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下雨的春日傍晚，玛利亚·德拉卢斯·塞万提斯独自开着租来的车前往巴塞罗那，途经莫内格罗斯荒漠时车子抛锚了。她是墨西哥人，二十七岁，端庄漂亮，几年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杂耍演员。她丈夫是一位赶场魔术师，那天她在萨拉戈萨拜访了几个亲戚之后，正要赶回去同他会合。在雨中对着疾驰而过的小汽车和货车打了一个小时的救助手势后，她几乎已经绝望了。这时，一辆破旧大巴的司机对她心生怜悯。但他提醒她说，他带不了她太远。

        “没关系，”玛利亚说，“我只需要一部电话。”

        没错，而且她打电话也只是为了告诉丈夫，晚上七点之前她到不了家。正值四月，她穿着一件学生式的外套和一双沙滩鞋，淋得像只落汤鸡。而且，这个意外事故让她心慌意乱，把钥匙落在了车里。大巴上有一个跟车的女人，穿着打扮像个军人，言谈举止却十分温柔。她递给玛利亚一块毛巾和一条毯子，并在身边给她腾了个座位。把自己擦得半干后，玛利亚坐了下来，裹上毯子，试图点根烟，但火柴都已经淋湿了。邻座的女人给她递了火，向她要了一根烟，她身上也只剩几根没淋湿的了。抽着烟，玛利亚逐渐恢复了平静，说话的嗓音盖过了雨声和大巴发出的噪音。邻座的女人把食指放到嘴唇上打断了她。

        “她们都睡着了。”她轻声说。

        玛利亚扭头看过去，大巴里坐满了年龄不详、状态各异的女人，都裹着跟自己身上一样的毯子在熟睡。被她们的安详所感染，玛利亚蜷缩在座位上，在雨声中渐渐睡着了。她醒来时天已经黑了，雨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安静。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以及自己此刻身在何方。邻座的女人态度很警觉。

        “我们这是在哪儿？”玛利亚问她。

        “我们到了。”那女人回答。

        大巴正在驶入一个石铺的庭院，里面的建筑高大阴森，看起来像密林深处的老修道院。院子里亮着一盏灯，惨淡的灯光照着车里的乘客，她们都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直到那位军人外表的女人像幼儿园老师那样用一套简单的指令指挥她们下车。所有人都很老，行动迟缓，在院中幽暗的光线下，像一群梦中的幽灵。玛利亚是最后一个下车的。她开始觉得这些人是修女，但是，当她看到几个穿制服的女人在大巴门口接她们时，又觉得不太像。那几个女人用毯子为她们盖住头以免淋湿，并让她们排成一队，但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有节奏的、急促的拍手声引导她们。跟邻座的女人告别时，玛利亚想把毯子还给她，她却让她留着在穿过庭院时挡雨，最后还给门房就行了。

        “那里有电话吗？”玛利亚问。

        “当然。”那女人说，“到了那儿他们会指给您。”

        她又向玛利亚要烟，玛利亚把泛潮的烟盒中剩下的烟全都给了她。“路上捂干了。”她说。那女人站在踏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几乎是在大喊：“祝您好运！”她没有时间再说别的，因为大巴启动了。

        玛利亚向大楼的入口处跑去，一个女看守两手重重地拍了一下，试图阻止她，没能奏效，最后不得不大叫：“站住！”玛利亚从毯子下面往外看，遇上一双冰冷的眼睛，还有一根不容置疑的食指，命令她回到队伍中。她顺从了。在大楼的门厅里，她离开队伍去问门卫哪儿有电话。一个女看守一边轻拍她的背让她回到队伍中，一边用非常温柔的语气对她说：

        “这儿，美女，这儿有电话。”

        玛利亚跟另外那些女人一起穿过一条阴暗的走廊，最后来到一间集体宿舍。女看守们收完毯子，开始分配床。有一个女人显得与众不同，在玛利亚看来更有人情味儿，级别也更高。她检视着队伍，把新来的人紧身背心上缝着的小卡片上的名字跟手里的名单一一对照。来到玛利亚面前时，她非常惊讶，因为玛利亚身上没有身份证明。

