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说说我的妻子吧。我的妻子，学前教育专业的硕士，一家奶制品跨国公司的部门经理，从德国回来了。她计划在上海逗留一周。这些年，她一直在国外漂泊。先是列宁格勒（后来人们叫它彼得堡），随后是赫尔辛基、哥德堡、伊斯坦布尔、伯尔尼，足迹横跨欧亚大陆。她走到哪里，我的信就追到哪里。我从监狱中被放出来以后，给她写信就成了唯一的乐趣。那些信最终都被退了回来，信封上俄文、德文、瑞典文的告白翻译出来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查无此人。她消失了整整九年。九年，用于忘掉一个人，不多也不少。可是，她在一天下午突然从图宾根打来了电话，说，我要回来了。

        如果我没记错，她今年应该是三十五岁。按照我的想法，这恰好是一个人开始死亡的年龄。我的好几位朋友都是在这个年纪选择了自动消失。我也曾想到过效法他们，但勉强活下来，结果竟然也不坏，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用我一位爱饶舌的朋友的话来说，活着，但不存在。

        总之，我的妻子是回来了。据说，她在国外的日常工作是饲养奶牛。除了不能让奶牛做广播体操外，原先准备对付学龄前儿童的专业知识，用来取悦那些花纹斑驳的畜生倒也能凑合。她已经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这是什么国家？”这句话她常常挂在嘴边。她加入了德国国籍，这样说话就多了一点底气。仿佛她曾经热爱过的祖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在图宾根，连奶牛都知道遵守交通规则，可是在这里，你走在马路上，似乎随时都可能被疾驰而来的汽车撞翻，还得提防骑车人嘴里飞出的浓痰。”我要是请她上街吃顿饭，她的话就更多了，“那种地方怎么能去？要知道，上菜的侍者那黑黑、油油、肥肥的大拇指是整个地泡在汤里的呀！”好在她在上海只待一周。对于我们要办的那件事，一百六十八个小时已经足够了。

        我要讲的故事，其实与我的妻子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它确确实实是她在上海逗留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说起来有点离奇，如果不是我亲历亲闻，我大概也不会相信它是真实的。

        现在，我必须提到另一个人。他叫杨菲，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

        在我的妻子的眼中，杨菲可算得上一个国宝级的稀有生物。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纬度或标高，可以用来检测日常生活的趣味和质量。她常说，要是杨菲有一天也变得心事重重，这个世界大概就真的不可救药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的确，杨菲是一个快乐的人，从来不知道忧虑为何物。就连他的卷发、豁牙、汗腺的分泌物都散发着令人愉快的气息。可就是这个人，近来却被一个巨大的恐怖撵上了。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他，他自己就找上门来了。他甚至都没顾上与我的妻子打个招呼，就一屁股歪倒在我们家的沙发上，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完了。”那是我妻子回国后的第二天，大约是傍晚时分。当时，我妻子正兴致勃勃地让我欣赏她在国外所生的几个小杂种的照片。我记得，有两个孩子的头发是亚麻色的，还有一个黑人。

        我对杨菲的烦恼没有什么兴趣。只有无比脆弱的耐心，用于忍受他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杨菲从公司里下班回家，看到有人在他门上留了一张纸条。一把匕首透过防盗隔栅的空隙，将纸条钉在了他的门上。纸条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晚上八点，长风公园游船码头见面。否则我就杀了你。

        这显然是一封恐吓信。他差不多六点钟就赶到了长风公园，并在那守候到午夜时分。除了湖边的一群练功者，约他见面的人始终没有出现。一连三个晚上都是如此。“约我见面的人，说不定就混迹在练功者的行列之中……”杨菲说。看上去他被吓坏了，一刻不停地摆动着他的双腿。

        等到他终于认出了我刚刚回国的妻子，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过去和她热烈握手。我妻子的态度不冷不热，眼睛里多少有了一点怜悯、惊异和不屑。我也只得在他身边坐下来，将那些蓝眼睛、黄头发、黑皮肤的洋娃娃丢在一边，帮他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盘问了他半天，杨菲就说出这么一件事来。

