚至可以派人去叫一个农民的妻子或女儿来和他们过夜。研究这一段爱尔兰早期历史的学者，对奴隶与亡国的爱尔兰农民之间，除了法律定义之外究属有多大区别，已经提出了疑问。同样，这里也无须对此弄个水落石出。能提出这种问题来争论，本身就表明爱尔兰人所受压迫之惨烈了。
古代的爱尔兰，曾经是个在技艺和学识上有过某些建树的国家。在基督教诞生以前的时代，凯尔特文化是“敌视知识”的，虽然它也使用自己的拉丁字母来拼写。爱尔兰靠近罗马帝国的疆界，多少世纪以来处在欧洲的外围，因而政治上是孤立的，文化上也是封闭的。内部的王朝斗争和外部入侵，多次毁坏了爱尔兰社会，使它无法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在15世纪初期，英国国王对爱尔兰的有效控制，仅局限在东海岸都柏林周围30英里长、20英里宽的一块狭长地带。千百年来，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偶发的流血起义和遭到血腥镇压的历史。英国人曾一次屠杀过600名犯人。蔑视加无情，就是英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提到爱尔兰人就称之为“不过是个爱尔兰人罢了”，或谓“粗鲁的爱尔兰人”。甚至在偶尔称赞一个爱尔兰人的领袖时，也只是说“就野蛮人而言，算个大人物”。
在爱尔兰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事件之一，是1641年的造反。先是有成千上万的新教徒惨遭杀害，接着又有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被克伦威尔屠戮。在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交战中，有50多万人——约占当时爱尔兰总人口的40%——死于兵燹、饥荒和疾病。英国在战胜爱尔兰之后，颁布了所谓的惩罚性法律，剥夺了爱尔兰人许多基本的权利。爱尔兰天主教徒既无选举权，也不能充任公职或担任律师，还不准他们上大学或在大学任教。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子弟，从法律上来讲，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天主教教堂不允许自由而公开地传教，天主教徒也不准拥有像样的田产，不能行使各项法律或政治权利。这些法律的宗旨，是明目张胆地要让爱尔兰人处于屈从和贫困的境地。用伟大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来说，此种对爱尔兰的惩罚性法律是“自古以来人类凭着邪念所能构制出的最巧妙而精良的机器，用以使百姓堕落，并进而败坏人性本身”。英国征服者能使爱尔兰人贫困不堪，但要消灭他们的反抗，又谈何容易。
为了满足本民族的宗教、教育和政治需要，各种各样的爱尔兰人秘密的和基层的组织纷纷发展起来。天主教神甫们为向其信徒布道，经常转入“地下”；学校秘密地开办起来；为支持新教教堂而强行向天主教徒收什一税的人，驱赶佃农的地主，或者与英国人勾结的本地爱尔兰人，往往会受到爱尔兰自发抵抗分子的袭击。由于不得不为自己提供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机构设施，爱尔兰人不但培养了高水平的组织本领，也锻炼出本领规避他们认为是非法压迫他们的政府机构。这两种本领，后来证明对于爱尔兰人在美国发展壮大其政治权力，是大有用处的。
压迫性的惩罚法律在18世纪末期有所放松，并最终于1829年被废除。这主要归功于丹尼尔·奥康内尔（Daniel O''ell）的政治天才，此公将天主教徒组织起来，使得英国除了废除这些法律或打一场内战之外，别无选择。废除惩罚法史称“天主教解放”，甚至连美国对此也大加庆贺，费城的自由钟都被击裂了缝，可见这一事件历史意义之重大。
爱尔兰人并非简单地因贫穷或缺乏教育而沦为“下等阶层”的。他们的地位更多地带有世袭的种姓制性质，也就是说，无论怎么努力（甚或是成就）都不足以使他们在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里上升到与他人平等的地位。说实在的，他们被认为是如此不配上升到高层地位，以致法律和习俗相互配合，堵塞了他们任何升迁的门路。更何况，不管是故意还是人为，爱尔兰的产权制度规定，佃农在土地上的任何额外收获，都是属于土地所有者的，这就摧毁了佃农的积极性。此种制度在道德和经济上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法律实施时间和地点所造成的影响。就像其他世世代代不管自身行为如何，所得或所失皆微不足道的种族群体一样，爱尔兰人不但由于这些法律而蒙受了眼前的损失，而且因积极性下降的社会环境而蒙受了更长远的损失。当年在爱尔兰（以及后来在美国），在同情者和批评者当中，在学术界和民众当中，都异口同声地说爱尔兰人“懒惰”和“无能”。现在不是在这里去责备谁，而是要认清一类因素，它日后将继续影响到美国爱尔兰移民的历史。
还有一种爱尔兰生活特点，它日后也将继续影响他们移居美国之后的风气，那就是他们会酿造世界上最佳的几种威士忌酒，经济状态和社会气氛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必须饮酒的充分理由。在18世纪，“当威士忌比面包还要便宜时”，酗酒现象普遍存在于爱尔兰城乡居民之中。当然，此前就已有人观察到爱尔兰存在着类似的豪饮之风，后来美籍爱尔兰移民及其后代的海量亦不逊色。
从19世纪30年代起，谷物欠收和灾荒加剧了爱尔兰人的普遍贫困状态。同时，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也普遍增加了，这使爱尔兰因此而丧失的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多。这种危机的高潮，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国际范围的马铃薯歉收，于1845年波及爱尔兰，毁坏了当年及其后连续几年的谷物。由于爱尔兰1/4的可耕地用于种植马铃薯，这场灾荒对爱尔兰——尤其是对爱尔兰的穷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有10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发的其他疾病或时疫。更多的人逃离了。仅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里，大约共有1/3的爱尔兰人消失了。到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只有19世纪40年代时的一半。
人口的大量流失和移民过程中的悲惨遭遇，是一棵藤上的两只苦瓜。赴美移民大多挤在货船的空舱里，而货船在建造时几乎或根本没有考虑到乘客的需要。譬如说，船上没有厕所，以致污秽遍地，臭气熏人，疾病盛行。他们睡的则是堆起来的架子铺，每个铺位是6英尺长、3英尺宽，而且两层架子铺之间只有2英尺的高度，“上次航班移民乘客留在铺架上的无法祛除的臭味扑鼻而来，令人恶心”。有半数货船所储备的饮水就是普通的河水，又浑又苦。有随船医生的货船不到2%。多数船主不想法子让男女分舱，妇女极易受到男子的猥狎，夜间根本不敢在铺架上躺下，只好坐在自己的包裹细软上打盹。
由于食品和饮水不足，卫生条件又差，横渡大西洋之旅极易危害健康，对生命来说是危险的。1847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那一年有大约20%因饥荒而移民美国的人，在途中或刚刚抵岸之际死去。这也就是说，死了4万人，而且多半是年富力强的壮汉。相比之下，19世纪英国船只运载非洲黑奴来美时，途中死亡率也只有9%。诚然其他年份不都像1847年那样糟糕，但斑疹、伤寒、霍乱和其他致命的疾病，不时流行开来，而且无法预测；翻船也属家常便饭，仅在19世纪50年代就发生过40多起。
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
