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很久以后,黛博拉才能把那一晚的可怕经历写进日记:砸门的砰砰声,玛格达的反抗,蜜蜂之死,被装进狭窄的货车车厢里运走——周围挤满了可怜的人。
那天晚上九点左右,他们来了,帮穿着黑色党卫军军服的男人。隔得老远,我们就能听到他们沉重的皮靴踩踏楼梯冲上来的声音。我看到身边的玛格达脸色变得煞白,尽管她在竭力保持镇定。她肯定想起了在斯图加特警察局的遭遇。她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勇敢的女人,她一边走去为他们开门,一边对我说:“趁他们还没把门砸碎。”
随后,那些可怕的事情迅速发生了。玛格达站到了我们身前,想保护我们。那些男人像驱赶一只讨人嫌的苍蝇一样,一把将她推开。我弟弟大声喊叫。一个党卫军过来抓住他,堵住他的嘴:“闭嘴,你这个犹太小崽子!”混乱中,猎犬蜜蜂龇着牙冲过来。我大喊:“蜜蜂,别过来!”两个党卫军掏出枪来,轮番向蜜蜂射击。他们哈哈大笑。被党卫军抓住的沃尔夫冈身子酥软,一言不发,他的眼神黯淡无光。
我知道,打那以后沃尔夫冈经常梦到这一幕,因为我自己也经常梦到。他们要带走我们姐弟俩,放过被打倒在地、呻吟着的玛格达。可是她追出来,坚持要和我们在一起,所以也被一起带走了。
楼下停着一辆带篷子的大卡车,他们像扔包裹一样把我们丢了上去。我记得车上人非常多,十分拥挤,可还有足够的地方来盛放恐惧。玛格达和我让沃尔夫冈站到我们的中间,这样我们三个人就能紧紧依靠在一起。车开了没有多久,我们被拉到了米尔博斯霍芬货运火车站,所以我们猜到,我们将会离开这里。不断有卡车开来,像包裹一样被拉来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随着人流行进,我手里紧紧攥着弟弟的手。我们必须沿着站台走很远的一段路,不少人脚下踉踉跄跄的。对于一腿长一腿短的弟弟来说,这可真是种折磨。总有人不断地推搡我们。所有人必须行动迅速,那些人好像想尽快将我们脱手似的。行进中不允许讲话,谁要是哭了,就会挨打。我想,那些人认为我们叫苦会打扰到他们。在他们眼里,我们应该一言不发地忍受,静静地死去。
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因为离我们很远,我什么也看不到。我们只听到一声大叫,然后是哀求的声音,随后就是枪声。每响一枪,沃尔夫冈就吓一跳,身体就抽搐一下。接着惊恐的呜咽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从最前面传来的消息像一波巨浪袭来,掠过每个人,留下了震惊和恐惧:人们悄悄地口口相传,说他们要将每个家庭拆散,隔离!
很快就轮到了我们,他们将沃尔夫冈从我的手中夺走。我嘶喊着反抗,这时过来一个党卫军抓住我,狞笑着将我拖到一边。玛格达也在抗争,同样被人拖走了。我感到心中无比的恨,可自己是如此弱小、无助、一文不值。自这个夜晚起,我的脑海里总是回响着这个残忍的声音,除了我,谁也听不到。它响彻我的灵魂,尖利刺耳,我像个没调好的乐器。这个乐器好像要撕裂我的胸膛。自从那个夜晚,我就一直在这死亡的悲号中煎熬,我问自己:人会不会有一天死于内心某个声音的折磨?
黛博拉年轻的灵魂几天前还唱着欢快的生命之歌,在那个夜晚,却随着一声悲苦仇恨的呐喊破裂了。现在黛博拉只能感到仇恨,这是苦难和折磨引发的蜕变。
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再一次在危难中证明,自己是位大救星。
他派司机去请碰巧在慕尼黑的军医施特赖里茨,然后自己守候在伊丽莎白身边,直到她清醒过来。他握着伊丽莎白的手向她保证,会把她的孩子们再找回来,送到她的面前。直到施特赖里茨医生赶来给伊丽莎白服了镇静剂,他才离开。
布鲁曼先生还命人将昨晚留在房间内的所有灾难性痕迹清理干净。当天中午他重新返回时,身边带着黛博拉和沃尔夫冈。
他没能把玛格达带回来。官方的说法是,玛格达失踪了。不过布鲁曼先生打听到,她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了。
沃尔夫冈还处在震惊中,他一言不发,被妈妈搂着时,像一个没有情感的玩偶一样毫无反应。
尽管黛博拉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里,却一声也没哭。
官方有关部门宣布古斯塔夫死亡后的四周,伊丽莎白和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举行了婚礼。从此,伊丽莎白和孩子们处于他的私人保护之下。
母亲和布鲁曼先生的婚姻在黛博拉眼里是个飘浮的谜团。年轻的黛博拉感觉到的比她能理解的要多,毫无疑问,两人的身体相互吸引。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先生相貌英俊,他安静优雅的外表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想起黛博拉的爸爸。他像一位完美而富有教养的绅士般对待伊丽莎白,带着些许恰到好处的殷勤,而且流露出占有者的骄傲。
尽管如此,妈妈的这段新婚姻还是让黛博拉感到惘然若失:除了吻手礼外,她从未看到两人有过温柔的情感交流。
与此相反,妈妈和爸爸古斯塔夫总是坦率地流露出对彼此的爱意和欣赏。黛博拉回想过去时,总能记起两人之间的窃窃私语和他们柔情对视的眼神。
这是她一直憧憬的爱情。她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遇到这样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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