        大约是两个月前的一天，杨菲在公司里加班。他最后一个从楼上下来，电梯司机小梅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她抱怨说，她胃病犯了，得赶紧回家吃点东西。这时，杨菲随口就说了一句：“要不，我请你去吃夜宵？”他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到小梅却认认真真地答应了，这使他几乎吃了一惊。她长得不算漂亮，每天在电梯里进进出出，杨菲很少注意到她的存在。可是这一次，他们挨得那么近，他能感觉到她丝质棉袄的柔滑绵软。随着电梯的急速下降，他的老朋友，身体上那个嗅觉灵敏的机器马达轰鸣，正不可遏止地一点点肿胀起来，他有了一点晕眩感。

        他们在公司对面火锅城吃饭，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在这段时间里，沉默所堆积起来的暗示像沉重的山丘压在他们的心头。“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杨菲说。

        他们从火锅城出来，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多了。小梅忽然对他说：“这么晚回家，我怎么向丈夫解释？”杨菲替她想了好几个理由，都被小梅一一否决了。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果是索性不回家，去杨菲新买的公寓喝咖啡。这个建议是杨菲提出的，属于调情的一个部分，小梅犹豫了一下，问他，“你那儿能不能洗澡？”她这么一问，杨菲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的身体在黑暗的大街上索索发抖。

        据杨菲说，他们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当小梅洗完澡，赤身裸体地从浴室中出来的时候，杨菲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对于有些女人来说，光看外表是远远不够的。按照独秀的理论，她是属于那种外表贫瘠，内容丰美的女人。另一个结论是，他必须悬崖勒马。他想起了小梅的丈夫。他们没有见过面，但杨菲知道他是山东人，十六岁时曾用水果刀捅过一个小男孩，知道他蹲过七年大牢。

        “问题就在这儿，”我妻子说，“要是你们俩有了那种事，反而倒比较安全。”

        “为什么？”

        我妻子笑而不答。

        杨菲说，他平生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事儿，而且还他娘的没有干成（直到现在，他还为此耿耿于怀）。除此之外，他实在想象不出任何人有任何杀他的理由。看来，杨菲已完全认定了这个事实。

        “你先别着急，要弄清这件事的真相，其实也不难，”我对他说，“你再去请那个电梯女工吃顿饭，跟她聊聊，探听一下虚实。”

        “小梅已经有一个多礼拜没有来上班了。”

        “你明天去公司打听一下，给她打个电话，约她出来，看看她是什么反应。”我妻子明显有些困了，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

        杨菲半天没有吱声。他似乎在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来，问道：“要是他今天晚上就下手，那怎么办？”

        他这一问，把我的妻子也逗乐了。

        我问他有没有想到过报警。他说他已经去过警署三次，没有什么进展。他曾提出让警方派人二十四小时昼夜保护，接待他的女民警笑得前仰后合：“你一定是好莱坞电影看得太多了。你不是克林顿总统，我们也不是白宫的职业保镖。”

        “假如我真的被杀了，你们谁负责？”杨菲问道。女民警想了一下，回答说，假如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全力破案的。

        杨菲直到很晚才走。临走时还从我们家里的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他担心在回家的途中就会遭到袭击。

        第二天，我和妻子去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大厅的长椅上坐满了人，我们数了数，一共有十来对，有离婚的，有结婚的，也有离过婚要求复婚的。她当年在国内时就没有排队的习惯，她总能为自己找到插队的理由。这一次，她亮出了德国护照。办事员冷冷地朝它瞥了一眼，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他递给我们一张表格：你们回去填一下，三个月以后再来。可我妻子并不气馁，她又交给他一只信封。