迁徙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来自一个有4/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的国度，在那里，甚至所谓“城区”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镇，大多数居民社区中只是“一簇簇散落在各处平原和山边的小土房子而已”。爱尔兰缺乏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炼铁矿藏，而英国政府在当地推行的经济政策，又抵制或摧毁了爱尔兰可能发展的其他工业。在19世纪40年代，当爱尔兰处于大饥荒时，其食品仍然被运往英格兰，英国对爱尔兰的大体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搭乘货轮空舱去英国的单程旅费尚不足10英镑（按当时汇率不到50美元），最贫困的爱尔兰人连这个区区小数都掏不起，所以，占人口1/4的最贫困的爱尔兰人，移民的数量很少。在经济状况上比这些人要高出一个等级的人，常常变卖私产，耗尽积蓄，并借助已在北美的亲属寄回来的贴补，大量向外移民。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1/3～3/4的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曾受惠于从美国汇回来的资助款。
虽然按爱尔兰本国的标准来衡量，爱尔兰来美的移民不是最穷的，但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谓是一贫如洗。一般来说，他们付过越洋旅费之后，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刚到美国时，就只好在抵达口岸（主要是波士顿和纽约）凑合着安顿下来，而且通常都住在码头附近。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乡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谋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对于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窍不通。然而他们也有其长处：多数人操英语（爱尔兰方言盖尔语已在英国人统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过半数的人是识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与英国强加在他们的祖籍国爱尔兰的制度如出一辙，他们对此早有领教。他们还在政治上培养起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并形成了一个由他们的天主教神甫构成的可靠的社会和政治领导队伍。这些当初在祖籍国曾和爱尔兰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宗教领袖人物，由于受到迫害而被逼上梁山，获取了从事世俗组织工作的经验。更何况，在本土受到异族压迫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
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
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之前，来美的第一批爱尔兰移民，从主体上来讲，是定居在北爱尔兰的具有苏格兰血统的新教徒。他们自称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以区别于后期来美的凯尔特移民。他们实际上在北美殖民地时代就向这里移居了，在人数上比后期的爱尔兰移民要少得多，但却包括许多具备高超技能的工人、小商贩和受过教育的人。然而这批移民基本上家产有限，不少人是通过先签订卖身契约，答应到美后充当若干年奴工，以抵偿未来雇主或轮船公司预先垫支的旅费，才得以移美的。
苏格兰—爱尔兰人在大致北起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经过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山谷，向南延伸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山区这一狭长地带定居下来。当时这一带多属殖民地边陲，他们也就因此而变成了闻名的边疆居民和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勇士。苏格兰—爱尔兰移民“集居”在这一地区的历史现象，直到20世纪仍然令人一目了然：在谢南多厄山谷，有两个县拥有的长老派信徒，比其他所有教派的信徒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这里的电话号码簿上，姓麦克（Mac）的人多得无法统一排在M字母名下，只好在26个字母之外将姓麦克（Mac）的人单独列出来，以便查找。
苏格兰—爱尔兰人多属自耕农民，而非农场主或奴隶主。南北战争前，南方具有反对奴隶制思想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中，确实就包括有苏格兰—爱尔兰人“集居”的地区。亚伯拉罕·林肯的家就在这样一个地区。
苏格兰—爱尔兰人尽管素以打斗和酗酒而恶名远扬，但他们也以到哪里就把教堂和学校建在哪里而著称于世。教堂和学校这两大传统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王国，苏格兰是欧洲居民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格兰—爱尔兰人渐渐融于美国一般居民之中，除了那些他们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孤立邑落之外。但是与后期的凯尔特—爱尔兰移民不同的是，他们从未自觉掀起过保持种族同一性的运动。不过在19世纪，相当多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所怀有的血亲认同感，仍足以使他们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一再地发生冲突，在美国重演其祖籍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旧仇夙怨。每年一度的庆祝奥伦治王子打败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奥伦治节，变成他们在美国斗殴的机会。一方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总想公开庆贺一番；另一方是凯尔特—爱尔兰人，他们则总是企图阻止对方这样做。1871年在奥伦治节的一次较量中，就有近50人死于非命。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政府不得不出动民兵和联邦部队来阻止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格斗。
在美国历史上，时有某一特定国家的先期来美移民，设法帮助后期来美的同胞克服困难，以适应新环境的情形。但这种情形却绝对不会发生在苏格兰—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凯尔特—爱尔兰同胞之间。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地理分布上相去甚远，但更具根本性的原因还是他们从旧世界带来的相互之间的极端敌对情绪。爱尔兰移民因此不得不靠自己的本事去创基立业。
后来，所谓“爱尔兰人”或“美籍爱尔兰人”，其含义只是指代具有土著爱尔兰血统或凯尔特—爱尔兰血统的人，而不是指苏格兰—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多半集中在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这4个州。纽约的爱尔兰人超过都柏林的人口总数。19世纪共有4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但是美国整个南方却只有85万名爱尔兰后裔。爱尔兰人不仅在地理分布方面大量集中在东北部各州，且基本上散布在都市地区，而他们当初在爱尔兰时却基本上都是庄稼汉。他们中有4/5的人住在美国大都会的各社区。
