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温州鞋是否就真的那么不可救药？鞋匠王跃进断然否定。

        “你想想看，温州每年要出2000多万双皮鞋，起码有2000家以上的皮鞋厂在生产，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一日鞋’，就是20万双，怕是万分之一，也有2000双。谁能保证一万双皮鞋里，没有一双坏的？”

        这是一种“难免论”，但这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温州，还有许多人则认为是外地人把温州鞋的名声搞臭了。

        这就是“背黑锅沦”。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温州人曾同他就伪劣皮鞋问题有过一番“经典探讨”。

        那天，李瑞环兴致勃勃地出现在温州鞋革市场上，他到了一家皮鞋厂的摊点上就不走了，一边拿过一双皮鞋看看、拧拧，一边开口说道：

        “我这次来温州，就带了一个温州皮鞋的问题来。现在外面有两种观点，有的人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就是更新换代快，价格便宜，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闯到的那个摊位，是温州海螺皮鞋厂的，厂长邵奇星刚刚年过30岁，自这次与李瑞环交谈之后，他被温州人目为“替温州辩护的英雄”。

        当时，邵奇星应声答道：“作为产品，质量当然要保证。但这里也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温州皮鞋才二十来元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就是这样，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这番话，并非他的发明，在温州，这套逻辑十分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生产低价产品的“理论支柱”。

        1990年，我们在温州采访，见到街上有两元钱一条的“金利来真皮皮带”出售，不由得大惊，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竟看不太出破绽。那摊贩倒实在，朗声说：“别看了，是马粪纸做的。

        买一条回去，有大场面时系系，两元钱买个面子，便宜不？”

        我们恍然大悟，“但是如果有人拿这两元钱皮带到别处卖二十元呢？”

        摊贩睨视着我们，一笑：“那是他的本事。”

        当时，李瑞环听邵奇星讲完，笑着说，“对对，我听懂了。”

        邵奇星接着说：“这种二十来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坏一双，一年穿两双，也只五十元，同外头那种六十来元一双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这样一年就可以穿两种款式了。问题是北方人拿过去卖到七十多元，那消费者当然会认为应该穿一年了。”

        李瑞环笑着连声道：“对，温州应该宣传宣传。昨天晚上我看夜市，碰到一个卖珍珠的女孩，她也这样说，很痛快。”

        前一天，是李瑞环到温州的首日。当晚，他信步走人温州夜市，体察民情。在一个小商品摊位前，他饶有兴致地低头细看，突然，他指着一串在灯光下晶莹发亮的珍珠项链，问摊主：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摊主是个年轻的女孩，她当然知道眼前的人物是谁，但她不假思索地说：“假的。”

        当下，陪同李瑞环的当地领导心中大惊，有的连脸色也变了。政治局常委面前卖假货，那还得了。只听那女孩继续说：

        “这些都是仿制品，没真的，所以便宜。”

        一席坦率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李瑞环对摊主竖竖大拇指，含笑离去。

        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便宜。

        假的当作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那就没错。

        温州人的逻辑似乎很正确。

        但是，为什么全中国的消费者就是“不理解”他们呢？

        尽管“邵英雄”的“背黑锅论”颇能够自圆其说，并道出了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

        因为，温州货的问题绝对不能全部归咎于流通环节的不畅或“北方人”把他们的名声搞臭了，否则以温州人的精明，问题早就解决了。

        幽灵到底因何而生？

        当我们回眸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长河时，我们便有了更深层的发现。

        我们发现，浙江专业市场的产品被视为假冒货或伪劣货而屡屡遭到曝光，是在1986年以后，而那正是农村专业市场进入全盛期、市场产品首次面向都市消费群大规模进入城市的时候。

        这是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丽在这一进军中，市场货却遭到了出乎农民意料的强烈抵触。

        在此之前的市场货，绝大多数是面向农村市场销售的，它主要由两大类组成：

        一类是把城市里的积压产品或废旧原材料“激活变新”。

        这一特点在当年的温州十大市场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如宜山再生商品的原材料是城里工厂不愿回收的腈纶布脚料，萧江的编织袋生产是城里工人不愿做的苦力活，柳市的低压电器则是被国家明文规定的报废电器，等等。

        而桥头纽扣市场在这方面更为明显。桥头最早交易的纽扣大多是商场积压的低档纽扣，桥头农民曾经把辽宁阜新百货站积压了10年的500万粒纽扣和广州百货公司批发部积压了20年的24吨纽扣全部变成畅销货。很显然，这些积压了10年、20年的纽扣已不可能在城市中畅销，它们的去向只能是农村市场。

        另一类则是由乡镇企业生产的低档廉价小商品。

        当时，在市场中曾有两句话很风行，那便是：“别人不要的我要，别人不生产的我生产。”这里的别人就是指城里的国营和集体企业，也就是说，浙江省最初的乡镇工业是以生产国营企业不屑生产的日用小商品起步的，哪怕是义乌、绍兴等市场，其早期销售的产品也无不是以低档廉价为特征的。

        这样的产品，在农村销售时，农民对它们的接受根本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当广大农村已设覆盖之后，它们便又大胆鲁莽地涌向了城市，特别是涌进了大中商场，这次，它们遭到了迎头一击。

        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去，说这些市场货是“假冒伪劣”似乎并不为过。

        首先，它们在农村销售时大多没有或不重视品牌。有资料显示，80年代末，在来福门市场上销售的温州皮鞋，仅有“宏顺”、“东方红”、“东风”等五六个牌子，其余的仅有产地，而无品牌。进入市场之后，农民销售员迅速地发现了这个短处，而他们的弥补手法也非常地简单：要么花点钱向城里的企业买些商标贴贴，叫做“挂户经营”或“联合经营”，要么索性从外国杂志中找一些世界名牌，一冒了之。这难道不就是名副其实的“假冒”？

        其次，这些产品的低价往往是与低质相联系的，进入城市后，像那种“两元钱买个面子”的消费观念并不能为成熟的都市消费者所接受，再加上流通渠道的层层加价，称之为“伪劣”，好像也不太冤枉。

        这样的假冒伪劣，套用一句城里很流行的歌词则是：我们的农民兄弟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在浙江数千家专业市场中，尽管有个别造假制劣者，但95％以上的经营者是诚实的，他们仅仅希望城里人能够喜欢他们的产品、来买他们的货。然而，市场就是这样地严酷，当不适当的商品出现在不适当的场合的时候，产销者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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