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川比妹头的哥哥大一岁，读书时候功课不怎么样，只考取一所普通初级中学。但他的运气好，分到苏北大丰农场，两年后就招工到船厂做电焊工。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他们厂拍电影，还选中他做群众演员。特别给了他一个镜头：在船台上焊接，电花四射，他很潇洒地将防护面罩一推，焊好了。以此可见，他的形象是很不错的。瘦长条，宽肩膀，五官生得很紧凑，而且轮廓鲜明，头发是自来卷，皮肤黑黝黝的。这样的形象，老派人是要叫他"粗胚"的，可新潮却以为是男子汉。其实呢？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看轮廓，他确实有男子气，脸部和身体有些像西洋人的雕塑，肌肉的块面很有力度。但是眉眼间却有一股蛮横之气，看人很凶，而且无礼。他是独子，从小死了父亲，寡母便格外地宠爱，两个姐妹也凡事都让着他，所以就养成他独霸天下的为人。在弄堂里，他谁也不怕，只有一个人，也不能说怕，而是服帖，这个人就是妹头。小时候，他骑着他大伯的自行车，在弄堂里直来直去，那些小小孩就纷纷避让，贴着篱笆墙看他过去，再过来。一条弄堂都成了他的天下。只有妹头，硬拖了几个小女伴，将牛皮筋横过来一拦，顾自跳着牛皮筋。等他骑到跟前，妹头就说：你骑呀，你骑呀。他真就骑过去，牛皮筋眼看着被自行车的轮盘拖得老长老长，立刻就要断了，身后是小女孩子们一片锐声尖叫。妹头的声音最响，还是那两个字：你骑！你骑！你骑！他到底不敢再骑过去，只得下了车，退了回去，松开了牛皮筋。妹头还是不依不饶：你骑，你骑，你骑！后来长大了，到底懂事了些，又有了工作，自然稳重了，就不大在弄堂里混，却是变得傲慢了，见了人爱理不理的，谁也不放在眼里，也只有看见妹头，还会打个招呼。可妹头是什么样的人，你理她，她还不定理你呢！倒对他爱理不理的。但妹头心里，是能感觉到阿川是有些喜欢自己的。这喜欢也不是大喜欢，究竟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是有一点点在意罢了。将自己的女友介绍给暗暗喜欢自己的男人，几乎是女人的本能，这里含有一种占有欲，还有一种支配欲，很有优越感。

        妹头的媒人做得很成功，阿川和薛雅琴很快就好起来了，两人都是妹头的不同程度的崇拜者，很愿意服从她的调遣。再说薛雅琴早有心愿嫁到妹头的弄堂里来，因为妹头曾经对她说过，倘若哥哥没有谈朋友，就一定让哥哥和她好，这类的话，这自然是提示了她的。住进这样的地段和房子，无疑是意味着进入了上海的上只角，也就是上层的意思。而阿川的形象放在那里，她看上一眼就觉得没什么话说，只有听男方的意见。阿川对这个方脸大眼的女孩子说不上什么好，也说不上什么不好，但她结实的身体，以及颟顸的神情，却激起了他的情欲。阿川就属于在农场里，给予小白他们男女关系启蒙的，那类大男生。他们都已经是有些经历的。农场的生活相当枯乏，前途又茫然，男女青年们就寻找些刺激，以充当青春的快乐。而回到上海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在规范的生活里，道德的约束也很强，没有什么单纯的感官的快乐，要就是，婚姻。所以，妹头一给他们搭桥，他们就接上了关系，开始了热络的往来。现在，薛雅琴到了妹头的弄堂，就径直走到弄底，进了阿川的家。替妹头干活，也换成了替阿川干活。他们谈恋爱谈得和人家不太一样，很少有出去逛马路，看电影，吃饭，消遣性质的活动，总是在阿川家里。或是薛雅琴帮着他妈干活，或就是两人门窗紧闭地关在房间里。阿川没什么变化，薛雅琴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脸色红润了，体态也丰腴了，她的神情也变了，变得自信和满足，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骄傲。她带着炫耀地，在弄堂里洗阿川油渍斑斑的工作服，大头鞋，床单被套，或者是一堆油腻腻的猪肠猪肚，一边告诉人家，是要炖汤给阿川吃，阿川的身体很亏。妹头学着师傅的眼光去打量薛雅琴，结论是他们一定有过了她和小白间的那种关系。她心里似有些不平，好像是，竟被向来看不起的薛雅琴迎头赶上了。但是，还不是靠她妹头吗？没有她妹头，能有薛雅琴的今天吗？可是，上一回她让薛雅琴帮着缠几桃毛线，薛雅琴竟然说她要去给阿川附队买年糕，断然拒绝了妹头。这叫什么：忘恩负义。

