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确实是别具一格的。迁徙美国后又大批返回故国的现象，首次发生在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当中。
与家庭甚至与同村人的密切关系，限制了意大利移民和外界社会的有益接触。反过来说，全体意大利移民相互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又使得他们不敢与其他种族发生摩擦。美籍意大利人与各式各样的种族都能和睦为邻（这与爱尔兰人的经历就形成鲜明的对照）。
随着意大利人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崛起，他们也开始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并于后来在这个领域里发展到独霸一方的地步。
今天的美籍意大利人，多数是从意大利南部移居美国的那部分人的后裔。在意大利，高度工业化的北部和以农业为主的贫困的南部，在经济上和地理上存在的差别，如同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方面的地区性差别一样，都是十分突出的。
当年那些到美国去的人，大多住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乡村里和小镇上，一般来说，不是自耕农就是农业工人。他们开始向美国大批移民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在1880年首次突破1万人大关。1890年达到5万，1900年超过10万。在20世纪之初的移民高峰期，每年约有25万人从意大利移居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人移居美国的数量急剧下降，但从1921年起，直到美国制定新的移民法以阻止人们从世界各地大批涌入美国之前的年代里，又回升到每年20多万人。及至今天，仍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每年2.5万～3万之间——继续从意大利来到美国，超过任何别的欧洲国家。意大利人向别的欧洲国家迁徙的数目，与穿过大西洋而移居西半球的数目，几乎不相上下。全部加起来，意大利人离乡背井移居异国的数目，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外迁人数的纪录。
意大利
意大利半岛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之前的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然而作为一个国家，意大利相对来说又是年轻的，仅始于1861年。这一年，意大利各省在历经多少个世纪的分裂后首次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离开这个相对年轻的国家而到达美国的那些人，当时只知自己是那不勒斯人、叙拉古人或加拉布里亚人，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明白自己是“意大利人”。就语言和地理而论，意大利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好多地方的土语，外地来的人根本听不懂。有人说过，“不仅是每个地区，即便是每个小镇，都觉得本身具有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其百姓对几英里之外的人都感到极为陌生”。各个村庄，即使鸡犬之声相闻，语言和文化也相去甚远。在地理上，该国被亚平宁山脉一分为二，形成了许多相互隔绝的山谷，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是两大岛屿。
国家
在意大利南部，可耕地少而零散，致使许多村社相互阻隔——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语言和其他文化方面的差距。此外，这里也很少有可为贸易和交通提供舟楫之便的长江大河。在向美国进行大量移民的时代，诸如广播、铁路和航空这类现代旅行和通信工具，在意大利南部尚未出现，或者说尚未起到显著的作用。及至20世纪中期，意大利南部的某些村落仍然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
如同爱尔兰人和其他种族所走过的道路一样，祖籍国的状况继续影响着在美国生活了几代人的美籍意大利人。从20世纪美籍意大利人的居住模式，四分五裂的组织，甚至投票模式等方面，人们仍可以看到当年意大利地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影子。
意大利南部的气候和地形造成了该地的贫困。气温虽说相对还算适中，但降雨量偏低而且又集中在少数几个月份。作物生长季节恰是干旱的——“旱情可能持续6个月或更久”。雨季到来时，往往又是倾盆而下，造成水土流失。生长季节缺雨反过来又限制肥料的使用。丘陵地带的土质吸水性差，一旦下雨，势必形成湍急的水流，一泻千里；一度覆盖着意大利南部的浓密森林被毁坏之后，既加剧了水土流失，又使沟壑、池塘积满死水，孳生疟疾。意大利在欧洲是疟疾闹得最凶的国家，而其南部又是本国受疟疾危害最严重的地区。疟疾除了直接造成痛苦和死亡之外，还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因为土质最肥沃的低地同时也是疟疾最易感染的地方，故此农民和工人就住到山坡上，以避开夜里出来咬人的带有疟原虫的蚊子。这样一来，白天有不少时间就得花在下田和回家的路上，时常往返要走好几英里，实际干活的工夫没多少。
尽管意大利南部大多属丘陵和山峦地带，但其间高原的高度恰恰不利于农业。一方面这些高原太高且崎岖不平，所以不宜种庄稼，另一方面却又嫌太低，因为无法积雪。倘能积雪，春天就可融化，形成缓慢而平稳的水流，滋润农田。除了缺乏欧洲其他某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有利条件之外，意大利农田的土壤在冬天也得不到大自然的恩赐，因为没有严寒去形成次第的结冰和解冻，从而使土质松软。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完全凭人力及耕畜来完成松土的繁重劳动。
意大利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既表现在农业方面，也表现在工业方面。高山和丘陵占据了该国陆地面积的75%。只有一半的国土属可耕地，可耕地又大多集中在北部。在南部，高山一直“绵亘到海外，所以可耕地只局限在山村周围、高原和海岸边的平地”，而海岸边的平地一般又都十分“狭窄”。不管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看，意大利还缺乏冶炼钢铁——现代工业的支柱——所必需的煤和铁矿石。
历史加重了大自然造成的问题。意大利南部长期是历代争霸帝国和王朝的战场。至少是从罗马帝国的时代以来，这些帝国和王朝在意大利半岛反复较量过。在中世纪，该地曾有两百年遭到入侵，“不时发生，甚至每年一次”。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意大利南部被形形色色的外族人征服过，包括伦巴第人、阿拉伯人和诺曼底人。当地民众生来就是烧杀抢劫、奸淫掳掠和被奴役的对象。在意大利，“各民族的鲜血融汇在每一条河流里”，正如意大利是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在这个半岛上来去匆匆的许多外族人语言的大杂烩一样。
意大利文化复兴的硕果，是意大利北部的产物，对南部的影响很小。哥伦布、但丁、米开朗基罗和罗西尼都是北意大利人。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对罗马帝国的历史——“光荣归于罗马”——也丝毫不会感到骄傲，因为他们的祖先在那时长期沦为奴隶，罗马的光荣没他们的份。那场由斯巴达率领9万奴隶进行的造反行动，就爆发在意大利南部。多少世纪以来，这里还曾发生过无数次的起义和反叛，但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因为当地人民团结不够，无法形成协调一致的区域性运动。
意大利北部可谓得天独厚，辅之以人和。春天和夏天，当庄稼需要水时，这里正值雨季。北部有“好几条因阿尔卑斯山积雪融化而水量相对较为稳定的河流”，这些河流“为工农业提供了可观的水源和动力”。此外，至少在意大利人大批向美国移民期间，北部还存在着“一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灌溉体系”。说到意大利北部的农业，那是“满田浓绿繁茂”，产出“各色作物”。南部那种森林被毁和其他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在北部不太常见。
在20世纪中期，约占意大利人口和耕地40%的南部，其产出只占全国的20%左右，北部人均收入高出南部大约2/3～4/5。19世纪时，意大利南北两部分地区的文盲都很多，但南部的文盲（占人口的84%）比例大大高出北部（占人口的59%）。
在意大利的南北两部分，人的差别可以和地理及经济上的差别等量齐观。下面让我们看看这方面的情况。
人民
南意大利人不仅有着与众不同的以及悲惨的历史，而且其贫困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也是少见的；他们还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其中不少一直体现在美籍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的身上。