        “其实我只是来打个电话。”玛利亚对她说。

        她飞快地解释说，自己的车在公路上拋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宴会魔术师，现在正在巴塞罗那等她，她只想通知他，自己来不及赶回去陪他参加今晚午夜之前的三场表演了。马上就要七点了，再过十分钟他就必须门，她担心因为自己的迟到，这些表演都得取消。这位高级看守似乎在认真倾听。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玛利亚报上自己的名字，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但是那个女人在名单上找了几遍也没找到。她警觉地向另一个看守询问，后者耸了耸肩，表示完全不知情。

        “我真的就只是来打个电话。”玛利亚说。

        “我知道了，美女。”高级看守对她说，一边把她引向她的床。她的温柔太过做作，一看就是假的。“如果你表现好的话，可以给任何人打电话。但现在不行，明天吧。”

        这时，有什么东西突然在她脑海中闪了一下，玛利亚明白了为什么大巴上那些女人行动起来像是在水缸底部。事实上，那是镇静剂的作用。而这座有着厚重石墙和冰冷楼梯的阴森宫殿实际上是一座女精神病院。她惊慌失措，夺门而逃，但是还没跑到大门口，一个体形庞大的女看守，穿着机械师一样的连体裤，一把抓住她，用娴熟的手法把她摁在地上。玛利亚因为害怕而浑身瘫软，侧过脸看着她。

        “看在上帝的分上，”她说，“我以已故母亲的名义起誓，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打个电话。”

        只要看到那张脸就会明白，在这个穿连体裤的女疯子面前，不可能有哀求的余地。她因为力大无穷被称为“女赫丘利”，专门负责处理棘手的情况，已经有两名病人在她北极熊般的手臂的压迫下窒息而亡。她的这对胳膊似乎接受过“过失杀人”训练。第一个案子被认定为事故，不了了之。第二次案情晦暗不明，女赫丘利被警告说，如果再有下次，一定会追查到底。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个怪物出身于某个贵族家庭，在西班牙好几家精神病院工作时都造成过疑点重重的事故。

        第一个晚上，为了让玛利亚入睡，他们不得不给她注射了安眠药。天亮前，她被烟瘾折磨醒了，发现手腕和脚踩都被绑在床柱上。她大喊大叫，但没有人理会。第二天上午，当她的丈夫在巴塞罗那对她的下落毫无头绪时，她陷在自己悲惨的沼泽中不省人事，她们不得不把她送进了医务室。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恢复了知觉。然而这时，世界仿佛又洒满了爱：她床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步履平和，笑容迷人，两个专业步骤就让她重新感受到生的乐趣。他是这家精神病院的院长。

        还没说点儿什么，甚至连招呼都没打，玛利亚就向他要了一根烟。他点好一根递给她，并且把几乎没动过的一整盒都给了她。玛利亚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

        “趁现在尽情地哭吧。”医生的声音有种催眠的魔力，“没有什么比眼泪更能疗伤了。”

        玛利亚毫无保留地发泄了出来，即便是在跟她那些露水情人做爱后的倦意中，她也从未感到这样放松。医生一边听她倾诉，一边用手指为她梳理头发，还为她调整枕头，好让她呼吸得更顺畅，用智慧和她做梦也没有体验过的温柔引导她走出怀疑的迷宫。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被一个男人理解的奇妙感觉：他全身心地倾听，却不期望得到肉体的回报。经过漫长的一个小时，她彻底发泄完了，要求他允许自己给丈夫打个电话。

        医生站起来，他的身份使他显得很有威严。“现在还不行，我的女王。”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拍了下她的脸颊，她此前从未感受过那样温柔的触摸。“万事各有其时。”他站在门口，做了一个主教般的祈福手势，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

