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几年后，海棠参加了史上最壮观的那次高考，十年间囤积的考生在同一个冬季走进考场。海棠没念过高中，初中一年除了学工学农就是挖防空洞，等于没上学。听说她要报名参加高考，家里人都骂她疯了。她不在意，恶补了两个月，不想，初选成绩下来后，她居然入围了。那一天，她高兴极了，此生，她从没有这样高兴过。只是，没有人分享她的高兴，她只有一个人跑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盘难吃无比的饺子，一大碗散打的啤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让饭馆里其他的食客惊异地侧目而视。她快活地想，他们把我当女流氓了。

        借着酒劲，她填报了志愿。三个志愿，她先填了第二个：某某大学，也就是本省的最高学府。第三志愿，填什么呢？她笑了，大笔一挥，气壮山河地填了“北大”。是啊，为什么不让自己更高兴些呢？没准儿，把“北大”填成第三志愿的，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的一个……然后，才是第一志愿，她收敛了笑容，许久，郑重地、字字千钧地写下了那几个字：那是本省东南部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大专。

        她直奔东南而去。

        听说她报了这样一所偏远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人人都很惊诧，问她，就算是读专科，为什么不选择在省城读？人往高处走啊！她回答说，我在这座城市住厌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个位于太行山下上党盆地的小城，不通火车，长途汽车要在盘山公路上绕行十几个小时。一早乘车启程，中午，要在一个叫“子洪口”的地方，打尖休息。汽车停在唯一一家稍具规模的饭店门前，她买了一碗刀削面，面又粗又硬，不好吃，环境也脏乱，遍地狼藉。她捧着粗瓷碗，温柔地打量着这肮脏的店堂、油腻的木桌凳、用白粉笔写在黑板上的歪歪斜斜的“菜谱”，心里想，他一定也在这家店里吃过她正吃着的难吃的打卤面……

        从子洪口开始，山变得陡峻，崇山峻岭间的公路，九曲十八弯，一侧就是无遮无挡的万丈深渊，然而这凶险的蜿蜒中不知为何有一种安静和神秘的温婉，让她动心。春寒料峭，千山万壑仍旧是枯黄的，还没有苏醒，突然山坡上一株孤零零的桃树，繁花怒放，一树的粉红，有一种旁若无人赤裸裸的娇艳，就像是太行山突然裸露的艳情。

        她满心喜悦奔向她的新生活，她以为那新生活的起点就在此行的目的地。她对东南部这座小城，怀了太多的期许、希望、梦想，在心里一遍遍把它诗意化。起初的日子，她是亢奋的，一点也没有在意作为一所“大学”这学校所存在的明显的缺陷，比如，它局促的小格局、它的简陋、它拥挤的学生宿舍、它藏书贫瘠的图书馆和糟糕的伙食，等等。她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一样坦然地，甚至是愉快地接受着这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她甚至用这样的高调来安慰自己的同学，一边回味着电影中那个经典的镜头，瓦西里是怎样温柔、怜惜地把愁苦的妻子紧紧搂在自己可以信赖的怀中。

        于是，到了那一天，她觉得自己终于准备好了。那是一个星期天，风和日丽，春末夏初的太阳，从小城干净的、碧蓝的天空中洒下来，明亮而凄清。她怀揣着一个几年前的旧信封，那上面“寄信人”的地址，其实早已像刀刻斧凿一样镌刻在了她心底。可她仍然把它揣在了身上，就像一件信物。她早已打听好了去那地方的路线，东西南北，怎么走，乘什么车。她乘公交车辗转两次从城的这头来到城的那头，那大工厂在城那头的郊外，赫赫有名，她还知道这厂星期四休息，周日是他们的工作日。下了公交车，一眼就看到了那牌楼似的巍峨的厂门，非常醒目。她的心一阵狂跳，她在心里对一个人说，嘿，我来了……

        这厂，门禁森严，门卫让她在窗口例行登记后，拨通了车间的号码，几句简短的对话后，门卫放下话筒，对她说道：

        “你在这儿等一下，人马上就出来。”

