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长期经济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核算出中国经济1820～1952年期间的增长率为0.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得出在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66%；1979～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89%，比起日本战后增长奇迹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平均GDP增长率还高2%左右。综合来看，1952～2008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6%，与中国经济1820～1952年的0.6%表现形成天壤之别。

        由于增长较快，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意大利；2004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目前GDP总量排在美国、日本之后，位列世界第3位。中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经济体成长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这一过程来得太快太突然。中国的重新崛起只有美国在19世纪末具有全球意义的迅猛崛起才能与之相比。中国人均收入也大幅度提高。用萨克斯的“阶梯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变化：公元1年到1948年这1948年，中国人民生活在第一阶梯，即贫困阶段；建国后第一个30年，中国人民爬上了第二个阶梯，即低收入阶段；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人民摸到了第三个阶梯，即中等收入阶段；未来的40年，中国人民将登上第四个阶梯，即富裕阶段。

        然而，中国经济能否长期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这也成为国内外日益广泛关注的问题。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在《走出神话》一书中认为“亚洲增长模式”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储蓄率，在他看来，中国并非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会是“全新的经济物种”，不过是“亚洲增长模式”的再版，中国尽管是新崛起的亚洲巨龙，将沿着东亚地区的既定模式发展，但并不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安德森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在国际上有相当代表性。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新中国60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呢？中国经济是“东亚模式”还是“全新的经济物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弄清楚过去60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什么。

        图3-1可以对建国60年的经济发展有个直观的定量描述。中国GDP从1952年到1978年有大幅度增长，但从1979年到2007年突然加速，开始“爆炸性”增长。如果我们回到1952年，恐怕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经济创造的财富在55年内增长了近80倍。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王燕和我在2003年首次把人力资本引入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在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本还没有统一的衡量尺度。根据王燕和我2003年在世界银行首先提出的方法，我们用经济活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总和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尺度，对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2007年的增长来源进行实证分析。按照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把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人力资本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贡献。那么，扣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后，剩余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力。如果把物质资本增长除以劳动力增长，就可以把两者的比例看做物质资本的深化。从本质上说，这里存在三种经济增长方式：第一种是物质资本的深化；第二种是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种是促进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

        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在预期上显示了一定的可信度。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共维持了将近37年的快速增长，这一快速增长现象被认为是“东亚奇迹”。199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杨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算不了什么“奇迹”。1966～1990年，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6%～7%，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积累。在此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亚洲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这种神话与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的相似。1994年，克鲁格曼用苏联作为例子类比，亚洲四小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克鲁格曼的说法。

        下面，我们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中国的增长模式。如表3-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主要靠国内强劲的投资需求拉动，物质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作出最重要的贡献，在计划经济时期达44%，在市场经济时期高达80%。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前较高，达到12.46%，而在1978年以来则略微降低，为10.73%。

        中国物质资本积累情况很有戏剧性，国内储蓄率占GDP的比率从建国前的低于10%一下子增长到30%以上，上升得很快。为什么呢？如果看一看美国、欧洲的情况，即使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时储蓄率也最高不过达到20%。我的回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压抑效应消失了，中国储蓄率上升了。在建国第二个30年中，中国的储蓄率依然是很高的，约40%左右。高储蓄率维持了高投资率，通过一个银行体系，大量投资来源可以在国内解决，不用借外债。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普遍低于东亚国家，在投资需求高的时候，倾向于借外债。一旦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就面临一个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但这也不是说储蓄率高就好，一旦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就会产生流动性过剩，面临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

        图3-2描述了物质资本深化的程度，与实际GDP相比，同样令人震惊。从物质资本深化的角度看，资金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最高。从图3-2以看出，中国的物资资本深化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个农业经济大国内，迅速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比重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设想进行，1950～1952年建设了第一批能源项目，如鹤岗、辽源、阜新等几个煤矿，抚顺、小丰满等电厂。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重点，建成一批冶金、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等基础工业项目。例如，1953年，鞍山钢铁公司开工生产。1956年，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从1972年起，利用有限的外汇，大胆从日本、德国、美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和单机进口的项目，包括宝钢成套设备进口等。

        同时，对两个时期的对比也很有意思。第一个30年物质资本深化的速度为3.60%左右，第二个30年增长速度为8.80%左右。为什么前后差距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大大高于计划经济时期，从而国内储蓄率从1979年前的30%逐渐上升到2008年的40%以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获得成功，成为推动中国物质资本深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如图3-3所示，中国人力资本获得了快速增长。我根据历年各类学校毕业人数推算了各类受教育人员的数量。建国前15岁至64岁的生产性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年，1978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接近4年。换句话说，中国整体上走出了文盲的状态，达到了小学快毕业的水平。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教育程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在建国后的第二个30年里，全部生产性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6年，增长到2008年的6.6年，相当于初二水平。在人力资本结构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明显上升。

        根据这一结果，从1952年到2008年期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56%。从表3-1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深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增长幅度大，高达26.24%，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下降为11%左右。主要原因是1949年前，中国人力资本基数很低，1952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0.9年，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教育普及率迅速升高，达到一定水平后增长速度必然有所放慢。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1949年起实行了全民教育运动，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努力，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的转变。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教育工作带来巨大损失，也耽误了时间。1983年，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可惜，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财力不均衡，许多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地区。2001年后，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到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5%以上，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1998年，中国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1989年，哈佛大学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帕金斯教授指出，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力进步，在一个经济部门中连续增加要素投入最终会导致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递减，投资报酬率会越来越低，这就降低了人们积累资本的积极性。表3-1所示，从1952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产力增长总体为-0.30%。图3-4表明，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指数从1952年的100，经过几次大幅度振荡后，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降低到80左右。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迅速提高阶段，主要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通过建设一批技术先进的大项目，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第二阶段是大幅度震荡阶段，从1958年到1969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的比重高达60%以上，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自然灾害，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生产的忽视，农业大幅度减产，高的工业投资无法持续，经济出现高增长后的大倒退，使全要素生产力大幅震荡。第三阶段是停滞阶段，从1970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产力陷入了停滞的困境，资本过度积累，投资收益逐渐消失，整个经济逐渐失去活力。可以说，若不能在1978年启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力将会继续下降或停滞，经济就越僵化，越晚改革越困难。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彪炳史册的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通过实证研究，全要素生产力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下降的事实表明，邓小平的判断是准确的和及时的。

        如表3-1所示，建国后第二个30年，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为1.48%，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17.7%来自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改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如图3-4所示，全要素生产力从1979年到2007年基本上是平稳持续提高。1978年后，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而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GDP的增长反过来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与计划经济时期全要素生产力增长为负数相比，中国经济在1979年至200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转为正增长，证明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增加了活力。同时，我们可以部分否定安德森的看法。中国经济与“东亚模式”一样，主要依靠高投资率，但全要素生产力占了相当比重，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同于“东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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