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欲望强烈的应广良、异想天开的王均瑶和金建新、俏丽能干的范莉娟、俞巧仙以及千千万万背井离乡把意做出省界、国界去的温州、义乌商人，这些活泼泼的市场人物，构成了当今浙江农民的新形象群体。

        在市场的风浪中，他们不但取得了应有的劳动收获，同时也正在让自己的生命发出更绚丽的光彩。他们的知识观、风险观等等，都与他们的前辈发生了根本的决裂，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中，许多旧观念、旧风俗早已随风而去，许多价值都亟待重估。

        在80年代，温州曾经是闻名全国的失学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一度，那里的童工现象还引起过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严重关注。“有钱没知识”，是人们对温州的一大印象。

        然而，近年来，温州人“摇身一变”，竟又成了倡学兴校的楷模。据当地教委信算，近五年，全市群众用于教育的捐款、赞助等就达5亿元左右。同时民间办学之风日盛，其规模在全国屈指可数。目前，全市共有个人创办的幼儿园1800多所；各类民办职业技术学校100余所；私立普通中学13所。国内第一所私立外国语学校，第一所私立聋哑学校，也都在这片土地上冒出新芽。

        据说，如今的温州人是最肯在下+一代身上花钱的。在浙江省，出巨资送儿女出国深造的人家，最多是在杭州，其次就是温台地区。在杭州、上海等地的一些高级民办中学中，人们时常可见温台、金华人后代的面孔。一位叫李光明的义乌老板曾经写过一篇“自自”，表述他对教育和对下一代的心情：

        “我们这一辈子，为了摆脱贫困，把什么都牺牲掉了——从无忧无虑的青春到接受教育到各种享受。现在虽赚下一点钱，但自己已没有再上学的可能和精力了，于是就一心想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谁都知道，把钱留给他们是没多大意思的，但是如果能用我们的血汗钱为他们增加点知识，却是我们最最心甘情愿的。有人说，‘农民若致富，三代无贵族。’贵族什么的，咱也不稀罕。只求子孙们一个个体体面面的，有文化，不被人小觑。”

        阅读这样的自白，我们触摸到了一颗滴血而自信的农民心。

        其实，人的观念的转变，往往渗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没有一代人的牺牲和草莽创业，可能就不会出现今天的温州奇迹。而如果没有那种交织着冒险、苦干的原始积累，又哪有经济能力办得起那么多的私立幼儿园和中小学校？

        这中间的无奈和必然，是很可以让后来的人们咀嚼良久的。

        为了寻访到真正的市场之谜，我们行走在一个又一个拥挤忙乱的市场中。

        面对着那一张张土气未消的面孔，聆听着那些陌生而新鲜的生意经，我们常常被一个念头所缠绕：到底是什么“神怪”，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改造了整整一代原本闭塞、保守的农民？

        如果说改造了他们的经济命运的是市场的话，那么改造他们的性格和观念的又是什么？

        结果，我们发现，答案可能还是：市场。

        正那种大开放、大流动、大变幻的市场氛围，让我们的农民开朗了起来，大胆了起来，耳光远大了起来。

        是市场，在潜移默化中重新“组合”了农民的性格特征。

        市场是无边的。

        在那里，一个农民，他的生意有大有小，终归是有限度的，但是，他的视野、他的触觉，他的想象力和他的机会，却可以是无边无涯的。这种自由和旷达，是他们在冲破土地的束缚之前根本无法预料到的。

        而这种无边无涯的市场意识，也让他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地宽阔。

        1994年，一位老经济学家考察浙江农村，他连着跑了好几个市场，在苍南灵溪的参茸药材市场，他在一家经营户的门上看到了一幅大红对联：

        百业振兴，四海升平。

        数日之后，在北京的家中，追忆起那个情景，这位老人仍然激动不已，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段饱含感情的文字：

        “浙江农民想的不仅仅是家门口的百业振兴，还有更大世界内的四海升平。他们的市场从家门口直通五湖四海，与之休戚相关。没有四海升平，也很难有家门口的百业振兴。怀着过好日子的愿望，浙江叭走出家门，走向全国，要走出一条发财致富丰衣足食的路子。走着走着，他们从个体走向了群体，从家庭走向了社会，从经济走向了更宽广的领域。表示吉祥和祈愿的对联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他们的心迹。

        “百业振兴还能理解为只是个经济意义上的愿望，四海升平则是一个内涵丰富得多的社会意义上的理想了。透过这一点去领会浙江农民乃至中国农民的历史追求，我想是不会失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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