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居

        Ⅰ

        曾经仔细注意过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劳动者中间发达的人，一定会觉得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民的居住问题）上已经不知不觉地达到了一个确实的结论。在法国各大都市和许多小城市中，一般的劳动者已经渐渐地断定住宅无论如何都不是那些被国家所承认为房主的人的私有财产，这是确实的事实。

        这种思想在人民的心中自然发展起来。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所有权”应该扩张到房屋上面去的。

        房屋并不是房主建筑起来的。这是由那些求最低的工钱来活命，在木厂、砖瓦制造所和工场里做工的无数的劳动者建筑、装饰、装置起来的。

        至于房主所花费的金钱，也不是他自己的勤劳生产出来的。这和一切其他的财富一样，也是由于那种只付给劳动者所应得的工资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而掠夺了其余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方法积蓄起来的。

        而且——这种办法的罪恶在这一点上是最为明显的——房屋的实际价值是由房主可以从房屋收得的利润而定的。这种利润又是由于那房屋建筑在一个都市里的事实的结果——即是说因为这房屋是建筑在千万所房屋的中间，是在一个有铺石的街道，有桥梁，有码头，有美丽的公共建筑物的大都市中，一个有着辉煌的灯光，而且能够供给居民以农村间所不知道的无数的愉快与便利的大都市中，一个常与其他的都市交通而且自身又是工业、商业、科学、艺术的中心的大都市中，一个由二三十代居民的劳力造成的这样又美丽、又卫生、又宜于居住的大都市中，所以这房屋才有很高的价值。

        譬如说在巴黎某处有一所房屋，价值一百万法郎，并不是因为造这所房屋所费的劳力值得一百万法郎，不过是因为这所房屋是位置在巴黎罢了；由于几百年间的无数劳动者、艺术家、思想家及学者文人的供献，才使巴黎成了工业、商业、政治、艺术与科学的中心；而且因为巴黎有着它的过去的历史；又因为靠着文学的力量，巴黎各街市的名称遍传于国内和国外；又因为这是五十代的法国国民在一千八百多年间的勤劳的结果，——这样才使巴黎的房屋能够有很高的价值。

        然则，要不是去作那不义的事，谁还敢把在巴黎这样的都市中的一小块土地，一所小建筑物占据在自己的手中呢？谁又有权利来出卖这共同遗产中的最小部分呢？

        在这一点上，劳动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巴黎被围困，无产阶级已高唱拒绝房主要求的条件时，这不纳租钱居住的观念已经很明显地存在着了。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时代，巴黎劳动者已经期待着公社的会议大胆地决定废除房租了。在未来的新的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便是贫民关心着的第一个问题。

        无论在革命的时候或在和平的时候，劳动者必须有房屋居住的，在他的头上不能不有屋顶来遮盖烈日和暴雨。但是，纵使他住的房屋是怎样坏，怎样污秽，而房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他逐出的。固然，在革命的时候，房主找不到捕役和警察来把劳动者的褴褛的衣服和其他的东西拿出来抛到街上去；然而谁又知道新政府明天要怎样做呢？谁又能断言不再用暴力，不再有警察来逼迫劳动者搬出他们所居住的破屋呢？我们难道不曾看见巴黎公社只免除4月1日以前——只是4月1日以前——的房租的布告吗！①在4月1日以后，虽然那时尚在混乱时期，工业也完全停滞了，但房租仍是必须缴纳的。至于那些武装起来防卫巴黎独立的革命者，除了每日三十个苏的薪金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养活他一家人了！

        ①3月30日的公布：此布告废除1870年10月、1871年1月与4月的房租。——著者

        那么，劳动者必须明白地知道在拒绝付给房租与房主时他们不仅是乘着强权瓦解的机会而行的。他们应该知道房租的废除是一般人公认的原则；不纳租钱而居住是平民高声宣言的一种权利了。

        这种办法实在是和每个正直的人的正义感相和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等着这些组织临时政府的中产阶级中间的几个社会党人来采用这种办法呢？假使要那样做，我们就只有长久地等待着——其实，恐怕还要等到反动重来呢！

