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帕斯卡尔第一次觉得达尔齐尔疯了。

        他整个上午忙着打电话，佛罗伦斯警方、南安顿英哈姆林郡社会福利局、国防部，然后细心写出报告。但令他不解的是，达尔齐尔只是臭着脸随便看一眼，然后说：“打太多电话了吧，小子，而且还专挑最贵的时段打，太浪费钱了。”

        “对，可是……”

        “没什么可是不可是。动动脑筋哪，帕斯卡尔尔。我们用的是公家的钱，所以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得说的出道理。市议会会想知道，而且他们也有权利知道。你应该读过副局长的指示吧，斜线七四三，咨询与报告，主题：警察委员会。”

        “嗯，我应该有翻过。”帕斯卡尔尔说。

        “翻过！只是翻过，看得出什么来？老弟。要就仔细看个清楚，那样才看得出内容——电话接一下，好吗？搞不好是纽西兰打来找你的付费电话。”

        帕斯卡尔尔拿起话筒接听。

        “不是，先生。”他说，“找你的，中央医院精神科的波特尔医生。”

        帕斯卡尔尔想，虽然不幸我的诊断十分正确，但至少达尔齐尔还知道要寻求专业治疗。他心情平复的离开了。达尔齐尔与波特尔长谈了一番。这令波特尔相当困惑，因为达尔齐尔讲起电话毕恭毕敬，听得饶有兴致，实在不太像一个对于局里求助精神分析时表示过意见的人——那番评论遭到窃听后，被美化了一番：“那堆混蛋根本和气象播报员没两样。如果路面是湿的，他们就说下过雨了——有的时候连这个也会猜错！”

        达尔齐尔客套的连声道谢把波特两给打发掉了。挂掉电话之后，达尔齐尔看着自己抄下的笔记，满脸奸笑，如同狐狸发现了钻进鸡笼的密道。接着再把注意力转回帕斯卡尔尔的报告。他摇摇头，开始自己打电话。

        威尔德尔正在喝今天的第十杯咖啡，门铃响起。

        “我可以进去吗？”帕斯卡尔尔说。

        “有何不可？要喝杯咖啡吗？”

        “如果不麻烦的话。”

        “不麻烦，我一早醒来就泡了一壶。昨天晚上被达尔齐尔气炸了，他有没有告诉你？”

        “没有，”帕斯卡尔尔说。

        “我需要咖啡让我清醒。我喝个不停，以免又回过头去喝威士忌——或许我根本不必担心这个。你怎么想？”

        他说这话的语调平稳，口气稀松平常，表情和以往同样莫测高深。但帕斯卡尔尔觉得他的情绪紧绷得像钩住鱼嘴的钓线。

        “威尔兄弟，我对不起你，”他无助地说。

        “对不起？为什么？”

        “为了……”帕斯卡尔尔深吸一口气。“为了我自认是你的朋友，却对你一点都不了解；为了你有麻烦的时候我完全没注意到；为了你想跟我谈心事时我却两三下把你打发掉；还有，为了那个男孩。我不知道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但是我为他的死及这样遇害感到难过。”

        威尔德尔皱起阴郁的丑脸，专心注视着他。

        “达尔齐尔早就知道我的事，”威尔德尔说。

        帕斯卡尔尔把这句话当成是责备，因此宛如忠贞烈士那般热切的表明心志。

        “艾蜜丽也知道，”他说，“好像全约克郡就我一个人既短视又没神经。真是对不起。”

        “幸好我还骗得过一个人，”威尔德尔这话出人意料。“即使上当的是短视又没神经的家伙，这也值得安慰。”

        突然，一股泪水刺痛着帕斯卡尔尔的眼睛，他取出手帕，用力擤鼻涕。

        “咖啡没那么难喝吧？”威尔德尔说。

        “不是，”帕斯卡尔尔说，“这咖啡泡得好。我只是觉得愧对你。我这人一愧疚起来就不行，而且今天早上诸事不顺。”

