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明朝“国本之争”愈争愈烈时，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在辽东总兵李成梁死后不久，便正式发布“七大恨”告天，将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

        傅春案一度轰动京城，但他是蒙古黄金家族王子，身份尊贵，并未被处死，而是流配西南边疆为奴。齐景云请求同行，却没有被批准，从此蓬首垢面，闭门只读佛书。傅春离开京师后不久，即郁郁病死。

        锦衣卫千户王名世被罢官免职，与姑苏才女鱼宝宝一道离开北京，自此不知所终。

        沈德符当年参与顺天府乡试未能中举，以后科科如此。直到慈圣皇太后李彩凤死后，才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考中举人。次年应礼部会试落第，从此南返回乡，潜心著书，编成《万历野获编》。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山川风物、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于尤详明朝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翔实，在明代笔记中堪称上乘之作。

        妖书一案，直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方才真相大白。中书舍人赵士桢于当年精神错乱，狂病大发，据称他曾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病逝前承认当年妖书是他所做。

        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到了万历四十三年，便发生了更加匪夷所思的“梃击案”。

        朱常洛虽然暂时坐稳了太子宝座，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宫内、宫外的斗争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地位，甚至生命。朱常洛生母王恭妃病后，朱常洛常常遭到心怀叵测者的暗中诅咒。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六月初二，锦衣卫百户王曰乾告发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纠集妖人，摆设香纸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皇太后、皇上、皇太子三个纸人，用新铁钉四十九枚，钉在纸人眼上，七天后焚化。

        内阁首辅叶向高得知此事后，见案情重大，故意压了下来。万历皇帝得知后非常愤怒，责怪叶向高为何不报告。叶向高老谋深算，早已经准备了一封奏疏，建议说：“为皇太子考虑，皇上应该冷静处理此事。如果大张旗鼓，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反而使事态恶化，那么其祸将不可言。”

        万历皇帝鉴于“妖书案”的前车之鉴，接受了叶向高的建议，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天，叶向高指示三法司严刑拷打王曰乾，务必将其打死，因为他告发涉及重大，又真假难辨，只有灭口不加追查，才能化有为无。

        虽然此案被精明的叶向高压了下来，但多少可以反映出宫廷内外围绕皇太子的争斗从未平息。“梃击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黄昏，突然有一位莽汉手执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见人就打，打伤守门的太监。一直往里闯，眼看就要进太子房间，幸好被其他人制服，并未危及太子。一个普通汉子如何能闯进戒备森严的皇宫，又如何能轻易找到太子居住的宫殿？万历皇帝对此案十分重视，命司法部门严加审讯。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奉旨审理此案。一开始，这个汉子说自己叫张差，被人烧毁供差柴草，气愤之余，从蓟州来到京城，要向朝廷申冤，便在五月初四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闯慈庆宫云云。胡士相、岳骏声二人便打算按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将张差以“疯癫闯宫”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是明显的大事化小的处理方式，不少正直的官员均怀疑郑贵妃其实是幕后指使人，对胡、岳二人审理的结果抱怀疑态度。

        五月十一日，轮到刑部主事王志宷提牢，他趁机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并以“不招当饿死”相威胁。张差开始说：“不敢说。”王志宷便让随从退出，张差这才招供，说是被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领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带到慈庆宫，给他一根枣木棍，让他见一个打杀一个。王志宷立即将张差是受宫中太监指使报告皇帝，万历皇帝心知肚明，只要一追查，势必牵扯到他心爱的郑贵妃头上，于是对王志宷的上奏不予理睬。

        但王志宷审出的情况却已经传了出去，关注“梃击案”和太子的朝臣纷纷不平。户部官员陆大受公然提出“梃击案”审理中的疑点：张差已招供有太监策应，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于众？那个作为联络点的大宅院，为什么不指明坐落何处？不仅如此，陆大受还含沙射影地暗示指使之人就是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郑国泰按捺不住，立即跳了出来，写了一个揭帖，极力为自己洗刷。结果他辩词中的破绽被机敏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抓住不放，一一辩驳，让众人更加怀疑郑国泰与此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张差说：“打上官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太监称皇太子为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庞保、刘成正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

        郑贵妃当然也难辞其咎，她见舆论强大，惶惶不可终日，哭诉于万历皇帝。万历皇帝见事涉郑贵妃，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便要郑贵妃去向皇太子朱常洛表明心迹。

        起初，皇太子朱常洛也认为“必有主使”。然而，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常洛为人忠厚，也不想把事情搞大，便恳请父皇迅速了结此案。于是，五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在宝宁门召见群臣，明确宣布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这也是“难识君王真面目，三十余载匿深宫”的万历皇帝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群臣。

        本来，太监庞保、刘成二人也要一并处死，但万历皇帝回宫后，突然变卦，把内阁草拟的谕旨加以修改，要三法司只处决张差一人，庞保、刘成审明以后再拟罪。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凌迟处死。但随后庞、刘二人也被秘密处死，对外宣称二人是被严刑拷打致死，这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灭口。

