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伊丽莎白搭乘的汉莎航空的小飞机降落在柏林的坦佩尔霍夫机场。飞机颠簸得要命，而且天气冷入骨髓，弥漫的汽油味让她几乎失去了一半知觉。

        到达勃兰登堡门的阿德隆酒店后，她立刻拨了几个电话。

        首先联系的是柏林爱乐乐团团长，帝国音乐协会副主席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不巧，他出门了。他的秘书请伊丽莎白第二天早晨再试下，到时肯定能联系上富特文格勒先生。

        但是伊丽莎白不想等待。她稍作犹豫，思忖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从最高层开始。于是，她拨打了帝国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办公室的电话。此时的戈林是纳粹帝国的第二号人物，他创立了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是军队四年计划的负责人。这本应是秘密，可几乎尽人皆知。

        戈林以及纳粹帝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都是伊丽莎白的崇拜者。对于伊丽莎白而言，这相当于在鼠疫和霍乱中进行选择。两人隔三岔五就会送花到她剧院的化妆间，总不忘仔细地附张令人印象深刻的名片。伊丽莎白庆幸自己当初没把所有的名片扔了，这么一看，那好像是为今天不得不走这一步做了准备。

        戈林不在办公室，不过她被告知，有事可以和戈林的副官波登沙兹讲。副官告诉伊丽莎白，戈林元帅在总理府内，可能是在元首那里。他会把夫人的信息转告给元帅，一旦有时间，元帅会给她回电话。

        柏林式的奇迹发生了。不到半小时，伊丽莎白酒店套间的电话铃便响起来，是陆军元帅亲自打过来的。

        戈林有些好奇，这位鼎鼎大名的歌唱家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死对头戈培尔对这位漂亮的歌唱家仰慕已久，可所有努力至今一无所获。戈林知道后，为了激怒戈培尔，便给马普兰夫人送了几次花环。

        所以，当副官波登沙兹告诉他，伊丽莎白有紧要的事情找他，他不由自主地抓起了电话。他晚些时候要在阿德隆酒店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商谈原材料供应问题，正好公事私事一起办。于是，他向伊丽莎白建议，不如在阿德隆酒店中那个为美食准备的餐厅共进一顿简单的晚餐：“晚上八点半，可以吗？”

        伊丽莎白以贵妇般的姿态接受了这份邀请。接着，她精心打扮自己。如果不得不向这帮纳粹乞求，那就越漂亮越好。

        陆军元帅身着军装准时到达。像往常一样，戈林身边跟着一小队卫兵，不过他让卫兵留在了酒店大堂。如今，戈林已经到了发福的年纪。

        伊丽莎白发现，他肥硕的体型并非天生，实在是他吃的美味太多。单为这顿“简单的晚餐”点的美食就几乎压垮了餐桌。她也觉察到，这个男人的健康有问题。他脸色苍白，身体软塌塌的近乎浮肿。看上去无论如何都要比四十五岁的实际年纪老很多。古斯塔夫曾对她讲过，戈林是希特勒最早的战友之一，一九二三年那次未遂的啤酒馆政变中，他曾加入向音乐厅广场进军的队伍。戈林在政变中受了伤，大腿被子弹洞穿，疼痛难忍。他备受煎熬，自此吗啡成瘾。偏偏是古斯塔夫的朋友罗伯特·巴林，当时在他官邸大街的寓所中收留了未来的陆军元帅戈林。

        戈林称赞伊丽莎白是“美妙的、无与伦比的”歌唱家，没完没了地称颂元首的优秀和纳粹党为德国人民做的贡献。伊丽莎白好不容易在他的恭维和独白中等到一个间歇，讲出了自己深为关切的事。她甚为震惊地发现，戈林似乎真的对此事感到吃惊。伊丽莎白满心的希望在随后的餐后甜点中化为了泡影。

        戈林向伊丽莎白坦承，他对古斯塔夫的事一无所知。他反而暗示：尊敬的夫人能否肯定，她的犹太丈夫不是丢下妻儿跑掉了？又接着说，他已听到几起类似的令人遗憾的事件，有几个胆小的无赖便是这么悄无声息地人间蒸发了。