        因此，那些热诚的革命家便排斥制服和徽章等等东西（这是强权与奴隶制的招牌），他们仍以平民的身分生活在平民中间，与民众共同工作，使房租的废止和房屋的充公成为事实。他们培养着思想，使思想向着这方向发展；当他们工作的结果应熟的时候，人民便进而着手把房屋充公了，自然总有一些妨碍这个的理论——如什么要赔偿房主的损失，什么应该先有必要的基金之类，但这是不足虑的。

        在房屋实行充公的那一天，从来被掠夺的劳动者将知道新的时代来了，劳动不再受富贵权势的桎梏了，平等是公然地宣布了，革命已经成了真实的事实，并不是象从来那样的戏台上的假东西了。

        Ⅱ

        假使充公的观念一经人民采用，那么虽有许多来威胁我们的障碍也不足虑，充公是会渐次实行的。

        自然那些穿着新制服坐在市政厅里靠背椅上的好人物一定要忙着来堆积障碍。他们要谈论怎样赔偿房主的损失，制出统计表，做出长的报告书等等事情。他们的报告是极长的，一直会到人民在这种被强制的怠惰的状态中不能够再等待了，不能够挨饿了，可是总不曾见着这些官员的调查得到何种效果，后来便灰心短气，丧失了对于革命的信念，走向反动派去了。新官僚政治结果会使充公成了万人疾视憎恶的东西。

        这里实在有一个岩礁，会把我们的希望撞沉的。然而假使人民用耳朵来听听那些迷惑他们的似是而非的议论，知道新的生活需要着新的社会状态，假使他们自己起来担任这个工作，那么，充公的实行便不会遇到多大的困难了。

        你们要问：“然而怎样呢？要怎样才能够呢？”我们要试来答复这个问题，不过要审慎一下。我们并不想把充公的计划极详细地描写出来。我们早就知道凡是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所能够指示的，总不及实际出现的时候好得多。人们靠着简单的方法，会成就更大的事业，并且还比较用别人预先想定的方法所得着的结果更要好些。我们现在只指出不待政府的干涉而可以成就充公的方法。我们对于那些断言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想用别的方法来回答。我们只要答复说，我们并不绝对地主张何种特别的组织方法。我们所注重的是指示充公只能够由人民的发意而成功，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够有效。

        事实看来似乎是这样，当充公实现的时候，各区、各街、各巷都有志愿队组织起来，并且着手调查房屋的数目，何处是空着的，何处是住满了人拥挤不堪的，何处是污秽的陋巷，何处是住的人数少而地方宽，应该把那些拥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的许多人搬些过去，——这些都应该调查得清清楚楚。在几天之内这些志愿队要把所属各街、各巷、各区的一切住宅、租屋、公馆、别墅等等的房间和整套的房间究竟是卫生或不卫生，大或小，宽或狭，臭秽或华丽等等调查得极清楚，制出全部的表册来。

        这些志愿队自由地互相通声气，所以他们的统计，在极短期间内便可以完成。若说虚伪的统计，这是可以在什么局里或事务室里制造出来的；然而正确而精密的统计却非由个人着手担任不可，而且要由简单进到复杂。

        于是，那些市民并不等待什么人的允许，就快快地跑去寻找那些住在污秽狭小的房屋中的同伴，并且向他们说：“同志们，这次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要误解它。今晚上在某处开会；所有的邻居都会到的。我们要重新分配住房。如果你们嫌那污秽狭小的房子不好，那么，请来选择一所有五间屋子的住宅，只要你迁移进去以后，什么事都由你自己处理，无论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不必害怕。因为人民已经武装起来了，即使有人敢来驱逐你们，人民也是不答应的”。

        有人说：“任何人都愿意住华丽的屋子，宽大的住宅！”其实不然，这是错误的见解。人民从不曾有过把月亮取来放在桶里的妄想。相反的，他们每每着手来矫正某种弊害；群众的好意和正义心常使我们感动。我们几时看见他们要求过不能做到的事呢？在1792到1794年的恐怖时代中，或者在巴黎两次被围攻的时候，巴黎的人民等候着面包和燃料的分配，然而他们中间何尝起过什么争夺的事情？他们忍耐力强又能够放弃权利，在1871年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并且常常受着外国报纸通信员的赞美。然而这些忍耐的等待者，也完全知道最后来的人是得不着食物与燃料过日的。

