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时,人们习惯于以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发生在澄城县的农民起义作为起点。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这只是选择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标志,实际上很难说陕西的农民起义是在天启七年才开始的。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过:
杨嗣昌在崇祯十年的一个奏疏里说得更加明确:
杨鹤父子叙述的情况是可靠的,在其他一些史籍里面可以得到印证。如戴笠、吴殳在叙述陕西农民起义的开始时就明确指出:
在地方志里,也有早期起义农民流动于各地的零星记载。如《汉阴县志》说,“(万历)四十三年,流贼劫掠乡村,出没无常,为地方患。”《霍州志》载,“天启三年,流寇突至霍州南关,杀数人。”《洋县志》载,“天启四年七月,流贼突至斜堰河坝,杀死周之弘,邑为骚动。”《西乡县志》说,“(万历)十八年,流贼俞士乾率众犯境。天启七年,流贼王魁禄率众犯平地等处。”《国榷》也记载了四川巡抚尹同皋上言:“陕西流盗由保宁入川,蹂躏广元、神宣之间。天启六年八月,神宣指挥吴三桂御之,斩三级,一系贼魁。十二月,又从眉林沟入犯,守备王虎等御之,斩纪守恩等十二人,追至宁羌界。秦蜀两道,事权宜兼制,乞敕陕西各道府多方缉抽。从之。”
这些事实说明,从万历末年起,陕西军民就已经开始了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早期的起义群众虽然人数不很多,活动的范围却相当广,在同陕西相邻的山西,四川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只是由于当时的声势还不够大,首领人物也不为人们所知。关于这些早期的起义队伍,除了一些点滴的记录以外,无从弄清他们的确切情况。
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爆发的农民起义,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澄城在当时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县份,境内大部分是山谷。史籍记载,这里“土瘠赋重”,本地农民由于负担不了政府的沉重赋税,逃亡的很多,丢下大片土地没有人耕种。隆庆、万历年间,还有来自朝邑、郃阳、蒲坂等邻近县份的农民开荒佃种。天启以后,由于政府的压榨越来越重,又加上天灾,户口凋敝更甚。“四远之民,望澄以为苦海。”尽管生产的破坏、人民的灾难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明政府不但不设法救济,反而一味追逼钱粮。髓干血尽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感到与其束手毙命于杖下,不如揭竿而求生。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二月十五日黄昏时,知县张斗耀正坐堂比粮,怒火填膺的农民们各持利器,从西门拥进公堂。张斗耀见势头不好,吓得躲进私宅,被郑彦夫等人追上乱刀砍死。澄城农民抗粮杀官的消息迅速传布开来,各地的农民、饥军纷纷响应,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燎原大火就这样点燃了。
关于澄城农民起义,有的史籍描绘得非常形象。《鹿樵纪闻》说:
《烈皇小识》写得更是有声有色:
这里的问题是,澄城的农民起义是否就是白水县民王二领导的起义?据顺治《白水县志》载,“崇祯二年,白河北王二、种光道倡乱。官兵以不谙地势陷败。后结连延、庆诸贼,至流毒天下。”上引澄城起义的原始记载,只提到郑彦夫其人,并没有说王二是这次起义的领导者。而《白水县志》在记载王二起义时,又没有涉及澄城杀官事。可能这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发生的两个事件,被某些史籍的作者揉合为一了。在这些情节上的差异没有考定的时候,用澄城农民抗粮杀官的提法,比白水农民王二领导澄城起义要妥当一些。
澄城农民起义爆发之后,陕西许多地方的饥民和饥军也闻风而动。
府谷县有王嘉胤率领“杨六、不沾泥等群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聚为盗。”白水县王二等人起义后,攻破宜君县城,放出狱囚,随即北上同王嘉胤会合,人数达到五六千名,聚集在延安、庆阳的黄龙山。不久,被明陕西督粮道洪承畴击败,转入山谷。安塞人高迎祥在崇祯元年率众起义,带领一支队伍同王嘉胤会合
清涧县人王左挂(原名王子顺)也招集“骑贼万人反于宜川之龙耳咀。”他的部下头目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人。崇祯三年二月,王左挂向明总兵杜文焕乞抚,不久复谋再起,被洪承畴和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定计杀害。王左挂受抚时,部下苗美等人不从,带着队伍向西转移,被官军击溃,苗美也被清涧庠生李攀龙杀害于贺家湾。
汉南人王大梁起义后,有部众四百人,自称大梁王。崇祯元年十月,他纠集成县、两当二地的农民三千多人,攻克陕西略阳,逼近汉中府(府治在南郑县)。二年二月,陕西商雒兵备道刘应遇,会合四川官军吴国辅部围剿汉中,起义军大败,王大梁被俘杀。除了三百多人突围逃入四川以外,参加起义的群众都遭到屠杀
点灯子,名赵胜,又名赵四儿,原是清涧县书生,借住在本县石油寺里日夜攻书。有人讹传他夜间点灯于孤寺,是象平话中描绘的黄巢那样造兵书谋反,又喧传官府将要逮捕他。赵胜无以自明,耽心被诬陷入狱,终于逼上了梁山,在解家沟花牙寺聚众起义。
崇祯元年十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奏固原兵变。参加兵变的士卒劫取了固原州库的财物,接着转攻泾阳、富平、三原,官军游击李英也被俘虏。
崇祯二年四月,阶州士兵周大旺也率众起义,不久被明副总兵贺虎臣部镇压下去。
崇祯三年十一月,陕北延西一带由于缺饷四年,本地极目黄沙,一物不产,粮食贵得好比珍珠,饥军们实在被逼得无路可走,在神一元领导下举行起义,参加的有三千多人。起义后,连续攻克新安边、宁塞营、柳树涧三堡,杀参将陈三槐,随即占领保安县。四年正月,明副总兵张应昌、苑攀龙部同神一元领导的起义军作战于保安,神一元阵亡,他的弟弟神一魁被推举为首领。
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天扩大,北方官僚们束手无策。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言说:
“全陕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李应期接着向皇帝请求,“伏(俯)念奏(秦)灾重大,关系匪轻,敕下户部覆议,将天启七年负欠并今岁加派地亩辽饷亟赐免征,复将见年者酌减一半,其馀军饷宗禄一并宽缓。不然,即日取此饿莩毙之杖下无益也。更祈皇上敕部俯查万历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陕大荒事例,慨发帑金遣官赈济,于以救灾民而安地方。异日公家之赋,尤(犹)可望之将来。如曰内帑以(已)匮,诸饷不继,蠲赈两端,概靳不施,万一祸乱大作,天下动摇,勿谓臣今日缄口不言。”
李应期奏疏中请求蠲税和赈济,是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着眼,希望朝廷拿出点残羹剩饭施舍给农民和边军,使他们能够苟活下去。这在起义刚刚爆发时,不失为缓和阶级矛盾的一个重要办法。可是,明廷连这样一点微小的让步和施舍也不肯答应,饥寒交迫的军、民只有自寻出路,越来越多地涌进起义的行列。崇祯二年正月,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巡抚岳和声向朝廷报告:“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贼恣掠。”农民起义在陕西大部分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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