        她等着。

        四周的一切，巍峨的厂房、马路、行人和车，似乎，突然之间都消失了，世界只剩下了无垠的阳光，明净到虚无，照耀着一个静静等待的姑娘：等待一个人从那明亮的虚无中穿过岁月朝她走来，满面笑容，风情万种，就像空山中那棵怒放的山桃树。

        一个骑“飞鸽”自行车的人“唰——”地停到她面前。

        “你找刘耘生？”他问道，一边跳下车来。

        这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身穿油渍麻花的工作服，一脸络腮胡子，说一口天津话。

        “对。”她疑惑地回答。

        “刘耘生不在厂里了，他考上大学走了，我是他师傅。”

        “噢，师傅，”海棠匆忙招呼了一声，“他，他去哪儿上大学了？”

        “北京，”天津师傅说出了那学校的名字，“好学校！他和他对象，一块儿考上了！”

        “他对象？”海棠没有听明白。

        “对，就是他未婚妻，是个北京知青，两人都领证了。好事成双，一块儿考走了——”

        天津师傅的嘴，在络腮胡子的包围中，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白牙凌厉地闪动着，可她已经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了。他的声音就像云端上的絮语。她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和人家告别，怎样离开了那巍峨森严的工厂，怎么就来在了这么一片郊野之中的。看到那一片金黄的油菜花，她眼一疼。她在一条田埂上坐下，愣了许久，突然笑了。

        十年之约。

        此刻，一九七八年五月，北方的暮春时节，距离一九七一年那个酷寒的冬天，还不到七年的时间。他失约了。

        她咬着牙，跌跌撞撞，千辛万苦一路奔波走到了今天，走到了这阳光灿烂凄清的小城，来和他会合，可是，他失约了。

        刘耘生，你失约了。

        她望着这一片蜂飞蝶舞美如梦境的菜田，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空心人。她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连最后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了。她就这样在田埂上坐着，坐着，看着太阳终于一点一点坠下山去。那是告别，她告别了自己弱不禁风的初恋。

        2

        海棠三十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叫崔护的内科医生。崔护比她大四岁，个子不高，不满一米七〇，这应该说是一个较为致命的缺陷，也是他为什么蹉跎到三十四岁才结婚的重要原因。

        八十年代初，他们两人都属于“大龄青年”，这些“大龄青年”迟迟不结婚让全社会着急。有一天，海棠供职的单位一定要让海棠去参加区里举办的交友联谊的活动，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崔护。崔护请她跳舞，跳了一支又一支，她想，大概是因为自己个子不高和他比较般配的缘故。他跳舞不笨，甚至是娴熟优雅的，很舒服。突然之间她闪过一个念头，她想，就这样一辈子跳下去好像也不错……

        崔护问她：“你好像不爱说话？”

        她回答：“嗯，我说话有口音。”

        崔护说：“我也有口音。”

        她笑了。那不同，她想。

        “你说你叫崔护？哪两个字？”她问道。

        “就是戏里的那个崔护，”他笑着回答，“‘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就是我。”

        那是一支“慢四”的舞曲，如同走。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船上，有一种奇妙的、令人微微眩晕的起伏。是啊，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她心里一痛。

        “我父亲是个戏迷，”他笑着说，一边驾轻就熟地带领着她避开别人的冲撞，“喜欢眉户、碗碗腔、秦腔。我妈生我的时候，是在老家，生我那天，刚巧有一个碗碗腔的好戏班来村里唱戏，唱的就是这出《借水》。我这边落地了，我父亲还在戏台下边看戏呢！散戏回来，咦？炕上多了个小子！一高兴，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崔护——好在他姓崔，要不我恐怕还得改姓呢！”

        他们都笑了。她想，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人。

        半年后，海棠和崔护领了结婚证。婚礼，他们采取了旅行结婚的方式。没有大摆婚宴，亲朋好友在一起吃了顿饭，就把两个新人打发上了夜行的火车。旅行结婚，是海棠的主意，她对崔护说：“我不要那种闹哄哄的小市民婚礼！”斩钉截铁。崔护答应了，不过让崔护有些不高兴的是，他觉得海棠似乎很轻视她自己的家人，轻视人间烟火的生活。

