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到家时，天已经亮了。我完全放松了警惕，似乎又听见“小姑娘们”在家里大厅地板上轻轻的脚步声，似乎看到它们好奇的目光，皱着的眉头。它们微笑着，我的身体也已准备好进行我们亲热的日常见面礼。

        然而家里空无一人，冬日的纯白如柔软的浪花般透过窗户流入室内，普瓦斯科维什巨大的开放空间强行侵入屋里。我把鹿头存放在车库里，里面很冷，于是我又给火炉加满了燃木。接着我去睡了，就像我起来时一样，睡得像个死人。

        “雅妮娜女士。”

        过了一会儿，声音更大了。

        “雅妮娜女士。”

        大厅里传来的声音把我叫醒了，是男性低沉、胆怯的声音。有个人站在那儿，喊着令我憎恨的名字。我十分生气，因为睡眠又一次被打扰，而且还叫了一个我不喜欢，也无法接受的名字。父母取名字时完全是随意的，也没经过思考。有的人就是这样，不考虑词语的意思，特别是名字的意思，就盲目地使用。我从不允许别人叫我“雅妮娜女士”。

        我起身整了整衣服，因为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美观，我已经连续第二个晚上穿着它睡觉了。我走出了房间，在门厅雪融化的泥潭里站着两个村里来的男人。这两个人都很高，宽肩膀、小胡子。他们就这么走了进来，因为我没有关门。也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流露出一丝该有的愧疚。

        “我们想请您去一趟。”其中一个人用浑厚的声音说着。

        他们露出抱歉的微笑，我注意到他们有着一模一样的牙齿。我想起来，他们是伐木工人。我在村里的商店里见过他们。

        “我刚从那儿回来。”我喃喃地说道。

        他们告诉我警察还没到，现在正在等神父。还说夜里大雪封了路，连去捷克和弗罗茨瓦夫的路也都无法通行，集装箱卡车堵了一路。然而消息传得很快，很多大脚的熟人步行赶来。很高兴听到他至少还有一些朋友。在我看来，糟糕的天气缓和了他们的心情，应对暴风雪总比应对死亡来得容易。

        我跟随他们穿越蓬松、纯净的白雪。雪是刚下的，冬天低矮的阳光照射使它们泛起了红色。两个男人给我开道，他们都穿着厚厚的胶鞋，鞋面上带着毛毡。这是这里的男性唯一的冬日时尚。他们宽大的鞋底给我踩出了一条小道。

        大家都在屋外站着，几个男人在门口抽烟。他们犹疑地相互致意，尽量避免眼神接触。身边朋友的死足够带走任何一个人的自信。他们的脸上都是同一个表情，庄重、严肃和仪式性的悲伤。他们都在压低声音说话，抽完烟的会先进屋里。

        他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的留着两撇小胡子，愁云满面地站在尸体躺在的折叠床边。门时不时地打开，进来一些新人，把雪和严寒天气的金属味带了进来。他们中大多数是前国有农场的工人，现在乡里时不时给他们一些福利，雇佣他们在森林里砍伐树木。他们中有些人曾去英国务工，后来因为害怕异乡生活很快又回来了。还有一些人顽强地经营着规模小，又没有什么收入的农场，通过欧盟的补贴得以维持。屋里全是男人，他们的呼吸在房间里冒着水汽。我能闻到淡淡的酒精、烟草和潮湿衣服的味道。他们偷偷地快速瞥了一眼尸体。我能听到吸鼻子的声音，但不知道是因为冷的缘故，还是这些大男人的眼中真的涌出了泪水，因为找不到地方排解，只能流进鼻子。鬼怪不在，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一个男人从兜里掏出一盒金属底座的蜡烛，自然而然地递给我。我毫无意识，不知不觉就顺手接了过来。然而，我并不十分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的意图。需要有人把这些蜡烛放在遗体周围，一个个点燃，这样能够使氛围变得庄重、肃穆、神圣。也许烛光能够渗入他们浓密的胡子里，给所有人带来宽慰和解脱。于是我开始忙着点那些蜡烛。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对我的行为充满误解，他们应该把我当成了仪式主持人或葬礼召集人。蜡烛点燃的那一刻，他们突然沉默了，向我投来悲痛的目光。

        “请开始吧。”一个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的男人小声地跟我说。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

        “请您开始唱歌吧。”

        “我要唱什么歌呢？”我被他的这句玩笑话搅得越发不安了，“我不会唱歌呀。”

        “唱什么都可以，”他说，“最好是《永久的安息》。”

        “为什么是我唱呢？”我不耐烦地小声嘟嚷道。

        这时站得离我最近的一个人坚定地说道：

        “因为你是女人。”

