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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

        这个男人生来就注定是国内地方街道委员会活跃而重要的成员。是残酷的命运将他安排到了这个城市。他是天生的导游,哲学家,可以和任何驻足聆听他的人做朋友。

        战前一两年,我来到西班牙港后,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泰特斯·霍伊特。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我从查瓜纳斯镇接过来,我们乘坐火车再换汽车来到米格尔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城里的汽车出行。

        我对母亲说:“妈,你看,他们忘了按铃了。”

        母亲说:“该死的你要是敢按铃,就给我下车走回家去,听见了吗?”

        过了一会儿,我说:“妈,看,大海!”

        汽车里的人大笑。

        母亲简直怒不可遏。

        第二天一早,母亲对我说:“现在给我好好听着,我给你四分钱,你去米格尔街街角的那家商店买两块一分钱一块的面包,再买一分钱的黄油,然后赶快回来。”

        我找到那家店,买了面包和黄油,就是那种红色的、有点咸的黄油。

        然后,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我发现大约有六条叫米格尔的街,但似乎没有一条上有我家那样的房子。我来来回回走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我开始大哭。我坐在人行横道上,鞋子也让沟里的水弄湿了。

        我身后的院子里有几个姑娘正在玩,我看见她们后还是不停地哭,一个穿粉红外衣的女孩走过来问:“你为什么哭?”

        我说:“我迷路了。”

        她把两手放我肩上说:“别哭,你知道你住哪儿吗?”

        我从衬衣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给她。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身穿白色短裤和白衬衫,样子有些滑稽。

        他问:“他为什么哭?”声音粗哑,但很有趣。

        那女孩告诉了他。

        他说:“我带他回家吧。”

        我让那女孩也一块儿走。

        他说:“对,你最好向他母亲解释一下。”

        那女孩说:“好吧,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那是我刚认识泰特斯·霍伊特那会儿发现的最有趣的事之一。那女孩称呼他为“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不是泰特斯,也不是霍伊特先生,而是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后来我才发现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叫他。

        我们到了家,那女孩向我母亲解释了情况,我母亲却为我感到难为情。

        然后那女孩离开了。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看着我,说:“他看起来像个挺聪明的孩子。”

        母亲用嘲讽的口气说:“像他父亲。”

        泰特斯·霍伊特说:“喂,年轻人,如果买一条半鲱鱼要花一分半,那买三条鲱鱼需要多少钱?”

        即使在乡下,在查瓜纳斯,我们都知道答案。

        我脱口而出:“三分。”

        泰特斯·霍伊特吃惊地打量着我。

        他告诉我母亲:“这个孩子聪明伶俐,太太,您应该多费点心,送他去一所好学校,给他吃好的,好让他好好学习。”

        我母亲沉默不语。

        泰特斯·霍伊特离开时还说:“保重!”

        这是有关他的第二件趣事。

        母亲狠狠揍了我一顿,还说揍我不是因为我迷了路,而是因为我在阴沟里弄湿了鞋。

        那天事后,我便绕着院子,用我自己的调子边跑边说:“保重!保重!”

        那天晚上,泰特斯·霍伊特又来了。

        母亲似乎不太理会。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你识字吗?”

        我说识。

        “写呢?”

        我说可以。

        “好,瞧着,”他说,“拿些纸和笔来,我说你写。”

        我说:“纸和笔?”

        他点点头。

        我跑到厨房说:“妈,你有纸和笔吗?”

        母亲说:“你以为我是什么?开小店的吗?”

        泰特斯·霍伊特大声说道:“是我要的,太太。”

        母亲不情愿地应道:“哦。”

        她说:“在我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有个钱包,那里面有支笔。”

        她又从厨房的架子上拿给我一本抄写本。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说:“现在,小伙子,写吧。把这个房子的地址写在右上角,下面写上日期。”然后他问:“你知道我们要把这封信写给谁吗,孩子?”