        如果把现在社会中的各个人分开来看，自然，我们不能不承认有多少利己的本能存在的。我们很知道这个。但是我们以为倘使要把人民居住的问题拿给什么局，什么委员会去解决（其实就是依赖着任何形式的官吏主义的恩典），其结果便使这种利己的本能复活，而且还要培养它，使之发展。于是一切的恶念都起来了，而且谁是局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也成了问题了。稍微有一点不平等的事便会引起争论和攻讦的。假若某一个人得到了一点极小的利益，这件事便会成为怒骂叫号的根源，——而且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假使依各街、各区而组织起来的人民，依着自己的计划来把住在污秽狭小的房子里的居民移到没有人居住的中产阶级的房屋里去，那么，这小小的不便和不平等的事也很容易免除的。我们很少求助于民众的良善的本能，——这是救助革命时代的沉没船只的最后的一个办法——然而这样的求助，决不是无效的；劳动者每次都以义勇和献身的精神来回答这样的求助声。将来革命中的情形便是如此。

        虽然万事都说过，做过了，但是仍还会有一些不平等和不公道的事情存在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久已沉沦在利己主义的泥沼中，虽然遇着绝大的危机，也不能够自拔出来。这时不是将来有没有不公道的问题，却是怎样可以减少不公道的问题了。

        一切的历史，一切的人类经验，以及一切的社会心理学都给我们指示出来，所谓最良善最公平的方法，便是在于信任那些与这件事最有密切关系的人的决定。只有这些人才会注意到那种官吏的分配所必然忽略了的无数的细小事情，而且会来设法处理它们。

        Ⅲ

        并且一切住房的重新分配也没有立刻就要得着绝对平等的必要。自然在最初不免有许多不便的地方，然而在实行了充公的社会中，不久便可以把它矫正的。

        石匠、木匠及其他与房屋的建造有关系的人得着每天的面包不会欠缺的保证以后，他们除了每天做几小时他们原来的职业的工作以外，也不再要求什么了。他们要把那些耗费了无数奴仆的时间建筑起来只供给几家人居住的金殿玉楼改造过，在两三个月中间便要造出来比现在的更合于卫生更轻便的房屋了。无政府主义的公社会向着那些还没有得到安适的住居的人说：“同志们，请忍耐一下罢！在我们的被解放了的都市里，不久会有比任何资本家为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更壮观更美丽的宫殿出现的，这些房屋是属于那些需要最迫切的人的。无政府主义的公社并不是为着想增加岁入才来建造房屋的。这些为着市民而建立的纪念物，这些共同精神的产物是要给全人类做模范的；这些都是你们的东西”。

        假若革命的民众把房屋充公了，并且宣布对房屋不收租金——即是房屋共有，各家族有得着适当的居住的权利，——那么，革命在开始的时候，便有了共产主义的性质，方针一定，便向着那方面进行，不容易再动摇。这对于个人私有财产当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其实社会革命全部的萌芽，都包含在房屋的充公里面。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性质也要靠着充公的成就的情形而定。或者我们一直向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道途上进行，不然便仍旧陷在专制的个人主义的泥土里。

        由此，我们可以料到我们一定会遇着许多的反对论——一部分是理论的，一部分是实际的。因为这是维持不平等的问题，所以反对我们的人自然也要“借着正义的名义”来反对。他们说：“这不是异常可耻的事吗？乡下的农夫住的只是快要倒塌了的茅屋，而巴黎人民独把这些美丽的房屋都占据了去”。然而我们不要弄错。这些热心正义的人，因为健忘的缘故，却忘记了他们自己也在暗中防护着这种“异常可耻的事”。他们忘记了即便在巴黎也有无数的劳动者窒息于污秽狭小的房中，然而从窗子里却可以看见富豪的高楼大厦。他们忘记了世世代代的人民都闷死在连空气日光也享受不到的贫民窟里面。革命的第一个工作便是矫正这种不公平的事实。

        我们不要被这种愚劣的抗议迷惑住而停止前进。我们知道在革命开始的时候，都市与乡村间虽不能平等，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经过一些时日就会自然改正的。何以呢？因为如果农夫不再作地主、富农、商人、放债的人和国家的牛马，那时，村落便会立刻着手来改良来居住的。难道为着要避免偶然的暂时的不平等，我们便不应该去把从前错误矫正么？