        可是，没过多久，薛雅琴就又找到妹头门上来了。起先，妹头没什么好声气，爱理不理的，可一听薛雅琴说她有喜了，不由就把脸正了过来。薛雅琴经历过了男女之间的事，说话都没有什么顾忌了。妹头虽然要比她早经历，但却是第一次听这么内行又露骨的说法，不禁红了脸。但她依然保持着镇定。她先是训斥薛雅琴没有脑子，怎么能什么都由着阿川？再是埋怨薛雅琴不顾后果，还没有满师，就出这种事情，追究起来，还要追究到她妹头的头上，谁让她给他们牵的线呢？然后就反问薛雅琴，她准备怎么办？薛雅琴又恢复了原先的谦卑，要妹头说怎么办。妹头火气上来了，说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应该去问他！他说随便，薛雅琴说。妹头更火了，拉了薛雅琴就往阿川家去。噔噔噔走上三楼，推开房门，阿川正在床上睡午觉，被妹头叫起来，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紧张地问：怎么啦，怎么啦？妹头把薛雅琴往他身上一推，说，问你自己！说完扭头就走，将房门使劲一带，发出一声巨响。阿川还真是有些在乎妹头，开始认真对待了。他找到他原先农场里的老关系，帮忙开出一张介绍信，带薛雅琴到郊县一家医院里做了手术。过了一天，薛雅琴就黄着脸来上班了，并没有流露出多少痛苦的表情，相反，还绕有兴趣地，趁没人的时候，要和妹头谈点细节。妹头可没有胃口听，转身走了。闯过这么一次祸，薛雅琴他们非但没有接受教训，从此收敛些，反倒因为看见了出路更加放心大胆。就这么，又做了一次手术，好不容易捱到薛雅琴满师。几乎是，前脚拿到三十六元满师工资，后脚就去办了结婚登记。等到结婚那一天，有经验的人都看得出新娘子的身孕了。果然，半年以后，薛雅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既像爹，又像娘，像的都是优点，十分漂亮。个子又大，长腿长身，落地就有八斤重。阿川的寡母和姐妹都欢喜极了，抢着带他。薛雅琴一下子成了他家的功臣，几乎被供了起来，月子做得非常享福。连阿川也很高兴。他们家是宁波人，特别重子嗣，阿川也是要儿子的人，从此就对薛雅琴器重起来。这时候，薛雅琴才想到妹头，真正地感激起她来。她当然不会像老派那样真的送十八只蹄髈谢媒，而是买了一对金华火腿，夫妻两人很郑重地送到妹头家中。