公路和铁路的修筑，运河的开凿，终于吸引大批爱尔兰人离开少数几个大城市，散居到这些交通干线两侧较小的社区里。这些社区实际上就是由当初爱尔兰工人筑路开河时搭起的工棚发展而来的。参军的爱尔兰人，有时则在他们办理退伍手续的兵营附近定居下来。但是，试图组织爱尔兰人向农业地区流动的种种努力却总是劳而无功。在各个孤零零的大农场上经营的美国农业，特别是在边疆地带，与爱尔兰那种在封闭的村落周围巴掌大的土地上从事马铃薯种植，实有天壤之别。除了谋生技能和美国恶劣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之外，在美国务农所意味的孤独生活，对素来喜欢群居生活的爱尔兰人来说，是从未尝试过的，而且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远离其他爱尔兰人就意味着失去上天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尽管曾有人作过无数次的呼吁和动员，一直到20世纪，美籍爱尔兰人大体上依旧是城市居民。
爱尔兰人大批涌进美国东北部都市地区，从而形成了一种在许多后来抵美的移民种族中再三呈现的居住模式。原为一家人使用的房子往往被分割为若干极小的公寓，每个小公寓里挤着一个大家庭。地下室和亭子间也变成住房，小弄堂里也搭起了临时凑合的栖身之所。此种民居模式，不仅反映了爱尔兰人的贫困，也反映了他们在爱尔兰小土屋里所养成的习惯，能忍受肮脏的生活条件。
对于那些被迫在肮脏环境干活并缺乏室内供水设备的人来说，整洁既非一种文化价值，亦非一种可以做得到的合理的事。人们竟能任粪便和污物堆积在后院的茅厕里，直到市政当局不得不上门来清除，否则就会溢进明水沟，造成空气不洁，滋生恶性疾病。妥善处理垃圾以防街区鼠害成灾，也是类似于清除粪便这样许许多多城市生活要素之一，其重要性是刚进城的每一批乡下人过一段时间方能领会的。开始是爱尔兰人如此，其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其他许多种族也经历过这一过程。爱尔兰人来美后在调整适应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其他种族所付出的代价都要高。以前不为人知的霍乱，在1849年席卷了波士顿，且发病率几乎全部集中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在纽约，爱尔兰居民区的霍乱发病率也高得离谱。在各个城市里，肺病和火灾定期地普遍殃及爱尔兰人所在的极端拥挤的住区。在来美后早期的艰难适应岁月里，爱尔兰人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比率也很高。在波士顿，肺病的发病率总是与某一街区居民中爱尔兰人的数目成正比。
从爱尔兰带来的酗酒和斗殴恶习，在美国一直难以根除。在19世纪50年代，纽约逮捕的犯人一半以上是爱尔兰人，一般都是因为酗酒和行为不检，而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罪恶。警察局运犯人的车子被称为“帕迪马车”，因为车里装的囚犯经常是爱尔兰后裔。所谓“好斗殴的爱尔兰人”，这个说法的意思包罗万象，从个人之间的吵骂到聚众闹事（美国称之为“唐尼布鲁克斯”。唐尼布鲁克斯是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此地每年举行一次交易会，其间必发生大规模的打斗和混殴），从犯罪团伙到“莫利·麦奎尔”恐怖主义组织，爱尔兰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莫利·麦奎尔”一帮人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大肆进行谋杀和爆炸活动，直到1876年该恐怖组织的20个头头被绞死之后才平息下来。
全美各大商埠的爱尔兰居民段，个个都是社会治安的难点。在纽约，爱尔兰人“集居”的第六区是大名鼎鼎的“血腥老六区”。该市另一个爱尔兰人地段被称为“地狱的厨房”，还有一个被称为“圣·胡安之丘”（因为美军1898年在古巴的“圣·胡安之丘”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密尔沃基，爱尔兰人“集居”地区被称为“血腥的第三区”。在新奥尔良，爱尔兰人所在的地段“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市声名狼藉的治安难点之一”。有人说，参加修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爱尔兰人，每铺一英里的路基就做下一桩谋杀案。
1863年在纽约市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乱，就主要是由爱尔兰狂徒掀起的。当时正处于南北战争，征兵的对象大都是像爱尔兰人这样的工人阶级民众。他们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因而起来造反，几天之内杀死了上千人。但是说句公道话，虽然爱尔兰人在诉诸暴力方面是很突出的（也可能是最厉害的），但他们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大规模使用暴力在19世纪的美国是很平常的现象，而爱尔兰人也是受害者。反天主教的暴乱分子侵袭过爱尔兰人的街区，焚毁他们的教堂和住宅，攻击他们。
爱尔兰人也曾大力革故鼎新。各个禁酒团体曾与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作过斗争。移民援助团体为了防止刚刚抵美的人让坏人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骗个精光，也提供了多项服务。天主教在各方面都积极祛邪扶正，从办教育、搞慈善，到反对别人不敢反对的恐怖主义组织等，不胜枚举。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爱尔兰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和被社会接受的程度，仍进展缓慢。1855年纽约州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在纽约市从业的爱尔兰人中有1/4是家庭佣人，另有1/4是体力劳动者和其他种类的非熟练工人。在波士顿，2/3的爱尔兰人不是非熟练工人就是家庭佣人。在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新奥尔良和其他大城市，爱尔兰的就业情况也与此类似。当时没有哪个移民种族像爱尔兰人这样集中在美国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在1850年的波士顿，甚至黑人人口中从事体力活和充当家仆的比例，也大大低于爱尔兰人，而且在19世纪中期，波士顿的自由黑人在经济状况上一般要比爱尔兰人好过些。
爱尔兰人不仅突出地滞留在非熟练工作岗位上，而且还从事艰苦、肮脏且危险的工作，比如采煤、筑路和开凿运河等。疟疾经常在开凿运河的工作当中蔓延开来，因而被称为“运河病”。痢疾和霍乱也时常流行，而且往往致人死命。修长铁路死了那么多的人，以致有人说“每一根枕木底下都埋葬着一个爱尔兰人”。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爱尔兰人常常顶替黑人去干那些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因为黑人被视为一笔可观的投资。
爱尔兰移民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艰苦、肮脏和危险而已，这些工作正如一切非熟练的技术工作一样，当时是不稳定的（即便今天也是如此）。运河开好了，铁路修成了，工人也就失业了。对其他许多建筑工种、季节工和临时工来说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爱尔兰妇女找工作反倒比他们的男同胞来得容易些，因为她们一般都是替人做家仆或充当洗衣妇。这种情形后来也发生在黑人身上。