        “喔，是吗？发生了什么事？”

        帕斯卡尔尔不愿明讲。

        “喔，东一件西一件的。对了，威尔兄弟，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意思？”

        “我是说，这件事一定对你打击很大。我担心你会去做什么傻事。”

        “比如说，辞职？如果瓦特莫斯先生当上局长，查出来了，那我倒可以省去这个麻烦。”

        “这件事并不算在惩处范围之内！”帕斯卡尔尔愤慨地高声说。

        “你是说，身为同性恋吗？那是不算。不过我收容了一个登记有案的罪犯，而且他被我的弟兄逮捕时，我还隐瞒两人的关系，这就算。你不觉得吗？是啊，最少最少，瓦特莫斯也会不动声色地把我调走。可是，我选择当警察，可不只是为了坐在一间小小的资料室里整理档案。”

        这男人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在帕斯卡尔尔来访的这段短暂时光，威尔德尔讲出的话已经超过他平日半天挤出来的分量。

        “说不定瓦特莫斯当不上局长。”帕斯卡尔尔说。

        “也许，主任唱衰他。”

        “对，”帕斯卡尔尔存疑的说。

        他回想起，达尔齐尔突然对副局长的内部指示充满兴趣。那肥仔是个重实际的人，难道这表示，尽管他表面上认定瓦特莫斯当不成局长，私底下却开始预做准备，以便应付瓦特莫斯当上局长后的态势？

        “话说回来，不管结果如何，有谁会在乎啊？那种让玛格丽特·撒切尔爱你而老百姓却恨你的差事，只有疯子才想争取。”威尔德尔说完话锋一转，“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早上发生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是跟那个男孩的命案有关吗？”

        他的语调平稳。

        “只是调查到一些背景而已，威尔兄弟。这事我们最好别讨论吧？”帕斯卡尔尔说。

        “担心我等一下会拿着左轮枪冲进市区去扫射？”

        “不是。不过，也许你现在正有此意。”

        帕斯卡尔尔的视线盯住威尔德尔右掌中的咖啡匙。这位小队长拇指按得太用力，汤匙已经被他对折了，他自己发现后也大吃一惊。

        “特异功能。”他边说边把汤匙拗回原状。“我也可以让时钟不走。有我这张脸，那可不难。”

        帕斯卡尔尔不记得威尔德尔曾拿自己抱歉的长相开过玩笑。他决定赶紧向威尔德尔说明案情的小小进展。

        威尔德尔似乎恢复了正常。

        “还查不出他爸的消息吗？我本来以为，既然用尽办法都找不到他，消息见了报，应该能把他引出来，说不定他会去参加葬礼。”

        “葬礼？”

        “对。他会直接在这里入土为安，他外婆已经同意了。两天以后。”

        奇怪了，帕斯卡尔尔思绪动起来，两件命案在脑子里交错。一场葬礼是一个号称失踪的儿子冒出来悼念母亲，另外一场葬礼则可能会有一个失踪的父亲冒出来悼送儿子。

        “有件事我搞不懂，”威尔德尔说。

        “什么事？”

        “克里夫特为什么跟记者约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见面？”

        “为什么不行？”

        “就我所知，他对火车站那一带并不熟。他是搭客运过来的。我最早跟他见面，就是约在客运站的餐饮店。”

        “查理开的那间？”

        “对。如果约在同一个地方见，这我能理解，不过改约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

        “说不定他认为沃兰德斯会从里兹搭火车过来。”

        “他是吗？”

        “不是，”帕斯卡尔尔说，“我后来在旧磨坊碰到他。他是开车去的……好吧，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要搭火车来，或是要搭火车走——你是不是想要说这个？”

        “我不知道，也许吧。”

        “我会去查查这个时间前后进站、出站的火车，”帕斯卡尔尔说。“老实说，我不觉得有什么疑点，不过如果有，我们一定查得出来。”

