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作者们，我期待着你们的作品。

        不论您是已经阅读完前面所有的章节，或者只是随意读了其中的一两个章节或段落，都会发现，笔者一直在试图使用相对轻松的方式和您进行探讨。因为，推理文学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很沉重很学术的命题。

        但是，在这一节，我不得不改变自己一贯的腔调，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个话题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和成就，有的只是一些迷惘的探索和尝试。这个话题就是“中国原创推理”。

        首先，有一点是务必要声明的。推理小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纯粹的“舶来品”，绝对不是我们原创的。很多声音认为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远远早于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而这才是最早的推理小说。这里笔者需要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

        公案小说的着眼点在“人”，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犯罪事件）刻画主人公的英雄形象，突显人物的忠义品格，以此达到警世和教化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海公大（小）红袍传》等，都是这样一种作品。

        而且，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也是受当时客观认知能力的限制，公案小说中常常出现非科学的甚至完全属于迷信范畴的元素，如包公铡判官、审乌盆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是以一种不对等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成了“侦探”追索真相的“专利”，这样处理，毫无疑问会使小说失去科学性和公正性。

        因此，无论是创作原则还是创作手法，中国古典公案小说都和推理小说相去甚远。

        推理小说来到中国的时间，大体和日本相同，是在19世纪末的清末民初。清政府紧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推理小说也伴随着枪炮涌进中国。由于这类小说符合读者的猎奇心理，因此很快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

        和日本类似，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也是从福尔摩斯开始的。1896年，编辑张德坤在《时务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记讴者复仇》的翻译小说，这就是福尔摩斯故事中着名的《驼背人》一篇。随后，大批学者、文人开始译介推理小说，翻译作品一度占据了中国大半市场。客观地讲，当时中国的翻译水准要高于日本。一方面，从事推理小说翻译的都是林纾这样的大家；另一方面，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都丝毫不逊色于日本。

        面对这种繁荣局面，中国的创作者自然会尝试推理小说的创作。其中的领头人，无疑是有“中国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程小青。

        程小青原名程青心，1893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程小青家境十分贫寒，在钟表店当学徒。他自幼喜爱读书，甚至为此自学了英语。18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先后与周瘦鹃等名家合作翻译了多部柯南·道尔作品。

        受到福尔摩斯故事的影响，程小青开始创作推理小说。1911年，上海的《新闻报》举办小说征文大赛，程小青的以霍桑为主角的小说《灯光人影》参与角逐，结果受到读者空前的爱戴。本来，程小青小说中的侦探叫“霍森”，因排字工人的失误，变成了“霍桑”。受到读者鼓励，程小青先后写出了《江南燕》、《珠项圈》、《轮下血》、《白衣怪》等30余部推理小说，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原创推理领域的地位。

        程小青的“霍桑系列”明显受到了福尔摩斯故事的影响——采用了“神探+糊涂助手”的模式；采用了助手包朗的第一视角叙述方式；运用了很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科学的侦破手段……

        同时，程小青最大限度地将这个系列打上了中国烙印。人物、背景、事件均发生在中国，故事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也非常中国化。而且，程小青吸收了大量当时盛行的鸳鸯蝴蝶小说、谴责小说、黑帮小说的元素，反映了当时中国龙蛇混杂的社会现实，非常具有代入感。因此，程小青也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中国推理小说第一人”。

        程小青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推理文化，虽几经沉浮，却不改其志。他参与制作并主编了一系列推理文学杂志，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一直到解放后，程小青依然活跃在推理文坛的第一线，直到1976年去世。

        受程小青的影响，当时的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推理小说创作者。孙了红、于天愤、张碧梧、赵菬狂等人竞相登场，共同打造出了中国推理第一个繁荣局面。很多评论者认为，就起步水准而言，中国推理要远远高于1923年之前“混沌期”的日本，甚至可以比肩江户川乱步出世之后的“新青年时期”。

        但是，客观条件没有给中国推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伴随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和一蹶不振的经济，中国推理的第一波浪潮就此终结。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公安文学和反特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推理文学第二次热潮，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且不说公安文学和反特小说究竟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即便算，这种局面也是在客观的政治条件（包括我们当时的社会体制和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干预之下催生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文化领域的繁荣。

        真正的第二次繁荣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出版环境的宽松，一大批优秀的外国推理小说来到中国。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

        1979年，《译林》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上，杂志全文刊登了“女王”的——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当时引发了轰动。这一举动引发了一场论战。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不适宜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带有凶杀情节的推理小说。但是，读者的呼声最终压倒了一切，不久，群众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和埃勒里·奎因的，推理小说的热潮不可抑制地爆发了。松本清张、森村诚一、夏树静子等名家的作品在20世纪80、90年代陆续出版，中国读者第一次领略到了诸位推理大师的风采。时至今日，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应该是中国市场销售量最大的推理小说，连近些年的东野圭吾也难以望其项背。

