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月末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华东师大给学生们上课，系里的教务员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下课后你得赶紧回家一趟，”她说，“因为你的舅舅丢了。”她告诉我，就在十分钟之前，我的妻子往办公室打来了电话。“假如你的妻子没有说错的话，我相信我也没有听错。”随后，她就离开了。当时，我感到了一种淡淡的惘然，就像阴晴不定的天气使思虑变得纷乱而无从捉摸。

        有人说，当上帝真切地期望那人听命于他的时候，便召来他最信任的仆人，他最可靠的信使——悲哀，并且告诉他，紧紧地尾随着那个人，撵上他，缠住他。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像悲哀那样温柔而忠实地贴近她所眷爱的人。两年前，我的妻子决定与我分居。我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仿佛这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假如她提出与我离婚，我抑郁不欢的心境也许会更为轻松一些。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舅舅丢了，如果要我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必须首先确定，我是否有过一个舅舅。

        在回家的途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当我跳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正值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可车厢里却没有什么乘客。准确地说，除了我和那位正在昏昏入睡的售票员之外，车上只有三个人。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女。她有着令人心痛的美貌，而装束和仪表却显得不可理喻。她只穿着一只鞋。手里捏着一把棕色的琴弓。她擦拭眼泪的动作，让人联想起一位正在演出的小提琴手。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一左一右，将她夹在中间。他们面无表情，毫不理会她的啜泣和战栗。他们下车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那位少女死死地抓住门边的扶手不愿松开。她居然与那两个人僵持了十几秒钟。她那柔弱的躯体里竟然蕴藏着这么大的力量，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忽然想起自己确实曾经有过一个舅舅。听母亲说，是个裁缝，远在福建的莆田。由于家族的频繁迁徙，就连我的母亲也没有见过他。在母亲的弥留之际，她让我尝试性地往福建寄过一封信，但始终未获回音。既然我的妻子说舅舅丢了，那么很显然，那个神秘裁缝此刻已经来到了上海。

        2

        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瘦小的，戴着旧军帽的老头。柔软的帽舌耷拉在额前。被阳光晒黑的面颊像是积了一层厚厚的，鳞片似的硬茧。妻子在躺椅上看书。窗外黄昏将尽，暮色中已透出微微的凉意。

        据说，这个老人是我舅舅的同伴。他是在车站的人流中与舅舅走散的。他最终能找到这里，是由于写有我们家住址的信封恰巧就捏在他手上。妻子说，这个老头身上带有蛮夷部族后裔的一切特征：语音古怪刺激，相貌委琐，举止乖戾，不伦不类，而且一进门就号啕大哭，如丧考妣，招来了众多邻居的围观。妻子每说一句话，老人就使劲地点一下头，以表明她的话准确无误。此刻，他蹲在一只盛满清水的脸盆边上，正在给不知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塑料娃娃上发条。他像一只鼹鼠那样探头探脑，怡然自得，似笑非笑的脸上已然看不出丢失同伴的悲伤。

        “整整两个小时，他都在摆弄那只玩具，看它在脸盆里扑通扑通地划水，就在一旁嘿嘿地傻笑。你拿他毫无办法。”妻子说，“他让我想起了某种早已灭绝的史前动物……”

        有那么一阵子，我的心情并不很坏。我知道这主要是烟草的作用所致。它萦绕于舌尖、喉管和肺部之间，最后深达丹田，带给我无所用心的安宁。随着舌面味蕾的迟钝，随着大脑获得片刻满足之后必然出现的麻木和厌腻，它将一点一点地消失，就如依附在窗台上的最后一抹斜阳。似曾相识的黑暗很快就会将它吞没。

        玩具娃娃不时地触碰着脸盆内壁，发出“当当”的声响。我的眼前呈现出一块碧波荡漾的游泳池。在正午的阳光下，池面上蓝色、红色的漂浮物在水底投下弯弯曲曲的影线。那些海豚般丰满圆润的女人，抖动着腿部、臀部富有弹性的肌肉，甩动着长长的手臂，露出刮得很干净的、白皙的腋窝。我还想到了月色笼罩之下的大海，孤寂的水手遇到了新的难题：一个不知道要将航船开往何处的人，灯塔对他毫无用处。我想起了羁旅的行人。风雪交加的车站，除夕之夜糕饼的香味扑面而来。门联和桃符在雨水中渐渐褪色……想起了所有的，就等于什么也不想。如果不是那个戴旧军帽的老头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我不知道遐想的游丝最终将会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往往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你在遐想中感到甜蜜而自由，仿佛所有困扰着你的难题已烟消云散，仿佛此刻的世界仍然像诞生之初那样清新、天真无邪，立刻就有一种令人心碎的忧戚突然将你紧紧抓住……

        老头捋起湿淋淋的袖子，让我看了看他汗毛浓密的手腕上戴着的那只电子表。我以为这是一种无声的提醒或催促：时候不早了，我们应该去车站寻找舅舅了。不料，我的妻子却笑着说，他是想给你点烟。果然，老头按了一下手表上某个暗藏的机关，表壳上立刻腾起一缕幽蓝的火苗。我只得掏出一根烟，让他点上。

        妻子一直在劝我不要过于担心，尽管她知道我一点也不为此而担心。这是两个敏感得近乎病态的人待在一起所达成的默契：两片镜子相互映衬出同一片虚无。“如果你的舅舅也是这样一个尚未彻底进化的类人猿，他丢了倒也不是一件坏事。”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能够隐约感觉到，她似乎有点喜欢这个戴旧军帽的瘦老头了。她进厨房准备晚饭的时候，老头就在水池边帮她洗菜。她哼哼唧唧地唱着那支我所熟悉的歌。我从未见她这么快活过。一首忧伤的歌经她一唱，竟然也快乐无比。隔着厨房与客厅之间的那块毛玻璃，我看见老头将一面蓝布围裙系在她的腰间，在她的背上打了一个结。由于毛玻璃所造成的视觉的偏差，我仿佛看到，老头一直紧紧地依偎着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受到惊吓而不知所措的孩子。