        正如翰林编修孙承宗对此案的总结：“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也。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梃击案由此草草收场。

        “梃击案”可以说是从“国本之争”演变而来，也是郑贵妃为了能使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所做的孤注一掷的最后进攻。大概是见到“国本之争”中大臣的势力占了上风，郑贵妃心中非常着急，于是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雇人，行刺太子，演出了这场著名的梃击案。

        由于当事人均被灭口，关于此案的说法还很多，因此被列为明宫三大疑案之一，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太子朱常洛的地位是多么危险。

        正当明朝“国本之争”愈演愈烈时，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在辽东总兵李成梁死后不久，便正式发布“七大恨”告天，将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在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无力顾及，只管在沉沦中苟且偷生。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在内外交困中死去，终年五十八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

        国本之议起时，朱常洛才五岁，却遭遇了许多风风雨雨。监护他的并不是生母王恭妃，而是凶狠泼辣的李选侍，她和郑皇贵妃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使他母子受到不少折磨和凌辱。等到他二十岁时被册立为太子时，他仍没有出阁讲学，更不敢预闻国事，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而今，对这位太子来说，心想事成简直是世上最可怕的噩梦，即使历尽千辛万苦，成了君临天下的帝王，但仍然摆脱不掉郑贵妃的阴影。万历皇帝死前留下一道圣旨，要求进封郑贵妃为皇后，这就意味着，她将成为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大臣们自然都反对，内阁首辅方从哲便将进封郑贵妃为皇后的圣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

        形势开始对郑贵妃不利，她便改变策略，一反过去之常态，千方百计地奉迎讨好新皇帝，除了赠送大量珍珠异宝以外，又特意选送了八名美女。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苦闷，清闲无聊，只得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未即位的时候身体就已经相当虚弱，当上皇帝后，依然花天酒地，纵欲享乐。他的正妃郭氏病死后，还有四个选侍，除这些女子外，还有无数美女陪伴在朱常洛身边。朱常洛只知享受美色，身体却越来越糟。

        这年八月的晚上，也就是朱常洛当皇帝一个月后，他忽然肚子疼拉稀，而且头痛。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吃几服补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复原。但是掌管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向皇帝进了一剂泻药后，朱常洛当天晚上腹泻三四十次，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趋恶化。崔文昇原为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当时纷纷传言说崔文昇为郑贵妃所指使，一时间群情惊骇。

        给事中杨涟上疏，弹劾崔文昇“用药无状”，主张将其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杨涟此疏言辞犀利，大家都担心皇帝看后会很不高兴。八月二十二日，疏上三日后，宫中传出话来：皇上要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以往惯例，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要令其执行“廷杖”。群臣认为皇帝一定是针对杨涟的上疏，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多半要遭廷杖。内阁首辅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大义凛然地说：“死即死耳，涟何罪？”

        群臣入朝时，心中均忐忑不安。皇帝面有病容，先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将目光投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群臣正为杨涟捏把汗时，忽听皇帝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随即下旨驱逐崔文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群臣喜出望外，长舒了一口气，随即把话题转向皇帝的病情，劝皇帝“慎医药”。朱常洛回答说：“已经有十余日不进药了。”意思是说他本人对进药是非常慎重的，让大臣放心。

        这次会议表面风平浪静，但在场大臣均能感觉到正有暗流蠢蠢欲动。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昇的先例，认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命李可灼离去。但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再次进宫向太监送药。事关重大，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被内阁官员阻止，但太监还是将进药的消息传给了皇帝。

        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皇长子朱由校也在场，朱常洛言语中已经有临危托孤的意思，向大臣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助皇长子要紧，辅助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

        群臣不知道的是，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正躲在门幔后偷听。她早先多次催促朱常洛封自己为皇后，朱常洛被纠缠不过，答应今天与几位大臣商量后再行册封。李选侍听了半天，始终等不到朱常洛提到封后的话题，便急不可待地叫过一个小太监，让他去告诉皇长子朱由校，赶紧为她请封皇后。小太监走出来后，对朱由校耳语一番，朱由校摇头，没有答应。门幔后的李选侍勃然大怒，竟然不顾礼仪，从幕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朱常洛旁边的朱由校拉了进去。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不知何为。

        过了一会儿，朱由校又被推了出来。他当即便跪在地上，愤然对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众人立即意识到这是在传达李选侍的意思，李选侍如此胆大妄为，僭违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相顾骇然，连朱常洛也为之“色变”。尚书孙如游机警聪明，当即说道：“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我等立即起草册封仪注（册封仪式的日程表）。”朱常洛无意封李选侍为皇后，立即应道：“起草仪注来！”如此一来，李选侍便只能册封为贵妃，而当不成皇后。