        他们来到了北京，住在一家不错的招待所里，是崔护大夫辗转认识的关系，给他们打了折扣。海棠带他去了柳荫街，不过没去二姨家，几年前，二姨死于癌症，知情的人都说那是因为她思念女儿忧郁成疾……后来姨父又再婚了，柳荫街不再是从前那个柳荫街，可她仍然、仍然怀念那里。她带他走银锭桥，带他穿胡同，带他去看中国音乐学院——听说它很快就要搬走了，原来那里是从前的恭王府。

        她听着从那里传出的丝竹声，泪流满面。

        崔护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海棠没有跟他讲过表姐的故事。他闷闷不乐，他想，原来他的新娘是个有秘密的人。

        不过，接下来的日子，他们还是快乐的，几乎玩遍了北京，颐和园、香山、八达岭长城、故宫，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在天坛回音壁，他们一人一头，互相喊着对方的名字，没有海誓山盟，也没有那些私密的情话，可是，仍旧是奇妙的。当海棠听着她自己的名字从长长的老墙那一边颠簸着、如同一唱三叹传到自己耳边时，她心一热，觉得那是茫茫人海中他对自己的呼喊。

        在北京的最后一晚，他们去了莫斯科餐厅，老莫。这当然是海棠的主意。起初，崔护不愿意，他说，他吃不惯西餐，他想去尝尝北京著名的炒肝儿。但最后的结果他们还是面对面坐在了这高大如宫殿般的苏式建筑里。与十四年前相比，它衰颓了不少，尽管它灯火辉煌却仍旧掩盖不住那衰颓，它弥散在空气中，让人感伤。海棠点了土豆沙拉、红菜汤、罐焖牛肉、莫斯科烤鱼，还有餐后甜品黑森林蛋糕——和十四年前一模一样的菜式。红菜汤端上来时，她嗅着那魂牵梦绕的香气，像当年的表姐一样，眼睛一下子湿了。

        “真难吃，”崔护低头用汤匙喝了一口，皱起了眉头，“能把西红柿做得这么难吃，也算本事！”

        两人的主菜上了桌，崔护又刻薄地批评着，把它们褒贬得一无是处。那些“家伙什”，刀和叉，他更是看不顺眼，把它们摔来摔去。海棠沉默着，任他像个母鸡一样唠叨。终于，崔护不说了，他抬起了眼睛，望着对面的海棠，问道：

        “你吃得惯？”

        海棠放下了手中的刀叉，其实，她也不会熟练地使用它们，可她觉得它们是亲切的，久别重逢的那种亲切，还有感伤。她不忍心看别人那样粗暴地对待无辜的它们。

        “我第一次来这里，老莫，是我表姐带我来的，”突如其来地，她望着一片狼藉的桌子这样说道，“那天，表姐也是点了这些菜，一模一样……菜还没上来，看着这些刀叉她就哭了，她说，这就是我要的生活，优雅的生活。”她抬起了湿润的眼睛，望着崔护，“这句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优雅的生活……后来我表姐自杀了，切腕死的，她没有从她不想要的生活中突围出来，挣扎出来，她得不到她想要的，她就干脆什么都不要了！——”她说不下去了，眼泪突然之间奔涌而出。

        原来她是在凭吊啊！崔护想。在他们燕尔新婚的蜜月之际，竟然把他带到这样一个莫名其妙华丽的地方，来凭吊一个如此虚荣的女人！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给他们的新婚生活蒙上了不快的阴影。他想起第一天，她站在那个叫柳荫街的地方，站在那座什么王府的墙外，泪流满面的情景：一个泪流满面的新娘，让他心里结了一个疙瘩，原来都是这个“表姐”在作祟……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也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忍了半天，没忍住，他终于还是把那句话说了出来，他说：

        “海棠，这是我们俩的蜜月旅行啊，你非得让第三者掺和进来吗？”

