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曾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前来观操。巡阅一圈后，德国人对龙腾虎跃、军容整齐的新军啧啧赞叹，他扬起马鞭指着正在队列中督操的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三人说：“他们可真不愧是杰出的将才啊！”

        德国人或许应该知道，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系模仿德国操典并聘用了多名德国教习加以训练的，这支军队与德国颇有渊源。譬如军中大将段祺瑞，就曾在德国学习过数年的军事并在克虏伯炮厂实习过，而李鸿章办天津武备学堂的时候，总办荫昌也是从德国学成回国的。

        清廷曾派遣过多批军事留学生去海外学习，如北洋舰队的大部分管带都曾留学英国，可惜的是，这批人在甲午海战中大都战死或者自杀殉国，极为惨烈。庚子年后，清廷又派出了大批的留生前往日本学习陆军，但这批人回国后很难在袁世凯的军中立足，因为袁世凯认为日本陆军系学自德国，而自己的部队本就是直接用德国操法；另外，留日学生人员芜杂、思想不纯，因此不能重用。后来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排挤走后，军谘府（相当于参谋本部）在新军中大量提升留日士官生为中下级军官，这却成了清廷覆灭的一个最直接原因。

        在被德国人盛赞之后，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为“北洋三杰”的声名不胫而走，渐为人知。后来，又有人给这“三杰”分别起了不同的绰号——“龙、虎、豹”：王士珍“北洋之龙”，因为他才气最大，身出中枢，而且时隐时现，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段祺瑞“北洋之虎”，因为他性情耿介，脾气暴躁，又刚愎自用；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之豹”，因为其所练之兵行动迅捷，作战有力。不过，冯国璋还有另一个不太雅观的绰号叫“北洋之狗”。因为冯国璋长得有点狗头狗脑，笑容可掬，又喜好钱财，所以得了这样一个不雅的外号。

        读者也许会疑惑，既然王士珍为“北洋之龙”，何以笔者称其为“土老头儿”呢？这事说来话长。王士珍，字聘卿，河北正定县牛家庄人，他出身于耕读世家，少年时投入淮军统领叶志超的门下，后被保荐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深造，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为第一批学员。

        武备学堂毕业后，段祺瑞被派往德国留学，王士珍与冯国璋则去了日本学习。不久，王士珍重新回到叶志超的部队，并担任了山海关武备学堂的总办。后来陆续成为各省督军的军阀大佬如卢永祥（后任浙江督军）、鲍贵卿（后任吉林督军）、田中玉（后任山东督军）都曾是王士珍的学生。

        甲午战争爆发后，王士珍带领炮队学兵奔赴朝鲜战场，在平壤之战中，王士珍率领学兵队奋勇杀敌，其左手的无名指即在此役中被炸断。甲午兵败后，清军主将叶志超被定死罪，王士珍失去靠山，后来转投聂士成麾下，随后又被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推荐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由此一路升迁，飞黄腾达。

        王士珍被人称为北洋之“龙”、“三杰”之首，这并非偶然，而是他确实有几分能耐。王士珍的父亲秀才出身，他本人从小也喜好读书，因而在练兵中不但善于谋划，而且办事能力很强，深得袁世凯的信任。有一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前来检阅新建陆军，袁世凯派王士珍前去迎接。王士珍当时为工兵随营学堂总办兼工兵营管带，他带领学兵在已结冰的海河上铺设了特制的帆布桥，供荣禄的队伍通过。等检阅完后，天气转暖，荣禄返回时见王士珍仍旧用帆布桥架设在海河上，便有点犹豫，担心冰面会有变化。这时，王士珍上前禀告说：“大人不用担心，冰面三天之后方能解冻，请放心通过。”荣禄通过后，在三天后派人前去勘察，果然如王士珍所说，荣禄也对王士珍的精明能干有了深刻印象。

        1899年底，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随同入鲁并担任了参谋处总办，成为袁世凯身边最重要的亲信。1900年6月，在义和团被清廷宣布“合法化”的时候，某义和团的首领拿着仇洋派端亲王载漪的令箭来到山东，要求袁世凯允许义和团设坛操练。袁世凯一向视义和团为匪，但因为清廷当时的政策支持义和团而迟疑不定：因为答应设坛的话，好不容易被剿灭的义和团将再度兴起；但要是不答应，万一端亲王得势，难免有违令之嫌并会在日后遭到报复。

        正当袁世凯左右为难的时候，王士珍摸透了领导的心思，他主动站出来说：“大人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言罢，王士珍便走出营门，当即下令将这位义和团首领绑了，随后以“盗窃端亲王令箭”的名义推出辕门外砍了。