        我摇摇头。

        他说:“哈,孩子!哈!我们写给《卫报》,孩子。”

        我说:“是《特立尼达卫报》吗?那份报纸?什么,我写给《卫报》!可只有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才能给《卫报》写信。”

        泰特斯·霍伊特微笑着说:“所以才让你写,是要让他们吃一惊。”

        我说:“我给他们写什么呢?”

        他说:“你现在写。就写,‘致《特立尼达卫报》编辑。亲爱的先生,我只有八岁(您几岁了?不过,这不要紧),昨天我母亲让我去城里采购。亲爱的编辑,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大都市里徜徉——拼作p-e-r-e-g-r-i-n-a-t-i-o-n,不幸的是,我偏离了母亲指给我的线路……’”

        我说:“哦,天哪,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么多大词的?你确信这些拼写没有错吗?”

        泰特斯·霍伊特笑了。“我花了一下午构思这封信。”他说。

        我写道:“……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之下,我被一位米格尔街的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所救。这只能说明,亲爱的编辑,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是人类尚未泯灭的品质。”

        《卫报》从未发表这封信。

        当我再一次见到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时,他说:“好啦,别在意。有一天,孩子,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刮目相看,并让他们关注我说的每一个词,等着瞧吧。”

        他在离开前说:“你喝牛奶吗?”

        他说服了我的母亲让我每天喝半品脱牛奶。牛奶对大脑有好处。

        我人生中最遗憾的一大事情,就是没有实现泰特斯·霍伊特对我的学业寄予的厚望。

        我至今仍然对他的关心心存感激。他的观点有时候会与我母亲的发生冲突,蜘蛛网的事情就是一例。

        博伊,那个我迅速结交上的朋友,正教我骑车,而我从车上摔下来,小腿胫骨受到严重损伤。

        我母亲尝试用烟熏的蜘蛛网蘸朗姆酒治疗我的伤口。

        泰特斯·霍伊特吓坏了。“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嚷道。

        我母亲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真诚地请求你先管好自己的事,等哪一天你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再听你教训吧。”

        泰特斯·霍伊特拒绝被奚落,他说:“快带孩子去看医生。”

        我看着他们争吵,不在意任何一方的话。

        最后我去看了医生。

        泰特斯·霍伊特再次出现时有了一个新的角色。

        他告诉我母亲:“这两三个月,我在红十字会学习了急救课程,让我替你包扎孩子的脚吧。”

        这实在让我惊恐不已。

        后来有一个月左右,米格尔街的人都知道早上九点我会准时发出尖叫声。泰特斯·霍伊特喜爱这活儿。

        这一切都为了解这个人的本性提供了线索。

        下一步就很顺理成章了。

        泰特斯·霍伊特开始教书了。

        和所有伟大的事业一样,它是从小处做起的。

        他决定参加伦敦大学函授课程的文学学位考试。他开始自学拉丁语,而且在学到一点后迅速教给我们。

        他召集了我们三四个人,在他家的阳台上授课。他院子里养着鸡,那地方臭气熏天。

        拉丁语课程没有持续多久。到第四种变格,我和博伊、埃罗尔开始质疑,都是泰特斯·霍伊特不太喜欢的那种提问。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认为你这些全是瞎编的,你知道,你一边讲一边编。”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回答:“可我告诉你,我没有编。你瞧吧,白纸黑字写着的。”

        埃罗尔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感觉是有个人坐上一天胡编乱造,然后让别的人来学。”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bellum这个词的宾格单数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很坏,因为我要背叛泰特斯·霍伊特了。我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在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博伊问:“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夺格是什么意思?”

