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伊丽莎白在藏书室主动提及之前发生的不愉快，也是因为她再次听到了古斯塔夫和弗里茨关于希特勒的谈话。

        她为自己当时的唐突羞愧。而古斯塔夫也为自己那天的愤怒失态难为情，更何况他还禁止伊丽莎白和朋友往来。他向伊丽莎白表示，现在收回这些话，向她保证她是个自由的人，完全可以自己做任何决定。

        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和海尔格此后很少再聚，而古斯塔夫和布比两位男士则再未见过面。

        发生的这些事，让伊丽莎白颇为踌躇是否该接受一九三一年来自拜罗伊特的邀请，尽管和大师托斯卡尼尼再次合作的机会吸引着她。因为希特勒据说从未缺席过拜罗伊特音乐节，而且经常是旺弗利德别墅的座上客。

        后来伊丽莎白才明白，这是政治第一次掺入了她的演艺事业，影响了她的决定。

        伊丽莎白等到一个惬意的夜晚才和丈夫谈起这件事。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她递过一杯白兰地，古斯塔夫呷了一口。伊丽莎白坐过来，依偎在他肩膀上。

        和预料的一样，听到她的计划，古斯塔夫根本高兴不起来，不过他私下早已预料到了。当下每个女明星都要到瓦格纳家族主办的拜罗伊特音乐节露一面，他不愿也不能阻拦妻子。伊丽莎白谈起剧中的两个角色以及她崇敬的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时，眼中熠熠生辉，这令古斯塔尤为触动。在伊丽莎白的脑海中，她俨然已经是伊索尔德。她早已将乐谱、人物的造型和场景在脑中过了一遍。

        最终，伊丽莎白前往拜罗伊特，再次成功地进行了演出。首演后的招待会上，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夫人以占有者的姿态自豪地将伊丽莎白介绍给了希特勒。亲眼见到伊丽莎白后，希特勒被美丽的歌唱家彻底迷住了。他献出了全套奥地利式殷勤，用蓝色的眼睛爱慕地望着她。

        伊丽莎白必须承认，希特勒那天的表现优雅得体，令她始料未及。不过，只要他在身边，伊丽莎白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她庆幸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相遇。她对古斯塔夫只字未提，免得他生气。古斯塔夫也没有追问过。

        两人的婚姻已经走到了第八个年头，很了解对方的敏感话题。

        幸好一九三二年的拜罗伊特音乐节未能举行，这反而避免了伊丽莎白不得不拒绝的尴尬。因为几周前，政治的阴影第一次投向了摄政王广场十号这一家人。

        被卷进政治旋涡的是汉斯、奥德丽以及古斯塔夫，事情也恰好是按照这个顺序发生的。当时伊丽莎白正在罗马巡演，出演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女主角，她离家的这段时间出了事。

        仆人汉斯的哥哥弗朗茨是纳粹冲锋队初创期的成员，怀抱着对纳粹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巨大野心，迅速晋升，当上了冲锋队的队长。弟弟汉斯这几年拒绝加入冲锋队，一直令弗朗茨耿耿于怀。现在他终于下手了，拿出了自己最擅长的手段：暴力和诡计。

        一天晚上，汉斯没有当班。弗朗茨邀他出来，将他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开始殴打他。汉斯被打了很久，记不清是如何在冲锋队入队登记表上签了名。自此，汉斯成了冲锋队的正式成员，同时自然也成了纳粹分子。

        众所周知，战后不少纳粹党党员宣称——让我们姑且相信他们的话——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纳粹追随者，只是糊里糊涂地就被招募了（暂且不论原因是酒醉，还是沉醉于权力）。但我们可以不容置疑地讲，至少汉斯从来不是纳粹主义的忠实信徒。

        汉斯先是被哥哥折磨，转天又在奥德丽那里得到了更为糟糕的待遇：继被弗朗茨殴打之后，奥德丽又重重抽了他几个耳光，并极为严厉地责骂了他。可是一切为时已晚，汉斯已成为手续完备的冲锋队正式成员。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前进！齐步走！