就像当初在祖籍国时一样，爱尔兰移民的贫困和持家不俭，经常使他们在时运不佳时变得一无所有，只好靠慈善机构的施舍度日。在19世纪早期的爱尔兰，甚至在大饥荒之前，穷人举家外出“流浪数月，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沿门托钵”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带到美国来的那种向公立慈善机构求助的积习是根深蒂固的。波士顿救济穷人的预算支出，在1845～1855年爱尔兰人向该地大量流入期间，增加了一倍多，而1845年之前该市此项预算多年来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在同一时期的纽约市，救济院里有60%的人是在爱尔兰出生的。直至1906年，穷汉、乞丐和住在救济院里的人，其中爱尔兰裔人要比意大利裔人来得多，尽管意大利移民来美要比爱尔兰人晚了一代人的时间，且他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岁月里，一般来说要比爱尔兰移民还穷呢。在爱尔兰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对接受慈善施舍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态度不同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各自在美经济状况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类似区别，还表现在他们对待抛弃妻室儿女的不同态度上。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认定，凡孤儿皆是爱尔兰人后代”。直至1914年，住在曼哈顿西端的爱尔兰人家族，约有半数之众是没有父亲的。意大利人当中就不存在这种情形。
尽管当时的观察家和后来的学者都把爱尔兰移民描绘为缺乏勤俭精神的人，但是爱尔兰人在向天主教教会捐款方面，在从菲薄的收入中挤出钱汇给远在祖籍国的亲人方面，却留下出色的记录。从美国汇回爱尔兰的钱，使许多人得以在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时期移民来美，仅在1848～1864年，美籍爱尔兰人寄回国的钱，总数就达6500万美元。爱尔兰人能够而且也确实能够有所积蓄，把这些积蓄慷慨地捐给了他们的教会和寄给家人。然而，他们在理财上不善于从长计议；处在困境中，他们向公共慈善机构伸手时并不感到难为情。
19世纪爱尔兰移民那种低下而又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反映在他们的生活状况上，他们过的日子很可能在美国历史上比任何一个种族群体都要窘迫。曾有人作过这样的描述：“虽然在蟑螂成灾、破败黑暗的楼房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往往是5人或10人住在斗室之内，但他们的状况似乎还没有爱尔兰人那样令人可怕。”当迟一步抵美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移民——随后还有黑人——到了大城市时，室内安装自来水已是普遍现象，尽管水是冷的，甚至可能装在几家人合用的盥洗室里。在早期的爱尔兰移民所能租到的房子里，“粪便和污物根本没人管，绝无任何卫生可谈”。唯一的水源就是后院的消防龙头，而简易茅厕就在近旁，“龙头一直流个不停，溢进左邻右舍”，成了“滋生疾病的祸根”。后院又是堆放垃圾的地方，“从而使大楼之间这些几尺见方的地方变成了地道的藏污纳垢之所”。里边的房间很小，室内也没粉刷，四壁通常都很潮湿，屋顶漏雨，长年累月无人修理。壁橱很少见，衣物或者挂在墙壁的橛子上，或者干脆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洗衣盆不仅可以洗衣服，也用来洗脸、洗脚、洗澡，他们“从来未听说过”浴缸。3英尺高的阁楼也能租出去。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贫民窟，全家人住在“一个不见阳光又不通风的单间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张床会睡上好几个成年人，甚至“有时夫妻、兄弟姊妹同睡一床”，可见拥挤到何种程度。贫民窟地段的街上，“垃圾及膝”，排泄物四溢，流入明水沟。
虽然在爱尔兰移民（和其他移民一样）当中，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但到达美国之后，他们的死亡率就直线上升。1850年，波士顿的死亡率比马萨诸塞州的死亡率高出一倍，尽管相对来说该市老年人还比较少。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波士顿爱尔兰人地段的死亡率特别高。原来在美国几近绝迹的疾病，再次蔓延开来。在1849年，霍乱蔓延，席卷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当然主要是在爱尔兰人街区流行最广。1792年以来，波士顿一直没有发现过流行性天花，但1845年之后，该市一再闹这种疾病，也主要是在爱尔兰人当中为甚。爱尔兰人向其他地段搬迁时，造成别的后果暂且不谈，首先就意味着带来了这样一些可怕的传染病。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害怕与爱尔兰移民做邻居，他们赶快搬家，住得远远的，这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移民后代
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那次毁灭性的大饥荒结束之后，爱尔兰人仍然继续向美国大批移民。所以，美国历史上一直有（现在也还有）第一代美籍爱尔兰移民。然而移民在19世纪中期已达到高潮。所以，此后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美籍爱尔兰人就越来越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这些移民后裔在美国混得如何？鉴于他们前辈穷困潦倒的处境，他们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有些起色了。然而进步决非唾手可得，亦非不要付出代价，世界上许多地区仍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几百年来一样，深深地陷在贫穷的泥潭里。
爱尔兰人在美国打响的第一炮是在政治方面，其成就也最引人注目。在大城市，爱尔兰后裔往往是最大的单一种族群，他们在选举时可以借助手中大量的选票而确保其政治影响，这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当然，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之处远不限于此，还包括在许多大城市里曾连续几十年直接控制着市政机器，甚至在其他种族进入这些城市并形成选民多数之后很久，依然是爱尔兰人坐天下。在波士顿，从19世纪80年代起，爱尔兰后裔开始当选为市长。在同时期的纽约，爱尔兰人控制了坦慕尼协会，而在19世纪早期，该协会一直是拒爱尔兰人于大门之外的。19世纪80年代开始，由爱尔兰人在政治上执牛耳的其他大城市，还有芝加哥、布法罗、密尔沃基、旧金山等。爱尔兰人主宰美国大城市政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某些城市，眼下也还是这样。
很多爱尔兰裔政治头领都是别具一格的传奇式人物，从19世纪波士顿那位爱唱歌的市长约翰·F·菲茨杰拉德（即“甜蜜的菲茨”，此公即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外祖父），到曾经在20世纪担任芝加哥市长达20多年的理查德·达利，各有其特色。其中不乏很有魅力也很可爱的荒唐之士，纽约的政治头目“大提姆”·沙利文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个“热心肠的巨人”，一手从各方接受贿赂，一手把食品和衣服分给穷人。1913年他去世时，有25000人出席他的葬礼。4次蝉联波士顿市市长的詹姆士·迈克尔和沙利文可谓如出一辙，他是两届国会议员，一任马萨诸塞州州长，而且也曾两次坐过班房。