        王士珍回到营中，袁世凯的会议还没有散，袁世凯见王士珍回来，便问：“你可将这人安置好了？”王士珍以手抹脖，很干脆地说：“已经处决了！”袁世凯大惊，问：“你怎么把这人杀了？万一端亲王怪罪下来，如何是好？”王士珍说：“这好办，只须将令箭封起来，称‘有人盗用’，送还端亲王即可。”袁世凯顿时醒悟，并连赞王士珍处事果断明决。

        在庚子年间，各省的传教士、外国商人及教民等途经山东避难时，王士珍奉命加以保护，他命令手下士兵组成便衣队，一方面资助粮食川资，另一方面还暗中抓捕义和拳。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并向京津地区进行扫荡的时候，王士珍命人在与直隶接壤的边界均用白灰在墙壁上写上大字：“此山东境！”说来奇怪的是，八国联军看见后还真就此止步，山东省在庚子年也因此未被侵犯。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后又承担了练兵等大任，一时间炙手可热，忙得不可开交。好在这时有王士珍在旁边辅佐，可以帮袁世凯分担不少军务。据袁世凯的幕僚称，但凡是与练兵有关的上奏或下发文稿，袁世凯都要让他过目，因此王士珍被人戏称为“龙目”，也就是充当了袁世凯的“眼睛”。等到袁世凯上调京城当上军机大臣后，王士珍也升任为陆军部侍郎，这是当时北洋将领中官职最高的，足见袁世凯对王士珍的重视。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在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一脚踢回老家，北洋系势力大受动摇。这时，王士珍正在江北提督任上，他主动借丁忧之际自请开缺，在请求了两次才获得批准，以示与袁世凯共患难、同进退。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度出山，他首先派人把王士珍从老家找来，并立刻任命他为陆军部大臣。

        但随后的政局发展令王士珍大跌眼镜，袁世凯并没有秉承清廷的意思，反而在前线一会攻打，一会谈判，又打又拉，弄得王士珍无所适从。直到前线主将段祺瑞突然发出“共和通电”，王士珍才明白过来，袁世凯已经抛弃了清廷。事后，王士珍极为愤怒，他随即发电质问段祺瑞，“皇恩浩荡，如何出此之策”，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在清帝退位后，正当北洋系的人欢呼雀跃、以为加官晋爵的机会到了之时，被大家认为是袁世凯身边头号“红人”的王士珍却突然称病辞职，把周围的人都搞得一团雾水。袁世凯也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何不肯继续辅佐自己。王士珍气呼呼甩下一句：“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乱民造反，不发兵征讨，反要议和，这真是旷古未有之奇闻！”

        言罢，王士珍便像很多遗老遗少一样，回到老家正定县牛家庄隐居去了。在退隐期间，王士珍仍自命为大清子民，他不但保留了脑袋后的小辫子，就连穿着服饰也全部是按照前清的规矩，一样都不能少。在他家的大厅中央，一直悬挂着一幅光绪皇帝亲赐的“福”字，每次晚辈来给他拜年之时，王士珍都要穿起清朝官服，让人先参拜堂中“福”字，以表示不忘前朝皇恩。在此期间，王士珍在老家修了两个祠堂，以分别祭祀他的生父母和养父母。当有朋友来看他并劝他出山的时候，王士珍总是一口拒绝，并表示从此后在家耕读，不问世事。

        王士珍虽为军人，但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非常信奉，这在北洋系的那些赳赳武夫中是很难得的。在平时，王士珍就一向沉默寡言，思维缜密，他说话不多且语速很慢，跟他谈话得有耐性。从他的外表上看，王士珍一点都不像军人，因为他平时打扮都是长袍马褂、头戴小帽，活脱脱一个乡村老学究。而且，他也不喜欢和军人打交道，倒是与文人过往甚密，如清末翰林陈梅生、进士尚秉和等人都是他的文友。

        王士珍的隐居生活并不算长，因为袁世凯急需他来平衡另一位大将段祺瑞的势力。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派出长子袁克定去请王士珍出山，并下了死命令，不把王士珍请来，自己也不要回来了。在袁克定的软磨硬泡、连哄带骗下，王士珍只得答应去北京一趟，看看老朋友。但是，等王士珍一到京城，袁世凯就任命他为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实质上是仍旧希望他担任军务。无可奈何之下，王士珍只好再做冯妇，继续辅佐袁世凯。唯独有一点，那就是他脑后的小辫子却始终保留着，有人劝他剪去算了，王士珍正色道：“三年之制尚没有满！”直到1915年，王士珍才忍痛剪去了那条宝贝辫子。