        除了迫害、拷打以及死亡，纳粹不免费提供任何东西。汉斯只好动用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购买全部的军服装备。单单那双五十号的皮靴就花掉了不少钱！奥德丽简直要气疯了。

        一天下午，她向医生告假，去找弗朗茨，想亲自阻止此事。

        粗鲁的弗朗茨自认高奥德丽一等（“冲锋队队长和一个佣人，哼！”）。他中意奥德丽圆润的身体，开始动手动脚。奥德丽厌恶至极，动手打了他。弗朗茨立刻宣称这是暴力伤害，将这可怜的人关在他插满党旗的办公室，并叫来了殷勤伺候的警察。奥德丽被拘捕了。

        头天夜里和第二天，奥德丽都没有回到摄政王广场的家里，医生意识到她可能出事了。于是，他立即着手追查此事，第一个就问到了弗朗茨。弗朗茨宣称自己什么也没做，并推说自己不知情，让医生去找当地警方。

        去警察局的路上，古斯塔夫突然被一伙冲锋队队员拦住殴打，接着被急匆匆赶来的警察逮捕。那伙人却优哉游哉地拿着医生的钱包走了。

        摄政王广场的家中，人们发现不仅奥德丽不见了，现在连医生也失踪了，而女主人却远在意大利！

        家中年纪最长的厨娘贝塔像所有生来暴躁的人一样，没发生什么可供他们瞎嚷嚷的事情的时候，便立刻没了主见和勇气；保姆克拉拉除了分内之事，即照看七岁的黛博拉，其他一概不闻不问。

        雪上加霜的是，跟了医生多年的得力助手瑞娜特不久前结了婚，搬去了莱茵河地区。要是她还在，或许知道该怎么办，不像那位刚刚顶替她的护士。这天，她像每天早上一样，七点来诊所开门，现在正敲第三次门，以候诊厅里咳嗽的患者和其他病怏怏的人的名义，请医生赶紧到底层的诊室来。

        属于玛格达的重要时刻来临了，她是唯一采取行动的人。她穿上最好的衣服，准备出门。厨娘贝塔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对侄女的一往情深，一把抱住玛格达：“我的老天，玛格达，你不能出去！你没看到吗，每个离开的人都消失啦，无影无踪！相信我，外面有可怕的恶魔。”她抽噎着说道，“我们只能祈祷，相信万能的主。”她喊着，双膝跪下，双手合十，开始虔诚地祷告。

        玛格达不为所动，急匆匆地径直下楼去了诊所。在楼梯间，她与迎面而来的将军擦身而过，没有像往日那样对他行屈膝礼。这位不朽的将军胸前别满了勋章，刚刚散步回来，恼怒地看着下楼的玛格达。

        诊室里，玛格达对护士和等候的病人深表歉意，三言两语将他们都打发走了。那个曾经害羞的女孩此刻表现得温文尔雅，出色地模仿着女主人伊丽莎白的维也纳腔。这个二十三岁的女孩，现在变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年轻女士。

        玛格达走进了家中的圣地：医生的诊室。她一瞬间失去了继续行动的勇气，感到犹豫和气馁，好像接下来要干的事会让她坠入沸腾的岩浆。她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我是不是也会失踪呢，像医生和奥德丽一样？贝塔会怎么说？

        婶娘贝塔的想法差点儿左右了玛格达：从此不出家门，忍饥挨饿地祈祷，待在厨房里，让自己的面色更加苍白。不过，她很快战胜了犹豫。现在需要的是行动和解决办法！

        她在医生的写字台上仔细搜索着，很快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一张芬克斯坦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名片。不久前，医生和夫人交谈时曾提到，芬克斯坦先生是他们的法律顾问。

        玛格达寡言少语，听得却很仔细。倒不是为了偷听，而是为了学习。她像一大块海绵，对所有的事情，不管是重要的还是鸡毛蒜皮的，无聊的还是有趣的，都照单全收。尽管往往对事情之间的关联缺乏了解，玛格达难以真正理解每个细节或个别信息，但是她有分析人们话语的天分。仅凭东家的语音语调，她就能猜出事情的重要性。