        霎时间，海棠想起了刘耘生。她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他，可此刻，又堂皇又衰败的灯光下，望着眼前这个人，她的丈夫，她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念他。

        3

        婚后的生活是宁静的。

        他们的家，安在崔护供职的医院里，从前他的集体宿舍，现在做了他们的新房。那是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房间，背阴，在一座五十年代的旧筒子楼里，走廊是所有人家的厨房兼杂物储藏室，家家在门前支炉子做饭。好在那是一座苏式的建筑，走廊宽敞，尽管蜂窝煤炉夹道，还不至于壅塞。

        海棠尽可能地装扮了他们那间背阴的房间，请木匠打制的家具，一律漆成白色，而窗帘、床罩、简易沙发的罩子，则选择了明亮而鲜艳的图案：娇嫩的玫红底，上面盛开着梵高风格的热烈的向日葵。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则铺着她用旧毛线混搭编织而成的漂亮的地垫：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内陆小城，它独一无二。

        崔护很骄傲。他喜欢向人展示他们的小巢。

        星期天，崔护有时会请同事、同学或者老乡来家里吃饭。一张折叠式餐桌，当屋支起来，上面铺一块海棠用家织的白色土布缝制而成的台布，那土布来自崔护的老家，是那里女人们传统的手艺。餐具却是现代和亮丽的。崔护喜欢下厨炒菜，普普通通的家常菜，他总是能炒得有滋有味儿。海棠在屋外走廊上给他们煮饺子，静静听着里面的喧哗。她端饺子上桌，客人中总有人会说：

        “嫂子辛苦了！嫂子你也喝一盅！”

        她笑笑，接过客人斟满的酒盅，不管什么酒，一饮而尽。

        “哎呀呀，嫂子真是性情中人！”大家欢声笑语嚷成一片。

        这种时候，崔护是幸福的。他满意这样的生活。现在，除了一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缺了。

        平静是突然之间被打破的，此前，崔护几乎没有看到任何预兆：海棠突然决定要调工作，去南方，去那个热火朝天正在崛起的新城市。如今，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奔向它，就像当年的淘金者奔向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一样。不知何时，海棠已联系好了单位，是一家大报社，而这边单位也已同意放人。就是说，万事俱备，只欠登程南下了。

        崔护蒙了。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时间，他说话都变得结巴。

        “商量，你会同意吗？”海棠平静地、冷静地问道。

        “不同意！当然不同意——”他气急败坏地叫喊。

        “所以呀！”海棠笑笑，“商量有什么用？你肯定不让我走，我肯定要走，商量的结果就是多吵几架！还不如就这样，长痛不如短痛！”

        “你的意思，是要拆散这个家？”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很悲伤。

        “不是拆散这个家，是要给咱们建设一个新家——”海棠回答，“我先过去，安顿下来，你再过来。那是一个新世界，那里一定更需要医生！”

        “你怎么就能肯定我会跟你去那个说鸟语不说人话的鬼地方？”

        “我说服你呀！”

        “你说服不了我！我哪儿也不去，我爹妈在这儿，家在这儿，事业在这儿！这里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哪儿也不去！”

        “可是我的生活呢？”海棠突然愤怒了，“我中文系毕业，每天在单位里就是跑腿儿打杂、看报喝茶？回到家里，一头钻进这烟熏火燎暗无天日的走廊，伸手不见五指，这就是我的生活？”她忍不住一阵伤心，“崔护，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再这样活下去，我会死——”