        “你查得出来吗？对，也许你查得到，”威尔德尔说。“再来一杯咖啡？”

        “不用了，谢谢，”帕斯卡尔尔说。“我该走了，我得出城去查件事。这东西煮得像巫婆的魔汤，神志清醒的人喝一杯就够了！”他不经大脑就说。

        “是啊，”威尔德尔说，“我总不能靠喝咖啡度过余生吧……比尔特——”他的声音低抑，事实上，它颤抖得有如小提琴的G弦，振动出绝望的悲情。“你会查出真相吧？我必须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有办法思考自己接下来要怎么走。”

        “噢，可恶，”帕斯卡尔尔无助地说，“我尽力而为，威尔兄弟。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力而为。”

        十分钟之后，帕斯卡尔尔超速往南驶向南安顿英哈姆林郡。

        要查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南安顿英哈姆林儿童之家有没有收容一位叫理查德·莎拉曼的孤儿，并不需要花上很多的时间。不过其余的资料恕不公开，儿童之家说得坚持。帕斯卡尔尔颇不服气，思索着该怎么逼院方芝麻芝麻开门来。若说是为了调查命案，对院方未必是记惊天雷；所以他采用另一个招式，拨奏起沉静而伤感的人性乐章，诉说一个死去的男孩和他失踪父亲的故事，强调势必通知父亲这件悲痛的事。

        院方果然就范。可惜没有挖到宝藏，只得知莎拉曼从小孤僻，很难教养，母亲鲜少来探望他，院方也不知道她的地址，他的父亲已经在战场上阵亡。院方拿出理查德·莎拉曼的出生证明，显示他的生日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地点是肯特郡的美兹顿，父亲是陆军通讯军团的中士理查德·亚伦·莎拉曼。

        进入陆军资料室查档案，就像到埃及的帝王谷考古，有时候能挖到宝藏，不过最常见的情况是墓穴已被盗光。以亚历山大·洛马斯·霍尔比少尉为例，尽管（或许是“因为”）他母亲拒绝接受儿子阵亡这件事，他的死亡资料也确实是少之又少，其中一份病历内容写得尤其简略，连性别都难以确认，就别提他左半屁股的轮廓了。然而，莎拉曼中士的记录却十分详尽。他是克里夫特的祖父，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南安顿英哈姆林，金发蓝眼，白皮肤，身高与体重详细记录到小数点。然而，真正耐人寻味的内容是，他的遗孀据测是黑人，至今仍然按月领取陆军的抚恤金。支票直接寄到南安顿英哈姆林近郊的亚维隆养老院。

        调查到这里，只要一通电话打到当地的警察单位，请人过去拜访一下老太太大概就够了。再怎么说，她对儿子的仅有所知，应该也无助于澄清她孙子的死因。不过，某种感觉突然阻止帕斯卡尔尔依照逻辑行事。或许是因为艾蜜丽最近嘲笑他带有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压抑，让他越想越气；也或许是他打一上午电话调查到的资料达尔齐尔却不屑一顾，令他感到恼火；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他对威尔德尔这份难消的愧疚感，让他非得亲自跑这一趟不可，即使对案子本身的帮助再有限，逻辑和道理再不通！

        九十分钟之后，他来到亚维隆养老院，由一位看护带着走在明亮的走廊上。看护穿着尼龙布的连身长衣，如果漂在薄暮中的湖水里，那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白色织锦。

        “她今年几岁？”帕斯卡尔尔问。

        “七十出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还不算太老，不过能活到六十岁以上就等于是中了乐透，对不对？有些人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的很年轻，有些人则好像从小就想变老。莎拉曼太太给我的印象是，她从二十几岁开始就以当老人为终生的志愿。”