        饭后，妻子嘴里叼着一枚牙签，刚刚在睡椅上躺下，老头就像飞蛾扑火似的蹿到了她的身边，替她按摩着双腿。他的身手如此矫健，丝毫看不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妻子惊愕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我想她本可以轻易地阻止这一不合礼仪的举动，但微微张开的嘴唇似乎不经她同意就发出了表示鼓励的哼哼声，伴随着竹椅有节奏的嘎嘎作响，她一度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看看，这家伙有多么的野蛮！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只有我才能体会到，她所说的野蛮一词包含着多少温柔与赞叹的意味。

        3

        第二天，我给一位熟识的报社记者打了电话，希望他们替我登一则寻人启事。对方说，如果可能的话，也要三天之后才能登出，而且看版面的情形而定。这等于是委婉的拒。末了，他毫无逻辑地胡乱安慰了我一通：你的舅舅又不是小孩，他是不可能丢失的。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自己找上门来，大不了买张返程票回老家。你正好可以省下一笔不必要的开支。何况在道德上你也无可指责，你没有对他置之不理。你给我们报社打过电话，就算是尽到了一个外甥的职责。最后他来了一句：事如求全何所乐？让他去吧。

        这天下午，我擅自取消了两节形式逻辑课程。有八名学生自愿提出可以帮我去车站一带寻找丢失的舅舅。他们大多是成绩较差的学生，对期末考试没有信心。实际上，我从不在考试这件事上与学生为难。在我长达五年的任教生涯中，还没有给过一位学生不及格。我曾反复向他们暗示：在我的班上，要想考不及格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理很简单：假如学生因不及格而补考，我还得煞费苦心地出另一份试题，出席另一次监考，批改另一份试卷，而我也不认为，那些在我看来毫无逻辑性可言的形式逻辑会给那些面黄肌瘦的学生带来任何真正的益处。但每到考试来临，总有一些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学生给我送来烟酒。当然，我在收下这些礼物之前，照例还要推让一番。有一年考试之后，一个长相不俗的女生对我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深夜拜访。她是毕业班的学生，此前已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如果再有一门课需要补考，她将被勒令退学。我还记得她当时那副楚楚可怜的哀婉面容，以及她那差一点让我灵魂出窍的暧昧的暗示：“我要怎样做才能让您在我的卷子上打六十分呢？”

        为了彻底打消她的顾虑，我向她演示了潜心研究多年而发明的试卷批改法：我先将试卷整整齐齐地叠好，然后用一种十分优雅的动作将它抛出去，试卷立即就像扑克牌一样地在地板上均匀铺成一条长龙。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想即便是技艺出众的牌戏高手，其手法亦不过如此。我给抛得最远的那份打上九十分，然后依次递减，直至六十分，大致算是一个回合。

        我没有和同学们一起去车站，而是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那样回到了自己的单身宿舍，并且立即上床睡觉。只要一关上房门，我就成了一个无所挂碍的人。我钻入被窝，呼吸着阳光在床褥上留下的好闻的布味，随手拿起一本什么书，既不阅读，也不沉思，让大脑维持着懒洋洋的失神状态。我脆弱的心仿佛披上了厚厚的青铜铠甲。我知道，我的这份闲暇与慵倦是时间所赠予的不可多得的礼物：本来我此刻应该在车站一带游荡，寻找舅舅的踪迹，还得忍受汽车尾烟给神经系统的种种不适。而现在，我可以透过窗台那盆正在盛开的红花，在入睡前一刹那，谛听着远远传来的园丁工人的窃窃私语。我仿佛再次确定地意识到自己并非苟活人世，而是在享受生活。

        后来我得知，学生们根本没有去车站。他们在一家保龄球馆待了两个小时。随后，有两位女生去美容院做头发，男生们则在路边观看一具刚刚发现被发现的女尸。据说死者是一位少女，尸体尚未腐烂，被分割的尸块怎么也无法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形状。最后，等到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在街上遇见一个疯子，就强拉硬拖地带了回来，一口咬定这个疯子就是我丢失的舅舅。他们事先显然都统一了口径，似乎从逻辑上无懈可击。我感到无比气愤。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车站——你要想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就必须随时准备原谅所有的欺骗，甚至是玩弄；也不是因为他们竟然以一个疯子来敷衍塞责——谁也不能担保我的舅舅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发了疯。我感到气愤，是因为这个疯子是个女的。

        寻找舅舅的象征性行动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的妻子提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既然舅舅实际上已经丢失，既然我们与他素无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感情，我们不妨权且将那个戴旧军帽的老头当成舅舅来侍奉。从此以后，这个老头一本正经地当起了我的舅舅。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有时，我的妻子也会开玩笑似的问他：不知道你那个可怜的同伴现在怎么样了？那时，老头已经学会了这个城里人人会说的那句口头禅。他一边替她按摩着双腿，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让他去。让它去，是约翰·列侬的一首忧伤的歌。我和妻子都喜欢唱。熟悉的旋律一旦在耳边响起，我就会觉得自己意志坚强，不可战胜。

        用她那智慧的忠告劝慰我：让它去。

        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说，让它去。

        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心灵破碎的人

        都会同意这样一个回答：让它去，让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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