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我的钥匙去哪儿了？”

        从1997年冬天到2012年秋天，一共十五年的时光里，黄绢喊着那个孩子的名字，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那个孩子带着他的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娶了漂亮的妻子，最后他妈妈离开他的人生。

        在人的一生中，需要做很多的选择。有一些选择是真正的选择，而另外一些其实是因为别无他法。有一些选择无非冰激凌要香草味的还是草莓味的，而另外一些则关乎你一辈子的着落，而且会影响到其他人；还有一些选择就像一条锁链，当你做出了其中一个，就意味着需要继续选择下去。很多人喜欢在事后问自己，对于当初的选择会不会感到后悔；也有些人因为意志坚定，从来不追问自己。所以，我也从来没有问过黄绢同样的问题。但是，哪怕意志再坚定的人，也不免会有惶恐和无助之时，进而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或者觉得，有一些选择，本来就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在文成回来的头几年里，黄绢也时常陷入这样的困境。应该说，和那个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十五年，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坎坷。譬如，一开始为那个孩子的身份而感到疑惑和苦恼；等到在心里建立起“原来活下来的是文成，死去的是弟弟”这个信念，另一种愧疚之情又溢满了心间。

        与此同时，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有好几次，在一种舒适和谐、适合打开话匣子的气氛中——例如，在餐桌前，母子分吃完一大盘冰镇榴梿，又说了一个刚从学校听回来的笑话；或者是看完电影，搭着肩膀边聊边走回家的路上——那个孩子会抬起头，然后欲言又止。

        妈妈是怎么选择的？

        黄绢深深明白，那个孩子总有一天会将这个问题问出口。每当凝视他的脸——那张比他稚气、不属于他的脸，黄绢心中就会微微战栗。而这种战栗，在1998年秋天，当黄绢偶然在那个孩子书包里发现图书馆的借书卡时，更是骤然扩大。

        那天，学校举办的一场文艺演出刚结束，高一新生参加完活动回家，突然接到学校来的电话，说一个顾问老师把钱包连同身份证落在诗歌社了，得负责保管钥匙的他回去开门。因为电话来得急，那个孩子把书包丢在沙发上就出门了。黄绢看到书包有几个泥印子，看来是在学校搞活动时弄脏了。黄绢对待家务就像其他女人对蟑螂一样讨厌，那个孩子一直都是自己收拾房间，衣裤、袜子也是自己洗。上高中以后，可能因为学业越来越繁重，那个孩子渐渐有点疏于打理。所以，黄绢下意识地把书包捡起来，心里想着偶尔帮孩子洗洗书包也是可以的，当她把书包清空，并且翻开夹层的时候，那张市图书馆的借书卡就掉了出来。

        借书卡背面写着几本书的名字，从时间上看是最近借的。一本是《器官移植内科学》，一本是《世界重要器官移植案例大全》，还有一本是《器官移植的伦理学问题》。

        骤然间黄绢感到一阵眩晕。那三本书，黄绢看过其中一本。在1997年的夏天，黄绢也到市图书馆借过《世界重要器官移植案例大全》这本书，而且用铅笔在上面画过线。本来她是想做笔记的，但是专门找一个本子，一边阅读一边工工整整地做笔记，这样的事情黄绢实在不适应。所以她就随手在书上面写写画画了。

        到现在黄绢还记得，自己在书中画了重点线的那些内容，包括器官配型、免疫排斥、术后护理等问题，以及关于各个重要器官移植成功率的统计数字。其中，肝脏移植患者的长期生存率是70%~85%；心脏移植则是48%~63%。

        那孩子在那本书上，会不会看到那些画线的痕迹呢？

        黄绢把书、笔等东西，连同借书卡，全部放回儿子的书包里，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对了，那时候，我已经和黄绢以及她的孩子有了不错的交情。一开始，我是代表奇幻森林乐园向他们母子俩嘘寒问暖，在那个孩子出院以后也经常到他们家里造访；到后来，我就完全代表自己去做这些事了。当然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灵魂转移”这件事，我也不管那个孩子叫文成。黄绢向我敞开心扉，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黄绢给我打电话，原因是我是她选择的知情人。因为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不菲，那个孩子的换心手术还是在国外实施的，黄绢无法拒绝作为医疗费用承担方代表的我，参与某些重要的决策事项。可以说，包括手术方案，我也有一部分发言权。

        “那个孩子最近有没有找过你？”

        “有。”我老实回答。前几天那个孩子跑到我办公室。那时我就有预感，黄绢早晚会问我这件事。

        “他找你干什么？”

        “就是问了我一些关于手术的问题。”

        “你告诉他什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他妈妈做了很艰难但是最正确的选择。”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那孩子会理解的，毕竟他哥哥那时候的情况——”

        “你少掺和！”黄绢迅速打断了我，“林牧人，不要以为我答应和你吃饭，你就可以多管闲事……你什么都不懂。”

        黄绢说得对，我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黄绢要进行解释说明的对象是另一个人。

        对不起，妈妈原本没想救你的，妈妈想救的是弟弟，没想到阴差阳错醒过来的却是你，这真是太幸运了。这样的话，换了哪个妈妈都说不出口吧？

        但是，哪怕我知道这一点，在我知晓全部的真相之前，也是无法明白黄绢开不了口的真正原因的。

        事实上，我连那个孩子提问的真正原因也不知道。

        1997年5月31日，我出席了黄文成的葬礼。周年忌日的时候，黄绢和那个孩子前去扫墓，我也厚颜地跟着去了。一年前的同一天，那个孩子刚做完心脏移植手术，躺在美国芝加哥一家私立医院的监护室里。所以，那次扫墓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墓碑。