        在袁世凯称帝图谋暴露后，段祺瑞因为反对帝制而被免去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王士珍心里虽然不悦，但仍旧照常上班，以维护袁世凯的威信。等到袁世凯死后，王士珍仍旧充任陆军总长，在总理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闹翻跑到天津之后，王士珍又被黎元洪任命为京畿警备总司令。

        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王士珍倒很是兴奋了一下。当时将张勋的辫子兵放进京城的，便是时任陆军总长的王士珍亲自下的命令。有人说他是受到了张勋的挟制，其实他是无可无不可，因为，像他这样接受过传统教育并且在清朝末年受恩于朝廷的人来说，对前清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从信念和感情上来说，王士珍和张勋颇有共同语言，因此，他不但随同张勋一起入宫朝拜，还积极参与了其他事务。而在张勋拟定的六个“议政大臣”中，也给王士珍留了一个好位置；另外，张勋还任命他为参谋部大臣，以资重用，而他的学生张敬尧也被任命为长江水师提督。

        说起张敬尧，他当时是第七师的师长，部队驻扎在洛阳，张勋复辟后，王士珍立刻打电话给他，并让他带兵前来增援张勋。张敬尧得令后，随后便亲率一个旅进京，其中一个团驻永定门，另一个团驻丰台。在王士珍的引荐下，张敬尧分别拜见了张勋和醇亲王载沣，载沣还送给他一套朝服，以便他去皇宫中参拜小皇帝溥仪。

        关于这套朝服，张敬尧还闹出一个大笑话，因为载沣送的裤子太长而靴子太小，匆忙间来不及修补，张敬尧第二天只好上身穿着朝服、下身仍旧着军裤、军靴入宫朝拜，模样不伦不类，一时传为笑谈。好在段祺瑞宣布讨逆后，王士珍见情况不妙，赶紧通知张敬尧立刻只身离去，张敬尧得信后，立刻通知副官带队返回，自己则悄悄地先行返回了洛阳驻地，以免事后被追究。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京城中有个“两国忠臣”的笑话，说有两个大佬，一面依附清室，一面又通款中国军队；在朝见宣统的时候身着袍褂靴帽，而等天津方面派人来接洽的时候，则换成民国的大礼服，好比是戏子登台演出，演一出，换身衣服，不亦乐乎。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两大佬说：“我等不忍心看到京城糜烂，所以不得不牺牲个人之名节，奔驰于两者之间，以期和平解决罢了。”有人取笑说：“二位真不愧是两国忠臣啊！”某大佬便忸怩说：“我非两国忠臣，乃两方面和事佬也。”

        这两位“两国忠臣”，其中一位便是王士珍（另一位是步军统领江朝宗）。但在张勋复辟失败后，王士珍等人不但附逆无罪，反而因“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在这场闹剧结束后，王士珍本来觉得无脸见人，想回正定原籍隐居，但段祺瑞和冯国璋赶紧跑来抚慰，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既然老朋友盛情难却，王士珍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作为同事及多年的朋友，王士珍的确与段祺瑞及冯国璋抹不开面子。在总统冯国璋与总理段祺瑞闹矛盾的时候，段祺瑞被冯国璋罢了官，随后便找到王士珍来做替手。王士珍和冯国璋是老哥们固然没错，但这“段去王来”，王士珍出任总理又觉得对不起段祺瑞，有卖友之嫌；可冯国璋不放过他，说：“老聘，难道你就忍心看我的笑话吗？”

        没办法，王士珍推脱不得，只好再次勉为其难了。不过，民国初年的总理是不好当的，有一次，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由于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很强大，王士珍的总理职位还没有做满三个月便自动下台了。不久，冯国璋和段祺瑞也分别引退，换了徐世昌上去做总统。“北洋三杰”中，冯国璋最年长，也最先走完了他的历程（1919年去世）。王士珍则在辞去内阁总理后便不问政治，甘心退隐。1926年张作霖出任安中国军队总司令并把持北方政权后，派鲍贵卿请他出山组阁，被他坚决拒绝。后来张作霖亲自来请他，王士珍无奈之下，跪着磕头说，我干不了啦，你饶了我吧！张作霖只好回去并对人解嘲说，聘老怎么突然糊涂了！

        1930年，王士珍病逝于北京，终年70岁。王士珍没有儿子，只有二女，去世前有两处房产和十余顷田地，其在北京的房产还是学生鲍贵卿和卢永祥等人给他买的。总体来说，王士珍的一生为官清廉，不事铺张，也算是出军阀之淤泥而不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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