        伊丽莎白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怒气。她真想将自己镶满人造宝石的小包砸向对面那个像面团般的肥硕的脑袋。

        戈林一边说，脑子一边也没闲着。他的脑海中不断闪过一幕幕场景：如果这个犹太医生真的失踪了，会是自己手下什么人干的吗？幕后主使会不会是戈培尔？他听说，那个被人背后称为“巴贝尔斯贝格公羊”的戈培尔，正在筹划一部歌剧电影，女歌唱家马普兰夫人正是他的第一人选。自从戈培尔有了个捷克小女友丽达·巴洛娃，他偏爱外貌有异国风情的女人一事就变得众所周知了。这个身材小巧的奥地利歌唱家正合他的口味。戈培尔是不是因此搞了个小花招，想通过控制她的丈夫来确保她出演那部歌剧电影？如果真是这样，他可要好好策划策划，把戈培尔的好事搅黄了。如果他把美丽的歌唱家从戈培尔的鼻子底下抢走，戈培尔会作何感想？

        他想要的倒未必是一场香艳的冒险经历，而是偏向于一场女歌唱家的私人音乐会，就在自己的私宅卡琳宫里举办。当然啦，一定要邀请元首出席。

        精于人情世故的戈林察觉到了伊丽莎白深深的失望。她的犹太丈夫随便怎样，他毫不上心，不过他知道如何乘人之危得到自己想要的好处。所以，他拍拍胸脯向伊丽莎白保证，他当然会明天一早就展开调查，寻找她丈夫的下落。倘若她能明天中午到总理官邸中他的办公室来一趟，到时肯定会有进一步的线索。他补充道：“我向您保证，尊敬的夫人，在我们国家，凡事都有章程。人不会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他便问起，伊丽莎白最后一次见到丈夫是在什么时候。

        伊丽莎白便从头开始讲述这次逃亡的经过。她硬着头皮解释，她的丈夫是在去苏黎世的路上失踪的：“我们十分尊敬的弗朗茨·雷法先生是我丈夫多年的病人。他健康出了问题，想请我丈夫去咨询。”这个谎言，伊丽莎白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但是，她马上察觉到，尽管他装出深信不疑的样子，其实对她的话一个字也不信。

        伊丽莎白一直在仔细观察戈林。她早已发现，戈林关注此事并不是因为想帮她。他更关心是哪一个同僚隐藏在古斯塔夫失踪的幕后。戈林打的什么算盘，伊丽莎白根本无所谓，重要的是他能帮她找到丈夫的下落。

        伊丽莎白像个贵妇般彬彬有礼地向戈林致谢，说些元帅肯定要因此做不少努力，发出无数的公文和询问等等的客气话。

        握手告别时，伊丽莎白故意让自己戴着手套的指尖在戈林手中非常得体地多停留了一会儿，假装虚弱无力，暗示刚刚过去的一天对她来说是多么漫长而艰辛。

        陆军元帅明白了这个暗示。他刚要对伊丽莎白道晚安，突然旁边的桌边响起了带着明显的英语口音的喊声：“请看这里，微笑一下！”紧接着闪光灯一闪，随即是呛人的磷化物味道。

        戈林身躯肥硕，反应却迅速得惊人。他马上跳起来，脸上的表情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友善。这时候，已经悄悄退到一边的党卫军小队快速冲过来，夺去那人的相机并把他控制住了。

        这个不受欢迎的摄影师迅速被强有力的胳膊架走了，伊丽莎白只能看到他晃动的双腿，听到他在远处的呼喊声：“我是美国公民！”

        餐厅经理急匆匆地跑过来，在戈林面前低声下气地鞠躬道歉，鼻子都快碰到地毯了。他咒骂这些新闻媒体界的骗子：“前脚把他们赶出去，后脚就又溜回来了。”

        戈林不再瞧他。他重新牵起伊丽莎白的手，优雅地吻了她的指尖，对刚才的搅扰表示抱歉。临别时，他再次向伊丽莎白保证，会帮她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强调，他很高兴明天中午在总理府再次见到伊丽莎白，那时应该就会有进一步的消息了。