        “相信我。”他说。

        当天傍晚，这家精神病院把玛利亚登记在册，给了她一个编号，对她的神秘来历及身份疑点做了简单的标注，旁边有院长亲手写下的评语：情绪激动。

        正如玛利亚预料的那样，丈夫晚了半小时才离开他们位于奥尔塔区的简陋公寓去赴那三场演出。这是将近两年以来，她第一次没有准时赶回来。虽然不曾强制约定过，但他们一直协调得很好。他理解是周末肆虐全省的暴雨导致了她的迟到。在出发前，他在门上钉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当晚的行程。

        在第一场宴会上，所有的孩子都打扮成了袋鼠。他放弃了“隐形鱼”这个明星节目，因为没有她的帮助他无法独立完成。第二场演出是在一个九十三岁高龄、坐着轮椅的老妇家中，过去三十年来，每个生日她都会请一位不同的魔术师来表演，并引以为豪。他因为玛利亚迟迟不来而心烦意乱，连最简单的手法都无法集中注意力。第三场是每晚的保留节目，在兰布拉大街的一家音乐咖啡馆，他毫无热情地为一群法国游客做了表演，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因为他们拒绝相信魔法。每场演出后，他都给家里打电话，不抱希望地等着玛利亚接听。在最后一场演出时，他已经无法抑制心中的不安，感觉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

        开着改造过的演出车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格拉西亚大街上棕榈树枝叶间洋溢的春意，想着没有了玛利亚，这座城市将会是什么样，这个可怕的念头让他打了个寒战。看到自己留的便条仍然贴在门上，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心烦意乱，甚至忘了给猫咪喂食。

        直到现在提笔写这个故事，我才发现自己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在巴塞罗那，我们都只晓得他的艺名：魔术师萨图尔诺。他是一个性格孤僻、非常不善于交际的男人，而他缺少的精明和魅力正好是玛利亚的长项。是她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进了这个极为神秘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人会三更半夜给别人打电话询问妻子的下落。初来乍到时，萨图尔诺曾经干过这样的蠢事，他不愿再记起。所以那天晚上，他只是给萨拉戈萨打了个电话，一个半梦半醒的老太太毫无警觉地回答说玛利亚吃过午饭就走了。直到天亮他才眯了一会儿，睡了不到一小时，还做了一个混乱的梦，梦见玛利亚穿着破破烂烂、溅满血迹的婚纱。醒来后他内心一片恐慌，确信玛利亚再次抛弃了他，这次是永远的，在这个广漠的、没有她的世界。

        在过去五年中，她曾经拋弃过三个男人，其中也包括他。他们相识六个月后，她把他抛弃在墨西哥城。那时，在安苏雷斯区的一个杂物间里，他们疯狂做爱，如痴如醉。一天早上，在一整夜不可告人的风流放荡之后，玛利亚从家里消失了，留下了所有属于她的东西，包括前一段婚姻的婚戒，还有一封信，说自己再也无法承受这种狂爱的折磨。他以为她回去找她第一任丈夫了，那人是她的中学同学，两人尚未成年就偷偷结婚了。经过两年的貌合神离，她为另一个男人抛弃了他。但萨图尔诺想错了，她回了父母家。他不惜一切代价去找她，无条件地哀求她，对她做出许多他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兑现的承诺，但玛利亚心意已决。“有的爱情很短暂，有的爱情很长久。”她说，并毫无怜悯地总结道，“我们的爱情是短暂的。”在她的绝情面前他放弃了。然而，在将往事尘封了将近一年以后，万圣节的凌晨，当他回到单身公寓时，发现她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戴着橙花花冠，穿着纯洁新娘蓬松的长尾婚纱。

        玛利亚向他吐露了实情。她的新男友是个无儿无女、生活自由自在的鳏夫，两人决定在天主教堂举行婚礼，共度余生。当她穿上婚纱来到祭坛前时，他却没有出现。她的父母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照常庆祝，她于是继续强颜欢笑，跳舞，唱马里亚齐民歌，喝得酩酊大醉，在强烈的悔恨的驱使下，半夜跑来找萨图尔诺。