爱尔兰人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的政治机器接管过来而已。他们改造了美国的城市政治，改变了市政府的阶级成分，使得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而且常常是从贫民窟崛起的人，执掌大权。爱尔兰人的政治机器，对于那些仍然身处贫民窟的工人阶级成员来说，是很容易接近的，不但为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的人敞开了大门，而且为那些需要有人帮助找个职业、办理移民归化手续，甚或需要食物和燃料来度过非常时刻的广大城市民众，也敞开了大门。别看爱尔兰人主政所搞的那一套官僚机构、规章制度和文牍主义，让贫民和粗通文墨之士感到眼花缭乱，实际上这一套真的要办事也挺管用；要说不管用，只要政治大头领偶加干预，什么事都能绕道走。爱尔兰人当年在祖籍国时的历史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在官府法则之外行事所不可缺少的本领和风气，并坚守另一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爱尔兰人把“视正式的政府为非正统，而把非正式的政府视为真正标志主权在民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带到了美国”。贿赂、暴力和选举舞弊，构成了爱尔兰政治机器的几大突出特点。但是这些政治弊端又不是随意胡来的，而是高度组织有序的。爱尔兰的政治机器是建立在对个人和组织的忠诚的基础之上的，其指导原则是争取当选的实用主义欲望，而非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纲领。
政治机器的目标就是追求权力所带来的油水——薪俸、受贿，以及将追随者和宠幸者安插到肥缺上。这些肥缺不仅包括高官显位，也涉及低收入者依然感到眼馋的许多并不怎么显赫的职位，比如警察、消防队员、文秘、小学教师，还有在19世纪大体上都是通过委任而获职的市政府职员。以1855年的纽约为例，该市近40%的警察是移民，移民中又有3/4是爱尔兰人。到19世纪末，美国各大主要城市的警察队伍和消防部门都控制在爱尔兰裔手里。
将爱尔兰人这些城市政治组织联合在一起的，既非哲学思想，亦非社会眼光，而是利害关系。忠诚支持政治机器的选民，可以指望在自己在遇到麻烦时向之求援，诸如听到房东声言要下逐客令，受到轻微的刑事起诉，甚至因受到某种侮辱要想报复等等，都可以找内线帮忙。给党派捐款或向政治头领行贿的商人，则可指望有关市政管理规定会有所松动，对他的违章行为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指望市政府的各种合同会落入他的手里。政治首领的基层追随者们，也可指望通过为头头们拉选票，关照所在地区选民，或为上司吹喇叭抬轿子，这样泡上几年，总归会有所报偿，迟早会捞到一官半职。投桃报李是关键。
这种受到高度控制而内部又等级森严的帮派政治，意味着任何个人皆需潜心等待时机才能爬上去。此种方式在爱尔兰是通则，在那里，耐心等待（并且不能结婚）去继承田产便是当时的习俗。这种方式还意味着，不管谁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都可能终年累月地坐下去，甚至往往坐一辈子。纽约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在其鼎盛时期，半个世纪之中只有3个领袖，都是爱尔兰后裔。在布鲁克林区，一个人（也是爱尔兰裔）曾领导该区的政治机器达40多年。继他之后，另一个爱尔兰裔首领也曾把持一方达三十几年，直到他死去。爱尔兰政治机器的头领这种个人长期专断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芝加哥。
比这种个人政治生涯长久的现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政治机器那种更加长久的寿命。这些政治机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其他移民种族群体成百万地涌入美国，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爱尔兰移民之后很久，仍然没有消失。他们继续掌权的现象很普遍，不仅操纵全市大权，即使在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或其他种族占大多数的地区，也由爱尔兰裔政客来充当代表。例如，在1900年前后，芝加哥的第十九区有4/5的居民是意大利人，但该区多年来却由一个叫约翰尼·派尔斯的爱尔兰裔政客来做他们的市议会代表。只是在好多年之后，爱尔兰裔政客才发现有必要把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吸收到其政治机器中相当低级的职位上去。直到19世纪90年代，“雄心勃勃的犹太青年才开始被坦慕尼协会叫来充当帮闲、听差和仆从”。直到1907年，坦慕尼协会还只有一个犹太人充当地区头头。同样，在芝加哥和波士顿，让意大利人获得低级的职位，充当“政治机器的小小螺丝钉”，将他们摆在一些模棱两可、无足轻重的位子上，作为本民族和爱尔兰政治大老板之间的联络人员，也是很久才成为可能，而且十分勉强。美籍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多次试图争取在政治上掌握自己的社区，皆被政治经验丰富的爱尔兰政客击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爱尔兰人在政治竞争中具备许多有利之处。首先，他们有强烈的种族团结感，这一点可以追溯到祖籍国的历史，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异族的迫害。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则发生过许多内讧，这同样可以从他们过去多少世纪以来在欧洲的经历中找到蛛丝马迹。其次，爱尔兰人的有利之处还体现在他们来美国要早上几十年，会讲英文，在政治觉悟和组织经验方面纵使是秘密的，但却有悠久的历史。最后，在爱尔兰的文化中，个人魅力和口齿伶俐是受到赏识的。这两条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显然是巨大的资本。在器重人品和口才的其他领域里，比如法律、演出、工运、新闻和布道，这两条也不可或缺，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爱尔兰人也确实是非常成功的。
爱尔兰人决非腐败政治的始作俑者。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干得很漂亮，贪污受贿时还能带点儿人情味。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对手对城市移民的痛痒漠不关心。历次政治“改革”运动，都是由有钱有识之士领导的，这些人的价值观、目标和作风，和工人阶级的那一套大相径庭。改革派政客通常和低收入社区既无个人渊源，又无组织根基，所以即使在他们怀着好意为穷人办事时，双方也很少有共同理解，经常帮倒忙。穷人通常宁要理解贪官，而不要理解高高在上的理论家。
移民社区内部涌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具备先天的优势，但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等早已构成城市市民的大多数之后，这些领袖人物偏偏总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有利条件之一是会讲英语，尽管不合语法，但往往说得很流利。在有农民背景的种族之中，爱尔兰人还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在欧洲时就有了从事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即善于维持地下的宗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其他的农民大众，也遭受过压迫，比如意大利和波兰的农民，但他们在形式上都没有爱尔兰人所受到的压迫那样特殊，而正是那种压迫形式使爱尔兰式地下活动成为一种有效反应。例如，压迫意大利农民的是其他的意大利人，而不是具有不同宗教的异族。民族、宗教或国家等问题，在意大利都构不成群体团结的感情核心。在散居于欧洲的犹太人当中，宗教、文化和民族是促进团结的因素，但犹太人在每个国家里都是极少数，备受孤立，假若他们也使用爱尔兰人那些进行反抗和恐怖斗争的手段，那就无异于自杀，因为爱尔兰人是身处自己的国家，占人口的大多数。简言之，没有哪个移民群体像爱尔兰人那样，既有历史的和组织的经验，又能言善辩，会处理人际关系。他们这些长处还表现在政治以外的其他许多领域里。
