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连日的阵雨，是属于这里的夏天。每到这个潮湿弥漫的时候，总能听到小草在簌簌地生长，常春藤又悄悄爬到了墙上，菌丝在地下蔓开。一场雨后，太阳短暂地从云层中穿破而出，一切都浸满了阳光，让人眼含泪水。

        我每天都会去看看小溪上的那座桥，看看湍急的溪流有没有将它冲毁。

        一个温暖的雷雨天，鬼怪怯生生地前来找我帮忙。原来采蘑菇爱好者协会将在圣约翰之夜举办一场舞会，他想让我帮他做一件衣服，好在舞会上穿。在得知他是这个协会的出纳之后，我倍感惊讶。

        “还没到采蘑菇的季节吧。”我没底气地说着，不知道他听到后会是什么反应。

        “你搞错了。一般乳牛肝菌和伞菌一长出来就可以开始采了，通常是六月中旬。这之后就没时间再办舞会了，到时我们就要开车去采蘑菇了。”他说着便伸出手来，手里攥着两个漂亮的红色疣柄牛肝菌，以证实自己所言非虚。

        当时我正坐在露台上研究星象。五月下旬开始，海王星与我的上升星座之间相位极佳。据我观察，这对我产生了激励的作用。

        鬼怪试图说服我与他一起去参会，甚至还想让我立即注册，把会费交上。但我不喜欢加入任何组织。我快速扫了一眼他的星盘，发现海王星和金星的相位对他也极为有利。说不定去参加米蘑菇爱好者的聚会的确是个好主意？我看了他一眼。他坐在我前面，穿着褪色的灰衬衫，膝盖上放着一小筐草莓。我去厨房拿了碗来，我们便开始择草莓，动作很是麻利，因为它们已经熟透了。他还是用他那个小夹子。我也试过用小夹子把梗去掉，但最后发现还是用手指顺手一些。

        “你的本名叫什么？”我问道，“你姓氏前面的‘西’是什么意思？”

        “西弗彦托派乌克。”他沉默了一会儿，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天哪，不会吧！”我下意识地喊出了声。定下神来我却想着，无论是谁给他起的这个名字，都该给这个人打满分。西弗彦托派乌克。坦白实情仿佛使他瞬间松了一口气，他拿起一颗草莓放入嘴里，说道：

        “我父亲给我起的，为了气我母亲。”

        他的父亲是一个煤矿工程师，战后作为专家被派到瓦尔登堡开采一个德国人留下来的煤矿。瓦尔登堡后来也改叫瓦乌布日赫了。跟他父亲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德国人，当时担任煤矿技术室主任。因为刚接手这座煤矿，波兰人在煤矿开采设备运转起来之前必须得留一个德国人做指导。彼时那座城市完全是一座空城，火车每天拉来新的工人。所有工人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街区，好似这座空荡的城市使他们惶恐不安。这个来自德国的主任总是竭尽所能地以最快速度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好在下班后赶回那个叫施瓦本还是黑森的地方。有一次他邀请鬼怪的父亲到家里来吃饭，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就这样看上了主任俊俏的女儿。让这对年轻人结婚，无论是对这座煤矿，对主任，还是对政府而言，都是最好的结果。这样一来政府就能把这个德国人的女儿当作某种人质了。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十分美满。鬼怪的父亲把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经常下井。当时井下条件艰苦，无烟煤要从矿井的最深处开采。即使是这样他也宁可在井下待着，觉得比地面上来得舒坦，这令人难以想象。等到煤矿开采步入正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是个小女孩，取名日维娅，以此庆祝波兰收回西部的领土。可是渐渐的，这对夫妻再无法容忍对方。西弗耶尔施臣斯基每次回家走的是一个单独的小门，他还把地窖收拾出来，作为自己的书房和卧室。他们的儿子——也就是鬼怪，正是在那时候出生的，也许是分别时最后一次性爱的果实。也正是那时，工程师得知自己的德国妻子仍无法正确说出自己的新姓氏。于是在一种如今已无法理解的报复情绪驱使下，他给儿子取名西弗彦托派乌克。那个始终叫不出孩子名字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抚养到高中毕业就死了。他的父亲则犹如丧失了心智，一直在别墅的地下加建房间和走廊，就这样在地下度过了余生。

