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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一

        (俄文本序)

        本书原名“面包略取”,用法文写成出版,我想在这书里,把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发端的时期尽可能地描写出来。

        从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来批判现社会制度,并且对于代议制,法律与强权等等成见,加以分析与抨击,我在《一个反抗者的话》(俄文译本的名称为“现社会制度的崩坏或一个反抗者的话”)一书里已经做过了。那书的结论是:应该实行充公,即一切土地与积聚的财产,必须为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而使用,因此现在被私人占有了的均须归社会公有。本书原文曾连续刊载于①的社论栏,后来我在法国被捕入狱,便没有机会发表这类文字了。

        ①半月刊是1879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创刊的,后来移到巴黎出版,因宣传反军备主义受压迫,在1887年9月改名。——译者

        三年后我出狱,仍继续在中发表这类文章。那时该报已移至巴黎,因受法国政府干涉又改名为。

        倘使要根据我们的意见来说明怎样实行社会主义,我以为最好还是不要描写理想,却用事实来证明,社会革命应该向着何种方面进行,才可以脱离现社会的制度,而达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顺从着这样的环境之自然的推移,而且去操纵它以实现这个社会的动向,或者因旧社会根深蒂固,成见尚未完全抛弃,只能够仍旧循着奴隶的道路,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这个也等待着事实的说明。

        我拿巴黎来做例子是由于下列的原因:

        无论任何文明国家,决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程度在同一的水平线上的整体。实际上它的各部分总是站在不同的等级上面的。

        法国虽然经过了1789年,1793年与1848年的革命,与它在十九世纪中国内物质文明的发达(不象英国靠着向外的侵略政策,榨取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利益,占它的收入总额的半数),以及依着最近百年间的政治的潮流而发生思想运动,但是它仍和从前一样,各地方的公共生活并无联系,其西北各省比东部的省分,至少落后半世纪。农民运动的伟大革命,取消了农奴的赎金。二三百年来地主与教会侵占的土地,也被农民夺了回来。都市劳动者的暴动,企图消灭都市的半奴隶制,脱离君主的独裁政治的桎梏。当时这类民众运动,是限于法国的东部,与东南各地,至于西北与西部等处,则为贵族与国王的柱石,甚至在凡德省暴动里,农民拿着武器去反对雅各宾党的共和国。但是法国的东西的区分,到现在还继续存在。现今法兰西共和国①建立后,在选举议员(选举国会议员三百六十三名)时,共和党与王党等竞争,两派的选举地盘,据说我所知道的,正与1789与1792年的农民与市民的暴动地点相同。自从现在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后,民主思想才得传入西北与西部的农民中去。

        ①即第三共和国。——译者

        法国的东西部分、西南、东北、中央高原与罗纳河洼地,都象各个独立的世界。这种分别不但在那几省的农民中间(犹拉的乡村的工匠与勃列东的农民二者的民族性是不相同的),便是市民里也是一样。只有高赛或圣德田与卢昂等处,现在还在教士的权力之下,迷信着君主政治!

        法兰西虽经过几世纪的集权政府的统治,实际上国家的生活,除表面的官僚政策的统一外,各省还是各个独立的部分。在意大利与西班牙更是如此。因为拉丁诸国(连法国在内),是联合主义的国家。但德国的国家主义者与雅各宾派,常把他们所深恨的各省独立主义①(在萨克逊—科堡—哥塔②的帝政时代中发生)与各省各都市的人民联合主义混同。

        ①Partikularismus,普通指德意志各邦在1866年战争后与普鲁士合并时,企图保持其固有的法律的制度。——译者

        ②Sacha联合而成。现在成了德意志联邦中的两个共和国。——译者

        因此我深信法国的社会革命,无论它的倾向怎样,总脱离不了地方公社的性质,决不是雅各宾派的国家。任何明白本国情形的法国人,并没有为被雅各宾派的集权主义所迷惑,他们深知(西班牙的毕·伊·马加尔③也是这样说)法国的任何革命,须是1871年的自由公社,即在巴黎和圣德田两处所宣布的,与夫巴枯宁派①在马赛、里昂所尝试的。所以在法国国会的会议中决不能规定社会革命,而且各城市不会服从国会,恐怕也如1792与1793年巴黎不服从严刻的国会一样。

        ③PiYMargall(1824—1901)他是西班牙联合主义者的领袖,而且是蒲鲁东的信徒。他是西班牙的第一流的学者,还是一个伟大的,心地广大的哲人,他的著作对于西班牙自由主义的思想之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引用洛克尔的话,见他的小册子《西班牙的真相》)。——译者

        ①即巴枯宁和他的友人及信从者。MichalBakunin(1814—1876)是俄国著名安那其主义的革命家。这里指的是巴枯宁和他的友人1870年在里昂发动的暴动。巴枯宁在暴动失败后又到马赛去。——译者

        大概各地方的革命状况,也视当地的情形与需要而异,一般宣布自由公社的人,也将自动地解决了二十世纪的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假使拉丁国家发生社会革命,则必定带着地方的性质。基埃里②说得非常确切。这是二十世纪的都市革命的方向。英国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西班牙与荷兰的大多数城市,也会全是如此。我深信俄国各部由都市主动,如不将土地与工厂收归公有,组织农业耕种的团体,并且将产业归社会公共经营,(即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则恐怕社会主义将归于失败。

        ②A.thierry(1795—1856),法国历史家。——译者

        我在上发表文章,是给法国劳动者看的,所以就拿巴黎做例子,因为巴黎这是法国的文化最高的城市。我想描写在法国与其近郊实行社会革命时,即使象1793年的共和国那样受着各反动派的攻击,也可以支持下去。

        本书末尾所论及的问题,即“到底怎样生产”,我想量力在英文本的《田园工厂与手工场》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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