南意大利人所遭受的屈辱和蹂躏，不仅仅是有一套不公正或压制性的法律被强加在他们头上而已。因为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贵族和领主直接主宰着百姓的命运，他们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对民众来说，问题不只是要遵守一般的法律，而且还要讨好手中握有大权的人。此种传统的后遗症，即便是在20世纪中期意大利南部的乡村里仍可观察到：
当蒙提格拉诺的一位绅士在集市上买一个瓜或一篮西红柿时，他连口都不张，就将之递给离他最近的农民小孩、妇女或男子。后者也会理所当然地把瓜或西红柿乖乖地送到他家里。他可以让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农民给他效劳，但双方从未想到这种效劳要给予报酬。
农民想献殷勤，讲礼貌，因为他心里有数，将来会有一天，这位绅士将在恩顾或加害之间作出适当的取舍。
意大利南部农民不单是贫困和无权，而且也被人看不起。当地的一位小说家曾借他书中的人物之口说道：
在万物的头顶上有个上帝，他是天上之王；
在上帝之下，是托尔罗尼亚的王子，他是地上之王；
然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甚至农民自己也真的以为他们是“有别于他人的异种”。在南部意大利这样一种等级高度分明的社会里，对于一个农民或农工来说，不管是在工作上、自我进取方面或在公共和政治事务中想发表点意见，表现出任何主动性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太主动不可能招致好报，反而会引起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这些人农民实在得罪不起——的愤懑。农民自己心里明白，必须老老实实地卖力干活，永远听从指挥，不可越雷池一步。后来，美国老板不无沮丧地发现，美籍意大利人身上仍然带有这种消极性格的烙印。
直到向美大量迁徙的时代，多数民众依旧是农业工人——其中少数人拥有小块农田，多数人不是租别人地种就是在别人的地上干活。就那些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移民来美的人而言，其中有77%的人是农业工人，专业人员连0.5%都不到。
尽管就历史的创伤和极度的贫困而言，南部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是难兄难弟，然而他们在某些气质方面，却又彼此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在对待创伤和贫困时各有各的对策和文化上的适应办法。爱尔兰人所受到的压迫，来自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异族，所以在回应时具有强烈的全民族意识，而意大利农民则长期遭受宗教信仰相同的本族人（或与本族混血的人）的压迫，这种情形使他们不能形成民族团结，而是导致各顾各的绝望做法——完全仰仗直系家庭的其他成员。两国的授命当局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但在爱尔兰产生的那一系列严密组织却从未在意大利南部形成起来，这里人最信得过的小圈子很少超出近亲的范围。南部意大利人的回击方式——族间报复和黑手党——也都是以对方的家庭为目标。
南部意大利人长期保持着格外强大的家庭纽带，以此作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社会组织。按照西方世界其他多数地区的准则来看，南部意大利人对家庭的依附太过分了——超出了国家、宗教和道义对个人的要求。感情、忠诚和道德几乎只存在于家庭的范围之内。例如，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只对北部人才有重大意义，是他们在19世纪统一了意大利，也是他们在20世纪成了墨索里尼的主要追随者。南部意大利人认为教会组织和自身有距离，甚至对它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相比之下，爱尔兰人笃信宗教，教会也和民众一直长期受到欺压。甚至在20世纪，南部意大利人的哲学也还一直被人称为是“与道德无涉的家族主义”——尽量扩大直系核心家庭的眼前福利，维持家庭的荣誉，并为此二者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被认为对这种家庭以及对南部意大利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因素当中，就有教育这一项。这种教育是在统一之后由北部意大利人引入和掌握的。1877年，意大利首次通过了实施义务教育的法律。该项法律遭到反对和抵制，甚至有人掀起骚乱并焚毁校舍。农民认为受教育不能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实际上在那样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农民的这种看法恐怕不无道理。教育反倒被认为是对家庭神圣性的一种侵犯，是把一个儿童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抽调出来，教之以与其家庭信奉相左的一套价值体系。对于贫困潦倒的平民百姓来说，失去一个孩子做帮手或出外挣钱的机会，实在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损失。
在南部推广教育的尝试，所获成功是缓慢而不平衡的。近至1900年，南部意大利的文盲比例仍达70%，高出同期英国、法国或德国的10倍还不止。爱尔兰人确实也缺乏教育传统，往往对之漠不关心，但尚不至于像南部意大利人那样极端地敌视教育，并在家中公开地诋毁它。这种态度后来顽固地体现在美籍意大利移民的身上，并在某种程度上传给他们的后代。
捍卫家族的荣誉，也包括保护年轻女子的贞洁。尽量把姑娘们关在家里，出门要有人护花，其男性亲属刻意保护她们，在必要时也会为她们报仇。在公开场合调情，在罗马向属司空见惯，南部意大利人对此则嗤之以鼻。进入20世纪时，意大利南部的私生子在比例上连北部各省的一半都不到。那不勒斯周围地区的私生子比例，只相当于罗马周围地区的1/5左右。
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反映了意大利南部的现实。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多属宿命论者，相信运气，这和天下所有庄稼汉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是靠老天爷吃饭。20世纪中期进行的一次心理学实地研究表明，意大利南部一个村庄里人们的态度和北部意大利人的态度大不相同，两者又都和美国人的态度不同。意大利南部乡下的村民普遍有一种大祸临头感，也同样觉得任何能获得的好处，不是来自命运的赏赐，就是来自大人物的恩典，而与个人的主动性或长远计划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南部意大利农民讲话时，几乎不使用将来时态。对鬼神和宗教的态度也反映出类似的影响。南部意大利人对宗教和灵性的体验，并不意味着要遵循一套既定的规矩以求最终得救，而是去讨好眼前那些捉摸不定的力量——守护神、撒旦，巴结诸如“毒眼”或神奇的数目字这样一些非基督教的魔力。鬼神的力量一旦不灵验——比如维苏威火山爆发造成的灾难——那就很可能被抛弃在一边，和乞求时只从个人出发，是一样的短期行为。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对个人能控制的也采取不负责的态度。恰恰相反，在意大利南部，人们苦干、节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家庭的福利和荣誉，并参与五花八门的宗教和巫术活动，以求上苍赐福驱邪。他们的文化观念，强调男女对家庭所担负的重任。好汉并非匹夫，匹夫对个人逞能，自找麻烦。譬如，偶尔的争吵是应当避免的，但严肃的战斗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容含糊。南部意大利人奉行的准则是，客气但坚定地警告对方不可轻举妄动，一旦对方置之不理，继续寻衅，则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这与爱尔兰人那种一触即发、瞬息和好的风格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他们对饮酒也持同样严肃的态度。尽管饮用葡萄酒的人很普遍，但是喝到失去自我控制的酗酒程度却十分罕见，美籍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仍保持着这种适可而止的酒量。这种局面可能是由意大利的土质和气候适合于生产酒性发作相对较慢的葡萄酒，而爱尔兰的土质和气候适合于酿制烈性酒的原因造成的。
北部意大利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向来更接近于其他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在他们看来，南部意大利人的作风，有的属古怪，有的属落后，有的属野蛮，有的则属莫名其妙。北部意大利人对南方同胞的屈尊——甚或成见——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历史上很久以前的年代里，到他们都抵达美国时也没有消失。如同等级森严的社会种姓制度一样，地区性的贵贱秩序也是层次极为分明的，托斯卡纳人在最上层，西西里人在最下层，“身居意大利中部的那不勒斯人蔑视北方弟兄们向他们摆出的那副屈尊俯就的面孔，但一提起南方的同胞，他们马上就会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色”，甚至在到达美国之后，“西西里人仍遭到其他意大利人的排斥”。