在一个宗教歧见造成激烈纠纷的时代，比起其他信奉天主教的移民来，爱尔兰人在政治上有个有利之处，那就是他们坚守美国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还在爱尔兰时，曾经生活在由国家确立的一种教会，即英国国教的控制之下，并早就对此产生了反感。从其他具有国教的国家来美的天主教徒，其经验和传统就大不相同，因为所确立的国教就是他们自己的宗教。尽管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生活在信奉新教的美国，这在政治上确实是不利的，但他们在政教关系上所持的特殊观点，却使他们在政治上比其他天主教徒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尽管美国的本土主义分子告诫过罗马教皇有在政治上接管美国的危险，但这种告诫在美籍爱尔兰人的理论和实践上却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后来也就逐渐不攻自破了。在1928年阻止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时，这种指控又曾一度甚嚣尘上，但大量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成功地当选其他公职，表明阿尔·史密斯受挫一例关键不完全在于个人的宗教信仰。史密斯本人也确曾当选过其他公职，包括纽约州州长，而且是靠新教徒占大多数的选民投票当选的。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上总统，等于在政治上为那种乞灵于宗教信仰的垂死伎俩敲响了丧钟。
爱尔兰人的政治机器，几乎一无例外地属于民主党，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爱尔兰人地区的多数选民，都投民主党人的票，比任何其他种族都来得一边倒。其他种族的选民意见有分歧，有人投辉格党人的票，有人投正在崛起的共和党人的票。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另一个政党，叫美国党，亦即广为人知的所谓“一无所知”党。该党的宗旨是，基本反对移民，尤其反对爱尔兰移民。
“一无所知”党开始时是个秘密团体，从中形成了美国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本土美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在该党出现以前就存在了，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种敌视似乎在消亡。但是，大规模而持久的移民浪潮，又重新引发了本土人的这种敌对情绪。19世纪40年代之前，来美移民每年远不到1万人，但在1842年，移民激增到10万人，1847年达到20万人，1854年则高达40万人。爱尔兰人是最大的单一移民群体。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这20年间，抵美移民有过半数之众是来自爱尔兰。爱尔兰人不仅被视为外国人，而且也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群体。瞧，虽然过去的移民能融入美国生活的主流当中去，但这批人性格太古怪，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步。此种武断的说法，开始是针对爱尔兰人的，后来对其他许许多多的来美种族，又不知重复过多少遍！
本土人在攻击外籍人（目标又集中对着爱尔兰人）时，举出的例子有：他们政治上腐败；生活水准低，生活水准低又被看做对美国本土工人生活水平的一种威胁；在牢房的囚犯中，他们所占的比例高得可怕；靠慈善施舍混日子的人也多得出奇等。他们是天主教徒这个事实，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族际不睦的根源，特别是在19世纪，那时宗教分歧在政治和社会上皆属事关重大的事。在19世纪60年代波士顿的所有移民群体当中，爱尔兰人和异族通婚的比例是最低的，甚至低于同时期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此事虽小，但却颇能说明当时宗教区分有何等的社会意义。
“一无所知”党人趁本土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因主张对移民和归化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一无所知”党人于1855年在6个州选出自己的人担任州长，控制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还选出了一大批国会议员。然而，他们的衰败几乎就像他们的崛起一样，弹指一挥间。他们的问题之一是，南北派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谈不拢。
在大多数问题上，“一无所知”党是一个主张改革的党，而爱尔兰人则反对大多数的改革。爱尔兰人寻求在现存体制下提高自己的地位，不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体制。在那个年代里，民主党人是现状的维护者，而辉格党人、共和党人和昙花一现的“一无所知”党人则赞成各种各样的改革，从主张限制酒精饮料的消费、妇女普选权，到遏止或取消奴隶制，不一而足。对爱尔兰人的敌视，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尔兰人被认为是许多改革和社会实验取得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
经济进步
19世纪爱尔兰裔政治家在美国大城市的突出成就，根本没在当时美籍爱尔兰人的整体经济状况上反映出来。直到1890年，42%的爱尔兰人还是奴仆，还有其他许多人依然是非熟练的劳工。1890年在波士顿，4%的本土美国人和5%的德裔人是专业人员，然而只有0.1%的爱尔兰人才从事这类职位。31%的本土美国人从事高层次的白领工作，但却只有6%的爱尔兰人上升到这个档次。虽然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和其种族比起来逊色，但他们的经济状况正在好转。在19世纪中期的波士顿，尽管有人说“在爱尔兰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相同之处”，但是后来，爱尔兰人在向熟练工种和白领职业进军方面，就把黑人抛到后面去了。即便如此，较之其他来自欧洲的种族群体而言，爱尔兰人的进步是最缓慢的。
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爱尔兰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些人仍旧是“棚户爱尔兰人”，深陷在贫困和肮脏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变成了“装饰考究的中产阶级爱尔兰人”，寻求舒适和体面。新涌入的爱尔兰移民照旧是从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干起，但是许多第二代爱尔兰人则告别了父辈的职业，另谋高就了。例如在波士顿，第一代爱尔兰移民获得白领职位的在1890年只占10%，而同年该地的第二代爱尔兰移民从事白领职业的则几乎占40%。反过来看也是如此，例如，老一代的人有2/3终生从事非熟练或半熟练职业，而他们的第二代在同一时期终生从事这类职业的却只占1/3。
