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急诊外出，古斯塔夫每天睡前都会去看看黛博拉和沃尔夫冈。儿子渐渐长大，古斯塔夫每次都会给他讲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或者一桩道理，很多故事和道理又是相通的。

        从儿子很小的时候起，古斯塔夫就向他解释因果的道理。他告诉儿子：不论做什么，都要头脑清醒地去做，而且要不断关注后果。“因为即使很小的行动，都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轨迹。上帝原本将万物创造得简单易懂：善就是思维中的直接逻辑，人们称之为理性；邪恶则是冗长且有害无益的弯路，我们称之为愚蠢。这种简明的智慧本来自然而然地存在于儿童的心中，但是他们长大后就忘记了。”

        尽管儿子很小，却对周围的事情有清晰的理解，并对不公正之事有着天生的敏感。因此，他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古斯塔夫常常感慨，本来人类从小就对事物的正确与否清清楚楚，成人后反而不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因此也就很快不再保留这些记忆了。

        古斯塔夫认为，儿童是人类理性与生俱来的明证，而成年人则证明人类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甚至扭曲事实，直至真相面目全非，过后再没有人说得清楚事情当初是什么样子。战争因此而起。

        在慕尼黑的最后一晚，沃尔夫冈请求古斯塔夫：“爸爸，再给我讲一遍亚当、夏娃和第一只蚂蚁的故事吧。”

        其实，这个故事他已经听了不下十几遍。不过，儿子喜欢这个故事让古斯塔夫感到很高兴，便开始讲起来：

        亚当和夏娃是上帝最初创造的人类，他们生活在天堂里。有一天，两人像往常一样去散步。亚当忽然看到地上有一个小黑点在蠕动，是蚂蚁女王莫利亚，它是世界上第一只蚂蚁。亚当饶有兴致地观察了好一阵儿，看它如何毫无目的地在草丛中四处乱转。然后，他抬起自己硕大的赤脚，踩向蚂蚁，直到它一动不动。

        夏娃问他：“亚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亚当回答道：“因为我能做到。”

        稍后，他们路过花园中的善恶之树，上面结满了鲜美的红色果子。上帝严禁他们碰这种水果。可是，夏娃却摘下了一个苹果递给亚当。亚当吓坏了，因为他想到了上帝的禁令。他问夏娃：“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夏娃回答道：“因为我能做到。”

        上帝得知后震怒，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了天堂。两人抱怨诉苦，去问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做？”

        上帝回答说：“因为我能做到。”

        “上帝还创造了很多种生物，”古斯塔夫接着讲道，“其中包括很多蚂蚁，至今它们还记得，是人类杀死了它们的第一个女王。所以，人类和蚂蚁同样背负着上帝的诅咒，他们也是地球上仅有的两种同类相残的生物。”

        沃尔夫冈听完这个故事总是不言不语，很快就在对世界轨迹的思考中睡去。

        古斯塔夫在儿子的床边坐了良久。这张床是手工雕刻的，他和父亲都曾躺在上面。他想象着，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爸爸也曾这样坐在床边。而沃尔夫冈的儿子，如果他将来有的话，也许只能躺在另一张床上了。古斯塔夫摩挲着光滑的床板和上面的纹路，自己的父亲肯定也曾经这样触摸过这张床。他以这样的方式向过去的生活告别。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他找回内心的平静。虽然要离开了，他却能带上自己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他的全家人。

        他看着熟睡的儿子，对孩子的爱牵动了他的心。床头柜上摆着一本翻烂了的卡尔·麦的《老沙特汉德》。沃尔夫冈的嘴角动了动，古斯塔夫想，儿子梦到了什么？牛仔和印第安人，还是英雄与强盗？儿子的世界依然黑白分明。仇恨、贪婪、卑鄙以及心胸狭隘，在他的想象中还没有立足之地。古斯塔夫决定，要尽量长久地保护儿子免受这一切伤害，就像他的父亲曾经做过的一样。

        古斯塔夫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不过他从未用这与生俱来的宗教来定义自己。他的家族定居慕尼黑已经近两百年了。父亲的祖父曾是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私人银行家，凭此获得了声望和荣誉，被国王赋予了公民权。

        古斯塔夫的父亲曾教过他希伯来语。纳粹兴风作浪之前，他从未考虑过向孩子们传授这门语言。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几年前便开始教他们希伯来语——他祖先的语言。黛博拉颇具语言天分，古斯塔夫很快就用完了自己的希伯来语知识，没什么可以再教她的了。

        突然之间，古斯塔夫成了一个不受自己国家欢迎的人，这感觉好似吞下了一颗苦果。新的国家政权给犹太人贴上了麻风病人的标签，让人避之不及，也让犹太人成了没有公民权的下等人。