        “可能我的这些怪癖都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鬼怪讲完了。

        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许是因为从未听他说过如此多的话（之后也没有）。我很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比如我十分好奇黑大衣的母亲是谁，但鬼怪似乎已陷入疲惫与失落。不知不觉中，所有的草莓都被我们吃完了。

        既然他已将真名如实相告，我就无法再拒绝他了。下午我跟他一起去参加了那个会议。“武士”发动时，我放在后备厢里的工具反复碰撞着。

        “你在后面放了些什么？”西弗彦托派乌克问道，“便携冰箱？便携油桶？铁锹？你装着这些干吗？”

        他难道不知道独自在山里生活的人都得自力更生吗？

        当我们抵达时，所有人都已落座，大家正喝着直接在玻璃杯里冲泡的浓咖啡。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加入了“美味牛肝菌”采蘑菇爱好者协会。有我在各个商店、报刊亭和街上常常碰到的熟人，也有一些生面孔。能把大家聚在一起的，正是这件事——采蘑菇。率先发言的是两个像松鸡一样的男人，他们一边讲着那些被他们称之为“奇闻异事”的乏味经历，一边还要努力盖过对方的声音。另外几个人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却收效甚微。坐在我左边的女士告诉我，舞会原本定在消防站里举办，但因为那儿离狐狸养殖场很近，离“牛心角”也不远，因此遭到了一些成员的反对。

        “毕竟有我们都认识的人死在了那个地方，在附近举办舞会不太合适。”主持会议的人说道。我欣喜地发现，主持人正是学校的历史老师，没想到他也有采蘑菇的爱好。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坐在我对面的格拉日娜女士说。她经营着一个报刊亭，时常给我留报纸。“此外，那儿仍然十分危险，如果有人想到外面抽支烟……”

        “我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室内禁止吸烟。酒我们也只能在里面喝，这是舞会举办许可上的要求。否则会被当作在室外公共场所饮酒，那就是违法的了。”

        人们开始窃窃私语。

        “怎么会呢？”一个穿卡其色马甲的男人喊道，“比如我喝酒的时候就习惯抽支烟，反之亦然。那我该怎么办？”

        主持会议的历史老师有些不知所措，场面一度混乱，所有人都开始出谋献策，想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站在门口，拿着酒的那个手在屋里，拿着烟的那个手放外面。”坐在最后排的一个人喊道。

        “那烟还是会飘到里面的……”

        “那儿有一个带屋顶的露台。不知道门廊是在里面，还是外面？”另一个人冷静地问道。

        主持人用力拍了一下桌子。与此同时，迟到的董事长也走了进来，他是协会的荣誉会员。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这位董事长是那种习惯于享受万众瞩目的人。他从年轻时开始就一直在一些委员会里任职：学生会、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少先队、县议会、采石集团以及其他所有能参加的董事会。虽然他也担任过一届参议员，但所有人还是叫他董事长。他对管理和决策驾轻就熟，立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我们要在门廊搞自助餐，对吧？那就把露台作为缓冲区。”他自以为优雅地开了个玩笑，但应者寥寥。

        不得不承认，他的确仪表堂堂，虽然大肚子有些许破坏形象。他自信而有魅力，木星般的体格能够激起他人对他的信赖，给人一种非常好的印象。啊，是的，这个人生来就是一个领导者，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会干。

        董事长自鸣得意地做了一番简短的演讲，告诉大家：即使悲剧接连的发生，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他在发言中穿插了许多小笑话，讲给他口中“美丽的女士们”听。他有一个许多人都有的习惯，时不时地会在句子里插入一个口语词。他爱说的那个词是——“对吧”。