        戈林认为自己走了一着绝妙的棋。因为这样，他就能坐实伊丽莎白·马普兰夫人作为乞求者的身份了。

        伊丽莎白已经开始担心明天的再次会面，但又很高兴现在能甩掉戈林。有影响力的戈林大概是她找到丈夫下落的唯一可靠机会。

        伊丽莎白掩饰不住身体的不适。她感到头痛欲裂，浑身在发烧。她急切地祈祷自己没在飞机上着凉。飞机上风太大了，而生病是她现在最不想发生的事情。

        回到套房，她立刻往浴缸里放热水。放水的同时，尽管已经很晚了，她还是请酒店帮她接通了摄政王广场家里的电话。也许奥德丽这会儿已经有了好消息，尽管她的预感不是这样。否则处事周到的玛格达早就给她打电话了。出行前，她曾将阿德隆饭店的电话留给玛格达以备联系。

        玛格达简短地告诉东家，和昨天一样，奥德丽今天一无所获。明天上午她会在火车站站台继续等待尊敬的医生大人，晚上将按照约定乘最后一班火车返回慕尼黑。

        至于奥德丽是如何在电话里涕泪交加，歇斯底里的——“我是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去陌生的地方，医生又不见了，狗娘养的，还下着雨！”——玛格达只字未提。伊丽莎白了解奥德丽戏剧化的秉性，所以心中更加感激玛格达的体贴和有分寸。

        泡完热水澡，她叫了一杯加蜜的热牛奶。她住的是酒店里最好的套间之一，能直接看到被灯光照亮的飘满了纳粹党旗的勃兰登堡门。

        尽管夜已深，广场上还是一片繁忙。她本来想要一个普通房间，但饭店经理无论如何要安排她住进套间。而且，喜笑颜开的酒店经理还带着一班人亲自将她送到了房间。会产生的额外费用只在她脑海里快速地掠过。

        伊丽莎白筋疲力尽。尽管如此，也恰恰因此，她无法入睡。她在床上辗转反侧，被焦虑煎熬着，如坐针毡。

        大约到了深夜尽头，她才心神不定地睡去，可是两个小时后便醒了过来，浑身大汗，喉咙、四肢和所有的关节都疼得厉害。瞧，怎么样，伊丽莎白，怕什么来什么——流感！

        她遵循了古斯塔夫在这种情况下会提的建议：呼吸着新鲜空气快速散个步，做几次深呼吸，再喝上一杯加朗姆酒的热茶，奇迹就会发生。不过这次这个偏方毫无效果，她反倒开始流鼻涕、淌眼泪。和善的酒店接待员为她从附近的药店买来了抗流感的药。很可惜，服药之后的效果也微乎其微。伊丽莎白感觉越来越糟糕，而和戈林约定在总理府见面的时间却越来越近。

        此外，她尚未决定明天是否该和孩子们启程前往伦敦，这就像一个不祥之兆般悬在她的心上。

        如果戈林没能带来什么线索，下一步该怎么办？还能找谁帮忙呢？去哪里找？噢，古斯塔夫，你到底在哪里？ 伊丽莎白再次祷告。

        所有折磨人的担忧快让她的脑袋爆炸了。她渴望地看着酒店的床，骤然被自己的一个愿望笼罩：她真想钻进被子里蒙着头，躲起来，直到时间的尽头。她叹了口气，将视线投向腕上的手表。手表的指针提醒她，应该更衣准备和戈林会面了。她现在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她打开了旅行包。包里塞了太多东西，永远都是乱七八糟的。不过，她第一次对此感到开心。她选了件薄如蝉翼的黑色披肩披上，精心化了妆，整理好油亮的卷发。在系珍珠项链搭扣时，因为手抖得厉害，她费了半天劲。项链是黛博拉出生时丈夫送给她的礼物。最后，她穿上香奈儿的浅口皮鞋，在镜子前照了照。很好。深沉的黑色勾勒出了她柔美的曲线，珍珠项链完美地衬托了她的肤色。

