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个孤儿，是被太行山上的一个老猎人养大的。老人给我爸取名为“郝二铁”。

        二铁13岁那年，老人生了场大病，后来从症状判断可能是肝硬化之类的绝症。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三十年代，哪里会有山里人看病的地方。

        一天，老人让二铁多拾些干柴回来。二铁挑回来两担柴，老人说不够，让他继续去拾。二铁一连拾了两天柴，老人觉得够了，就让二铁把柴垒成一个中间留空的圆圈。

        垒好之后，老人把柴堆推开一个口子走进去，又用柴把自己刚才推开的口子垒好，然后坐在柴中间，让二铁拿火镰来。

        二铁吓蒙了，问老人：爹，你要火镰作甚？

        “爹不想活了，死逑算了。”二铁嚎啕大哭，磕头捣蒜地求老人不要这样。

        老人觉得反正活不长了，与其活受罪，不如早点死。二铁哭道：要死也不能这么死。

        老人说：咱是没根的人，不用花棺材钱，烧成灰，洒在山上就行了。

        二铁哭得几近晕厥，跳进柴堆，要和老人一起死，被老人狠抽了两耳刮子，扔了出来。父子俩纠结到最后，老人死意已决，叮嘱二铁盐罐子下头还压着五块银元。在让二铁走远一点后，老人点火自焚。

        后来，二铁揣着五块银元下了太行山，走到黄河岸边的柳湾镇。当时这里是共产党的根据地，民兵连长梁双将把二铁编入抗日儿童团，让二铁从此过上了有组织的生活。

        二铁很能干，胆子也大，曾多次被派到日寇占领的县城送情报；15岁时和日本人在高梁地拼过刺刀；17岁被马步芳的队伍抓住，严刑拷打下，一字未招…

        1949年，23岁的二铁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后被任命为柳湾附近的井泉乡乡长，并迎娶了双将的妹妹，哑巴姑娘梁三女为妻。也就是我的母亲。

        二铁不识字，但对共产主义极为信仰，某种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毛主席的崇拜。二铁常在家里的饭桌上由衷地赞美共产主义太好了，大家人人没私心，劳动一起干，好饭一起吃，好日子一起过，红火热闹，美得很。

        共产主义还没来，“文革”先来了。舅舅双将和父亲二铁作为当权派被造反派抓了起来，而造反派的头子武喜正好是舅舅的仇人。

        当年一听说日本鬼子要来柳湾镇扫荡，老百姓都会逃到附近的山上，只有双将和两个民兵会留下来。他们留下来不是要打日本人伏击，而是在镇上巡逻抓小偷。前两次日本人来扫荡，柳湾镇的人提前跑光了，谁知道小偷赶在日本人扫荡之前，先行把空无一人的镇子扫荡一遍。

        每次我想到这个情节，总是敬佩小偷的专业精神，真不得了，听着远处传来日本人的皮靴声，还能开开心心地偷东西，非人的心理素质，不踢足球可惜了。

        果然，双将在巡逻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鬼头鬼脑的武喜，于是朝武喜的屁股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让武喜从此走路有点瘸，也让武喜在成为造反派头子后，半夜把抗日英雄双将用麻袋装起来，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驼到黄河边，像扔垃圾一样把麻袋踢进黄河。

        双将离奇失踪后，父亲听到了武喜骑车丢麻袋的传闻，于是从被关的地方跳窗而逃，拿着菜刀冲到武喜家，连砍了武喜五刀。

        武喜命大没死，父亲被打断腿后关进监狱，被取消了共产党党籍，一直关到“文革”结束，整整五年。

        谢了顶的父亲从监狱出来后，儿童团团长、少年抗日英雄、年轻乡长的履历统统算是作废了，他成了无业、无地、无党籍的破落户，家里有个哑巴老婆和五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比他的猎人养父都惨。

