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覆没后，朱由检感到手头可以用来抵挡农民军东进的兵力十分单薄，除了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于是在正月十九日召对大臣时，正式指示调吴三桂部进关。在调兵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明廷的内部矛盾。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异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汉民落入满洲贵族手里。为了避免使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五千名精兵随吴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说什么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

        然而，实际情况是，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竽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州贵族军队的进逼。而且随着吴三桂主力的进关，势必出现人心不固，关外军民蜂拥入关避难的局面。大臣们深知朱由检的为人，唯恐招来杀身之祸，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检恭维一番，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笔锋一转：“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兵部尚书张缙彦乾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他说，“收守关（指退守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总算确定了下来，实际上仍然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具揭以为外边督抚未必来，亦当佥同”，“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朱由检被弄得心烦意乱，只好下“圣谕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