        为了尽量节省气力，她让人开车抄近路将她送到了威廉海姆大街。

        巴洛宫是纳粹党在慕尼黑的总部，也许还算引人注目。不过和宏伟巨大的总理府比起来，它就像一个穷亲戚。

        这栋巨大的建筑是帝国各大部委的所在地，两侧宽四百米，高二十米，通向正门的阶梯十分宽大，阶梯两旁是四根巨大的石柱。眼前的场景几乎让伊丽莎白感到晕眩：巨大的帝国国徽上的鹰，无数血红的纳粹党旗在风中飘扬。她穿过那些旗杆时，心中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她慢慢踏上十级台阶，无意中想到了米兰的大教堂和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身为艺术家，她知道，和它们一比，眼前的这一切就和舞台道具差不多，就像舞台上响起的假模假样的雷声。

        建筑里面的感觉也好不到哪儿去：装饰太多，品位太少。建筑物里忙碌得像座蜂房，到处是匆匆而过的闪亮皮靴，好像得赶着去处理无穷无尽的要事。

        伊丽莎白准时到达，陆军元帅却不在。他通过一个副官留话，元首有紧要的事情召他前往，不过他会尽快回来，请她稍等片刻。

        得到能在此等待的允许后，伊丽莎白足足在帝国总理府内等了一个小时。她感觉太阳穴处突突直跳，每过一分钟，体内的热度都令自己愈发虚弱。她心里明白，戈林是故意放她鸽子，让她好等。

        副官波登沙兹短暂来过。他举手示意，告诉她再过五分钟，元帅就要到了。伊丽莎白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让她觉得似曾相识：她好像看到了在剧院的更衣室里，自己坐在穿衣镜前，热切地盼望着接下来登台亮相。

        的确是热切，因为发烧的热度在她的体内越来越强烈地蔓延。她请副官波登沙兹给她拿点水和阿司匹林。

        副官皱了皱眉，他已经觉察到这位夫人身体不适。他疾步离开，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女侍者用银托盘端来了伊丽莎白想要的东西。

        “尊敬的夫人，您还需要什么吗？”她问道。伊丽莎白询问能否带她去什么地方透透气，姑娘随即将她带往女士休息室。

        在长长的灯火通明的走廊上，伊丽莎白经历了自己宿命的相遇。一个男人逆着光走来。那高大的身躯以及走路的姿势和古斯塔夫那么相似，让伊丽莎白在高烧的幻觉中误以为自己的丈夫正从光亮处向她走来。

        突然间，她站住了。她的心跳开始加快，希望和担忧相互纠缠。她充满期待地看着对面的身影越走越近。

        那个男人不是古斯塔夫，尽管他看起来真的很像，但是走近后，这种感觉就消散了。两人的眼睛尤其不同，古斯塔夫的眼睛深邃仁慈，而这个陌生人的眼睛里没有多少对生活的期许，反而充满了欲望和贪念。此外，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质地优良的党卫军制服。

        因为她突然停下了脚步，那个人便也站住了。他的脸上掠过一种奇怪的表情，一种伊丽莎白无法解释的表情。高烧消耗了她太多的精力。

        那个男人优雅地鞠了一躬，自我介绍说他名叫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并问她是否有什么事需要他效劳。

        伊丽莎白疑惑地摇了摇头，收回了自己的手。她甚至没有察觉，是自己向他伸出了手。然后，她从他的身旁慢慢走过，很快便忘记了他，因为那个人不是她的丈夫。

        陪同伊丽莎白前往女士休息室的女侍者兴致勃勃地说：“那是党卫军上校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他前途无量，是元首中意的人，尊敬的夫人！这里的女人都被他迷住了。”

        伊丽莎白没有听她讲话，她露出手腕，让凉水流过自己的双手。随后，她用冷水浸湿手帕，给发热的脸颊降温。那个姑娘仍在絮絮叨叨，伊丽莎白却完全没有听进去。冷水和阿司匹林似乎起了点作用，她感觉自己稍好了些，能承受即将和戈林的会面了。

        这会儿，戈林回来了。他穿着那身过于花哨的白色元帅制服——人们因为这种着装，送给他一个“金鸡”的绰号。

        此时，他张开双臂，一脸做作的歉意，快步迎着伊丽莎白走来。他压低了声音，好像谈到元首需要一种特殊的声调似的，对伊丽莎白说道：“希望您能理解，元首那里有极其紧要的事情。”说着，还眨了下眼睛。伊丽莎白马上联想到了一只肥胖的猫头鹰。