在美国的意大利人
甚至在南部意大利人大规模向美国移居以前，意大利人就已经有过向邻近较为富庶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瑞士——以及南美（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迁徙的历史。在19世纪，意大利移民去南美的人超过去北美的人，尽管这一趋势在20世纪发生了逆转。意大利移民的来源和性质，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过重大的变化，数量和目的地亦不尽相同。
1820～1850年，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充其量不足5000人。在19世纪50年代的10年里到达美国的意大利人约为9000人，在19世纪60年代的10年里，这个数字增加到12000人。他们大多是北部意大利人，其数量仍属微不足道，没有引起美国公众多大的注意，尽管当时本土主义之风颇盛。这些意大利人当中，只有约1/7的人是劳工，其余多属工匠和小商。他们散居在美国各地——在纽约，他们以贩卖水果出名，在加利福尼亚他们种植葡萄来酿酒——而不像后来抵美的南部意大利人那样，大批集聚在少数几个港市。这批人在南部意大利人潮水般地涌进之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当地社会所接纳，手头也很富足。
内部差别
在同一个种族之内，先期到达的人和后期到达的人，二者之间的关系乃是多数美国少数种族历史上的一个事关重大的因素。一般来说，先期到达的人已经处在有利的地位，除去物质方面的优势之外，这还表现在对当地社会的法律、社团、行为准则和文化有所了解，并已在某种程度上被当地社会所接受，懂得如何与之打交道。这些有利条件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缓解后期抵美同胞在过渡阶段遇到的困难，这就要看哪个种族，也要看在历史上是哪个时期，不可笼统而论。有的将本族的后来者看做兄弟，热情而自豪地予以欢迎，并认真地开导他们去适应美国的行为规范，有的则公开对本族的后来者横加挑剔，以避免这些未经美国文化洗礼者的不良行为会招致对他们整个种族进行责难。这是两种极端的态度，居间者的做法不一而足。北部意大利人就曾公开指责南部意大利人，且其态度之激烈实在是美国任何少数种族所望尘莫及的。好多北部意大利人“宁愿自称是美国人”，而不愿遭到本土主义者对南部意大利移民的那种欺辱。他们一口咬定，意大利南北两部分人不是同宗，以致美国政府后来也就把他们在人口调查资料上分开统计。资料显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确实不少。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移民只有12%是文盲，来自南部的移民却有54%是文盲。意大利北部移民工人参加工会的占40%，南部意大利移民工人参加工会的只占11%。虽然在大规模移民结束之前，500万迁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当中从北部来的只占15%，但获得专业职称的美籍意大利人大多是从北部来的，或虽来自南部但却不是农民出身的意大利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便是在工厂和矿山就业的美籍意大利工人当中，北方人也比南方人挣钱多，文盲少。
移民返国
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确实是别具一格的。迁徙美国后又大批返回故国的现象，首次发生在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当中。这在当时美国的历史上固然是独特的，但在意大利的历史上却算不上稀奇。从1875年到20世纪初期，意大利外迁世界各地的移民，暂居者多，久留者少。此期迁徙到欧洲其他地区的意大利人，回国者占90%左右。从美国返回故土的难度相当之大，但是，当时已有轮船可乘，返回老家去是可行的，比起风帆船时代的爱尔兰人来，早已今非昔比，那时漂洋过海，走一个单程都可能葬身鱼腹。意大利移民从美国回流的比例起伏不定，大致保持在11%～73%之间。大多数返回故土的意大利移民，是在抵达美国后5年之内起程的。
要直接了解究竟回流者当中有多少人从一开始就没有长远打算，只准备暂居一段时间，或究竟有多少人是由于失望才返回的，虽然现在已无法弄个水落石出，但是仍可以寻找到不少蛛丝马迹。迁徙者当中男性所占的比例——不管是在一国之内流动或向国外移民——是判断其打算永久定居还是暂时或试探性旅居的一个线索。意在永久定居者，在搬迁时往往携带妻小，两性人数比例相当，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当初就是如此。但是意大利人早期迁居许多国家时，有近90%的人是男性，随后也占到80%左右。从意大利来美的移民，其中小孩所占的比例低于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自美返回的意大利人当中，约有2/3的人当初并未携家眷同来。有相当可信的证据表明，他们来美从一开始就是暂时的，或带有试探性质，返回故土既非失败亦非失望的表现。不少返回的人都在美国挣了一笔可供回国后购置田产或充当体面公民的钱财。
大批人返回对仍然留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和意大利本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美国返回的人，不但给意大利带来了物质财富，也引入了他们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包括对教育的格外重视。而在美国这一边，对返回意大利的期待心理减弱了走向美国化的刺激。这对于那些仅打算在美国作短期旅居而后来又不得不推迟返回，及至最终只好永久定居下来的意大利移民来说，就构成了一个老是无法摆脱的障碍。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意大利移民，真正变成美国公民的实际人数，在比例上远低于其他移民种族，掌握英文的人数也极少。此种状况亦见诸于其他进出美国频繁的种族当中，例如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法裔和住在美国西南部的美籍墨西哥人，就是这样的。
美籍意大利人讲话的一个特点，是生造混合词，即半是英文半是意大利文。他们这样做，有时完全是因为意大利农民的词汇里原本就没有相对应的单字，如把car（汽车）说成carru，把factory（工厂）说成fattoria，把refrigerator（冰箱）说成frigidaria等等。
居住模式
美籍意大利人的居住模式，反映出他们在意大利时的地区主义格局。从意大利同一个村庄或省份来的人，往往“集居”一处，社会交往也局限在本村老乡或同省人的范围之内。在一个人给定的美国城市里，可能有几百个意大利人的互助组织——每个组织仅为意大利某一特定地区来的人服务，而不可能联合起来为全体“意大利人”提供方便。这种奇怪的状况不只存在于美国，同时也存在于阿根廷的大批意大利移民当中，从意大利某一地区来的人同样也打不进从意大利另一地区来的人所组织的互助社团中去。在美国，意大利人的互助社团往往以该社团成员在故土时居住的那个村庄的名字或那个村庄的守护神的名字来命名。美国老板从经验中体会到，雇用来自意大利不同村庄的意裔工人在同一个单位干活，是自找麻烦，必将引起暴力事件。
在某一特定的街道上，可能集中居住着不少那不勒斯人或西西里人，然而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大型居民区里，意大利裔很少能构成多数。其他的移民种族——爱尔兰人、德国人、犹太人等——通常会和意大利裔共处一居民区。外国移民居住区通常很少有美国本地人夹杂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大利移民与外界社会离群索居的情况，和其他同时代的移民是相同的。不过，在选择居住地方面，意大利人绝不是随遇而安的。在1880年和1910年，意大利人的“隔离”状况（从统计数据与理论上的随机定居数据二者的差距来看）甚于其他移民，也甚于同时期的黑人。
与家庭甚至与同村人的密切关系，限制了意大利移民和外界社会的有益接触。反过来说，全体意大利移民相互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又使得他们不敢与其他种族发生摩擦。美籍意大利人与各式各样的种族都能和睦为邻（这与爱尔兰人的经历就形成鲜明的对照）。大约同时于19世纪晚期抵达纽约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相互之间历来就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暴力事件，甚至也未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对立面。同样在波士顿，“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相处得很好，胜过他们任何一方与爱尔兰人的关系”。在全美各个城市里，美籍意大利人与欧洲其他各种族都不错，甚至肤色的差别也没有妨碍此种和平共处的格局。意大利人在纽约唐人街一隅长期与美籍华人混居，很少发生龃龉或动武。在美国南方，美籍意大利移民对南部维持传统的肤色界限根本不当回事，以致他们自身成了南部本土白人攻击的对象，被认为破坏了“白人至上”观念。纽约的美籍意大利人一直和格林威治村的先锋派分子及异端文化相安无事，尽管他们本身很少或根本就不参与其活动。