        薛雅琴的儿子都生好了，小白还没有抽调回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多少有些疲了，但是呢，又确实习惯了在一起，分手的时候，彼此心里都很空。好像生活里有一个缺口，就不那么完满。他们很自然地，情绪低落。事情在了这么一种停滞的状态，该做的都做了，再要做什么，却由不得他们了。他们只有耐心地等待，等待事情的转机。妹头是不惯于等待的人，她总是要做些什么。这时候，她就着手于嫁妆的准备。这是物质比较紧缺的年月，样样要配给，且十分有限。除了布票，还发有工业券，购买丝绸，毛料，化纤织品，都需要工业券。对于一个准备结婚的人来说，工业券是远远不够用的。但是，什么事情能难倒妹头呢？她寻觅着那些少收，甚至不收工业券的处理品。由于是为外销生产，它们的颜色，花样，款式就都不是市面上的大路货，而是别出蹊径。又由于外销生产严格的把关，质量就相当有保证。所以"处理"，只不过是因为一点肉眼难以发现的暇疵。一旦有卖，立即就排起长队。所以说是处理品，其实更是紧俏物质。买紧俏物质，正是妹头的强项。她能够很敏锐地觉察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将要出售处理品，就好像商店里有她的眼线似的，她总归能及时赶到。她还不像大多数热衷于处理品的人那样，赶上什么买什么，照单全收。她可是有选择的。有一些处理品看上去不错，实际上却不怎么样；又有一些处理品确实不错，可并不合用。她便当机立断：放弃。总之，她消息灵通，又有眼光，还头脑冷静，有全局思想。所以，渐渐的，她就拥有了一些品质优良又富有特色的床单，被面，枕套，而工业券则一张也没花出去。她积攒了数量可观的工业券，眼光在正品的柜台里搜索。她要将这些宝贵的工业券，用在最要紧、最值得的东西上。倘若遇到这样的机会，她可是一点不手软。有一次，她看见一条淡雪青的软缎被面，上面织着同色的牡丹，非常华贵，而且吉祥。她毫不犹豫地付出一百二十张工业卷，妹头全家全年的工业券都在这里了。这条被面带有经典的意思，将她的收藏提高了品位。处理品好是好，可毕竟过于别致，难免游离于潮流之外，而妹头是尊重潮流的。她还很留心那些串弄堂的乡下人。那多是妇女，穿着江南一带家织的蓝花布衣，系着围兜，扎一块头巾，肩上背一个大布袋。她们木讷的面部之下，隐藏着世故，经验，还有狡黠。她们并不做声，也不乱看，挨着门走过，忽然就停住了脚步，迎上前去，悄声问道：阿姨，湖州大红牌丝绵要吗？她们几乎一问一个准，没大错的。这家或是有待嫁的女儿，或是要进入口，总之，添衣添被的当口。然后，便被让进后门里的灶间，看货色，谈价钱。这事情妹头又是在行的，哪一样次货能混过她的眼睛？真的，从一个女孩亲手备起的嫁妆，就能看出她的头脑，心智，趣味，和生活经验。

        有些东西，妹头和一般女孩一样，一定要全新的，有的，妹头却情愿要旧的。比如，还记得吗？妹头妈妈床上的鸭绒被。妹头就问妈妈要了来。这条鸭绒被，因为缎面有些磨损，经纬稀疏了，鸭绒便钻出来，一抖，飞飞扬扬的。妹头妈妈却不舍得继续盖，又不舍得花大价钱送去换胆，只得收在樟木箱里。这时，妹头就要了过来。她决定自己换胆。她无师自通地，将旧胆上的缝线拆一行，脱出一行，把新的缎面罩上去，细针缝上一行。再拆一行，套一行，缝一行。新胆的四边周，也是用双滚条澡边。缎面和滚条都是重新配的色，橘色掺黄的软缎，滚条则一色维红压一色翠绿。是大开大阖的颜色，听起来相当冲，可放一起，铺陈开来，竟是富丽堂皇。做好以后，弄堂里的人都来欣赏，连玲玲的骄傲的二姐姐，回娘家时，听说了，也来参观了。她嫁了一个西餐社的厨师，生了是个女孩，却依然年轻，白皙，小巧，冷面。妹头虽然已经不以为她怎么样了，可因是小时候的偶像，所以，还保持着敬畏的心情，很荣幸地将旧翻新的鸭绒被铺开了，供她批评。玲玲的二姐姐面无表情地看了一遍，并没说什么，可她看了那么长的时间，妹头就已经知道了她的评价。妈妈送妹头鸭绒被时，将装鸭绒被的樟木箱也一并送了她，妹头也接受下来。她到车间里找了些擦铜油，擦去铜锁上的绿锈，锁立即铮亮，既是新，又能看出是老货，显示出厚重的家底。