        他不在家，但是她从走廊上的花盆里找到了钥匙，他们从前总是把钥匙藏在那里。这次轮到她无条件投降了。“这次会爱多久？”他问。她用维尼修斯·德莫赖斯的一句诗回答他：“爱情在持续的时候是永恒的。”两年过去了，这份爱情依然是永恒的。

        玛利亚似乎成熟了。她放弃了演员梦，把自己献给他，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在床上。上一年年底，他们在佩皮尼昂参加了一个魔术师大会，返程时经过巴塞罗那，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八个月，过得很好，在加泰罗尼亚色彩浓重的奥尔塔区购置了一套公寓。虽然环境很吵，也没有门房，但空间足以容纳五个孩子。对他们来说，这也许就是幸福，直到那个周末，她租了一辆汽车去萨拉戈萨看望亲戚，并答应在周一晚上七点之前回来。到周四凌晨，仍然没有任何回音。

        接下来那个周一，那辆租来的汽车的保险公司打电话到家里询问玛利亚的下落。“我什么都不知道，”萨图尔诺说，“到萨拉戈萨去找她吧。”然后就挂了。一星期后，一名警察找上门来，告诉他汽车找到了，但已被洗劫一空，丢在靠近加的斯的一处偏僻小道上，距离玛利亚弃车而去的地方大约九百公里。警察想知道玛利亚是否了解更多有关这桩偷车案的细节。萨图尔诺正在给猫儿喂食，头都没抬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警察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他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他不知道她跟谁在一起，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他决绝的态度使警察感到很尴尬，为自己的问题向他表示了歉意。这个案子就这样宣告了结。

        对玛利亚会再次离他而去的担忧是在卡达克斯过复活节的时候突然产生的，那次罗萨·雷加斯邀请他们扬帆出海。我们在“航海者”酒吧，那里是佛朗哥统治初期的聚集地，拥挤而脏乱。桌椅都是铁制的，在一张勉强能容下六个人的桌子旁，我们挤了二十个人。在抽完当天的第二包烟后，玛利亚发现火柴没了。这时，一只胳膊穿过桌上的混乱给她递来了火。那只胳膊骨瘦如柴，长着浓密的汗毛，还戴着一个古罗马风格的青铜手环。她并没有抬眼看是谁，只是说了句谢谢，但魔术师萨图尔诺看到了。那是一个还没有长出胡须的年轻人，瘦骨嶙峋，面色惨白，头发却特别黑，扎成一束长及腰际的马尾。春天肆虐的北风将酒吧的玻璃吹得摇摇欲坠，他却只穿着一身宽松的粗棉衣裤和一双粗革皮鞋。

        他们再次遇见他已是秋末，在巴塞罗内塔社区的一家海鲜餐馆，他还是穿着那身普通的棉布衣裤，这次头发编成了一根长辫子。他像老朋友一样问候了他们。根据他亲吻玛利亚的方式，以及玛利亚回应他的方式，萨图尔诺突然疑心他们俩一直在偷偷见面。几天后他偶然发现玛利亚写在家庭电话本上的一个新名字和一串号码，忌妒冷酷的洞察力让他明白了这是谁。这位插足者的社会情况让他更加抓狂：二十二岁，有钱人家的独生子，时尚橱窗的装饰设计师，人尽皆知的双性恋，同时还是臭名昭著的爱找已婚妇女的“牛郎”。但是他一直强忍着，直到玛利亚爽约的那天晚上。他开始每天拨打那个号码，最初是两三个小时打一次，从早上六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后来演变成只要手边有电话就不停地拨打。而越是没人接电话，他的内心就越煎熬。

        第四天，一个安达卢西亚口音的女人接了电话，她说她只是来打扫卫生的。“少爷出去了。”她说。这句话太含糊，差点儿让他发狂。萨图尔诺实在忍不住，问她是不是玛利亚小姐也正好不在。

        “没有什么玛利亚小姐住在这里。”那女人说，“少爷还是单身。”