        这时候，朱常洛突然提到鸿胪寺官员进药一事，并立即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进献一颗红丸，朱常洛服用后，精神倍增，红光满面，病情大见好转。他十分高兴，不仅大大称赞了李可灼的忠心，而且让他再献一颗。当朱光洛吃完第二颗红丸以后，却昏昏睡去，于九月初一清晨驾崩。这个一生受尽苦难的短命皇帝，当上皇帝不到一个月，就离奇地一命呜呼了。

        由于朱常洛服用红丸毙命，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李可灼为什么要进红丸？很多人都怀疑李可灼是受郑贵妃所指使，故意毒死朱常洛。由此引发争议，一场震动朝野的“红丸案”随之而起。

        御史王安舜首先上疏，请重治李可灼。继之，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惠世扬、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人先后上疏请究治崔文昇、李可灼奸党。但朝中意见不一，最后只将崔文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充军了事。此案最后不了了之，成为了明宫又一大疑案。

        光宗朱常洛生前命运坎坷，死后陵寝也是采用当年明景帝朱祁钰的废陵。英宗复辟后不久，景帝死去，英宗下令以亲王之礼安葬，景帝当国时为自己所修的帝陵也随之被废弃。而光宗因为死得突然，在位才一个月，还来不及为自己修帝陵，因而只好将就起用景帝的废陵。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昆仑堂集》咏明代诗史说：“无端香气绕蓬莱，不是金茎承露杯。谁使文成归海岛，却容柳泌入天台？金丹坐致千秋恨，玉殿旋移万国哀。尝药慢将功罪定，君王已去灵集台。红丸聚讼亦呶呶，疑谤平分未可淆。豫向昭阳防祸水，谁将脊恤进神膏？心惊午夜归龙驭，恨逐轻烟入凤巢。若使宰臣真爱主，罪入何止窜青芳。”

        崔文昇虽然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充军，但其后大宦官魏忠贤翻“红丸案”，李可灼免戍，崔文昇被任命为漕运总督。直到魏忠贤失势时，崔文昇才再次被捕下狱。

        明光宗朱常洛之死，引出了一桩“红丸”疑案，而他死后，还引出一案，这就是“移宫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初一，朱常洛驾崩，年已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当立为新君。当时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仍居住在乾清宫。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贵妃力图为李选侍请封皇后，李选侍则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朱常洛驾崩，册封企图落空。李选侍野心不死，又策划新的计谋，与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挟持太子朱由校。朱由校自生母王才人死后，一直由李选侍抚养。李选侍准备将朱由校藏起来，“挟皇长子自重”。吏部尚书周嘉谟也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由李选侍抚孤。

        李选侍阴狠狡诈，朱常洛在位时，她便恃宠骄横，独霸后宫，她曾当着群臣的面逼迫太子朱由校为她请封皇后，如此野心勃勃的女人，如果挟持了太子，必然会干预朝政扰乱国体，这自然是一批正直的大臣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决意铤而走险，力挽狂澜。

        九月初一上午，杨涟、左光斗促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朝臣一齐赶到乾清宫。刚至乾清门，便有太监持枪梃拦路，不许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强行拨开枪梃，群臣一拥而入。

        群臣哭灵完毕后，发现太子朱由校并没有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均感到吃惊，料到有事情发生。追问左右的宦官，宦官均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光宗心腹太监王安有心指引，便故意用眼睛示意西暖阁，杨涟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齐向西暖阁跪下，一齐请求面见储君。

        李选侍挟持太子朱由校躲在西暖阁，她一个妇人，哪里见过如此阵势，当即吓得六神无主。太监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众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群臣一见太子出来，连忙把太子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到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本月六日在乾清宫即帝位。

        李选侍见太子被强行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她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朱由校封她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议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道：“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迟亦无害。”杨涟辩争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道：“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并且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纷纷赞言助之，御史左光斗更是积极相助，辞色俱厉，惊动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杨涟仍不肯服从，继续抗辩道：“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选侍即日移宫。李选侍接旨，知败局已定，只好抱着亲生的八公主，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移居哕鸾宫。

        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是为明熹宗，又称天启皇帝。

        蹊跷的是，李选侍移宫数日后，哕鸾宫离奇失火。经过奋力抢救，李选侍母女才得平安无事。有支持李选侍的大臣趁机散布谣言，说火灾是因为朱由校有悖孝悌之道，并导致选侍投缳，其女投井，还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言，说：“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

        至此，“移宫案”才宣告结束。此案与“梃击案”“红丸案”并称明宫三大疑案，其本质其实是万历年间“国本之争”的延续。恩怨尽时，亦是封疆危日。

        新帝虽立，却并无普天同庆的喜悦气氛，人人心头被不祥的气氛笼罩，一向威严肃穆的紫禁城也是一派凄清冷寂景象。

        京城里开始有神秘的传闻：据说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不但能听见鬼魂凄厉的哀号声，还能看到阴森森的影子在墙头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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