        因此,拉丁语课结束了。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嘲笑泰特斯·霍伊特,我们都不能否认他是个有学问的人。

        哈特常常说:“那个男人,是个思想家。”

        泰特斯·霍伊特思考着各种各样的事,有时也有危险的事。

        哈特说:“你知道吗,我认为泰特斯·霍伊特不喜欢上帝。”

        泰特斯·霍伊特会说:“真正重要的是信念。瞧,我相信,如果我现在把从口袋里拿出的自行车灯安装到什么地方去,确确实实地相信它并对它祈祷,我期望的事就会成真。这就是我的信仰。”

        此时他会起身离开,也不忘了说声“保重”。

        他习惯冲我们说:“大家安静一下。我刚才一直在思考,来听听我思考了什么。”

        一天他冲过来说:“我在思考这场战争该怎么结束。如果欧洲能沉陷五分钟,那么所有的德国人都会被淹死——”

        埃多斯说:“可英国人也会被淹死。”

        泰特斯·霍伊特表示认同,他看起来很悲伤。“我疯了,”他说,“我疯了。”

        他茫然地离去,嘴里自言自语,还不停地摇着头。

        一天,我们正在谈论巴巴多斯对特立尼达的板球比赛,他骑着车来到我们跟前。局势对特立尼达不利,我们都很焦急。

        泰特斯·霍伊特冲过来就说:“安静。我刚才一直在思考。瞧,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真实?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脑,而你们却在思考着别人的事情?就像我这样,有个世上无双的大脑,却在思考你们这帮人,思考战争和这些房子还有港口的船只。这一点你们想过吗?”

        他从没对教书失去兴趣。

        我们经常看见他随身携带着那些大部头书走过。都是关于教育的书。

        泰特斯·霍伊特常常说:“伙计,这是科学。特立尼达的问题就是老师们没有科学的教学方法。”

        他还说:“伙计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让年轻人的头脑得到训练。好好想想,想想吧。”

        后来的事很快就表明,无论我们对教书这事有什么样的想法,泰特斯·霍伊特已经专心致力于训练我们的大脑了。

        他组织了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还让这个俱乐部并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青年协会。

        我们常常聚在他家,那里总是有各种食品和饮料。墙上挂满了名言警句,一些是打印的,一些是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的。

        我还注意到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就是“时间表”。

        从中我了解到,泰特斯·霍伊特早上五点半起床,读一些希腊哲学家的书到六点,再花十五分钟洗澡和锻炼,花五分钟读晨报,十分钟吃早饭。总而言之,这真是令人敬畏的行为。

        泰特斯·霍伊特说:“如果我遵照这个时间表,三四年内我就将成为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米格尔街俱乐部没有维持多久。

        是泰特斯·霍伊特的错。

        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让博伊做秘书。博伊把时间光花在记录到场人的名字上了。

        而且我们大家不得不进行写和读的活动。

        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最终变成了电影批评家聚会的场所。

        泰特斯·霍伊特说:“不行,伙计,我们不能让你们这些孩子整天谈论电影,我必须给你们找点宣传的工作。”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们要宣传干什么?那是德国人的事。”

        泰特斯·霍伊特笑了。“那不是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孩子。我的做法才是它真正的含义。孩子,是教育使我知道了这些。”

        博伊作为我们的代表被派去参加青年协会的年会。

        博伊回来后说:“那个青年协会糟糕透了,尽是一帮老家伙。”

        可口可乐、糕点和冰激凌的吸引力渐渐消失,有一些人开始逃会了。

        为保住俱乐部,泰特斯·霍伊特使出最后的努力。

        有天他说:“下周日,俱乐部将去参观乔治堡。”

        反对声响成一片。

        泰特斯·霍伊特说:“瞧,你们这些人就是不关心祖国。你对乔治堡了解多少?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这个地方。但是,伙计们,这是历史,你们的历史,你们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你们必须记住,今天的男孩女孩就是明天的男人女人。你们知道吗,古罗马人有句名言,叫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乔治堡。”

        仍然没人响应。

        泰特斯·霍伊特接着说:“在乔治堡顶上,有一条小溪,溪水凉凉的,如水晶般清澈,我们登顶后,就可以在那儿洗澡。”