        看护讲得开心，不带挖苦的意味。她自己正值中年，而她的志愿则像是要尽量拉长青春的年华。

        “她进养老院多久了？”帕斯卡尔尔问。

        “六年多了。她呀，如果没有找到人帮她做完所有的事，她绝对不肯罢休的！你好哟，亲爱的，有位绅士来拜访你喔！”

        莎拉曼太太的身体羸弱，牙齿全掉光了，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不舒服的衣物，外面再披上一件方格子花样的睡袍。她带着一根黑木圆头棒，下床的时候用它来支撑体重，躺着休息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强调自主权。帕斯卡尔尔在她床边坐下的时候，她握着木棒，姿态凶悍。

        “你好哟，莎拉曼太太，”帕斯卡尔尔说。

        “你想干什么？”她质问。

        问得好。

        “只想聊聊天，”他说，微微一笑——艾蜜丽称之为“小男生不知所措”的微笑。

        “我今年七十九了——”

        老妇人高声说，突然拿木棒戳向他的下体。帕斯卡尔尔警觉之余将椅子拉开两英尺。看护在莎拉曼太太背后以嘴形说“七十三”。

        “而且我还有自己的牙齿，”老妇人继续说，同时露出无牙的牙床。“只是，我忘记摆到哪里去了！”

        这显然是她最爱开的玩笑。她嘎嘎笑得好开怀，笑音尖扬，在他们坐着的暖室里荡起共鸣的回音，并传向更远处的庭园，仿佛风笛总是召唤风笛，从巍峨的高山接连至低洼的峡谷，一路蜿蜒演奏出变奏的组曲。

        帕斯卡尔尔也跟着笑，一来是基于礼貌，二来则可以延迟面对棘手场面的时刻。他利用几分钟的时间仔细观察老妇人的皮肤。在没有衣物遮蔽的部分，她的肤色虽因年老、天候而暗沉，但她却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种人。帕斯卡尔尔并不是黑白通婚问题专家，却回想起在歌舞厅流行的一则老笑话：一个华人女孩抱着一个带有欧洲血统的婴儿给丈夫看，结果丈夫跟她说，王加王生不出小白。

        克里夫特·莎拉曼的父亲，也就是这位老妪的儿子，据描述是正宗黑人，由此推测，老妪的丈夫并不是克里夫特父亲的生父。可怜的中士为了民主捐躯，死前浑然不知妻子也献身于他人。然而，当她抱着她的黑白混血儿回到南安顿英哈姆林的时候，仍然必须面对家乡父老扬起眉尾与倒抽一口气的面孔。是她难以承受压力与偏见，所以才把儿子送进孤儿院吗？当然！他如此回答自己。当时是一九四五年，英国或许已可接受人人平等的主张，但距离承认黑人跟白人的地位相等还早的很呢。

        他轻声说：“莎拉曼太太，希望你别介意，我想跟你谈谈你丈夫莎拉曼中士的事。”

        “能谈什么？”莎拉曼太太质问，突然起了疑心。“他老早就死了。”

        “是，这我知道，”帕斯卡尔尔心平气和地说。

        “你谈他的事要干什么？我连他的长相都记不清楚了。”

        她的脸扭曲成冷笑状，帕斯卡尔尔担心这是哀悼亡夫的前兆。

        他沙哑地说：“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过……”

        “难过？只有一件事会让我难过：假如你跟我说那个烂人根本没有死，而军方现在要跟我讨回抚恤金！”

        她把干瘪的一只手盖住嘴唇，演出错愕的表情，表示她不慎讲出了真心话，但是帕斯卡尔尔认为她是故意的。

        他提醒自己，她年老体弱，而他不久后就要向她报告孙子的死讯；继而再告诉自己，她也曾经年轻貌美过，走在街上会让男人回头注目——呃，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莎拉曼中士，另一个是和她生下儿子的不明黑人。然而，他还是很难把对她的厌恶转换成同情。

        “是，他已经死了，没错，”帕斯卡尔尔说，“我其实想跟你谈的是你的儿子……”