意大利人能和他人共处，但这并不意味着能被他人同化。例如，意大利移民的择偶对象几乎从不超出本族的范围，即使是第二代的意大利裔仍然大致如此。先是，意大利移民通常在故国的本省——甚至本村——同乡中择偶。一桩意大利移民的婚事，几乎总是一个意大利人与另一位有本族血统的人之间的嫁娶，但却从不会是一个北部意大利人和一个南部意大利人结为秦晋之好。进一步说，即便发生了与异族通婚的事，那与其说是向种族融合迈出了一步，还不如说是某些个别人士生活中的孤立事件罢了，这些人士因飞黄腾达而从本族社区中游离出去了，仅此而已。美籍意大利人社区仍然保持原来的风貌，这些后来发生的个别与异族通婚现象，基本上对它没有什么影响。
工作
19世纪晚期大批迁入美国的意大利人，有半数是劳工，相比之下，此期美籍德裔人只有1/7是劳工，美籍爱尔兰人也只有1/3是劳工。他们很少有人从事在意大利惯于从事的农业，原因是他们所定居的那些港市几无农业可谈。在很大程度上，意大利移民踏上了先前爱尔兰移民走过的老路。他们是工厂的工人，是矿山的矿工，或在建筑工地上抡锹挥锤，包括参加修建铁路和地铁。在纽约，很多意大利人专门以拣垃圾为生，也有人以擦皮鞋为业（纽约州擦皮鞋的有90%以上是意大利移民）。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从事专门行业的只占其总人数的0.5%弱。意大利移民当中，小业主的人数似乎比爱尔兰移民中的小业主人数要多些，但这两个移民种族中的小业主人数都不算突出。
南部意大利人在美国的就业模式，从各方面都反映出他们在祖国时的背景。来自森林被毁的意大利南部的移民，极少有人在美国从事伐木行业，但却有很多人挑选了与利用石料有关的职业，因为在缺乏森林的意大利，石头是常见的建筑材料。与在祖国时一样，意大利移民从事捕渔业的人也很多。
在世纪之交的年代里，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充当海员、泥瓦匠、裁缝、鞋匠和理发师，外加十多万劳工，但是他们之中当上医生、律师和教员的人，加在一起尚不足100人。
和在意大利南部的老家不一样，意大利移民的妇女在美国也工作，但却几乎从不给人家当女佣。这和不从事无专长职业就去当家佣的爱尔兰裔妇女或黑人妇女的就业方式是有明显区别的。去做佣人并住在雇主家里——就像19世纪的爱尔兰妇女那样，一方面违背南部意大利人的传统，因为他们历来不让女人抛头露面，以杜绝发生两性暧昧关系的任何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与南部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不相容，因为他们认为，妇女是贤妻良母，照顾家庭是她们的天职。家庭血汗工厂是解决既要就业又不离家门的一个折中办法。这种办法又使得孩子们从小就学着干活，这是移植到美国来的南部意大利人的另一生活特征。哪一个移民种族也不像意大利人那样，常常硬是让自己的子女辍学，留在家里干活或外出打工，这是尽人皆知的。
在意大利移民当中，酗酒率低，这是他们从祖国带来的传统。所以就这点而言，美籍雇主对他们印象很好，认为他们比爱尔兰人更能自我克制，上班守时，工作可靠。然而，美国雇主也抱怨说，意大利移民工人缺乏主动精神，因而需要付出昂贵的监工费。缺乏主动精神，也是南部意大利社会背景的反映，在那里，主动精神只会惹麻烦而得不到好报。总的来说，美国雇主并不认为意大利移民劳工格外可取，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监督，在管理上开销较大。意大利裔工人的日均产出量赶不上其他种族的工人——包括当时的爱尔兰人和黑人——所以付给他们的工资也就相应较低。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在阿根廷，意大利移民工人的劳动效率就被认为比阿根廷当地人要高。这可能反映出北部意大利移民大批来到了美国，也可能反映出美国和阿根廷的劳动标准有差别。
1910年，美籍意大利男子的年收入，低于本土白人男子或黑人男子。
在早期移民时代，人们观察到的奇怪现象之一，就是意大利裔工人身材瘦小，或者说缺乏体力。这种现象当时很普遍，但后来却有所不同，从而迫使人们发问，美籍意大利人的体格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更好的营养可能是一种解释。不过，当意大利工人在铁路修筑线上、工地上或其他一些非熟练行业里取代了爱尔兰工人的时候，他们并不比爱尔兰人更穷苦，而爱尔兰工人却从未被认为是缺乏体力的羸弱之辈。还有一种解释似乎更加可信。就是，世世代代居住在孤立的小村落里，许多人相互都难免有某种血缘关系，尽管这种血缘关系可能遥远，一般人还意识不到。而一旦他们开始和原来小村落之外的人通婚，其后代的体形就会高大起来。这是一种遗传现象。移民代的意大利人，虽然和来自同村或同省的老乡结婚的特别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开始在更加广泛的意大利裔社区里寻找嫁娶对象。这样，美籍意大利人甚至用不着和异族通婚，其后代就足以形成一个使体形增大的遗传基础。美籍爱尔兰人在择偶时从未受到内部分裂和地理因素的限制。
包工头制度是移民意大利人的另一个特点。所谓包工头，也就是意大利劳动力的招募者、组织者和监督人。包工头形成的各个联络网，可伸到美国好几个城市，甚至直通到意大利本国。包工头为铁路、建筑公司或其他需要非熟练劳工的厂家，提供大批意大利移民，并为之充当翻译和工头，使得这些劳动力能更有效地为美国老板卖命，否则的话，美国老板若直接与这些意大利人打交道，对其情况又一无所知，社会存在不少麻烦。对移民工人来说，包工头可帮助他们联系上雇主，提供赶赴这个陌生国度各地区的交通服务，提供他们吃得惯的食物，提供信贷、银行以及其他各项杂七杂八的服务。凡此皆属人地生疏的移民难以获得的东西，或根本摸不着门路，雇主就付钱给包工头，包工头再付钱给工人，当然先要除去工头自己的费用、花销、垫付款、房租和信贷利息。
包工头制度从19世纪80年代南部意大利人开始大批迁美开始，大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直广泛地存在着。这种制度不仅应用到美籍意大利人的身上，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应用到从南欧和东欧来的其他移民身上。在19世纪末，包工头们控制着纽约全部劳工的2/3。约在同时期的芝加哥，有1/5强的意大利人在为某个包工头干活。费城的工头们在该市招揽意大利人到周围的农业区去充当季节工。在包工头制度下，白手起家的意大利移民得以扩散到全美各地，与其同胞一道生活和工作，文化上相互熟悉，并通常于积蓄了按当时标准算是一笔可观的钱财时返回故国。也有不少人就在首次充当契约劳工的地方安家落户，在当地建立起美籍意大利人的社区。这些社区至今仍存在于奥马哈、盐湖城、纽瓦克和底特律等城市。
在某些意大利移民中，父母将让自己的孩子跟着包工头当学徒，包工头就将这些孩子送到乡下去劳动，或让他们在城市里当报童、小贩，或在马路上演奏乐器，挣几个小钱。
由于雇主或司法当局对包工头承办的各种合同很少或没有进行监督，又由于劳工对美国通行的房租标准、旅费开支或工资所得的利息减免根本不了解，包工头时常都捞得肥肥的。包工头一般是些强悍而贪婪的领头人，身上带有武器，也可能会有其他武装分子的支持，以便保护其在劳工身上预先支付的这笔投资。有的甚至对没有完成预定任务的劳工——不管成人或儿童——施以肉刑。由于本身也有意大利南部的背景（时常和他们手下的工人来自同一省份），这些包工头们知道，工人是不会去当局告发自己遭到的任何欺诈或凌辱的，更不用说组织起来与他们作对了。不过，这种制度还是受到了改革派人士的关注，引起他们的警觉，于是他们掀起一场运动，坚决要将其根除之，并得到意大利政府和美国当局的支持。这些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尽管通过了禁止劳工承包制度的法律，意大利移民却很少承认他们是出了钱才找到工作的。他们对包工头制度利弊得失的衡量，显然与改革家们的衡量大不相同。虽然改革派的努力没有能阻止包工头制度的存在，但它却被时代所逐渐淘汰。随着美籍意大利人日趋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有本领去自谋职业，能适应美国的工作环境，包工头提供的那些方便对他们来说就越来越没有什么价值了。20世纪初，这个制度很快就消亡了，但其残留的痕迹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年龄较大的工人当中。
社会组织
在美国和在南部意大利一样，家庭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压倒一切的关键组织。确实，家庭几乎是能够要求人们效忠的唯一组织。
宗教并不是与家庭在“竞争”忠诚方面的强大对手。尽管大部分意大利移民都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堂在意大利对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约束力，意大利普遍存在反对教会官僚的气氛，而由爱尔兰人把持的美国天主教与他们的关系就更加疏远了。在南部意大利，教堂的祈祷礼仪很少有人参加，除非逢到圣诞节、复活节等重大节日。在美国，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给教会的捐款，按人头计，只相当于波兰裔、爱尔兰裔或德裔天主教徒的5%～10%。爱尔兰人和南部意大利人时常在天主教教义的观念上发生冲突。南部意大利人的宗教观念不那么刻板，节日礼仪偏重热闹，注重对守护神和圣母玛利亚的崇奉，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对圣餐或念珠祈祷也不在乎。