        “我知道，”他说，“她不住在这里，但有时候会来，对吗？”

        那女人提高了嗓门：

        “你他妈的是谁？”

        萨图尔诺挂了电话。那个女人的否认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怀疑——对他来说那已经不是怀疑，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事实。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接下来的几天，他按照字母顺序给巴塞罗那所有他认识的人都打了电话。谁也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每通电话都使他更加痛苦。他爱吃飞醋在神圣左派那帮习惯于彻夜狂欢的人中间已经家喻户晓，所有人接到电话都跟他开玩笑，让他备受煎熬。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在这个美丽、疯狂、不可理喻的城市里，他是多么孤单，在这里他永远不会幸福。凌晨，在给猫儿喂完食后，他紧紧地捂住胸口不让自己崩溃，决心忘掉玛利亚。

        来到精神病院两个月后，玛利亚仍然没有适应这里的生活。每天的口粮像监狱里一样少得可怜，餐具都用链子锁在原木做的长桌上。吃饭时只能盯着佛朗哥将军的画像，他是这个幽暗的中世纪餐厅的主宰。一开始她不肯参加每天按部就班的愚蠢的宗教日程：晨祷、赞祷、夕祷，以及其他那些宗教仪式，这些仪式占据了每天绝大部分时间。她拒绝在操场上打球，也不肯在假花车间工作，而许多女病人是以狂热的勤奋态度在做这件事。但是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她慢慢融入了精神病院的生活。毕竟，就像医生们说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开始的，或早或晚，最后都会融入这个群体。

        为了解决没有烟抽的问题，头几天她从一个女看守那里购买天价烟，但是在随身带的那点儿钱用完以后，烟瘾又开始折磨她。—些病人从垃圾堆里捡来烟头，包上报纸，自制“香烟”，最后她也不得不以此安慰自己，因为她对吸烟的渴望已经变得跟对电话的朝思暮想一样强烈了。后来，做假花挣来的那一点儿微薄的报酬也能让她偶尔得到短暂的解脱。

        最难以忍受的是夜晚的寂寞。很多人都跟她一样，在黑暗中一直醒着，但是谁也不敢有任何举动，因为在铁锁和链子把守的门口，一样有夜班警卫值守。然而，一天晚上，玛利亚实在压抑不住心中的悲伤，小声问旁边的人：

        “我们在哪里？”

        邻床用低沉而清醒的声音回答：

        “在深深的地狱里。”

        “据说这是摩尔人的地方，”远远地传来一个声音，在整个宿舍里回荡，“这应该是真的，因为在夏天，有月亮的时候，能听到狗在海边狂吠。”

        门口响起了铁链撞击门环的声音，就像大帆船起锚一样，然后门开了。女看守开始在宿舍里巡视，从这头到那头。在即刻升起的寂静中，她仿佛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事物。玛利亚非常害怕，而且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什么。

        从来到精神病院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夜班女看守就直截了当地要求她在值班室陪她睡觉。开始走的是具体交易的路数：只要玛利亚接受她的爱，就可以得到烟、巧克力，或者随便什么。“你会得到一切，”她颤抖着说，“你将会像个女王。”面对玛利亚的拒绝，女看守改变了策略。她在她的枕头下、睡衣口袋里以及那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藏小纸条来传递爱意。这些情书传递的赤裸裸的欲望足以令铁石含羞。到发生宿舍事件那天晚上为止，已经有一个多月，她似乎接受了求爱失败的事实。

        当确信所有病人都已入睡，女看守来到玛利亚床边，一边在她耳边低声说着各种淫秽的甜言蜜语，一边亲吻她的脸颊、因恐惧而僵硬的脖子、僵直的手臂和筋疲力尽的双腿。最后，也许是认为玛利亚一动不动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沉醉其中，她开始做出更加过分的动作。这时玛利亚反手一抡，女看守撞到旁边的床上。在炸开了锅的病人的包围中，她恼羞成怒地站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喊道，“我们会一起在这猪圈里烂掉，直到你为我发狂。”