        在这同时，小白那边也把新房的安排方案拿出来了。这方案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把底层让给他们做房间。阿娘和偶尔回家探亲的姐姐住到楼上，吃饭呢，还是在楼下，在他们的新房里放一张吃饭桌子。妹头心里是想二楼做房间的，但再一想，楼上很是晒顶，要大人让房间毕竟不好意思，还有，她新生出了一个念头，她决定要在楼下做一个卫生间。她宁可将外间灶间的隔墙往里面移一米，这样，她们的房间虽然要收缩四个平方的面积，但是这样就有了卫生间，不必在房里拦马桶间，也不必倒马桶，重要的是，房子的性质不一样了。再有，灶间也扩大了，可以连带做吃饭间，就不必在他们房间开饭了。所以，还是划得来。她主意定了，然后和小白商量，小白听了就有些头大。严格说，他们的事情一进入具体的操作，他就一直头大着。他也知道，这些事情是躲不过去的，那么，最好是做梦似地做过去。正好，这时候，阿五头回来了。阿五头患了肝炎，回家养病。小白再从农场回上海，就分出一半时间往阿五头那里跑。由于分离了这么久，之间的疏远倒像是不曾有过似的，他们一下子又回到最好时候的那样。虽然各自都有了些决然不同的经历，却都搁下不提。他们是那种心有灵犀的朋友，不用多说，只要在一处，自然互相就懂了。他们又去了人民广场，那山东人竟然还在，因从来也没有看清楚过他的面容，就觉得他一点也没有变。这使他们感到并没有过去多少时间，人事依旧。那时候还没有同性恋一说，妹头只是觉得他们好得奇怪。他们俩的世界是妹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但她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相反，要是小白的一切，都是在妹头智能范围内的，她就要感到无趣了。她喜欢小白有一些超出自己的东西，这种对男性的理解多少是来自哥哥在她生活里的影响。所以，她并不硬拉着小白一起去实现她的计划，而是说，你只要说服你们家大人，其余的都由我来。这要求一点不过分，小白也觉得再推脱不好了，就去征得了父母，还有阿娘的同意。对这个计划，大人们说不出一点不是，可也不见得有多么赞成，他们甚至还有些不悦，觉得妹头是在挑剔他们。但既然妹头说了，她全包，就也不好反对。于是，妹头便拿了小白的户口簿，房票簿，去奔走活动，争取房屋部六的许可和派工。那时候，工程队都是由房管处统一调派的。由于是增建卫生间，还要排放一根排粪管，这根排粪管需走一些弯路，才可放进化粪池，就要破路面。事情涉及到三头六面，可妹头都摆平了。

        妹头再说她全包，小白也不能看着不问，到底也是他家的事情。开工时也就请假回来一起张罗，送烟送水，和工人热络热络。有几次，阿五头也来看看，主要是找小白说话。说起来，妹头也是和他同班同学，可他却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看起来，他对妹头也并无什么兴趣。这点，小白和妹头都能感觉到。背地里，他没有向小白发表一点对妹头的意见，当面呢，他和妹头就没有一句话可说。他的冷淡态度无疑是使妹头极为恼火，从此就种下对此人的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挖苦和攻击。而小白则是感到有些羞愧，好像在阿五头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有时候，他就会有意地和妹头唱反调，好像要把关系弄坏似的。但他立即会遭到妹头的遏止：你要做什么？小白，识相点吧，不要没事找事！妹头一句一句地向他而来，并不针对他的意思，却又很针对他的意思。这就是妹头的本事，无论表面多么纷纭，她都能一眼看透，直指真相。你要想和她搅浑水，是搅不成的。所以，闹了几次情绪，也没闹出什么成果，在妹头这里全输。为表示自己对妹头的无所谓，他只有更频繁地跑阿五头家，和阿五头在一起。

        他们现在的谈话更加深奥玄虚，环绕着生存的意义和无意义。他们都很年轻，并没有多少生活经验可作推论的材料，只是凭着论证的方式和顽强的精神，一步一步地推理。所以，都是以空对空，纯粹是思想的运作。这种运作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虽然是在虚拟的条件下进行，可是它们展现了独立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在他们执著的推进之下，终于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俩真是最好的搭档，配合得极为严密，并且各司其职。比较起来，阿五头更善于出思想，他有着奇思异想，思路在本质上和常人不同，而且逻辑严谨，显示出机械论训练的良好成果。前者是来源于热衷想象的天性，后者却要归功他大量的庞杂的阅读。而小白呢，他其实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所以更加侧重文学和诗歌，这使得他迷恋于华丽的词藻，汪洋恣肆的表达。后来，小白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文论家。他的文章都是以对话的形式结构，对话的双方为A和B。A就是阿五头，B则是他自己，小白。从此也可看出，他无意中认可了妹头给他起的名字，"小白"。偶尔的，他们三个人也会一起出去玩，看电影，或者逛马路，妹头随他们说什么，一般是不插嘴的，方才说过，妹头认为男生们是应该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话题。但有一种情况下，妹头就不得不说话了。由于用上海话不便于表达，他们常常会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尤其是概念性的名词，非是普通话不可。这样的时候，妹头就会给小白一个白眼：开什么国语！他顿觉尴尬，讨论不下去了。阿五头并不听见妹头的话，也不是个敏感的人，兀自夸夸地说着。半时，才发现没了对手，小白消极地沉默着，便也没劲下来。有了这么一两回，小白就再不让妹头参加他和阿五头的聚会了。