        她只在村里上了三年小学，就不得不遵照父亲的意愿回农庄干活。念书时她就明白，除了好出身，教育是一把通往世界的钥匙，也是一张享受多种特权的许可证。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到医生家做工对她来说是件幸事。在这里她将达成自己的愿望，还能憧憬更好的未来。为了总是鼓励她学习的医生夫妇，她什么都愿意做。当初，她还没有表达想读书的愿望，医生夫妇就允许她旁听黛博拉在家中的课程。

        因为可能要支付律师咨询费，她拿上了自己所有的积蓄。钱不多，不过让玛格达欣慰的是，律师事务所就在不远的布里奈尔大街上，不然她可能还得招辆出租车。她一路不停地跑向事务所。

        此时布里奈尔大街到处都是冲锋队士兵，满目褐色，一派战场般的繁忙景象着实令玛格达震惊。玛格达想起来，医生曾特意提醒过保姆克拉拉，每天带孩子散步时尽量避开这个地方。

        四十五号巴洛大厦是德国纳粹党的总部。工业界给这个政党捐了不少钱，来到这里，人们马上就能明白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布匹。玛格达被血红色的旗帜海洋吓了一跳。大厦入口处的铜牌上，纳粹的卐字符号熠熠生辉。走近些，能看清上面镌刻的口号：“醒来，德国！”

        隔了几栋房子就是芬克斯坦合伙律师事务所。前台接待的女士犹如这条街的品位般雅致。她噘着嘴，打量着玛格达，好像和下人说句话都有失身份。玛格达在这里不受欢迎，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玛格达希望她转达信息的请求。

        玛格达毫不退让，以坚定的口吻告诉接待员，是医生本人委派她来事务所“处理一件事关财务收益的紧急事务”。

        玛格达的表达文雅，句式复杂，而且“财务”和“收益”向来是事务所喜闻乐见的字眼。接待员的傲慢立刻转为恭敬的谄媚，并马上向老板汇报。随后，玛格达被请进了塞缪尔·芬克斯坦的办公室。

        塞缪尔·芬克斯坦清晰的面部轮廓，漂亮粗壮的鼻子，让他看起来十分有才智，好像了解生活的各种特质与形态。玛格达立刻对他一见如故。律师有着和医生同样的安详目光，好似在说，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丧失信心和勇气，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尽全力去争取。

        律师严肃专注地听玛格达讲完，然后提了一连串问题。接着他站起身，叫接待员为玛格达倒一杯咖啡。

        接待员恭敬地端来咖啡，还有几块花色小蛋糕。除了进过一次咖啡馆，玛格达还从未被人服务过，她十分享受此时对调的角色。律师巨大的办公室镶满了名贵的木质墙板，他请她在此稍等片刻。

        玛格达正在心里琢磨，装修成这样得用掉多少木材，律师已经带着合作伙伴过来了。这是一位高大威严，有着典型雅利安体征的男人。芬克斯坦热情地向玛格达介绍了他，格哈德·冯·麦尔林克勋爵。

        律师塞缪尔·芬克斯坦身材矮小，聪明、老练且富有远见。他并不想在医生的事情上抛头露面。自一九三二年起，在这个拥有最多冲锋队队员的纳粹总部所在地，犹太人的日子愈发难过，玻璃行业的生意却蒸蒸日上。

        塞缪尔·芬克斯坦向玛格达保证，冯·麦尔林克先生的人品和素养都是一流的。他们告诉玛格达不用担心，回家等待医生归来就好。

        勋爵先是打了几个电话，又做了一番调查，赶上最后一班邮差发出了信件。当然还进行了一笔价格适当的“财务资助”交易。于是，医生和奥德丽第二天就离开了关押他们的地方，回了家。

        当芬克斯坦和冯·麦尔林克陪着失踪的两人回到摄政王广场时，家中一片欢天喜地，玛格达冷静周密的行动也得到了奖励：她每周的薪水涨了。贝塔感动又骄傲地哭了，结结巴巴地唠叨着：“这是我的好侄女，这是我的好侄女。”