        我懂了，这就是今天的日程。我不知道我的性别跟唱歌有什么关系，但我不想在这种场合站起来反对传统。《永久的安息》，我还记得儿时参加的葬礼上唱过的这首赞美诗。成年以后，我就再也没参加过葬礼了。但我已经不记得歌词了。事实证明，我只要会唱一个开头就行，粗犷声线的和声会立刻加入，与我微弱的声音融合在一起，迟疑的跑调声此起彼伏，但每一次的重复会重新充满力量。我也瞬间觉得解脱了。我的声音开始变得自信，我很快便记住了关于“永恒的光”的歌词，我们相信光会笼罩着大脚。

        我们就这样唱了一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歌词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就像海里的石头被无尽翻滚的海浪打磨成圆形，每一个都很相似，就像沙漠中的沙粒。毫无疑问这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躺在那里的尸体变得越来越虚幻，这场仪式也逐渐变成了在普瓦斯科维什艰辛劳动的人们一次聚会的借口o我们的歌声歌颂遥远的光，这光只存在于很远的地方，以至于无法抵达，只有在我们死的时候才能看见。现在，我们透过玻璃在弯曲的镜子里看到了这个光，它环绕着我们，因为它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来的地方。也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它的一个碎片，包括大脚。因此，死亡应该是一件令我们高兴的事。我一边想一边唱着，但实际上，我并不相信永恒的光会分配到每个人的身上，因为没有一个神或天上的会计在具体负责。要一个个体去承受那么多的痛楚着实不易，尤其对无所不知的神来说，我觉得他们一定会瓦解、崩溃，除非他们事先装备好了一些抵御机制。只有机器才能承担世界所有的痛，只有机器是简单、有效、公平的。然而，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机械化地发生，那我们的祷告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正好看见叫来神父的那些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在门口迎接他。神父没能顺利把车开到这里，他的车陷在雪地里了，所以他们不得不用拖拉机把他拉到这儿来。舍雷斯特神父（我自己是这么叫他的）抖了抖长袍上的雪，迅速地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他没有看任何人，而是快速地走进了屋。他越走越近，身上古龙水和火炉的烟味扑面而来。

        我看到鬼怪组织得很好，他穿着羊皮大衣，十足像个仪式主持人。他从一个中国生产的保温壶里倒出咖啡，倒在塑料杯里，然后分给每一个前来悼念的人。于是我们站在门前，喝着热的甜咖啡。

        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他们没开车，而是走过来的。他们的车只能在柏油马路上开，因为没有换冬胎。

        来了两个穿着制服和一个穿着朴素黑色大衣的警察。他们的靴子上沾满了雪，喘着粗气走到屋前。我们所有人都已站在外面，在我看来，这是在展现对权贵的尊重和礼貌。两个穿制服的警察都很傲慢和形式化。看得出来他们因为这个事本身，再加上冒着风雪长途跋涉，积了一肚子怨气。他们倒了倒鞋子上的雪，一句话没说就走进屋里消失了。与此同时，那个穿黑色大衣的男人竟朝我和鬼怪走来。

        “您好啊，女士。嗨，爸爸！”

        他说：“嗨，爸爸。”而且还是对鬼怪说。

        我从来没想过，鬼怪竟然还有一个在警局工作的儿子，而且还穿着这么滑稽的黑大衣。

        惊慌失措的鬼怪笨拙地给我们互相介绍，但是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记住“黑大衣”的名字，因为他们马上就走到了另一旁，我听到儿子正在数落父亲。

        “上帝宽恕！爸爸，你为什么要动尸体？你没看过电影吗，爸爸？所有人都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在警察来之前尸体是不能动的。”

        鬼怪无力地自我辩护，看上去跟儿子的交谈使他彻底被制服。我原以为会正好相反，跟儿子的交谈应该给他带来更多的力量才对。

        “他看上去很糟糕，儿子。如果是你的话也会这么做的。他被什么东西卡住窒息了，整个身体扭曲，又脏得很。要知道这是我们的邻居啊，我们不能把他就这样留在地上，像，像……”他在寻找合适的词语。

        “动物。”我补充道，同时向他们走近。我无法忍受“黑大衣”这样训斥他的父亲。“他被自己偷猎的鹿的骨头给卡住了，这是跳出坟墓的复仇……”

        黑大衣扫了我一眼，对父亲说道：

        “你有可能会被指控妨碍搜证，这位女士，您也是……”

        “你开玩笑的吧，这不可能，我还有一个当地方检察官的儿子。”

        对方决定结束这尴尬的对话：“好吧，爸爸，一会儿你们俩都必须进行陈述。他们有可能会对他进行尸检……”