        对这种把多余的词语插入句子里的现象，我有着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被自己过度使用的表达，或是经常说一些使用不当的词语。这些词是他们思想的关键。我们常常会碰到“据说”先生、“一般”女士、“大概”先生、“他妈的”先生、“是不？”女士、“就好像”先生。而这位董事长，则是“对吧”先生。当然这些词语也是有流行趋势的，就如穿衣时尚一样，忽然间大家就如着了魔一般开始穿一样的衣服和鞋子。流行语也是一样，一夜之间大家都开始用相同的词。前一阵子流行的是“通常”，而现在拔得头筹的则是“目前”。

        “那个已故的人，对吧，”这时他做了一个动作，像是在进行告别，“是我的朋友，我们十分熟悉。他是一个狂热的采蘑菇爱好者，本来他今年要加入我们的。他是一个，对吧，很好的人，视野很宽广。他给大家提供了工作岗位，为此我们应该，对吧，心怀敬意。毕竟工作不是大街上随处可找的，天上也不会掉馅饼。他的死十分诡异，但警察呢，对吧，很快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我们不该自己吓自己，对吧，不该害怕、陷入恐慌。生命有它自己的法则，我们不能无视它们。要有勇气，我的朋友们，我美丽的女士们，我提议，是吧，给流言蜚语和毫无根据的歇斯底里画上一个句号。要信任，对吧，我们的政府，要活得有价值。”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在参加一场即将到来的选举。

        发言过后他就离开了，所有人都对他赞赏有加。

        一个过度使用“对吧”一词的人，肯定是在撒谎，我忍不住这样去想。

        参加会议的人又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有人又一次提到了去年克拉科夫郊区村子里的野兽事件。还有人质疑在消防站举办舞会是否安全，毕竟这个消防站位于这附近最大的一片森林的边上。

        “你们记得吗，九月份的时候电视台还跟踪报道了警察在克拉科夫附近追捕一只神秘动物的行动？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偶然拍摄到了一只正在奔跑的食肉动物，可能是一只年轻的狮子。”一个年轻人兴奋地说道。我记得在大脚的家里曾见过他。

        “哎呀，你好像弄混了吧。狮子？在这儿？”穿卡其色衣服的男人说。

        “不是狮子，是一只年轻的老虎。”“快乐杆儿”女士说。我这么叫她是因为她个子高挑，有些许神经质。她给本地的女人剪裁的衣服十分精致，所以这个名字对她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我在电视上看到过照片。”

        “他说得对，你让他说完，就是像他说的那样。”会场上的女人们气哄哄地说。

        “不管是狮子还是老虎，反正那个动物警察找了两天，动用了直升机和特种部队，你们记得吗？花了五十万，最终还是没找着。”

        “也许他跑到这边来了？”

        “它能用爪子扑死人。”

        “它把人头都咬掉了。”

        “卓柏卡布拉。”我说道。

        屋里突然安静了下来。甚至那两只松鸡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卓柏卡布拉是什么？”“快乐杆儿”不安地问道。

        “是一种不会被抓到的神秘动物。动物复仇者。”

        大家都议论纷纷。我看到鬼怪开始慌乱起来，他摩拳擦掌，好像准备立刻起身掐死面前的人一般。看来会议只能告一段落了，已无人能重新恢复秩序。我不该提卓柏卡布拉，为此我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但那又怎么样呢，就当是在参与竞选吧。

        这个国家的人根本无法达成一致，也不可能建立某种统一的共同体，即使是打着美味牛肝菌的旗号也行不通。这是一个被个人主义占领的神经质国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一旦处于人群之中，就会开始教导、批评、冒犯人群中的其他人，展示自己毋庸置疑高人一等的地位。

        我认为捷克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即使想吵也吵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语言压根儿不适合吵架。

        我们很晚才到家，路上也一直愤愤不平。鬼怪默不作声，我则开着“武士”在崎岖的小路上抄近道。我很享受从一侧车门被甩到另一侧车门，在一个又一个水坑上颠来簸去的过程。我们简短地告了别：“再见。”