        古斯塔夫很少将自己看作犹太民族的一员，他更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德国国籍的世界公民。他对历史和宗教颇有兴趣，尤其关注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他理解的上帝更像是一种广博的至高无上的崇高品质，蕴含着人类良知的潜能和动力，引导着人类美好的言行。

        每个人天生就有自由思考的能力，所以古斯塔夫认为，所有人造的宗教实际上都是一种自大妄，因为它们限制人们的自由思考，并试图操控人类——出于一己之私，擅自解释上帝的言行。尽管每种宗教本身都是美好和平的，但是人类的个体并非如此。因此，任何一种宗教都无法达到其创立者预想的效果。这正是因为每种宗教都是由人执行的。

        他对伊丽莎白和黛博拉解释：“在大量的书籍和宗教中，只有少数能广为流传，但这绝不代表这些书和宗教比其他的更真实，更能救赎人类。我认真仔细地研究过，发现这少数的书籍和宗教，并不比鲜为人知的那些更好或更糟。它们之所以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传道的人做得更巧妙、更精细周密。遗憾的是，也更具强迫性、更加暴力。德国民众的例子就很典型：即使成千上万的人齐声高呼‘元首万岁’，也不能将恶劣的宗教变为正派的宗教。”

        古斯塔夫在对家庭和工作的热爱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宿，他那关于存在及其影响力的理念建立在唯一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道理上，正如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中表述的：“行为的最大限度，是不能超越自己愿意接受的限度，也不可超越其他人的限度。”

        这个哲学原理即使成年人也要咀嚼再三，对不到五岁的沃尔夫冈来说当然太晦涩。不过，宗教改革者路德在翻译《圣经》时，早就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叙述了同样的道理。这道理在大众中口口相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儿子闭上眼，在脑袋里琢磨了半天这个珍贵的准则，照爸爸教的那样，咀嚼着因果的道理。忽然，他调皮地抬起窄窄的小脸，露出牙缝，笑着对爸爸说：“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不必喝汤了？”

        古斯塔夫吃了一惊，像唠唠叨叨的贝塔一样往汤里吐了口唾沫。

        “这个小家伙，人小鬼大，精明得很呢。”古斯塔夫为儿子感到骄傲。他几乎猜不出，儿子是如何找到这个理论中唯一的漏洞的。欧洲的哲学家们为此写过不少论文呢。

        即便儿子的问题已经包含了答案，古斯塔夫还是想知道儿子会如何自圆其说，于是问道：“告诉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想？”

        沃尔夫冈回答道：“你不吃肉，对吧爸爸？家里没人强迫你吃。而我却总得将汤喝完。现在我不需要这样做了，对吗？”

        这可是今晚授课的大收获——儿子给爸爸上了一课……其结果是，古斯塔夫现在要面对一个小难题，即要求妻子，未来得允许儿子挑食了。不过伊丽莎白倒觉得他的尴尬处境很有意思，着实开心地笑了出来。聪明的医生被儿子用智慧胜了一场。

        古斯塔夫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夫妻二人久久相拥。古斯塔夫面面俱到，对伊丽莎白千叮万嘱，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安全一定要排在优先位置。

        关于孩子，两人聊了一个通宵。他们谈到了体弱多病但思维敏锐的沃尔夫冈，还有带给他们无尽快乐的黛博拉。“你知道吗，古斯塔夫。”伊丽莎白紧紧依偎着丈夫，“黛博拉太让人省心了。这个迷人的姑娘继承了我们两人的长处。上帝真是赋予了她最好的一切。她现在比那个年纪的我唱得好，钢琴则远超我当时的水平，因为她拥有我没有的极佳听力。最重要的是，亲爱的，她像你一样专注、聪明！我从未见过她失去冷静。我相信，我们的黛博拉有朝一日会改变世界。”

        古斯塔夫附和着妻子，心中却思忖，黛博拉不仅拥有一对极敏锐的耳朵，还有一颗纯粹的心。这样的时代，勇敢的人反而处境危险，一颗纯粹之心的境遇则更加难以预料：出于爱和恨、正义与勇气，这颗心无所畏惧，同时也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

        此刻，古斯塔夫想到了被纳粹杀害的无畏的好友弗里茨。他忽然感到一股寒意，不祥的预感瞬间化成毒素在体内蔓延。不知哪里来的灵感，他想到了小普林尼那两封描写庞贝古城毁灭前两天情形的信。

        伊丽莎白已经和古斯塔夫生活了十五年，自然察觉到了他突如其来的不安。她抱紧古斯塔夫，用妻子和母亲的柔情、用爱和希望环绕着他。

        妻子的信赖给了古斯塔夫力量，赶走了困扰他的思绪。他反复默念着小普林尼的话：“幸运会光顾勇敢的心！”只是，古斯塔夫感觉自己并没有勇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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