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贞元七年往长安应进士试，恰巧当时韩愈也在长安准备明年的进士考试，韩、孟初会约在这一年，时孟郊已四十一岁，韩愈才二十四岁。孟郊当时已形成了个人奇险矫激的诗风，而韩愈此时诗作既不多，诗风更谈不上成熟，技巧也略嫌稚嫩。《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就是韩、孟相会不久的诗作：“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钱仲联先生将此诗编在贞元九年，但从内容上看它与韩愈贞元八年以后安慰孟郊落第的诗不同，它只泛泛地说自己与孟郊属于穷朋友，当是初交的酬赠之作。蒋抱玄评此诗说：“意调大率浅露。”在这前后，韩愈还写有《北极一首赠李观》，蒋抱玄也说它“不求奇而层折有致，颇得渊明冲淡之致”。写于贞元八年的《孟生诗》中，韩对孟郊的认识就深多了，从结尾的“卞和试三献，期子在秋砧”句看 ，它是安慰孟郊落第之作，不过它在艺术上仍“颇不以险硬见能”。贞元十四年春，孟郊离开汴州时有《汴州别韩愈》诗一首，韩愈有《答孟郊》相酬，蒋抱玄比较二诗说：韩诗“光坚响彻，自是本色，然不逮孟诗之耐人咀嚼也”。从这几首诗可以看到，韩愈在与孟郊初交时尚未形成个人奇险的诗风。

        之所以不惜花费笔墨将这段文字抄在这里，是因为它是韩孟的高下与影响之争中尊重历史的持平之论。在韩孟交往的前期，主要是孟影响韩，后来他们二人深心相契、趣尚略同，彼此相互激励和促进，使各自的诗风在保持自己个性的同时，呈现出某种相同的艺术特色。

        韩愈在诗文两个领域都是革故鼎新的人物。不过，他与孟郊一起的诗歌革新似乎没有他同柳宗元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那样得到后世的一致首肯。称他“文起八代之衰”的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好像忘记了韩愈也写过很多诗，竟然对他的诗只字不提，似乎韩诗有损这位韩文公的清誉，因而有必要为尊者讳似的，黄庭坚比苏轼要不客气得多，直通通地说韩诗“故尔不工”。认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似乎是宋人的公论，有人甚至干彻就说韩诗不过是“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可是，到了清代叶燮却把韩愈推为宋代那些诗擘的鼻祖：“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韩、孟等人的诗歌为唐诗中的“宋诗”，苏、黄等人的确数典忘祖 ，而叶氏又未免夸大其词，前者把诗歌的变革看成是罪过，后者又把诗歌革新的功劳记在一个人账上。“唐诗一大变”并非始于韩愈，中唐的元、白、韩、孟都在诗歌领域里闯出了新路，没有依照盛唐诗人的路数写诗。就进行诗歌变革的先后来说，孟郊首先自觉地突破盛唐诗歌的烂熟套路；就韩孟诗派所刻意追求的奇险诗风而论，孟郊更是首开其端。

        而孟郊在贞元七年时就已诗作甚富，韩愈在《孟生诗》中称他“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李观在写于贞元八年的《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中，称“孟之诗五言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二谢”。孟写于贞元八年的《长安羁旅行》说：“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失意归吴因寄东台刘复侍御》：“自念西上身，忽随东归风。长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长安旅情》：“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这些诗都写得奇崛瘦硬，所以韩愈对孟郊是那样倾倒折服：

        虽然韩后来在奇险上比孟走得更远，但孟郊对韩愈诗风形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宋以后许多评论家不顾历史事实，硬要把韩愈对孟郊的倾心折服，说成是韩胸襟的博大，沈德潜就是个突出的例子：“韩子高于孟东野，而为云为龙，愿四方上下逐之。……古人胸襟，广大尔许。”诗史上素有韩孟谁影响谁的争论，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遗憾的是有些诗论家比韩愈本人要世故得多，硬是不承认韩受惠于孟的事实，怕这样有损于“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文公”的地位。当然，说公道话的也大有人在：“游韩门者，张籍、李翱、皇甫湜、贾岛、侯喜、刘师命、张彻、张署等，昌黎皆以后辈待之。卢仝、崔立之虽属平交，昌黎亦不甚推重。所心折者，惟孟东野一人。荐之于郑余庆，则历叙汉、魏以来诗人，至唐之陈子昂、李白、杜甫，而其下即云：‘有穷者孟郊，受才实雄骜。’固已推为李、杜后一人。其赠东野诗云：‘……我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是又以李、杜自相期许。其心折东野，可谓至矣。盖昌黎本好奇崛谲皇，而东野盘空硬语，妥贴排奡，趋尚略同，才力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觉胶之投漆，相得无间，宜其倾倒之至也。今观诸联句诗，凡昌黎与东野联句，必字字争胜，不肯稍让；与他人联句，则平易近人。可知昌黎之于东野，实有资其相长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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