        我站在黑暗又空荡的厨房里，熟悉的一幕似是即将重演，是的——哭泣。我觉得应该控制自己不去想它，然后做点别的。于是我坐在桌旁，写下了这封信：

        按照法律规定，我国各级政府及市政机构有义务在14日内对来信进行回复。而我至今未收到上一封信的回复，所以在此不得不再次对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悲剧事件进行说明，同时报告我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希望能为警察局长和狐狸养殖场场长福南特沙克的神秘死亡事件提供线索。

        是否有任何已知的动机？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件事都十分蹊跷。况且笔者本人曾到过事发现场，并发现了（或许这对调查来说至关重要）大量的动物脚印，主要是鹿蹄印。死者像是被诱惑下车，然后被引到灌木丛里。而灌木丛的下方就是那口致命的井。很可能是那些被他迫害过的鹿对他动用了私刑。

        另一位受害者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但因为发现尸体时已过了太久，无法证实动物脚印的存在。但我们可根据死者的死状对事件经过进行推断。可以想见，死者被引诱到灌木丛中，落入了猎人们平时布置在那里的圈套，之后被夺去性命（具体以什么方式还需进一步查证）。

        基于以上，造成这两起悲剧事件的凶手极有可能是某种动物。在此，我谨呼吁尊敬的警局同仁不要排除这种可能。我这儿有一些资料，也许能为这两起案件提供些许线索；毕竟动物犯罪可借鉴的先例不多。

        我先得从《圣经》说起。《圣经》中明确记载，若牛杀死了女人或男人，就应被石头砸死。圣伯纳德驱逐了一群干扰他劳作的蜜蜂。因为导致了沃尔姆斯城的一个人的死亡，846年沃尔姆斯当地议会判处蜜蜂窒息死亡。1394年，法国的一群猪吃掉了一个孩子。母猪被判绞刑，但它的六个孩子因年幼而免于刑罚。1639年，法国第戎法院判决了一起马杀人案。这些案件不只是谋杀，还是违背自然的犯罪。1471年，巴塞尔曾发生过一起针对母鸡的审判。这只鸡因下了几个颜色怪异的蛋而被断定是受了魔鬼驱使，最后被烧死。在此我想强调一下，我认为思维的局限和人类的残忍的确是毫无尽头的。

        最著名的诉讼案发生在1521年的法国，被告是造成多处损坏的老鼠。市民们把它们告上法庭，市政府还给它们指派了一个叫巴尔托罗密欧·沙塞尼的机智律师作为辩护人。第一次庭审时这位律师的辩护对象并没有出庭，沙塞尼以被告居所分散且在去法院的路上可能遇到危险为由，为其申请了审判延期。他甚至请求法院保证原告的猫不会在被告前往法庭的路上对其造成伤害。很遗憾，法院无法对此做出保证，所以庭审又数度推迟。最终，老鼠在律师巧舌如簧的辩护中得以被判无罪。

        1659年，意大利的一个葡萄园被毛毛虫破坏，葡萄园主把法院的一纸传票钉在了附近的树上，以便毛毛虫知悉。

        这些都是公认的史实，因此我希望警方认真考虑我的假设和猜想。这些史实可证明欧洲司法界的确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故可将其作为先例。

        同时，本人申请对鹿和其他有犯罪嫌疑的动物给予免于刑罚的处置认定，因其被指控的罪名实则是对死者生前残忍行为的回应。根据我的仔细调查，两位死者皆是十分活跃的猎人。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车去了邮局。我想寄挂号信，以便留下凭证。但这一切又是那么的多此一举、毫无意义，因为警察局就在邮局对面，街的另一边。

        我刚走出邮局，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牙医从里面探出了头。他每次一喝酒，就会叫辆出租车载他到各个地方，以此花掉拔牙挣来的钱。

        “嗨，杜申科女士。”他面红耳赤，眼神迷离地喊道。

        “杜舍依科。”我更正着。

        “复仇的日子不远了。地狱军团正在集结！”他边喊边在车窗外向我挥手。随后出租车的轮胎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朝科多瓦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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