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赴桥头考察，汽车行进在瓯江北侧的山峦之中，董教授兴致盎然地欣着四周的风景。

        “桥头还有多远？”车子开了好一会儿了，董教授开始关心起目的地。

        “马上就到了。”陪同的人答道。董教授狐疑地望着前方，山峦仍在延伸着，前方并没有热闹起来的迹象。

        猛然，汽车偏离杭温公路，驶进一条颠簸不平的土路。

        顿时间，车摇人晃尘土飞扬，窗外一片模糊，等到视线清晰起来的时候，眼前已出现了数百个摊位，成千上万的人群。

        嘈杂忙乱的景象迎面扑来，而这一切仿佛是从地底下忽然冒出来似的。

        “为什么，”以学者特有的敏感，董教授发现了一个反常，“纽扣市场不设在杭温公路旁，而偏偏在这个山旮旯里？”

        从理论上讲，市场的设点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素，但是温州的许多市场不是在山里，就是在岛上，往往是在一些水陆交通都不太方便的偏僻地方。

        有人测量过，从桥头到杭温公路有3．5公里，桥头人是凭什么神力，硬是“牵”着市场多弯了3．5公里的土路？

        1990年，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在温州考察，他到了宜山。

        地方官员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情况，忽然，他冲口而出的一串数字，引起了以严谨出名的柳部长的猜疑，“停停，你再念一遍看看。”

        再念一遍：宜山的腈纶市场每年要从外地购进腈纶边角废料达17000吨，相当于34万亩棉田生产的棉花。每年采购来的旧棉布达300万匹，而每年从宜山推销出去的再生腈纶衣裤为2亿件，再生棉布，300万匹。

        看来没听错。

        柳部长一边摇头，一边感叹：如此巨大的物资流，每年在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运到一个不通铁路、不通国道的偏远的小镇，这简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那是多么庞大的运输量，需要多少节车皮呀。哪怕是让物资部亲自调度，也未必运转得过来，可是温州农民是怎么做到的？

        是啊，温州农民是怎样做到的？

        1986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温州，其中一站他去了柳市：

        走在忙碌的电器市场中，万里一路看，一路问。

        这是电煤灯，这是交流接触器，这是矿灯配件……在一间摊位前，万里问一位正在采购的东北客商：“你为什么大老远赶到这里来？”

        “这里的东西便宜，货齐，质量也还行。”

        “你为什么不到大城市商店或国营企业去买？”

        东北人笑而不答。

        临离开柳市，要万副总理讲几句，这位老政治家却陷入了沉思。他当时的讲话实录如下：“如果这个市场在上海郊区出现，人们还可以理解，而在远离大工业城市的浙南沿海小镇上形成，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工业还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像这类产品，国营企业完全可以生产。”

        按说，国营企业的设备、技术、资金，哪怕是地理条件，都百倍地好过温州。但是，为什么国营企业竞争不过温州农民的家庭工厂？

        以上三位经济学家、部长和副总理的疑问，只是无数“温州之谜”中的一小部分。

        那些年，每一个到过温州的人，都是带着一两个这样的疑问离开温州的。

        有人说，温州藏着无数的谜。

        有人索性说，温州整个儿就是一个谜。

        温州也一直被包围在这些谜中，而显得愈来愈神秘。

        现在，我们终于触及到开篇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核心了：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如此多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市场现象，是怎么成为现实的？

        “你去过杭温公路吗？”张仁寿幽幽地问我们。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仁寿是一位从温州大山中走出来的中年学者。近二十年来，他为温州写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可谓是浙江学界的头号“温州通”。但是他说，他是在某一天夜间站在杭温公路边上，才彻底悟出温州的全部谜底的。

        “站在杭温公路边，站上一阵，你会发现几乎每一分钟就有好几辆汽车疯狂地从你身边开过。从温州到杭州，一般要开13个小时，温州人往往傍晚出发，天明到杭州，卸下货后马上再装一车，开回温州。为了赶路，每辆车都开得飞快，整条路上车灯首尾相连，昼夜不停，翻车事件几乎每晚都有。那条路有很长一段是沿着山涧走的，车翻了要么是撞在山石上，要么就掉下深渊，死人的事常发生。有人说，全中国的公路，属这一段最危险，全中国的司机中，属温州司机最野蛮，最玩命，这话可能一点不错。”

        张仁寿停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而这种野蛮和玩命，就是温州之谜的谜底了。”

        他再说宜山。

        “柳部长到宜山时，宜山已经通公路了。可是在1989年以前，从外地到宜山，要转两次车船，临进镇的十来里土路，卡车还开不过去，要再把货翻到小一点的三轮车上，才运得进去。

        在有的乡村，则完全是靠农民的肩挑进去的。你能想象吗？每年上万吨的腈纶布就是这样一担一担挑进去，织成布、做成衣后，再一担一担地挑出来的。”

        肩出血，人玩命，温州的市场还有什么太多的神秘？其实，那么多年来人们对温州市场的所有不可思议，都是对温州农民所爆发出的创造力的惊诧。

        “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大多在相对偏远的山沟里或海边，其实也很好理解，在那些地方，计划经济的约束相对少一些。如果桥头是在公路边，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被取缔了。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束缚较为薄弱的地区。交通，原本是物资流通的第一要素，设备和技术，原本是市场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是在那个时期竟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其实是：哪里长期来存在现代商品生产的胚芽——家庭工业，哪里农民的市场冲动和激情就表现得越为明显。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会像催化剂一样，使蕴藏在那些农民中的这股冲动和激情比任何地方都更早、更强烈地喷发出来——温州专业市场在全国的先行一步，除了历史、人文和时代的渊源外：百谜一解，就在这里。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论证地缘与生产力水平的辩证关系时曾经写道：

        “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不知道这段文字，足不足以让隐藏在无数“偶然事件”背后的那个悠长深厚的“必然”显出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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