        六月的第一个周日，夏天悄然而至。精神病院不得不釆取紧急措施，因为女病人们热得受不了，在做弥撒的时候纷纷脱掉长及脚跟的哔叽长袍。女疯子们在看守们的追逐下像瞎眼的小鸡一样，在各个屋子里乱窜。这一壮观景象让玛利亚忍俊不禁。现场一片混乱，她努力在不长眼的拳脚下东躲西藏保护自己。不知怎么回事，她突然发现自己一个人在一间废弃的办公室里，旁边有一部电话在不停地响，那铃声像是在哀求。玛利亚想都没想就接了，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忍着笑在模仿报时服务：

        “现在是四十五点九十二分一百零七秒。”

        “变态！”玛利亚说。

        她挂掉电话，觉得很好玩。正要走开，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儿错失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她无比紧张而焦急地拨了六位号码，甚至都不能肯定那是自己家的号码。她等待着，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听着那熟悉的铃声急切而悲伤的调子，一遍，两遍，三遍，最后她终于听到了自己生命中那个男人的声音，他正孤零零地待在那个没有她的家里。

        “您好？”

        突然涌上来的泪意使她的嗓子哽住了，不得不等了一会儿。

        “兔宝宝，亲爱的。”她叹了口气。

        眼泪终于决堤。在电话另一头，因为吃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之后是随妒火喷发出的一句：

        “婊子！”

        然后啪地挂掉了电话。

        这天晚上，玛利亚歇斯底里地大闹了一场。她把食堂挂着的领袖像摘了下来，用尽全身力气朝花园的彩色玻璃窗砸去，然后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她的满腔怒火还没有发泄完，在试图制服她的看守们的拳脚下拼死挣扎，不肯就范，直到看到女赫丘利站在门口，抱着胳膊看着她。她投降了。但她们仍把她拖到狂躁病人的专用病房，用管子往她身上浇冰水，把她浇晕，并在她的腿部注射了松节油。松节油引起的发炎使她无法行走。她意识到，为了逃出这个地狱，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接下来那个星期，回到集体宿舍后，她轻手轻脚爬起来，敲开了夜班女看守值班室的门。

        玛利亚开出的条件是给她丈夫捎个口信。女看守同意了，前提是这笔交易必须绝对保密。她用无情的食指指着她说：

        “如果被人知道，你就死定了。”

        于是接下来的周六，魔术师萨图尔诺来到了精神病院。他把演出车装饰一新，以庆祝玛利亚的回归。院长在办公室亲自接待了他。那间办公室干净整洁，有如军舰，院长和蔼地向他介绍了玛利亚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她入院后的第一份资料是他在询问过她以后亲手填写的正式登记表。同天开始的一项调查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让院长尤为好奇的是，萨图尔诺是怎么知道他妻子的下落的。萨图尔诺没有说出真相。

        “是那辆车的保险公司通知我的。”他说。

        院长接受了这个解释。“我不知道保险公司有什么神通，可以无所不知。”他说。然后，他看了一眼躺在空荡荡的办公桌上的文件，总结道：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的病情很严重。”

        他说，他将允许萨图尔诺在采取必要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前来探视，前提是他答应，为他妻子着想，严格遵循他的指导，尤其是如何对待玛利亚以免她再次陷入狂躁，最近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

        “这很奇怪，”萨图尔诺说，“她虽然脾气一向都不好，但很能控制自己。”

        院长摆出专家的姿态。“有些行为可以潜伏多年，某一天突然就爆发了，”他说，“尽管如此，对她来说，意外地来到这里是件幸运的事，因为采用强硬手段进行治疗是我们的专长。”最后，他提醒萨图尔诺，玛利亚对电话有一种古怪的痴迷。

        “尽量顺着她的心意。”他说。

        “放心吧，医生。”萨图尔诺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这是我的专长。”