正如南部意大利文化的其他内容一样，宗教是高度个人化的。没有几个意大利人愿去当教士，而在由爱尔兰人操纵的美国天主教内部，意大利裔教士也极少有升迁的机会。在移民时代，意大利人子女极少在教区学校上学。这些学校即便设在意大利移民街区，也由爱尔兰裔修女来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制在爱尔兰人手里是一样的。譬如在芝加哥，意大利裔的学龄儿童在教区学校就读的不到5%，而在纽约，意大利人的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人数是入教区学校人数的7倍，相比之下，爱尔兰人子女在公立学校读书和在教区学校读书的人数，大致是相等的。用意大利文出版的报纸公开倡导不要到教区学校去读书，理由是宗教教育应当在家庭里进行。
某些爱尔兰裔神职人员甚至对意大利民族表示反感。有个人就宣称：“意大利人不如我们聪颖。”有的教士在布道台上称意大利人为“黑不溜秋的”，叫他们到后排与黑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移民也与许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组织保持着距离。这又是南部意大利人价值观念的反映。自立感使意大利人耻于向别人求援，受了冤枉不求助于警察为之伸张正义，遇到困难也不求慈善机构以苟全。遇到这两种情况，意大利人宁可自谋出路。意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单身，即便饿着肚子也是“找到任何工作都愿意干”。只有在家眷迁来之后，他们才会在走投无路时去求助慈善机构，以免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意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舍之日，也就是他们到了“奄奄一息，贫病交迫”之时。此种对施舍坚持不受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前进似曾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实施大规模救济计划的时候。但就是在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仍保持着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意大利移民易遭不幸。出于自卫的目的，他们组织起互助会。互助会根据其成员在祖国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几，山头林立。这种状况亦见诸于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在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个这样的互助组织。在芝加哥，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在1910年有400个。在同期的纽约，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则多达2000个。他们从未能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为全体美籍意大利人服务的互助总会。不管怎么说，这些互助会总算是一种比南部意大利共济范围优越的合作形式，在那里，像这种承担家庭之外义务的做法，可谓是闻所未闻的。一位研究意大利社会的知名学者曾经指出：“要在南部意大利找到英文里‘社区’一词的同义语是困难的。”甚至意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团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展开，后来到了美国仍是如此。
和包工头制度一样，美籍意大利人的互助会可算是向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一种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该结构自身所界定的宗旨使这些陌生人聚集到一起——迈进了一步。通用汽车公司、红十字会、政治运动、工会或体协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组织。南部意大利人一般尚未缔造过此种意义上的组织。他们的那些团体都是由彼此已经熟识的人组成的，一般来说，相互之间或者有血缘关系，或者有教父教子关系，或者（像在美国）有来自同一省份的同籍关系。但是，要把陌生人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意大利或者在美国，对于南部意大利人来说，那都是困难的。在南部意大利，正式的组织通常都是由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这种外部力量就是意大利政府或罗马天主教教会。全国范围内的美籍意大利人的组织，其形成的时间一般要比其他种族的全国性组织形成的时间要晚，而且通常也根本不像犹太人的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B''nai B''rith）或黑人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那样进行着有效的活动。
意大利移民积极参与其他人所创造的工会，并在组成美国服装工人协会时发挥过作用，但总的来说，他们建立的组织极少。甚至在为共同的目的而采取联合行动时，他们也打个人的小算盘，对不属于本家或本地的陌生人信不过。意大利人的这种作风，在南部意大利以及在现代美国，都可以看得出来。
犯罪和暴力
作为一个移民种族，意大利人的犯罪率是偏低的，而且他们所犯的罪一般都属赌博、斗殴之类，而非盗窃、诈骗或武装抢劫一类的职业犯罪活动。19世纪的意大利移民，曾被描绘为“诚实不亚于鲁莽”的人，就是说，别人不招惹他们，他们一般是安分守己的；比起别人来，他们不太会“捅娄子”。他们不像爱尔兰人那样动不动就吵得不亦乐乎，打架对南部意大利人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意大利移民身上常常带一把刀或一杆枪，谁敢攻击他们，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有人认为，他们在19世纪大批迁入移民居住地段之后，那里的打斗事件就减少了。在爱尔兰人称霸于移民“集居”的贫民窟时，无端殴打陌生人或向过路人行窃，乃属司空见惯的事，然而一旦碰上陌生人是个不肯让步而又手持尖刀的意大利人时，搞这类欺侮行人的小动作就十分危险了。
职业性的犯罪活动在南部意大利已是一门高度发达的艺术，特别是在黑手党的老巢西西里。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并不参与这类活动，虽然他们也遭到连累，被无辜地打上黑手党的印记，岂不知他们自身就是黑手党的主要受害者。在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此时尚未发展到后来在禁酒运动时那样的猖獗程度。更何况，在意大利移民来美的那段时期，美国有组织犯罪的头子大多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各移民种族按照美的时序而在职业和居住区方面带有继承关系，这后来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犯罪上。
意大利人也和其他移民种族一样，较高的犯罪率都发生在第二代人，而不在第一代人中间。在纽约市，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率在两代人之间增加了一倍。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移民当中，有一项特定的罪孽是不存在的。1890年一项调查发现，在纽约或费城，几乎没有“意大利妓女”。正如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许许多多现象一样，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南部意大利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
意大利移民的后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人的不少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在美国的环境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有一些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与其他移民种族一样，学校里灌输的是美国的价值和方式，孩子们由于在两个世界里长大，也就讲两种语言，体现两种文化。这固然有利于他们向上流动，却也在家庭里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时常造成个人内心的矛盾。
家庭依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仍是忠诚的归宿。离婚、分居或抛弃妻室，在意大利人当中仍属罕见，这与早先的爱尔兰人或20世纪的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居家朴实无华也仍旧是美籍意大利人的风尚。此外，意大利人的家庭大体上也还是父亲说了算，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事多由母亲做主，包括如何支配丈夫挣得的大部分收入。