        与翻译小说交相辉映的是两岸三地原创者的又一次尝试。蓝玛、曹正文、钟源、蓝霄为代表的一大批作者涌现出来，创作了大量推理小说。但客观地讲，这个时期没有出现程小青式的“领路人”，作品的质量并不突出，无法像日本那样引领推理文学发展方向。

        进入新世纪，随着资讯传播越发便利，中国的创作者有机会在第一时间阅读到全世界各个地区优秀的推理作品。而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中国的创作者们不必闭门造车、孤军奋战，可以更多地与志同道合者展开交流，这无疑有助于创作水准的提高。

        同时，以新星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为代表的一些出版社，开始以专业的角度进行推理作品的出版。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这些出版社也在刻意培养本土推理文化，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多方面共同的努力下，推理小说的出版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不可否认，外国推理作品依然占据了95%以上的出版份额，原创推理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发展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纵观原创推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发展是极其缓慢而艰难的。在程小青时代之后，无论是文本质量还是商业价值，原创推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步，甚至还有不进反退的趋势——因为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和程小青比肩的创作者。相比于紧邻日本，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国，在推理文学领域，只能用“汗颜”来形容。可以说，中国推理若干次繁荣期，基本上停留在了译介和出版国外作品的阶段，这其中还有很大程度是商业利益在起作用；而本源的创作领域，几乎是一片“荒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很复杂，概括地讲，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其一，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比较注重人文领域建设，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对西方和近代日本比较落后。同时，中国人比较重视“悟”的作用，相对轻视严谨的逻辑训练和实践的作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创作者在知识贮备和思维方式上的严重缺失，而这两点对于推理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二，创作底蕴的缺失。日本的创作者往往拥有令人惊讶的知识贮备，甚至在某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逊色于任何专业人士。我们随便举例——京极夏彦对于妖怪文化的理解，伊坂幸太郎对于音乐和电影的理解，道尾秀介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三津田信三对于民俗学的理解……在扎实广博的知识贮备上，日本的创作者开展大胆想象，将知识灌注于想象之中，从而派生出绚丽多彩的推理世界。

        而中国的创作者似乎正好相反。他们的知识贮备大多不足，甚至存在着常识性的漏洞——笔者就曾经读到过“冰块沉入水池底部堵住排水口”的“诡计”！而另一方面，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也有较大局限性，加之阅读了大量外国作品，因此模仿痕迹严重，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线。

        如果说日本的作者创作是一个“大胆想象，小心求证”的过程，那么，中国作者的创作道路似乎正好相反。

        其三，环境极端功利。中国的读者一直在期盼着属于自己的优秀作品能够早日出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动力。但是，在现阶段，这种期盼更多地表现在了对作者和出版者的轻率否定，甚至是攻击谩骂上。每个人似乎都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根据个人的好恶，对于一部作品下这样或那样的结论。很明显，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和包容的心态，这种结论是无助于作者成长的——不管是“捧杀”还是“棒杀”。

        同时，出版界的急功近利也是显而易见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没有一个用于鼓励作者的推理奖项，没有一份相对成熟的介绍推理文化的报纸或杂志，更没有一家出版社培养出了中国的京极夏彦或东野圭吾。

        岛田庄司曾经给笔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岛田庄司创作了“御手洗洁系列”之后，市场反应不是很好。这时，出版社的编辑比岛田庄司还着急，一位女编辑建议岛田庄司创作一个和御手洗洁完全不同的系列，“主人公要很帅，最好是个穿风衣的帅哥！”但另一位男编辑却建议说：“侦探还是要传统，踏踏实实去办案，最好是喜欢吃拉面。”

        岛田庄司接受了编辑的建议，于是我们今天才会看到一个帅帅地穿着风衣四处寻找线索，偶尔坐下来吃碗拉面的吉敷竹史。

        这故事很有趣，但它体现出的作者与编辑的共生关系引人深思。目前，中国的出版社依然在热衷于花天价争夺国外推理作品的版权，把本来就已经泡沫化的推理市场变得更加易碎。试想，一个没有本土创作作为根基、仅仅依靠天价“舶来品”的市场会有前途吗？但问题在于，如果不投身到这个溢满泡沫的市场里，打造本土推理文化就会变成一个更加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是何等的悲哀！

        也许，只有时间可以沉淀一切；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推理可以迎来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辉煌。在这之前，我们唯有做好自己可以把握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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