爱尔兰人沿着卑微的职业和白领岗位慢慢地爬上去之后，他们留下的底层空缺，就由美国南北战争后大部分是从南欧和东欧蜂拥而至的各种族移民大军所填补。由此而形成了如下这样一幅完整的生态继承图像。晚来一步的各个种族群（尤其是意大利人）慢慢地在吃力、肮脏和危险的工作岗位上取代了爱尔兰人，并搬进了爱尔兰人迁出的贫民窟。到1910年非熟练和半熟练的意大利裔劳工在波士顿所占的比例，与20年前的爱尔兰人所占的比例恰好相同。昔日爱尔兰人是贫民窟的房客，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房东，现今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成了房客，而爱尔兰人则摇身一变而做了房东。昔日是美国人在爱尔兰移民住进自己的地段时，马上举家搬迁；现在是每当黑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住进时，又轮到爱尔兰人马上撤离。过去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老师来教爱尔兰人的子弟读书，现在则是日益增多的爱尔兰人的小学老师来教育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代。过去是爱尔兰移民充当工贼，以破坏当地美国工会组织的罢工，现在则是意大利人和黑人劳工充当工贼，以破坏爱尔兰人的工会所组织的罢工。
此种种族生态继承格局，决不意味着一个种族群体会完全重复另一个种族群体所走过的老路。有些种族地位上升的步伐要比其他种族来得快。譬如犹太人到达美国时就比爱尔兰人更穷，最初挣钱也赶不上同时代的爱尔兰人，但后来却在收入、就业和受教育方面，赶上并远远超过了爱尔兰人。此外，种际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区别，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提高速度上，也体现在获得成就的不同渠道上。爱尔兰人在政界、金融、工会领导、体育和新闻方面一马当先，而犹太人则在经商、技术行业、学术和科学方面独占鳌头。
爱尔兰人在商业竞争方面很少有什么作为。尽管波士顿市爱尔兰人的收入，在1909年比该市的犹太人的收入要高，但犹太商人的比例确实高出爱尔兰人9倍，虽说这些商人许多都属小摊小贩之类。身处困境的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往往替人做家佣或充当吃力而非熟练的劳工，犹太人却另辟蹊径，所找的工作虽然也是低级的，但却有利于他们掌握一种技术或学会日后独立经营的本领。意大利人也比爱尔兰人更热衷于经商。即便在爱尔兰人大权独揽的波士顿，直到1929年，爱尔兰人始终未能在该市商会占据任何重要的位置。
当然也有若干由爱尔兰人创办的企业十分兴旺发达，比如格雷斯轮船公司就是一例。美籍爱尔兰人还发明了奥萨利文鞋跟和供铁路使用的防风灯。但是，爱尔兰人最内行的“生意，通常还是搞金融，比如开办银行，这里强调个人素质，强调能协调利益冲突，还少不了政治的介入”。酒吧和沙龙也是需要善于和人打交道的行业，所以爱尔兰人在这方面的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但大体上说来，“爱尔兰人在科学和发明领域里，实在乏善可陈”。
爱尔兰人得心应手的领域，和爱尔兰大众打得开的渠道，通常都是既不需要商业拼搏精神，也用不着学术造诣的行当。商业精神和学术造诣，二者皆与他们当年在祖籍国爱尔兰时的历史无缘，他们来美后在这两方面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古代凯尔特文化是“敌视读书人的”，在欧洲主要国家当中，唯独爱尔兰没能在中世纪建立起一所大学。甚至一个同情爱尔兰的历史学家也承认，爱尔兰人“几乎没有思想传统”。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纽约的爱尔兰人子弟读完中学的，连犹太人或德国人子弟的1%都不到。这时期，爱尔兰人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地位决不在犹太人之下。这种差别也不是一个“能力”问题，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爱尔兰裔士兵在智力测验中得分远高于犹太裔士兵。问题只是这两种文化世代以来对教育重要性的看法有所不同。此种文化上的差别，显然比眼前的客观条件具有更大的影响。就眼前的客观条件而言，这时候的爱尔兰人比起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来得优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比犹太人有较高的收入，家庭需要养活的人口少，识字率也高，还不算在政治上能呼风唤雨。就是在1950年，爱尔兰移民在教育方面，条件仍比犹太人的要好，但犹太移民子女升入大学的人数，却是爱尔兰移民子女升入大学人数的两倍多。
许多美籍爱尔兰人是体育界和娱乐圈的尖子（此种模式，后来在家贫而又缺乏思想文化和商业竞争传统的其他种族群体中，也反复出现过）。备受崇拜的演员有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的泰伦·鲍华父子，著名的歌唱家约翰·麦考迈克、宾·克劳斯比等。明星运动员约翰·L·萨利文、约翰·J·麦克劳、基恩·塔尼和“基泼”等，不胜枚举。爱尔兰人在体育方面拿手的只是某一些运动项目，比如拳击、棒球和田径，但在游泳和摔跤方面就不那么在行了。爱尔兰人在体育项目上这种工于此拙于彼的状况，后来又重现在黑人运动员身上。在19世纪，通常一提起拳击，谁也不会怀疑重量级冠军是非爱尔兰人莫属，杰克·吉尔兰、约翰·L·萨利文和“绅士吉姆”·考尔伯特就是这样一些威震四方的拳王。在20世纪，美籍爱尔兰重量级拳王包括杰克·敦普塞和吉恩·塔尼，最后一位是詹姆士·J·布莱道克，自他输给乔·路易斯之后，爱尔兰人独霸拳坛的局面就此结束，让位给其他种族了。早期美籍爱尔兰人在拳击和棒球方面如此出类拔萃，以致其他种族的拳击和棒球运动员常常给自己冠上爱尔兰的姓氏，以便扬名。
虽然爱尔兰人缺乏做学问的传统，但却向以巧言善辩见称。贫苦和未受教育的爱尔兰民众，不管是在祖籍国还是在美国，普遍以表达能力强、会遣词用字而自豪，说他们是“伶牙俐齿”也罢，警语大师也罢，或者“甜言蜜语”也罢，总之是口若悬河，语惊四座。他们中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家，其中有彼得·芬利·邓（杜利先生的形象就出自他的笔下）和大卫·G·克劳利（著名的《纽约世界》的编辑）这样一些记者，体育新闻撰稿人约翰·基尔南，小说家和剧作家则有约翰·奥哈拉和尤金·奥尼尔等人。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对一些民族从整体上妄加褒贬，也不是对其表现的优劣进行排序或打分。我们的用意是要寻找比这更加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衡量经久的文化价值，比起更加直接的“客观”状况来，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族际关系
尽管爱尔兰政治家在19世纪有本领赢得其他种族选民的选票，但爱尔兰民众和其他种族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远称不上是和谐的。
在美国历史上，也许任何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都没有爱尔兰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来得糟糕。两族之间因积怨太深而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之内，曾周期性爆发过无计其数的打斗和骚动，遍及全美各大城市，他们不仅在工作场所折腾，也在双方共居的贫民窟里闹个没完没了。在1863年发生于纽约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征兵暴乱中，横冲直撞的爱尔兰人像发了疯似的，见了黑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严加拷打，往往使之伤胳膊少腿，甚至有将收容黑人孩子的孤儿院付之一炬者。首批搬迁到哈莱姆区的黑人是中产阶级分子，他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离开曼哈顿中区的飞地，就是为了避开附近一带的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与各白肤色种族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除去他们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发生过多次血腥的冲突不谈，他们也卷入过无数次的骚乱和巷战，攻打德国人；在各大城市使用暴力来对付意大利人；在纽约和波士顿捣毁犹太人的财产，攻击他们，破坏他们的坟场。在美国西海岸，19世纪发生的中国移民被殴伤、政治上受到打击的许多事件，都是由爱尔兰人带头挑起的。