        我们不再坚持。

        后一周的周日,我们一组人乘无轨电车去往穆库拉普。

        当售票员过来收费时,泰特斯·霍伊特说:“一会儿再说吧。”下车时他才付钱。所有车票钱加起来是两先令。但他只给了售票员一先令,并说:“伙计,票我们不要了。”售票员和泰特斯·霍伊特都笑了。

        去往山顶的路很长,红土飞扬,天气炎热。

        泰特斯·霍伊特说:“这座堡垒是法国人在的时候修的,当时他们准备侵略特立尼达。”

        我们气喘吁吁。

        我们从没意识到有人曾这么看重我们。

        泰特斯·霍伊特说:“那是在一八〇三年,我们正在与拿破仑打仗。”

        我们看见路边有几杆破旧生锈的枪和一堆生锈的炮弹。

        我问:“法国人侵略了特立尼达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失望地摇摇头说:“没,法国人没有袭击,但我们做好了准备,伙计们,准备迎战他们。”

        博伊说:“你确信那儿有你说的小溪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说:“你把我当什么了,骗子?”

        博伊说:“我没说什么呀。”

        我们走得都流汗了,博伊脱下了鞋子。

        埃罗尔说:“如果那儿没有小溪,有人就该下地狱。”

        我们到达了堡顶,迅速地扫了一眼,目光落在一片坟地上,那儿竖着几块很久以前战死的英国士兵的墓碑。我们透过望远镜眺望辽阔的西班牙港,它就在我们的脚下伸展,还有远处街上的行人,他们在望远镜中和真人一样大。

        接着,我们去寻找那条小溪。

        我们没有找到。

        泰特斯·霍伊特说:“它一定在什么地方。我小时候常常来洗澡。”

        博伊说:“那现在它怎么了?干掉了吗?”

        泰特斯·霍伊特说:“看来是这样。”

        博伊十分生气。这不能怪他,因为爬上山来本身就很不容易,大家都又热又渴。

        他于是不留情面地侮辱起泰特斯·霍伊特来。

        泰特斯·霍伊特说:“记住,博伊,你是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的秘书,记住你代表我们参加过青年协会的会议。记着点。”

        博伊说:“去死吧,霍伊特。”

        我们惊呆了。

        因此,文学俱乐部解散了。

        之后不久,泰特斯·霍伊特获得了中级文学学士学位,并创建了自己的学校。在他的花园里竖着个特大的招牌: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伦敦大学函授教育)

        有一年,《卫报》想了个绝妙的主意。他们发起并成立了贫困者基金,在圣诞节期间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基金很受欢迎,几年后改作“最需救助者基金”。每年十一月初,《卫报》都会宣布本年度基金的目标,大家兴奋地看着基金一天天积少成多,直到圣诞前夜。关于基金的消息总占据报纸的头版,每个捐赠者的姓名也都荣登报端。

        有一年的十二月中旬,这一盛事愈演愈烈时,米格尔街成了新闻。

        哈特给我们看了报纸,我们读到:

        为响应在圣诞节期间把欢乐送给不幸之人的号召,从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寄来了一封信函,它捐款数目最少但感人至深。寄信人是该地区一位中学校长、中级文学学,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写信人是校长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我们征得霍伊特先生的允许将全文刊印如下:

        “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我只有八岁,您肯定知道,我是《卫报》小小善联盟的成员。每周日我都会读胡安妮塔阿姨的专栏。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您总是赞誉慈善的美德,还常常提到《卫报》最需救助者基金开展的那项为不幸人带去圣诞欢乐的美好事业。我决定响应您真诚的呼吁,我只有很少的钱——实际上是六分,但霍伊特先生,请收下吧,把它送到《卫报》最需救助者基金,也许它能给一些不幸的人送上圣诞的欢乐!我知道钱不多,但是,和寡妇一样,我愿献出自己小小的力量。霍伊特先生,我永远都是您的学生。”

        报纸附有一大张泰特斯·霍伊特的照片,在闪光灯下,他睁大双眼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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