        当听他讲到，还没有她丈夫进一步的消息时，伊丽莎白觉得这只猫头鹰就稳稳地站在高高的树枝上，正对着它的朋友布谷鸟讲话。他说自己刚刚来得及着手处理这件事，已经给副官波登沙兹下了指令，很遗憾此刻不能给尊敬的夫人一个好消息。接着，他将伊丽莎白引到了桌边。

        事后，伊丽莎白想不起自己如何和肥胖的陆军元帅共进午餐，又是如何回到酒店的。

        再次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床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位满头金发、相貌英俊的党卫军军官。

        此时伊丽莎白的记忆存在一片巨大的空白，只记得之前和戈林共进过午餐。她想到了自己的随身小包，联想起自己的火爆脾气，错以为自己被拘禁了起来。

        不过她很快搞清楚了，这个一身戎装的男人是来照顾她的上尉军医，“守护对她十分重要的睡眠”。伊丽莎白恢复了知觉，这令他看起来十分高兴。她也的确觉得自己好受了一些，原来如锤子敲打般的剧烈头痛变成了隐隐作痛，不过四肢反而变得如铅一般沉重，而且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

        “发生了什么事？”她有些不安地坐起来。

        “您可把元帅吓得够呛。”军医回答道。

        “什么，怎么了？”伊丽莎白结结巴巴地问道。

        “您在元帅的办公室里昏厥了，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他严肃而毕恭毕敬地回答道。不过伊丽莎白感觉到，军医肯定觉得这件事有些荒唐可笑。他肯定愿意在现场看看这位夫人是如何当着元帅戈林的面，从椅子上跌下来的。

        他接着讲述事情经过。听到元帅呼救，布鲁曼先生刚好在场，他召唤来军医。“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尉昂斯卡·施特赖里茨。”他补充道。因为伊丽莎白曾短暂地清醒过片刻，坚持不去医院，所以他们就将她送回了酒店。

        突然，伊丽莎白察觉到屋内的灯光，惊慌地喊了一声：“上帝啊，天已经黑了。现在几点钟了？”

        “将近半夜了，马普兰夫人，您睡了整整十个小时。”他听上去很满意，好像这是他的功劳。

        伊丽莎白想掀开被子，翻身下床，被军医阻止了。“请别这样，尊敬的夫人，您不要动。您要去哪儿？您还得好好地休养下。我中午给您注射了一剂强力退烧针，您当时的体温可是超过四十度了。您最好尽量睡到明天一早，我到时再来看您。”

        “可是您不了解，施特赖里茨先生，我的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我。我向他们保证过，今晚一定回家。他们肯定担心死了。我必须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她再次试着从床上爬下来，高烧后无力的双腿一软。好在军医一把扶住了她。

        “您在做什么啊，马普兰夫人，我请您躺回床上！您现在还昏昏沉沉的。此外，我向您保证，布鲁曼先生已经把一切都料理好了。他联系上了照料您孩子的家庭女教师，让我给您带话，家里一切都好，慕尼黑家里所有人祝您早日康复。您瞧，没什么好担心的。您再睡会儿吧，这样才好得快。”

        他拿起床边小桌上的杯子，让她喝下里面半杯浑浊液体。那里头肯定含有强力安眠药，因为伊丽莎白很快又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临近八点钟的时候，伊丽莎白醒了。她根本没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的孩子们。然后她想起今天是六月十五日，是他们计划启程前往伦敦的日子。

        她不能再彷徨了。多少思前想后，多少踌躇不定，在这一瞬间尘埃落定：她要留在柏林，继续利用自己的每一个关系寻找古斯塔夫。她脑中闪过布比·普钦格尔的名字，希特勒以前的外事新闻发言人。可是他此时在纳粹阵营已经失势，离开瑞士躲到了伦敦。

        与戈林共进晚餐时遇见的那个摄影师让伊丽莎白有了主意。她不是和国外几家媒体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吗？她应该利用这些关系。

        第二个更重要的决定事关孩子们：她要安排玛格达今天独自带上黛博拉和沃尔夫冈前往伦敦。只要孩子们到了安全的地方，她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开始活动了。