        里面装着我们的离婚协议复印件，还有她悄悄塞在里面的八百马克。小伙子将信封放人抽屉的同时，向我们打了一个OK的手势。

        我们从民政局出来，天已经快黑了。在出租车上，前妻突然提出，她想去清水公寓看看杨菲，看看他是否还活着。

        公寓的住宅楼相当豪华奢侈，前妻说，即便是在图宾根的富人区，其壮观程度亦不过如此。她显得多少有点失落。她不明白，像杨菲这样一个古典文献专业的书呆子，怎么会住到这种地方来。我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听说他在股票上发了点财。前妻说，早知道在国内赚钱这么容易，她当年就不会历经千辛万苦去俄罗斯当倒爷了。

        杨菲不在家。但我们确信他还活着。我们打算在门厅里等他一会儿。这时，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看上去顶多十八、九岁，穿着时髦的皮裙，红色的长筒袜。她正在电梯间的地毯上寻找着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把钥匙。长发盖住了她的半边脸。就这样，她在电梯间来来回回地走着，似乎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我的前妻走过去问她，是不是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她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我们，很快又将目光移向别处，仿佛在想着一件遥远的事。那是一张被忧愁毁损的脸，它的美丽像刀片一样锋利。她在哭泣。我从未看到过这样一张悲哀的脸，仿佛她的眼眶中不断溢出的不是泪水，而是她的整个灵魂。

        清水公寓离我们的住处不太远，我和前妻决定步行回家。在路上，我们找不到话说。我知道，我们都在惦记着电梯间的那个女孩，猜测着她怪异的举动所掩盖着的某个事实。

        “你说，人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前妻忽然像打哑谜似的问了我一句。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以为呢？”我问她。

        “它自己。”她毫不犹豫地答道。看来她是先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这样问我的。她随后就哭了起来。她说，她一看到那个女孩，就知道她快完了，她的灵魂破了产。我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站在路旁有点不知所措。我的心中没有一丝怜悯。或者说，我暂时还没有余力来怜悯她。我在想着自己。我想着它从前是什么，现在变成了什么，最终它还会是什么。我觉得，她的答案是对的。

        三天后，沪上的几位同学为我的前妻举行了一场小型聚会。我们又碰到了杨菲。他刚刚理过发，手里握着大哥大，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似乎完全换了一个人。我们提起了那张纸条的事，他竟然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解决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你找到小梅了吗？”

        “这事跟小梅没关系，”杨菲说，“完全是他娘的虚惊一场。”

        杨菲说，前天晚上，他刚刚在床上躺下，就听到有人按门铃。“当时，我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都凝固了。我打开门，看到三个黑影站在门外，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不过，他们对我没有一点兴趣。他们要找的人不是我。她住在隔壁，另一个模特儿。

        “我知道隔壁有人住，不过很少来，那个房间一个礼拜大约只有一两天亮着灯。但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婊子竟然也叫杨菲。我不知道那三个陌生人是不是杀手，我只知道他们一个个都显得彬彬有礼。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们找错了人，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了。这是一场误会，却害得我整整掉了六公斤肉。”

        杨菲眉飞色舞地说完了这件事，又把刚刚听来的一个笑话给我们讲了一遍。不过，我的前妻隐约感到，那件事似乎并没有结束。

        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前妻将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她已决定改变原定的计划，提前一天离开上海。

        她说她一天都待不下去了，这就是她的理由。为了早一天结束这次旅行，她不惜绕道北京，搭上了去法兰克福的班机。

        我没有送她去机场，这也是她提出来的。临走前，她还在想着那个女孩：“问题是，假如真的有人要杀她，说不定她还蒙在鼓里。”

        她的忧虑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被证实。当天的晚报刊登了整版的消息，还配发了图片。报道说，女模特在长风公园的树林里被杀后，尸体遭到了残酷的戏弄。

        这天深夜，杨菲打来了电话。他说他要告诉我一件事。我告诉他，我已经看了报纸。

        “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件事。”杨菲说。“小梅已经回来上班了。她现在就躺在我的身边。”

        他还说，小梅的丈夫，那个劳改释放犯早在两年前就与她离了婚。“看来，所有的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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