        那些所谓实际的反对论也是不厉害的。它们说，有一个贫穷的人尽力劳动，受了无数的困苦，买到一所房屋，恰恰够他的全家居住。然而我们现在把他这样辛苦地得来的幸福剥夺了，反将他驱逐到街上去！这是合理的吗？其实我们决不会这样做的。假若他的房屋果然只够他一家居住，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叫他搬出去。就让他培殖他的小小的庭园，我们的人是不会来妨害他的工作的——而且只要用得着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帮助他。然而假使他有多余的空屋租给别人，那么，人民便要去向那租屋的人说：“同志！你要知道你以后不应该再付一切给从前的房主了。你就在这里住下去罢，可是不要再付什么租钱。从前那样的收租人和收捐人都没有了；社会主义把那一切都废止了。”

        我们再想想看，房主一个人占据一二十间屋子，而住在附近的贫穷妇女同她的四五个小孩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平民自然要设法使那些空屋变做那贫穷妇女和她的四五个小孩的安舒的家庭了。这与一方面使那贫穷的妇女和她的小孩住在破屋里受苦，一方面却让大人先生坐在高楼大厦里作乐的事比较起来却是公平多了。而且或者那位大人先生会自动地来做这件事情；他的夫人因为没有了从前驱使的奴婢，觉得这样大的房子难得收拾，也会愿意让出一半来的。

        那些拥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会说：“你们要把什么东西都推翻了。什么驱逐呀，迁移呀，都不会有停止的时候。其实不如把大家都叫到门外去用拈阄的方法来重新分配，这岂不更好？”他们的批评是如此。然而我们却坚决地相信假使没有政府的干涉，而一切的变更的事都委托给那些特别组织起来担任这种工作的自由团体去做，那么，驱逐和迁移的事一定会比较在现社会制度之下一年中因房主的贪欲而起的这类事情少得多。

        第一，在所有的大都市内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空屋和住宅足以供所有住在污秽狭小的屋子里的居民居住的。至于广大的宫殿和美丽的房屋，许多的工人非到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住的。假若没有许多的奴婢，一个人也难得“保持”着这样大的房屋。即便是现在住在这些房屋里的人不久也会觉得有另找较简朴的居住的必要了。假若那些美丽的贵妇人自己到厨房里去烹调，她们便会觉得这样大的房屋是不十分适宜的了。人民会渐渐安定下来。人民不必用枪刺来把豪奢的银行家逐到搁楼里去，也不必用武装来护卫贫穷的工人搬进银行家的大厦里，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就会和平地把适当的住房重新分配妥定了。现在的农村公社重行分配田地，并不使分得土地的人感到不便，这样聪明而良善的方法，谁能不佩服呢？在俄国公社的管理下的田地与常常到法庭去起诉讼的在私有财产权名义之下的田地比起来，前者改换主人的时候较后者更少。难道我们会相信欧洲大都市的居民的智慧和组织力还不及俄国与印度的农民吗？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革命，多少总含着一点扰乱日常生活的意义；那些希望从日社会跑到新社会时，甚至于连资产阶级的食桌上的器皿都不会震动的人，不久会觉悟他们的这种见解是谬误的了。诚然，改换政府的时候，可以不必去搅扰那些正在用午餐的堂堂的绅士，然而社会对于维持养活它的人民所犯的罪恶，决不是由任何政党的把戏所能救济的。

        纷扰是免不掉的；不过我们应该使它不致成为完全没有意义的损失，而且我们应该设法使它减少。而且——我们不惮烦地重复说着——我们要减少每个人的不便利，只有和那些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团体商量，决不能委诸官厅和委员会；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成功。

        人民用投票法选举出轻浮的候补者，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个候补者要求获得代表人民的荣誉，而且装出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能够做的样子。然而当人民自己去做他们所知道而且和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时，总要比让什么官吏什么代表去做时所得到的结果更要好些。巴黎公社不就是一个适合的例子吗？伦敦船坞的大罢工不也是这样的么？而且我们不是在每个村落公社中都见到这个事实的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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