        探视室曾是修道院的会客室，既像监狱又像忏悔室。萨图尔诺走进来，两人谁也没像他们预想的那样欣喜若狂。玛利亚站在房间中央，旁边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有一个没有花的花瓶。很显然她已经准备好离开这里了，身上草莓色的破旧大衣和脚上肮脏不堪的鞋子都是别人施舍的。在一个很难发现的角落，女赫丘利抱着手臂站在那里。看到丈夫进来，玛利亚既没有动，神色中也不见丝毫激动，脸上仍散布着之前玻璃碴划出的伤痕。他们礼节性地亲吻了一下。

        “你感觉怎么样？”他问。

        “很高兴你终于来了，兔宝宝。”她说，“在这里简直生不如死。”

        他们没有时间坐下。玛利亚一边泪如泉涌，一边向他讲述精神病院的悲惨生活：看守们的野蛮，狗粮一样的伙食，因为恐惧而不敢合眼的漫漫长夜。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几个月或是几年，但我知道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糟糕。”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我永远也做不回原来的自己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用指尖轻抚她脸上新结的痂，“我以后每个周六都会过来，如果院长同意，我可以来得更勤。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惊恐地盯着他的眼睛。萨图尔诺动用了变魔术的技巧，用天真的语调为她编织巨大的谎言，尽量委婉地转述了医生的诊断。“总而言之，”他最后说，“你还需要再待几天，以便完全恢复。”玛利亚明白了真相。

        “上帝啊，兔宝宝！”她目瞪口呆，“别告诉我你也认为我疯了！”

        “怎么会呢。”他试图挤出一丝笑容，“但如果你能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当然了，条件会好很多。”

        “但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打个电话！”玛利亚说。

        在这份可怕的偏执面前，他不知该作何反应。他看向女赫丘利，后者借机指了指腕表，示意他探视的时间结束了。玛利亚捕捉到了他的眼神，回头一看，发现女赫丘利正准备发动袭击。于是她抓住丈夫的衣领，像个真正的疯子那样大喊大叫。他尽量温柔地把她从身上推开，任由女赫丘利从身后将她扑倒，在她反应过来之前，已经用左手给她戴上了镣铐，另一只铁一样的胳膊箍住了她的脖子。她朝萨图尔诺喊道：

        “快走！”

        萨图尔诺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然而，接下来的周六，从上次探视时受到的惊吓中恢复过来的萨图尔诺再次来到精神病院，还带来了猫，穿得跟他一模一样：红黄相间的紧身衣，高筒礼帽，巨大的斗篷，仿佛要飞起来一般。他把演出车一直开到院子里，在那里奉献了一场将近三个小时的精彩表演。病人们都跑到阳台上去欣赏，不时发出乱糟糟的喊叫声和不合时宜的喝彩声。所有人都去了，除了玛利亚。她不但不肯接待他，甚至不肯从阳台上看他一眼。萨图尔诺心如刀绞。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反应。”院长安慰他说，“会过去的。”

        但是一直没有过去。在多次尝试探视玛利亚未果后，他想尽办法给她递信，但毫无用处。送了四次，每次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来，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应。萨图尔诺放弃了，但还是定期在精神病院的门房里留下烟，虽然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到玛利亚手上。直到现实让他彻底投降。

        没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只听说他又结了婚，并且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离开巴塞罗那之前，他把那只饿得奄奄一息的猫留给了一位露水情人。除了照顾猫，她还承诺继续给玛利亚送烟。但是后来她也消失了。罗萨·雷加斯记得大约十二年前在英格列斯百货商场见过她，剃了光头，穿着某个东方教派的橙色长袍，因为怀孕而大腹便便。她告诉雷加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她一直坚持给玛利亚送烟，还帮她解决过一些突发的紧急状况，直到有一天精神病院变成了一片废墟，像那个阴郁年代的丑陋遗迹一样被摧毁了。在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玛利亚显得十分清醒，身材略微发福，对精神病院的平静生活感到满足。那天她把猫也带去了，因为萨图尔诺留下的给猫喂食的钱已经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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