在叙述美籍意大利人的发展史时，人们容易忘记这段历史的代价。约瑟夫·罗普里阿托曾令人信服地描述过意大利人的苦楚：“愤怒的爱尔兰人；傲慢而又惊慌的‘美国人’；贪得无厌而又诡计多端的包工头；不可靠的职业；逃不脱的工伤事故；在老板的大声呵斥之下，从早到晚弯腰低头，抡动铁锹干个没完；带有侮辱种族色彩的玩笑和脏话；贫民窟斗室之内的恶心气味；子女生病；孩子放学回家后希望知道为什么做个‘热那亚人’是不好的……”等等，意大利人什么痛心的事都碰到过。
教育
美籍意大利人对接受正规教育是很迟疑的，认为它会威胁到家庭的价值观念，并使孩子失去就业的机会，无法找工作赚点钱来贴补家用，在经济上划不来。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意大利人都高度重视实用知识，但正规教育却被认为是不实用的。在意大利南部，对于迁居美国的那些阶层的人们来说，正规教育确实是不实用的，从来美的第一代移民所从事的那些职业来看，正规教育的实用性也不怎么明显。在那时候，他们所能找到的工作机会根本就超出了他们的经验或领会的范围。一书的作者马里奥·普佐本人就是意大利移民的第二代，他曾说过：
母亲希望我能在铁路上找个书记员的差使。这是她的最高理想，达不到这一点她也是有思想准备的……她一字不识，在意大利时是个农民，相信只有贵族子弟才可能当上作家。
家庭对正规学校教育的支持不力，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逃学率高，放学后要干活，一到法定年龄（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立即退学，等等。此种风气不仅反映出父母的想法，孩子在学校里也有其难处。意大利移民的孩子在美国的学校里，从言语、衣着到其他许多文化特征，一切都使得他们成为别人嘲讽的对象，诚如当时一位人士所言，学校的教员也对招收这些孩子入学感到“遗憾和不安”。挣钱的诱惑力还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芝加哥，出生于美国的意大利人子女，其辍学率甚至比在外国出生的意大利人子女还要高，而后者在就业方面是不如前者的。
按照早期意大利移民的狭隘观念，“要上学而不愿工作的儿子是个‘坏儿子’，要读书而不愿帮助母亲做事的女儿是个‘坏女儿’”。受教育意味着和家庭离异。坚持深造的个别学生，内心感到矛盾和自责，妨碍他们和那些升学受到家庭和朋友支持及鼓励的人进行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意大利儿童时常在班上年龄偏大，而且这种偏大的程度超过其他多数主要移民种族的孩子。191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南部意大利移民的子女有63%的人，比所在年级的“正常”年龄大。这当中，部分的原因是有半数以上的学生是7岁或7岁以后才入学的，但即便是在6岁入学的儿童当中，也几乎有半数人在被调查时落在正常班级的后面。
一般来说，移民子女离校辍学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意大利人的子女当中显得特别突出。1908年，纽约八年级的学生人数，只相当于三年级学生人数的1/3。而对意大利子女来说，部分地反映出教育设备之不足。学生只有在达到给定年级的标准时才能获准升级，“超龄生”和“留级生”比比皆是。当然，和各移民种族的子女相比较，意大利儿童的“超龄生”和“留级生”的比例又是偏高的。在那一时期，读完中学的俄国犹太人子女占16%，德裔子女占15%，爱尔兰裔子女不足1%，而全纽约市的意大利裔子女读完中学的却连一个也找不到。到1931年，纽约全体中学生读到毕业的占42%左右，而美籍意大利人的子女读到中学毕业的却只占11%。
意大利人子弟在公立学校的成绩是如此之差，致使当时许多“专家”们断言他们在遗传上和智力上是属于“劣等”的。在那一时期，意大利裔的成年人和少年在智力测验中的得分都很低（不比今天的黑人高），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整合程度的加深，意大利人的智商得分在近几十年来就有所提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籍意大利人的智商得分一直在全国平均数的上下浮动。
随着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内部也产生了差别。在起色不大的美籍意大利人当中，求学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仍被视为可疑之举，学生没兴趣和家长认可的逃学是两个主要问题。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上大学的不如在一般美国人当中那样普遍，尽管差距已不如过去那么大。即便是在那些到高等学府去深造的美籍意大利人当中，老的传统习惯仍在各方面留下它的痕迹——例如，阅读习惯差，或情绪上有矛盾，觉得脱离了家庭的轨道似乎就“背叛”了家庭等。传统上对教育所持的功利主义观点，可以从美籍意大利学生所选择的专业上看得出来，他们一般都报考“实用的”或应用的学科，比如男的读工程，女的选师范。
工作
第一代意大利移民绝大多数都是非熟练劳工，而第二代人就在职业的阶梯上爬高了一步，就业的范围和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第一代移民在世时也有向上流动的。
1905年在纽约的第一代意大利移民当中，从事白领工作人士的比例依其居美时间的长短而异。但不管在美时间的长短，有40%的人属非熟练工人。居美时间不足25年或达25年的人，从事高级白领工的实属微乎其微（即不到2%）。居美达25年以上的人，有14%从事着高级的白领工作，但这个比例不但反映了时间因素，也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1880年之前迁居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大多来自意大利北部。就那些居美不足25年或长达25年的人而言，从事一般白领工作的比例有一个幅度，具体说来，居美在7年以下的人，从事白领工作的占9%，居美在15～25年之间的人，从事白领工作的则高达24%。在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几乎有2/3的人在1910年是低层次的体力工人，但这批低层次的体力工人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后期，其比例就下降到了38%。该市1910年意大利移民从事白领工作的只占12%，但在这些人退休之前，这个比例就升高到37%。
代与代之间的职业变化也反映出美籍意大利人地位的上升。在纽约，1916年意大利裔工人约有一半是干体力活的，但到1931年，这个比例就降到了31%。意大利人的职业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人当上了电工、油漆工、承包商和工头等。到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人开始在服装行业取代了犹太人，后者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意大利人也进入了市政管理人员的行列，起步时是小股的，并从职业阶梯的最底层干起。19世纪90年代在芝加哥，意大利人当清道夫的有100多人，其他还有人当上了下水道挖掘工、垃圾搬运工，也有人在各种建筑工程或维修部门找到了差使。19世纪末，有3个意大利人在芝加哥当上了警察，其后不久又有几个人当上了消防队员，这些数字虽然不多，但一直在增加，20多年之后，就上升到好几十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年代，芝加哥的意大利人做小学教员的仅10人左右，但到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数字就缓慢而稳步地上升到42人。在意大利裔人口显得多得多的纽约，意大利人充当教员的在1905年也只有200人出头，1915年增加到400人出头。相比之下，早在19世纪末，在纽约公共工程充当市政职工的意大利人就有8000人之多。同样在旧金山，意大利裔的市政职工多是清道夫（有人说他们在这里“享有垄断权”），下水道、自来水管道和煤气管道的挖掘工，也在桥梁、运河及港口等建筑工地上和维修场所干活。在全美其他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一如栖身于贫民窟的其他种族一样，美籍意大利人也不断地受到改革派人士的怂恿，让他们到农村去扎根。也正如犹太人、爱尔兰人或其他种族一样，意大利人基本上对此不感兴趣。多数人没钱购置农场，不少人打算返回意大利，很少有人愿意到那些与世隔绝的孤零零的农场上去了此一生，尤其担心在那里甚至连“遥远”的邻里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更不用说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了。当然，也确有某些意大利人下乡了，那是集体去的，大多是在农忙季节跑到乡下打零工，有的则办起了乡村企业。
