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将第五次战役视为自己戎马一生的四大败仗之一，其他三次分别是红军时期的赣州战役、抗日战争时期的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府陇东战役。

        对于第五次战役的评价，军事专家说得很多，这些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从某个角度看，都有一定道理。其实，这次战役打得不好，既不是战术问题、口子开的大小问题，也不是战役指挥问题，甚至不是作战方针问题，而是战役之外的大战略问题。

        对中国军队而言，与钢铁铸成的联合国军较量，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根本就不该打。

        就是说，不在于打得好不好，而在于这仗该不该打。

        第五次战役，打，本身就错了。

        对此，在打仗上从不第二次犯错的毛泽东，在第五次战役的仗还没有打完时，似乎就已经有了预感。

        这也正是毛泽东让志愿军重要将领批次回国，他亲自听汇报、问情况、重新确定新战略的原因。

        如果作“事后诸葛亮”分析的话，在李奇微搞清中国人的战略战术后，志愿军进攻的突然性和突袭性效果已经消失，实力被摸清。再搞蛇吞象式大规模攻击，象有了警觉，不再傻呆呆地让你随便搂胳膊拽腿、没屁股带脸的一通狂揍了。

        尤其“大象”的首领李奇微，毕竟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将，不同于狂妄的麦克阿瑟，通过几次战役的较量，他基本摸清了志愿军的战术特点、力量状况，以及长处短处，采取有针对性的战术特点，破解志愿军的优势，并采取反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双方的军力，成为决定胜负的基础条件。

        从实践效果看，无论如何高明的纵深战略穿插和战术穿插，当面对有准备的钢铁组成的现代化火力防备时，即使能打开缺口，也很难完成战略纵深和战役目标，也就不能完全取得战略上的成果。而一旦纵深穿插不能成效，战斗也就成了平推，志愿军的双脚进攻，对联合国军的现代化攻守，很难有大的效果了，取胜的希望也就很小了。

        李奇微命令联合国军后退，那不是逃跑，而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后撤，他们一个白天后退30公里，恰恰是志愿军进攻一夜的距离。这样，靠步行进攻的志愿军始终够不着联合国军的汽车轮子，只能在奔命状态中消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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