        回家看到亲人，医生十分高兴。不过他自己需要马上去看医生，因为那些打手把他打得够呛。从此，他的鼻子上多了一处隆起，还少了一颗臼齿，不过眼睛倒是很快痊愈了。

        尽管并非自愿，汉斯加入冲锋队的事还是没有解决。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花了一大笔钱和动用必要的政治关系后，他才得以逃脱冲锋队的魔掌。

        病体缠身的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几天以后，阴险的冲锋队队长弗朗茨拿着汉斯的入队登记表再次出现。

        冲锋队可以贿赂，但签字终归是签字。他们带走了汉斯。汉斯不得不重新穿上褐色制服，行进在纳粹的队伍中，自此走向灭亡。

        厨房里，奥德丽对贝塔说：“老天啊，这下可麻烦了。”

        贝塔问道：“为什么？”

        奥德丽回答：“因为医生是犹太人啊，他们可不喜欢犹太人。”

        贝塔：“犹太人不喜欢新上台的那些人吗？”

        奥德丽：“唉，别犯傻，正相反，是新上台的人不喜欢犹太人。”

        斜视的保姆克拉拉本来很少来厨房，这会儿在旁边问道：“医生是犹太人？”

        每天准备做饭时，猎犬菲利克斯都会准时来到厨房，端坐在配菜柜前，好像被人用老虎钳固定在那里一样。它舒舒服服地放了一个屁，摆出一副十分享受的样子。

        “走开，你这头猪。”奥德丽笑着骂她的宝贝儿。

        “它最近经常来这儿。”贝塔不大高兴地说。不过她也不敢将东家的狗赶出厨房，尤其是奥德丽在一旁的时候。

        “我知道，”奥德丽回嘴道，“医生也注意到了。他说，菲利克斯可能胃肠胀气。”说着弯下腰凑近猎犬。“你这个臭家伙。”她抚摸着温顺的狗。菲利克斯受到爱抚，十分兴奋，立刻又排出一阵气体。

        “哦。”贝塔回答道，同时想通过目光表明，她完全听懂了奥德丽的术语。她可不想在自负的保姆面前显得比老对手奥德丽愚蠢。

        不过，奥德丽总是知道如何赢得这一回合。她顺手从果篮里抓起一个红苹果，一边向外走，一边看似无意地说：“你最好去问下我们聪明的玛格达小姐。”这简直是对贝塔加倍的羞辱：奥德丽不仅暗示玛格达比贝塔聪明，还当着保姆克拉拉的面！

        斜视而傲慢的保姆克拉拉也迈步离开厨房，出门前还不忘对厨娘解释下刚才奥德丽用拉丁语描述的狗的症状：“胀气，它这是得了胀气。”

        “我闻得到。”贝塔一把抓过鸡，剁掉了鸡头。

        不久，事实证明，保姆克拉拉不仅眼睛斜视，她的思维也偏向某个特定的方向。这次厨房谈话后不久，她就辞掉了工作，消失在褐色的远方。小黛博拉也根本不想念她。

        伊丽莎白自此再没去过拜罗伊特。接下来的几年，她只参加了几次演出，而且几乎全在国外。

        即便是新上任的帝国音乐协会主席理查德·施特劳斯，也未能说服伊丽莎白为柏林国家歌剧院献唱。现在内阁发出的信息几乎都冠以“帝国”的名义。医生摇着头称之为“帝国狂热”。

        伊丽莎白拒绝出演后，有人捎话给她，说领袖对她的决定“深感遗憾”。伊丽莎白不为所动，她为丈夫担忧，决定留在丈夫身边照顾他。纳粹时代让她的丈夫深陷不安。

        他的睡眠比以前差了很多，倘若他还能入眠的话。此外，他还流失了一些有钱的病人，尽管一部分人只是由“日间病人”转为了“夜间病人”。这些人总是在夜晚偷偷从后门溜进诊所看病。

        一种新的疾病在传播，它叫作——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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