在加利福尼亚，许多北部意大利人变成了种植水果、蔬菜和酿制葡萄酒的企业家。在世纪之交，加州的意大利人有半数在从事农业，这与全美各地的意大利人普遍都在都市就业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为加州的农业投资提供财政服务，A·P·贾尼尼建立起日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银行——美国银行。另一个由北部意大利人早在1860年就开发出来的农业区是在威斯康星州。他们也搞得十分成功，并与当地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其他州也有意大利人办起来的小型农业社区，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纽约州西北部。定居在这些地方的多属来自南部的意大利人，发家的速度慢，遇到当地民众的抵制也多。但是，他们在意大利擅长于耕作贫瘠土壤的经验，使他们敢于购买被当地美国人视为“无用的”贫瘠土地，并将之变为良田。这样，许多开始时十分贫穷的南部意大利人后来就成了地主，为国家增加产出，也使他们本身逐渐富裕起来。他们最终也被接纳为这些地区企业社会的一部分。
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意大利人在农业上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愿意比别人更加卖力的苦干精神。许多意大利裔农场主都是从农场劳工和交谷租农干起的。由于缺钱，甚至购进低价的荒地和肥料，垦伐点林地等等，都时常需要他们不分昼夜地苦干，打零工，全家操劳，长年的积攒和借债，才能最终把借贷偿还清楚。在某些地区，比如在纽约州的奥斯威戈县，意大利人后来终于在当地的水果和蔬菜种植及经销方面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在职业上，意大利人赶上了爱尔兰人，而在业主人数所占的比例上，则超过了他们。在1909年，波士顿的意大利人有22%是经商的，相比之下，爱尔兰人经商的只占5%。到1950年，这两个种族的职业分布几乎毫无二致。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籍意大利人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爱尔兰人，而爱尔兰人来美的时间却比意大利人早30多年。
意大利人多年来借以发家的那些渠道，一般都不要求受过正规的教育。美籍意大利裔工人逐渐掌握了技术，其工资所得也超出了单凭他们的正规教育所达不到的水平。极端的肯干一直是他们发家的强大力量，普遍很低的酗酒率也使老板觉得他们是可靠而又可取的雇员。有趣的是，意大利人滴酒不沾的在当时（乃至现在）极少，吃饭时都会把盏小饮一番（有时连小孩也喝上一点），但喝醉却是禁忌。
按美国的普通标准来衡量，苦干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不能混为一谈。所谓事业心，它牵涉到一系列具有既定目标的前进步骤，通常从大学就开始，其感情投入的程度也时常会和对家庭的承诺相冲突。此种职业进取精神在美籍意大利人当中形成风气，但进程是缓慢的。为家庭多干、苦干，向来是意大利人的一种气质，为工作而牺牲家庭，则为意大利人所不取。美籍意大利人世世代代都乐于在文官体系中供职，上班时间固定，恪尽职守自会得到报偿。而耗尽精力和时间的职业，比如当经理或做学问，意大利人向来不敢问津。
社会组织
与意大利人的崛起相伴而生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分化，还有他们在社会上的差别。甚至在各阶层中，家庭一词的意义也变得不完全相同了。在意大利裔的中产阶级人士当中，亲戚之间的拜访频率仅略高于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但意大利裔工人阶级走访亲戚的频率，仍是其他美国工人阶级的两倍。中产阶级的意大利开始重视教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子女送到教区学校就读。由于意大利裔充当了教士和修女，学生家长已不像早期的父母那样，害怕其子女会在教区学校里“变成爱尔兰人”。
多年来，家庭的人口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意义上来说，也都发生了变化。在1910年，美籍意大利人家庭的平均人口仍在全国家庭人口的平均线之上，但到20世纪60年代，美籍意大利夫妻的子女数量已经比其他美国人要少，且只相当于早期意大利夫妻所生子女的一半。在1910年，35～45岁左右的美国妇女平均有3.4个孩子，而同一年龄段的意大利裔妇女则平均有5.5个孩子。到1960年，此项全美平均数是3，而对美籍意大利妇女来说，则只有2.4。曾是美国各种族中家庭人口最多的意大利人，现在则和犹太人走到了一起，家庭人口变得最少。
随着意大利人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崛起，他们也开始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并于后来在这个领域里发展到独霸一方的地步。在意大利人参与其中之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在美国早就存在了。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犯罪团伙的头目多是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美国宪法禁酒修正案付诸实施之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而此时又适值意大利后裔大批加入了犯罪团伙的行列。偷运私酒及违禁开设秘密的酒馆（通常又和赌博或卖淫相勾结）成了赚大钱的生意，而且也是竞争性极强的生意。意大利裔的犯罪头目在这种暴虐而殊死的竞争中，具备两条足以决定胜负的长处：第一，他们在贩运私酒时能克制自己，不致酗酒；第二，正如家庭忠诚对一般意大利社会生活是关键因素一样，他们在营运私酒时，全家人也能守口如瓶，毫不走漏风声。从事一种生死存亡的买卖，头脑清醒和家庭忠诚是两大格外重要的条件。
和其他方面一样，意大利人进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也与籍贯有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从事有组织犯罪的意大利家庭，都来自西西里（现在仍然如此）。西西里的黑手党传统给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罪辛迪加提供了结构框架，然而美国的黑手党却既非西西里黑手党的分支，亦非其简单的移植。有组织的犯罪是美国的既存事实，自有其一套机构，美籍意大利人实际上不得不经过一番较量，才得以打入其中。美籍意大利裔的黑手党分子，大多有共同的祖籍，此点可由这样一个事实加以证明：即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时期，美籍意大利人作为一个种族，总体上的犯罪率仍比其他美国人偏低。
对于美籍意大利人来说，正如对其他一些缺少发家资本或教育传统因而无从在商界或学术界平步青云的种族一样，体育、娱乐圈和政治，也像犯罪活动一样，都能给他们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美籍意大利人进入体坛的时间，要迟于爱尔兰人，而且从未在这方面像爱尔兰人那样取得过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像乔·迪马丘、洛基·格拉齐亚诺、文斯·伦巴第、约基·由拉和洛基·马齐亚诺这样一些响亮的名字，确实代表着意大利人对体育界的重大贡献。在音乐界——古典的和通俗的——意大利人在美国也和在欧洲一样，是无可匹敌的。他们在古典音乐方面出过像恩里科·卡鲁苏、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安娜·莫弗以及贾恩—卡罗·梅诺梯这样一些大家。流行歌曲明星有弗兰克·辛那特拉、佩里·科莫、迪安·马丁和托尼·本内特，这些人也只是著名美籍意大利人歌唱家的一长串名单上的几个罢了，其中许多人改用了英国式的名字，如康妮·弗兰西斯或勃比·达林等等。
美籍意大利人在政坛上发迹较慢，但最终也造就出市级、州级和全国性的政界名人。第一位意大利裔政界大员是费奥莱罗·h·拉瓜迪亚，此人是深知基层民众并有巨大号召力的极少数“改革派”人士之一。缺乏从政经验，缺乏种族内部凝聚力，是影响意大利人政治努力的两大障碍。直到本世纪初年，意大利选民区在政治上仍由爱尔兰人充当其代表。此种状况开始时并未遇到挑战，后来当意大利人崭露头角时，才巧妙地使选区分化，并逐渐控制了自己的选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之后，意大利裔政客才掌握了与爱尔兰人或其他更富于政治经验的种族成功地进行较量的本领。卡尔明·德萨皮奥在1949年首次以意大利裔的身份当上了纽约坦慕尼协会的首领，尽管意大利人早就是该市人口最多的种族之一了。然而意大利裔的候选人仍不像其他种族的候选人那样，总能赢得本族人的选票。甚至连名闻遐迩的拉瓜迪亚市长在1941年与爱尔兰裔对手（威廉·奥杜瓦尔）竞选连任时，也未能赢得纽约多数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犹太裔的纽约市市长候选人（阿布·比姆）也曾比其意大利裔对手赢得过更多的意大利人选票。
今天的美籍意大利人
今天，美籍意大利人在收入、教育、智商得分和其他许多指标上面，都与其他美国人大体相仿。最近对人口统计的研究表明，意大利裔家庭的收入，稍微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这些意大利裔家庭大多都居住在城市地区，而大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及生活开销）是普遍偏高的。近年来，意大利人的家庭收入高出其他美国人平均水平的12%，这一事实可能只反映了地区性或城乡差别。但无论怎么说，对于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其收入仍只相当于全美平均数45%的意大利人而言，能赶上全美平均数就已经相当不简单了。