在这些事件中，要确定敌对行径是由谁先挑起的，通常并不太难。与爱尔兰人发生过无数次冲突的种族，其中有些与别的种族的关系，相对来说就很融洽。例如，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一般相处得颇为太平，然而他们谁都与爱尔兰人合不来。美籍华人很少（甚至从未）攻击过其他种族。黑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历史仇恨可以一直追溯到南北战争之前，那时自由的黑人少得可怜，他们假期平白无故地去惹事，攻击人数众多的爱尔兰人，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杀。德国人有时确实会向爱尔兰人挑起冲突，但在其他一些场合，却有人观察道：“德国人野餐时，爱尔兰流氓就会去捣蛋，而他们这样胡闹经常是毫无道理的，仅仅是为了寻开心，否则星期天就会闲得无聊。”
爱尔兰移民的高峰期是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一时期碰巧也是美国城市发生暴力事件的高峰期，所以也不能一股脑儿把责任全部推到爱尔兰人头上。美国本土的暴徒时常也到爱尔兰人地段为非作歹，打家劫舍，焚烧民宅和教堂。当时全美可以说到处都充斥着暴力。
但凡有爱尔兰人卷入的族际纠纷，诉诸暴力并非唯一的形式。在由爱尔兰人把持的那些机构里，尤其是在市政机关和天主教会，非爱尔兰裔人士要想飞黄腾达，比登天还难。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不仅在爱尔兰人操纵的帮派政治中很少有晋升的机会，而且因为任人唯亲成风，就连在城市衙门里谋个混饭的差事都很困难。只是在文官考试制度兴起后，犹太人才开始在纽约市政机关取代爱尔兰人。同样，天主教会显然也是爱尔兰人的传统领地。有人发现，“一个出生在巴尔的摩、双亲都是意大利人的神甫，英文和意大利文讲得一样地道，但却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刚刚从爱尔兰迁来的神甫被提拔为他的上司，只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虽然爱尔兰人只占天主教信徒总数的17%，但有35%的天主教教士是爱尔兰人，在天主教全部神职人员中，爱尔兰人便占了一半。1789～1935年，美国的天主教主教有一半以上是爱尔兰人。由于对爱尔兰人把持教权的状况不满，非爱尔兰人曾多次提出抗议，致使罗马教廷向美国派出特使，决定各种族的天主教徒可以自己成立教堂和教区学校，并最好由有关种族的自己人来主事。
除了对某些特定种族存有敌意外，后代的美籍爱尔兰人还对一般的“外国人”形成了某种笼统的敌视心理。这些爱尔兰人此时已拥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于是就把新来的移民视为对自己的一种威胁，正如他们当初被美国本地人视为一种威胁一样。
和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有历史原因一样，美籍爱尔兰人之所以到处和别的种族闹矛盾，与美国的环境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应归咎于他们当初在祖籍国时就形成的观念或传统。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的处境与后来移美的其他种族，比如意大利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意大利人却能和其他不同的种族和睦共处。在几个世纪以前的爱尔兰，每逢见到别人，一个爱尔兰人立即就会将其区分为：（1）或者是另一个爱尔兰同胞，（2）或者是一个死敌。而死敌当然就是可憎的，该打的，而且要狠狠地打。爱尔兰人远在他们的双脚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前，早就抱有强烈的本族认同感了。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人们就更会感到，美国天主教会实在是难能可贵。虽然处在爱尔兰人的主宰之下，它却为调解信奉天主教的各种族团体之间的不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在黑人当中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慈善活动，历史上早就这样做了，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尽管波士顿南部的爱尔兰人，曾因用校车接送黑人学童到他们的社区就读而闹过事，不够光彩，但天主教在全美各大城市也将教区学校办到了黑人居住的地段，由白人——常常是爱尔兰人——充当教士和修女。他们的教学效果属上乘，较诸同一地段的公立学校，实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的爱尔兰人
随着地位的上升，加之日益被社会所接受，爱尔兰人在文化上与其他种族逐渐打成一片，与异族通婚的现象也司空见惯，以致今天很难确指谁是真正的爱尔兰人。在19世纪60年代，只有1/10的爱尔兰人与异族通婚，到了20世纪60年代，则有过半数的美籍爱尔兰男性与异族妇女结为秦晋之好。爱尔兰移民先辈的后人，现在有一些已经被归类于其他种族了，还有一些则可能被人口普查官员列入无法鉴定其种族归属的那一半美国人当中。
关于爱尔兰人的现有统计，根据就是那些主动向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自己是爱尔兰裔的个人陈述，这些人也许代表也许并不代表爱尔兰移民始祖子孙的特征。如果说这些飞黄腾达的人同化起来轻而易举，那么，让人一眼就看出是爱尔兰后裔（或意大利裔、德国裔等）的人，可能就是一些抱残守缺的落伍之辈，不如他们的多数同胞有出息。
即便人们对爱尔兰后裔的看法确有保留，然而纵观全局，他们已经摆脱了当初的贫困境地，在收入和教育方面达到（甚或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准。在20世纪70年代，美籍爱尔兰人的收入比全美平均数高出5%。他们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和进入大学的比例，大致相当于全体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当中，爱尔兰人的智商得分一直略高于全美的标准线（以100分计）。酗酒向来是美籍爱尔兰人一个突出的特点，正如在爱尔兰一样。各种研究都表明，比起黑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来，爱尔兰人酒的消费量更大，由酒精中毒引起的疾病也多。尽管人们通常都以为天主教徒的家庭人口多，实际上爱尔兰人的家庭人口和一般的美国家庭差不多。美籍爱尔兰人现有1600万之众，约占美国总人口的8%。他们现在的投票模式也和其他美国人相去不远。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入主白宫之后，天主教徒能否担任美国总统的争论遂告结束。
实际上，爱尔兰人现在变得如此美国化，以致某些人叹息道，他们已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气质。但是变成地道的美国人很难说是一种失败。当今世界各地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仍在梦想如此吗？当年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不畏旅途艰险，漂洋过海，梦寐以求的不也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美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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