        我一个人站在远处，看见他对着墓碑低语，15岁的身体虽然比一年前高了一些，但依旧显得瘦小。而且，在不停地颤抖。他的母亲站在他身后，扶着他的肩膀，同时不时警惕地向我这边看来，防范我偷听那个孩子说的话。但是，不久，那个孩子就连他妈妈也支开了。他和黄绢说了什么，后者默默走开，剩下他一个人蹲在墓碑前，继续喃喃自语个不停。

        他向自己告别了，黄绢后来告诉我那个孩子说了什么。但直至多年以后，我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黄绢也是。

        那天，天上飘着小雨，草地和空气都很湿润。我看见那个孩子的嘴唇微微张开，有一个嘴型重复了很多遍，水滴从他的发鬓流下来。

        “对不起。”

        从嘴型上看，我想，起码包含这几个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弟弟是黄绢和她存活的儿子追忆的对象。

        有一天，黄绢和儿子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段斜坡，黄绢家在斜坡顶端。这个斜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河边修葺了堤路，地势要比城市的另一边高出十几米。许多年以前，斜坡的中心原本有一根白色的笔直的柱子，上面顶着一口四方形的大钟。每到整点，敲钟的声音能让全城人都听见。后来钟旧了，政府予以拆除，然后在坡脚的百货商店楼顶安装了一只同样是四方形的电子钟。那只钟更大、更响，但是因为城市也变大了，全城人一同倾听钟声感知时间流逝的日子也成了历史。

        斜坡一度成为成衣批发市场，后来改建成步行街。到20世纪90年代又恢复了行车，但是因为路基窄，也通不了几辆车。住在坡上的居民大多喜欢走路，道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卖手工艺品和土特产，还有当地小吃，规模不大，但字号都很老。和那些不断变迁的人与事一样，黄绢和她的两个孩子最初也不住在这里，1997年初，因为原来住的房子面临拆迁，他们才搬到这条街道上。

        那天，黄绢母子俩路过一家当铺。那家当铺开在一棵大榕树下，斜对着位于坡顶的他们的家。因为太阳很大，他们走在树荫底下，所以经过当铺的门前。黄绢想起好久没来这家当铺了。刚搬到这里时，因为房租比以前住的地方贵，有一段时间黄绢经济十分拮据，所以光顾过这家当铺几次。黄绢停下脚步。

        “对了，这家店的疯狗呢？好像很久没见过了。”

        这家当铺原来养了一只黑色的狼狗，和店主人的性情刚好相反：后者很冷酷，前者则很疯狂。那只狗一只眼睛有白内障，喜欢翻着白眼，露出满口黄牙。黄绢有一次去当一只手镯，因为价格的问题和店主吵了两句，那只看门犬立刻扑上来，在她小腿上毫不留情地咬了一口。在那个年代，社会管理没那么讲究，那只狗经常在街上窜来窜去，狗的主人也不拴链子。

        “妈，你不知道吗？那只狗去年就死了。”儿子说。

        “哦，怎么死的？”

        “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死了。你知道的，它的眼睛本来就不好使，再加上弟弟用弹弓打瞎了另外一只。”

        黄绢闻言望了那家当铺一眼，门庭紧闭，如往日一样散发着冰冷的气息，但因为少了那只狗的咆哮声，起码没以前那么让人发怵了。她没有说话，举步向前走。那个孩子跟上来，似乎思考着什么，忽然低声说：“妈，弟弟打那只狗，不是因为要捣蛋……”

        “你是说他想给我报仇？”

        “不，是保护你。我听说狗，如果咬过人，就会记住那个人的气味。但是如果两只眼睛都看不清，它就没法持恶逞凶了。”

        黄绢沉默着，她的儿子忽然停下了脚步。

        “啊，忘记买胡萝卜了。”

        “算了，今天吃芦笋吧。”

        黄绢继续向前走，但她发现那孩子没有动。

        “怎么了？”

        “弟弟应该会不高兴吧，我用他的嘴和胃吃胡萝卜，他最讨厌胡萝卜的味道了。还有榴梿……”

        黄绢呆住了，她看见泪水从儿子的脸上簌簌落下。

        “我霸占了弟弟的身体。妈妈，是我杀死了弟弟吗？都是因为我赖着不走，弟弟才会回不来的。”

        黄绢告诉我，虽然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但她还是不习惯从弟弟那张脸上看到眼泪。那时候，她只感到浑身颤抖，并且在心里叫喊：“不对啊，杀死那个孩子的人是我。”

        其实，黄绢对承认回家的孩子是文成抱有抗拒之心，而且觉得自己跌入了不真实的梦境，皆有原因。“那个孩子是我杀死的”，她从心底认定，那是因为上天对她的呼唤做出回应而带来的结果。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孩子时常一点点地说着弟弟的事情：“妈，弟弟和那几个孩子打架，也是因为他们乱说话……”“妈妈，你记得吗，一起上街的时候，弟弟总是一个人走在后面，有一次逮着了一个想对你钱包下手的小偷……”

        很多年后，黄绢的头枕在我的肩膀上，苦笑着说：“那个孩子的惩罚每次都一矢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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