        “就和你那个了不起的表姐一样？”崔护冷笑两声，“你们到底要什么？啊？要‘优雅的生活’？别他娘的跟我鬼吹这文艺腔！不是就想拣高枝飞吗？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吗？不就是骨子里、骨髓里一个嫌贫爱富！嫌弃自己的出身，自己的爹娘，自己的乡音！现在连自己的家乡也抛弃了，不要了！好，你走吧，去你的新世界吧！去干什么？当记者？撇着你那一口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京腔四处采访？好，你走，走！这个家我也不要了——”他手一挥，把桌上的几只茶杯扫到了水泥地板上，啪一声，碎玻璃片蹦起老高，他又抓起花瓶、钟表、果盘、烟灰缸、相框，最后是暖水瓶，所有他能抓起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举起来，砸向地板。刹那间，它们血肉横飞粉身碎骨，家变成了一个屠场。他又转着圈，用自己穿着皮鞋的脚，恶狠狠地，踩踏着它们，嘴里疯狂地、绝望地说道：“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海棠站在那里，不阻拦，不躲避，也不说话。她任他发泄、发疯，任他践踏和伤害。最后他冲出家门，她也没有追赶。她裸露的手臂，被飞溅的碎玻璃划伤了几处，慢慢渗出鲜血。她就像一个孤独的伤兵站在横尸遍野的战场。所有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她望着一地的狼藉，想：“只有打碎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

        那一夜，崔护没有回家，她不知道他在哪里过夜。她一个人，用受伤的手，慢慢地，清理着战场。第二天、第三天，他仍旧不回来。一直到她临行前，他都没有露面。她独自一人拖着大包小包去火车站，没有人送行。她家里人，父母、兄弟姐妹，人人都认为她疯了，认为她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简直是伤天害理。她觉得自己走得很悲壮。

        她给崔护留了一封信，只有短短两行字，她这样写道：

        “我走了。我在新世界等你，或者是一份离婚协议书。一切，由你裁决。”

        很短，但很冷酷。

        南行的列车，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穿过白昼和黑夜，穿过北方和南方，跨过黄河、淮河、长江，在它单调如永恒的节奏中，海棠耳边听到的是这样一个声音，如同咏叹：远方远方远方远方……

        去远方。

        崔护，这就是我想要的，去远方。或者说，逃离，逃离庸常的、令人窒息的生活与人生。

        自由、美好、优雅、罗曼蒂克和梦想，这一切，似乎，都在远方，只在远方。

        还有爱。

        请原谅我，崔护。她望着车窗外疾驰而过的点点灯火，望着列车正在穿行的无边的黑夜，忽然间泪流满面。

        4

        大约半年前，有一天，海棠在一家新开张的豪华商场里遇到了一个熟人，起初，她根本没有认出眼前这个春风满面、插金戴银的胖女人是谁，直到她冲上前一拳捣在海棠肩窝里，说：“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海棠才惊叫起来：“哎呀燕子！”

        不错，是燕子，她河滩上的伙伴、工友，当年她们俩是合码一架砖坯的搭档。

        燕子显然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她请海棠在商场的咖啡座里喝茶。商场设咖啡座，是这城市的新生事物。燕子絮絮叨叨说了一些她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怎么留职停薪、怎么一跺脚下海摆摊做小买卖，从卖袜子做起，现在则是做钢材生意……听得海棠目瞪口呆。海棠望着这个志得意满、皮肤滋润、浓妆艳抹的妇女，感慨万端，她忍不住说道：

        “燕子，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河滩上，有一天，你指着灰窑上正在出灰的那些女人对我说，‘海棠，十年后，咱们就是那个样子’，你记不记得这话？”

        “咋不记得？”燕子回答，“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今天哪。”

        燕子慨叹着。不过，没有半分钟的时间，她又开始兴高采烈地絮叨。说起旧日河滩上的伙伴，谁谁谁怎么了，谁谁谁又怎么了。谁谁谁发了，谁谁谁下岗了，谁谁谁进了监狱，谁谁谁已经不在人世了，死于什么什么疾病……她说得眉飞色舞激情澎湃，海棠却听得黯然神伤。突然，燕子说道：

        “哎，你和刘耘生，你们还有联系吗？”

        刹那间，如同长风吹过海棠的身体，岁月的长风，吹得她的心如同灯笼一样打晃。

        她摇摇头，强作镇定，回答说：“没有。”

        “哦——”燕子点点头，“听人家说，他去南方了。”她说出了那城市的名字，那个人人都在好奇的地方，那个新世界，“听说，是引进人才把他引进到那里的……”燕子望着她，笑了，“那时候，还以为你们两人能成一对儿呢！”