        父亲先是在铁厂干苦力，1981年，听广播里说温州有人靠贷款买汽车跑运输富起来，父亲以自己想问题简单的一贯作风，赶紧跑去当地银行贷款。当时银行正愁贷不出去款，让父亲找了个人担保，贷给他一万多块钱。用银行贷来的钱，父亲买了辆东风，领着大哥开始跑运输。

        1981年底，上头害怕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紧缩政策，有一条就是不允许个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机动工具从事贩运。受这条政策影响，当时温州著名的“八大王”，像什么“五金大王”、“日用品大王”啦，入狱的入狱，外逃的外逃。

        父亲也倒了霉，县里马上成立了一个十人专案组，专门审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专案组组长义愤地训斥父亲，很多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都买汽车了。

        父亲说车是贷款买的。

        组长更生气了，骂道，用国家的钱给自己买车挣钱，你比资本家还坏。

        算上坐国民党的牢，父亲第三次进了监狱，改造了八个月，车也被没收了。

        1983年，县劳动局局长亲自来给出狱的父亲道歉，诚恳地说，现在政策又变了，鼓励买车搞运输了，牢是坐冤枉了，但是县政府会补偿你3万块钱。

        说到补偿时，局长的表情很是羡慕，好像觉得父亲牢坐得真值。父亲长叹了口气说，组织给我平反是对的，钱我不要了，算是我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交的党费。

        父亲真一分钱没要，家里的日子依旧很艰难。1984年，父亲让大哥继续跑运输，他和人合伙开了一家煤炭加工厂。当时煤厂不好干，也就是像父亲这样无路可走的人才会去干，干了两年，厂子的大股东都退伙了，父亲咬着牙坚持下来。

        大哥很有经商的天分，靠包火车皮运煤成了万元户，有力地支援了父亲的煤厂，随着二哥的加入，我们家终于算是富了。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家在全省已是鼎鼎有名，在挖煤、加工、外运等和煤有关的各个环节都做得很大。

        1992年清明，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去了趟太行山，在他养父自焚的地方，磕头祭拜了一番。回来之后，父亲让人给他念了一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本书很厚，父亲听了一个多礼拜。

        不久，父亲决定给全县人民免费铺设煤气管道、暖气管道，并承诺将一直免费供应煤气和暖气。全家人都给父亲投反对票，但反对无效。

        1994年，父亲决定让柳湾镇的所有人集体搬离房屋破旧杂乱的旧村，搬到自己将投资兴建的新村里。对于新村的建设，父亲费了很多心思，大致是要把新村的山山水水都保护好、治理好，教育、农田用水、工业用电等统统免费，而且要保证村办企业解决村里所有人的就业问题。

        我们算看出来了，父亲是想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新农村。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父亲，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酌思想觉悟没那么高，尤其是柳湾镇这么穷，怎么可能配合你搞好共产主义新农村嘛。

        说实话，父亲从来都不是个聪明人，我们认为对的道理，很多时候他不懂，他只是向我们强调，人一辈子很短，能做的事很少，你们有吃有喝就行了，让老子搞搞共产主义怎么了，迟早会搞成的，急什么。

        柳湾新村快建好的时候，父亲快不行了。

        武喜拐着腿，拿着两瓶酒、一条烟来找父亲，问新农村建好了，有没有他的一套房。父亲点点头，让他一定要把下一代教育好，不能走歪路。

        父亲去世前，让我们把他火化了，把骨灰洒在太行山上。

        母亲说，太远了吧，孩子们上坟不方便。

        父亲说，不用上，老子是共产主义者。

        父亲去世后，哀荣备至，他为全县免费提供了十年的暖气、煤气，价值六个多亿，他为建柳湾新村花了一个多亿，他为各项教育事业捐了两个多亿。而他一辈子吃苦受罪，不愿享受，吃的用的都很简单，还始终不肯搬离老屋，睡了一辈子土炕。

        我们终究没有火化父亲，把他土葬在一座很气派的墓园里，不知道父亲在天有灵，会不会骂，谁让你们把老子埋这儿的。

        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们开始向全县人民征收暖气费和煤气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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