        做了这两个重要的决定后，她马上着手行动。

        她拨通电话找到玛格达。听伊丽莎白讲述她的计划时，玛格达表现得安静又镇定。接着两人又像好友一样聊了很长时间。挂掉电话，伊丽莎白更确定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可以安心将孩子们托付给玛格达。

        奥德丽前一晚一无所获，情绪低落地回到了慕尼黑。玛格达安排她上床休息了一天，到现在她都悄无声息。

        接下来，伊丽莎白还把黛博拉叫过来听电话。她让女儿放心，并向女儿保证一切都好，包括自己的身体，“只是一场小感冒而已。”关于爸爸，已经有了几个重要的线索，因此她还要在首都柏林停留几天。

        接着她对黛博拉说，她把去伦敦路上照顾他们的责任委托给了玛格达，尽管如此，妈妈信任女儿是好样的。她不久后将和爸爸一起赶到伦敦。“我的大女儿，给你一个大大的吻！你们两个要乖，要听玛格达的话。你们一到五月花酒店就打电话到妈妈的阿德隆酒店。代我向沃尔夫冈问好，告诉他，妈妈给他许多许多的亲吻。”

        交代完所有事情，伊丽莎白感觉自己极度虚弱。短暂泡了泡热水澡后，她又冲了个凉，随后就急忙去了卫生间。刚才那番果决行事带来的活力和生机开始消散，跳动的头痛又回来了。她吃了片阿司匹林，等待药效发作。这时，酒店前台的一位男服务生打来电话，有些紧张地通知伊丽莎白，有一位党卫军军官施特赖里茨医生正准备上楼去夫人的房间。“元首万岁！”

        之后的见面很短暂。伊丽莎白状态不错，军医看起来很欣慰。然后他变戏法一般拿出一束花，说是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托他送来的。随花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早日恢复健康！愿意随时随地为尊敬的夫人效劳。”

        伊丽莎白已经完全失去了和布鲁曼在总理府两次邂逅的记忆。同样，她也忘记了自己曾错把他当成丈夫古斯塔夫。不过奇怪的是，她还清晰地记得在女士洗手间里，那个冒失的女侍者用痴迷的话语讲过的关于布鲁曼先生良好品质的每个细节。

        施特赖里茨医生向她告别，照例行了纳粹礼。伊丽莎白松了口气，开始从自己掌握的每个渠道打听消息。她打电话给柏林爱乐乐团的富特文格勒，却被告知“他正在电台录音，不过他肯定会和您联系的，马普兰夫人”。她又联系戈林办公室的波登沙兹副官，对方称戈林“在元首那里。很遗憾，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会联系您的！”。

        伊丽莎白想起三年前在柏林的一次活动中，她曾经被引见给美国大使威廉·多德和他活泼的女儿玛塔。玛塔·多德当时想说服她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现在这个关系显得很有价值，她决定马上试试。

        令人失望的是，她被告知，玛塔·多德小姐已经回美国了。到此为止，她只能四处留言，毫无进展，感到既疲倦又失望。

        她想，是时候利用下自己的知名度了。她想起那个被戈林的卫兵抓走的摄影师，有了灵感。

        伊丽莎白没有忽略一点。那个肥胖的陆军元帅很享受自己的女人缘，也乐于追逐她们。不过，虽然他以好出风头而闻名天下，但光天化日之下和一个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在一起，他肯定不希望这样的新闻上报纸头条。

        谁要是认识他性格剽悍的第二任妻子，马上就知道伊丽莎白的推测是有根据的。戈林的现任妻子艾米是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演员，有过短暂的演艺生涯。她让别人称自己是“高贵的夫人”。

        伊丽莎白心想，这可真是一物降一物。

        她让前台接通路易斯·洛克纳先生，柏林最大的美国通讯社《联合新闻》的通讯记者。记者既吃惊又兴奋，因为这位鼎鼎大名的女明星很少在媒体前露面。伊丽莎白约他到阿德隆酒店面谈。

        她不准备通过这个记者透露她来柏林的真实原因，只是想提醒戈林自己的存在。而且，有人对她的话感兴趣，愿意倾听她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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