        卫生间修好了，小白一家首先享受了极大的便利。灶间也按妹头的设计，扩成一个手枪形的空间，在手枪柄上放了饭桌，做了一个小饭厅，也做了全家人聚集的中心。趁此大兴土木，底层的新房间一并做出来。修门窗地板，粉刷天花板，贴墙纸，装壁灯，小白家的大人给了一笔钱买家具。阿娘希望他们能够继承那张宁式眠床，小白无所谓，妹头坚决不受，毫不顾念他们在其中度过的美好时光。这张床在她眼里是老八股，又不是洋式的老八股，像她那床鸭绒被和樟木箱，而是乡气的八股，这含有一种阴暗的历史。谁知道上面睡过多少死人呢？是要做噩梦的，妹头刻薄地说。小白说：好像你没有睡过似的。妹头厉声道：所以，所以呀，就不要睡了呀！小白别想说过她。处理这张床出了点小难题。阿娘先是要搬上楼，表示，你们不要，我要！小白的父母也不大想要，嫌它占地方，好像房间里又套了个房间，但不愿和阿娘生气，只好往楼上搬。不想，楼梯太窄，抬不上去，就提议还是卖了。阿娘不允，守着床掉了眼泪，大家都看妹头，无奈妹头就是不要，最后是抬到小白的舅公家去了。事情虽然解决了，阿娘心里却是不高兴的，好像不是这张床，而是她这个人，被妹头从家里逐了出来。芥蒂就是这样种下了。

        现在，房间是一崭新的，每月小白休假回来，一个人睡在里面。平时多是空关着，只有妹头有权进来，东看看，西看看。此时，妹头的东西还没有搬过来，床上是小白的旧被褥，窗上也是旧床帘，桌上，五斗橱上，都没铺台布，沙发是包在塑料纸里的，椅子也是。油漆味道还没有散尽，新家具又带来木脂和胶水的气味，还有新打的地板蜡的气味。总起来，是新事新物的气味，叫人高兴。什么都有了，就缺一个小白，小白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呢？

        玲玲也有男朋友了，是一个华侨，父母都在香港，结婚后也要去香港的。男方的父母已经正式上门提过亲，带了许多稀奇东西：半导体收音机，电动缝纫机，各色衣料，毛线，又请她们全家去国际饭店吃了饭。现在，玲玲进出的都是这样高级的场所。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服饰上的风气还是比较保守，但玲玲却在夹缝中求发展，稳中求变。既新颖，又没有越过雷池半步。比如，衬衣做成男式的领子，袖子的克幅比通常延长一倍，一列三个扣子，腰身窄长。裤子比较宽，又宽不到喇叭裤的程度，那就出格了，其实就是后来的直统裤，裤管扁扁地遮住脚面。还有灯芯绒的外套，前襟和后背，经过拼接，以条纹组成图案，接缝处都是明浅，也是压出图案的效果，有些类似猎装，又不是那样男性化。总之，是十二分的独特。玲玲现在是弄堂里的人尖了，在家里的地位也上升到二姐姐之上。其实，她心里一直是憋着股气的，一定要挣出头来。她晓得结婚是女人第二次投胎--像她父母养了那么多女儿，又无能力为女儿创造更好的条件，对女儿的希望大都是寄予第二次投胎上--于是，抓牢了这个机会。比起妹头来，玲玲更有心智，而且冷静，不像妹头那样率性。这电是处于配角的位置，韬光养晦，积成的性格。妹头很准不对玲玲生妒，觉得她怎能这样事事现成？但一旦为自己的事情忙起来，就又被其中的乐趣抓住，觉得玲玲这样也没啥意思。她看见过玲玲的华侨男友，瘦长单薄为身体，带着一副澹然的表情，倒和玲玲很配。妹头也觉得不如她的小白有趣，她想象不出玲玲和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能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无论如何，她和玲玲也已经是桥归桥，路归路，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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