        南方，就这样，如同一支箭，射进了海棠的生活，给她那原本虚弱的平静射出了鲜血淋漓的伤口。她知道那伤口是无药可救的，那是致命的、又疼又甜蜜的诱惑和吸引，是黑夜的大海上妖女美妙绝伦的歌声……除了赴死般地扑向它，她别无选择。

        现在，她来到这个新世界了。

        炎热，让她始料未及。她想象过它的热，然而身临其境才知道自己的想象是多么无力和贫弱。这真是一个炽热的地方，热烈、喧哗、生机勃勃，所有那些南方的植物，每棵树每朵花每棵草似乎都在叫喊着生长，长成不可思议的丰美、强势和夸张。生活也是这样，有一种热烈而欢快的、恣情肆意扩张的霸气。

        起初，她租来的出租屋很简陋，没安空调，一只吊顶的电风扇对热的搅动和驱逐就像一只苍老而疲倦的手一样无力。她尽可能晚回家去，宁可在办公室里加班，享受着写字楼里清凉如海风的冷气。周日，她则去公共场所，那些豪华的大商场、大商厦或者酒店的大堂。她并不买什么，她喜欢坐在那里，痴迷地，看来来往往的人流。有无数次，她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久违的身影，迎面走来，她心都快不跳了，大睁着梦幻似的眼睛，等着一个奇迹降临。然而，没有奇迹，没有巧遇。在这座炽热的城市里，她孤单一人。

        几个月后，手边有了一些积蓄，她搬家了，搬到了一个有冷暖空调、一室一厅的小单元。她陆续添置了一些东西，比如，录像机，这样她可以常常租录像带回家来消磨时光。小区外不远，就有一个租录像带的小店，她成了那里的常客。她租小众的文艺片看，渐渐地，老板和她熟识了，常常为了她一人的缘故，进一些鲜有人问津的片子。于是，有一天，她看到了费里尼的《大路》。

        孤女朱利亚特的命运，让她伤心欲碎。

        一个叫安东尼奥的流浪艺人，带着他花钱雇来的搭档、弱智的孤女朱利亚特一起卖艺：朱利亚特有一副纯净如天使的歌喉。他教会了朱利亚特一首歌，那是他们俩的保留节目。后来，在某个城镇，朱利亚特病了，安东尼奥遗弃了这孤苦无依的姑娘，一个人悄然离去。多年后，他重返这个地方，突然听到了他熟悉的那首歌，属于朱利亚特的那首歌，他很震撼：唱歌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孩儿。那女孩儿告诉他，是一个流浪的女艺人，一个孤苦无依的姑娘，在临死前教会了她这支歌……

        海棠泪流满面。

        往事滚滚袭来，河滩上的往事：雨中的窑道，那一堆似乎永不熄灭的光明的旺火，还有，他们的“十年之约”。他对她说：“假如你失约了，我会追进地狱和你算账……”信誓旦旦。她翻过重重山峦去追寻他，去赴那个约会，可是，他爽约了，他没有等她十年，他遗弃了她，从此杳如黄鹤，就像安东尼奥遗弃了朱利亚特。

        此刻，在这个炽热的、生机勃勃的、最喧哗又最寂寞的城市，她觉得，他又一次遗弃了她。她涉过千山万水重重阻隔再一次孤注一掷地践约，可他，却始终、始终没有让她找到他。

        一年后，深秋，某个晚上，突然有人按响了海棠家的门铃。她很惊诧，在这座城市，她没有朋友，也很少有人来她的家，特别是在这样深的晚上。她疑惑地打开房门，门外站着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脚边放着大包小包的行装。她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人是——崔护。

        崔护望着她，不说话，只是不好意思地笑。

        许久，海棠轻轻地、嚅嗫似的说道：“我不是在做梦吧？”

        崔护回答说：“不是——你说服我了……”

        眼泪夺眶而出，她一下子扑上去，扑进他怀中，紧紧抱住他，把泪脸埋在他肩头，说了一声，“你怎么现在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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