        他把手搭在鬼怪的肩上，充满了主导和支配的意味，好像在说：行了，亲爱的老头，现在我用自己的手段来接手这件事。

        之后，他就消失在了死者的家里。而我，不想等待任何决议，自己先回了家。我冻坏了，喉咙也疼，我受够了。

        透过窗户我看到朝村子的方向开来一辆铲雪车。这种铲雪车在我们这儿被叫作“白俄罗斯人”。多亏了这辆车，傍晚时分一辆又长又矮又黑、四周窗户被黑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灵车才能开到大脚屋前。但是只能开进来。黎明前，大约四点左右，我走到露台上，看见远处的路上黑影闪动。是那群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他们勇敢地推着朋友的灵车回村子，送他去往“永恒之光”里安息。

        一般我从早到晚都开着电视，从吃早餐开始，这样能够使我舒缓、平静。无论窗外笼罩着冬雾，还是黎明才刚到没几个小时又在不经意间变成了黄昏，我都可以当作外面什么都没发生。当透过窗子看向外面时，玻璃只反射出厨房的内部——这小而混乱的宇宙中心。

        这就是这个电视机存在的原因。

        我有很多节目可以选择。有一次迪迦给我拿了一个像搪瓷碗一样的天线装置，能收到十几个台。这对我来说也太多了，就算是十个，对我来说也多了，两个都多。其实我只看天气预报。我找到了这个频道，非常幸运，我已经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全部。所以我甚至都忘了遥控器在哪儿。

        因此，每天从清晨开始，我就被气象云图和图上美丽、抽象的线条所吸引，这些线条有蓝色的、红色的。它们从西面而来，从捷克和德国逐渐向这儿靠近，无法阻挡、不可逆转。它们会带来布拉格或是柏林刚刚呼吸过的空气。它们漂洋过海，穿越了大西洋和整个欧洲。可以说，这就是山里的海洋空气。我尤其喜欢看气压图，这也许能解释我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抗拒起床，或是膝盖疼，或者其他难以解释的悲伤。这悲伤一定具有大气锋的特征，在大气层里变幻无常。

        卫星云图和倾斜的地球时常打动我。可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暴露于行星凝视中的球体表面，被丢弃在巨大的虚无缝隙中。坠落之后，光会解体成小碎片被吹散，是这样吗？是的，我们应该进行每日提醒，因为时常会遗忘。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神会宽恕我们。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最终都会变成微小、颤动的光子。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都会进入太空。在那里，行星会继续观察，就像看电影一样，直到世界的尽头。

        当我给自己煮咖啡的时候，电视里通常会播给滑雪爱好者的天气预报，展现着一个高山、滑道、山谷、大雪笼罩着的、变化无常、崎岖不平的世界。地表的粗糙皮肤只会在这里变白。到处都是雪地。春天，滑雪爱好者的福利会让渡给过敏者，图片也变得有色彩起来。温柔的线条画出危险区域。在那些标注红色的地方，大自然的攻击最为猛烈。冬天，大自然处于休眠状态，等着攻击人类像银丝一样脆弱的免疫系统。有一天，它终将以这种方式完全摆脱我们。每到周五就会出现给司机们的天气预报。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有限的线条标记出这个国家的高速公路。我发现人们就这样被分成三类——滑雪爱好者、过敏者和司机，这种分类方法很能说服我，很好，也很简单。滑雪爱好者是享乐主义者，他们顺势滑下山坡。司机喜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脊柱的问题经常困扰他们，但我们都知道，生活是艰难的。而过敏者总是处于战斗状态，我肯定是一个过敏患者。

        我还想拥有关于星星和行星的频道，或许能有叫《宇宙的影响》的节目。这种节目最好也由地图构成，展示影响曲线、行星撞击区域。“大家请注意看，火星已上升到黄道之上，今晚将越过冥王星影响带。请将车留在车库或者有遮盖的停车场。小心存放刀具。小心走入地窖。行星穿过巨蟹座之前，请不要沐浴，停止与家人的争吵。”这档节目的女主持一定苗条而空灵。我们会知道，为什么火车今天会晚点？为什么邮递员的菲亚特会陷在雪地里？为什么蛋黄酱挤不好？为什么突如其来的头痛不服药却自然消失了？我们会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染头发，何时可以举办婚礼。

        晚上我观察着金星，仔细观察着这个美丽少女的变化。我喜欢以它作为我“夜晚的星星”。它好像魔术一样从天而降，然后又落在了太阳的后面。它是永恒光芒的火花。黄昏时分会发生最有趣的事情，因为细微的差异那时会消失。我可以永远地活在暮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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