        “我儿子？”她坐直上身，举起木棒，这次可不是无意识的威胁动作了。“什么儿子？我又没儿子！”

        这反应比他想像的还不堪。那可怜的小杂种早就被她遗忘了！

        看护挑起眉毛，一脸困惑地望向他，仿佛在说，你该不会是搞错了吧？

        他决定开门见山了。他以宣告的口吻说：“莎拉曼太太，资料显示你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产下一子，肯特郡的美兹顿户籍登记处保存了他的一份出生证明，只不过父亲栏可能误植为莎拉曼中士……”

        木棒砰的一声打在地上，差点敲中他的左脚，不过那只是种扬扬得意的姿态，倒不是宣布进攻。

        “你讲的是那个黑人杂种啊？”她大喊。“孩子，你该找的人是她，不是我！她从来就不是他的老婆，只是自以为她是。不过她后来是吓了一大跳——如果他复活了，看见她抱了一个黑婴儿想要充当他的儿子，他一定也会大吃一惊！唉，你真该看看她当时的表情！她还以为真能骗到抚恤金咧！莎拉曼的爸妈一向不喜欢我，她跑去见他们，讲了好多好听的话哄他们，说什么虽然她和理查德没有真正结婚，但理查德是她的真爱，胡扯了一大堆鬼话。但他们还是想见见小贝比，对吧？既然是理查德的小孩，他们的孙子，她一定得抱过去给他们看。她拼了命不想让小孩曝光，但再藏也不可能藏一辈子。她跟他们说，小贝比刚出生，皮肤难免会黑一点，因为血液集中在表皮。鬼话。唉，的确是跟血液有关！过了三个月，婴儿的皮肤还是黑得像深夜一样，理查德的爸妈不肯认账，因为他们信天主教。”

        她越讲越激动，帕斯卡尔尔不禁担心她可能会心脏麻痹。不过后来，帕斯卡尔尔注意到她窃喜的眼神，才逐渐放下心来。

        他靠向前去，对着老妇人的左耳悄悄说话，说得字字清晰：“废话少说。”

        “帕斯卡尔尔先生！”看护站起来抗议。

        他不予理会。

        “莎拉曼太太，我只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娱乐效果做给你朋友看就好。我只想听过程。如果你讲不出来，我绝对可以找到肯讲的人。”

        这话吓到她了。与其被关机，不如乖乖当个简单的传声筒。

        她说的是老掉牙的故事，情节令人鼻酸。

        她和莎拉曼在战前匆匆结婚，不久后丈夫出征，帕斯卡尔尔猜她几乎是马上红杏出墙。莎拉曼中士在一九四三年自北非回国，发现不对劲，马上办理分居手续，进入离婚程序。法院判定，如果限期内双方没有异议，则维持离婚的原判。但是在离婚确定之前，莎拉曼战死的消息就传回来了。不久后，自称是——也许一直以为是——莎拉曼太太的女人出现，并联络上莎拉曼的父母，而莎拉曼的父母不得已只好告诉她说，儿子先前的婚姻依法还有效力，因此所有的抚恤金归原配领收。期间，就算他们曾同情或想接济过这位小老婆，但发现她那个小孩绝对不是莎拉曼的骨肉之后，也就立刻打消了念头。

        “后来她怎样了？”帕斯卡尔尔问。

        “我怎么晓得？”老妇人毫不关心地说。“她那种人通常都撑得下去，不是吗？”

        帕斯卡尔尔慢慢站起来。很可能，或是有可能，这具邪恶的老骨架里面，还是有值得同情之所在，但是帕斯卡尔尔这次居然提不起精神来体谅她。难道他终于进入人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乐观—悲观—愤世嫉俗。

        “欢迎加入，”他依稀听见达尔齐尔这样说。“环境舒适，伙食不差，伙伴怡人！”

        他觉得心灵空虚，向看护道谢之后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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