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人的崛起基本上并未借助于通常认为是必经之路的教育或与教育相关的职业。时至1969年，35岁以上的美籍意大利人比起同年龄段的其他美国人平均受到的教育，几乎要少两年，上过大学的也不到其他美国人的2/3。他们在专业人员当中或在其他需要受过教育的高级职位上，人数很少。在纽约市，意大利裔的专业人员，在比例上还不如黑人高。在纽约市立学院和大学里，意大利裔的教授人数一直很少。到1972年，年青一代的意大利人（25～35岁）在受教育的年限上赶上全美平均水平，在大学毕业率方面才接近全美平均水平。这种教育上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人经济腾飞的结果——父母有条件让子女去读大学——而显然不是腾飞的原因，因为经济腾飞早就实现了。意大利人的收入在1968年就超过了全美的平均线。
美籍意大利人不仅苦干，而且也能攒钱。早期的意大利移民——大部分都是打算把家眷接过来或攒钱回国成家立业的男子——省下所得的一半是普遍现象。避免挥霍一直是意大利裔人士后代的一个特征。强调自立是他们的另一个特征，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拒绝接受政府给予他们的法定救济，甚至在收入低微时也保持良好的银行信誉，不热衷于政治或投机事业。
放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就可能会理解意大利人和黑人之间的今昔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变化了。早期的意大利移民对黑人所表现出来的敌意较少（特别是在美国南方），然而在目前，意大利人对黑人的舆论与其他白人相比，是很不妙的。黑人领袖所强调的种族进步之路，恰是美籍意大利人所排斥的道路，认为靠政府救济和特殊照顾违背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两个种族的生活作风也相互冲突。双方都视对方的言语和肢体语言是故意的侮辱，而实际上，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里，这些都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下述事实又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和其他白人的惯常做法不一样，意大利人在黑人迁入其地段时，恰恰不愿意搬走，坚持住在原地（哈莱姆至今还有一个意大利人的社区），从而使他们比其他种族有更多的机会和黑人发生摩擦。美籍意大利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间也有类似的问题，但与美籍华人却并非如此。华人虽然肤色不同，但其价值观念和生活作风却与意大利人并无相悖之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相处得很好，远胜过他们与爱尔兰人的关系，爱尔兰人的生活作风——特别是在19世纪——就是20世纪城市黑人生活作风的先兆。总而言之，笼统地用“种族主义”这个字眼来解释，无法找到族际间敌对关系的缘由。
意大利移民及其后代尽管如此强烈地抱着祖国的文化特征不放，他们却未能相应形成全美意大利人强烈的种族认同感，对意大利的民族感情就更弱了。在日益美国化的过程中，美籍意大利人也多少意识到他们在美国是个单一的种族群体，对祖国意大利也有某种关切感，但与美籍爱尔兰人对爱尔兰或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操心程度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美籍意大利人曾一度对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崛起感到一阵子欣喜若狂，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意大利裔之外的美国人也曾怀有同样的情绪，当时报界对墨索里尼的有利报道就可证明。从未有人当真要把墨索里尼的意识形态移植到美国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籍意大利人欣然地参加了美军进入意大利的战斗，并未产生爱国心方面的矛盾感。他们在美军中的存在很可能促进了意大利民众对美军的友好态度。
美籍意大利人新近的种族认同感，与某些其他种族那种抱成一团的态度或在政治上清一色地选举本族人的做法，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意大利裔的候选人仍不能像其他种族的候选人那样，完全可以指靠本族选民的选票。1965年在争取提名为审计官候选人的预选运动中，马里奥·普罗卡西诺将本族的选票丢给了犹太裔竞选对手，其所以能获得提名，只因为他在犹太人选区反倒赢得了多数选票，岂不怪哉！在后来的一次选举中，普罗卡西诺获得了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但那显然不是因为他有个意大利的名字，而是因为他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对意大利裔选民的利益十分重要。在1962年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竞选活动中，意大利裔候选人约翰·伍尔普在与他的老对手、盎格鲁撒克逊裔恩迪科特·皮博迪的角逐中，只赢得了51%的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
意大利人在政治上的成功相对来得较晚。第一位意大利人当选为参议员是在1950年，第一位意大利人被任命为内阁成员是在1962年。某些意大利裔候选人赢得过本族选民的多数选票，某些犹太裔候选人照样也能赢得多数意大利选民的选票，约翰·F·肯尼迪于1960年竞选总统时曾在马萨诸塞州获得意大利人85%的选票。一般说来，在意大利选民当中，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得人心，但两党的极端自由派——如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市长约翰·林赛——都在意大利选民中遭到惨败。
尽管纽瓦克和费城等地黑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政治（及其他方面）对抗，曾被广为宣传，然而这些肤色及种族间的冲突，也是因对社会问题比如警察权力和控制犯罪等看法上的强烈分歧所致，当然与族际敌对情绪也难以截然分开。在1968年，对民权运动持反对观点的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仍在纽瓦克获得21%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在克利夫兰获得29%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在全美获得10%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相比之下，除去南部，他只获得全美8%选民的支持。但是也就在同一年，竞选马萨诸塞州美国参院议员的共和党黑人爱德华·布鲁克，获得该州意大利裔选民40%的选票，比该党的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马萨诸塞州赢得的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还要多。1970年在纽约，一位竞选州府公职的候选人，在纽约州西北部获得大多数意大利裔选民的支持，而在纽约市他就不行了，因为该市的黑人和意大利人在地方问题上时常是壁垒分明的。与1928年南部——这里的天主教徒极少——不投阿尔·史密斯的票因而也是反对天主教徒的情形相反，意大利人和黑人在政治上的对抗，看来主要发生在那些二者之间因利益或价值观念发生现场冲突而使他们各执一端的地区，而不主要是因为存在一般的种族主义，一般的种族主义应当适用于不管附近有无黑人的任何地方。
美籍意大利人长期以来对学校、民居计划和其他局外人硬性规定的“美国化”计划，尽管感到愤懑并进行抵制，但他们却以自己的速度和方式，变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尤以其爱国主义著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士兵仍以种族划分编制时，美籍意大利人应征入伍的比例高出其他种族，最终的牺牲人数在比例上也同样高于其他种族。尽管他们只占美国总人口的4%，但在战时的伤亡人数却占到美军伤亡人数的10%。
从长远观点看，确实证明美国是从意大利来到这里的那些人的机会之邦。但是把机会变成现实，也的确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并具备持久的毅力。某些早期的意大利移民用他们的双手获得了新生，当他们举起自己的双手说“美国就在这儿，这就是美国”时，他们对此已作了最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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