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发黄了的旧书，是我前几天整理书架的时候翻出来的，名字叫做《新名词综合大辞典》，上海大地书店1950年7月初版，1951年1月增订再版。看着它灰头土脸的样子，估计是出身十几年前的旧书摊。

        那个时候卖旧书的人非常可爱，凡是旧书一律在原价上打折，赶上运气好还能碰上论堆甩卖的，弄上一纸箱也就十来块钱。那是我淘书的黄金时代，这书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挤进上我的书架的，当初买它的时候，估计准是论堆来的，所以没想过会有什么用，再翻出来的时候差点没给丢到废纸篓里去。几乎在那要扔不扔的一瞬间，我瞥见了“新名词”三个字，这么旧的书，居然讲的是新名词？

        不管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时光总是在向前流逝，隔几年就会有新名词涌现，跟改朝换代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汉朝初年说的其实还是秦末的话，大唐开国吐的也还是上一朝的旧词。明清更替，人们不过收敛了几个关于“狄夷”的词汇。民国成立，也就是皇帝变总统，提督变司令，当时的报纸曾经兴奋地嚷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片卡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1912年3月20日《申报》）漫说这边兴了那边是否真的灭了，就是真的新的灭了旧的，也不尽全与政治有关。但是，新中国的建立却不一样，因为它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时代。随着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被整合到了一个个组织中去，可能在家里还可以开你的老腔，可在会上或多或少都要冒几个新词，不然，就意味着你落后了。话语的转换，以政治为中心在转，等到日常的说话也掺进了新名词时，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就政治化了，也可以说，一场话语转换就完成了。

        所有的人（除了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走到街上，不认识的人一样叫他同志）都叫“同志”，做所有的事（除了吃喝拉撒，特殊情况连吃喝也算上）都叫“革命工作”，找到了职业叫做“参加革命”或者“参加革命工作”，所有的公干所在都叫“单位”，每天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政治学习”，你要“靠拢组织”，交“思想汇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农民不会新词是可以原谅的，到七十年代，村里的支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解为“大伙批你一顿，我再批你一顿”的还大有人在，可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就麻烦了，在解放了的明朗的天空下，如果大学教授还把“革命”理解为“汤武革命”的鼎革更命，将“斗争”还像旧中国那样说成了“争斗”，那可怎生了得？所以他们要“脱裤子”、“割尾巴”、“洗滚水澡”，用上得了辞典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思想改造”。即使这样，我们看看当年老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胡适的文章，依旧新名词用得别别扭扭。于是乎，基于同一个理由，聪明的人几乎是在被解放的同时，拉上些老革命的知识分子编了这本《新名词综合大辞典》。辞典问世之后看来很是畅销，半年之后就出了增订的第二版。

        在这本辞典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词，比如“群众”、“基本群众”、“群众观点”、“为人民服务”以及“宣传”、“鼓动”、“调查研究”、“民主评议”，其中有些显然火药味比较浓，像“斗争”、“斗争性”、“反动”、“反动派”、“反革命”和让许多人至今一听到就打哆嗦的“坦白”。不过看来在那个时候“坦白”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惊心动魄，该项词条的解释是：“就是没有隐瞒。指当众执行自我批评，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公开诉说出来，并表示悔过，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见该辞典第90～91页）。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有许多尾巴没有割干净的知识分子，只要“坦白”了一次，以后就可能接二连三地“坦白”下去，“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似乎没有可能，至少在他上面和周围的人看来是没有可能，真是“想改也难”。

        害得某些“小知”和“大知”屡屡要“坦白”的东西，在这本辞典中也有明示，它对“个人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与集体主义对称，认为个人的发展是历史进化的目的和内容。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认为每个个人必须完全从任何社会羁绊下解放出来，应当以自己的志愿为方针。近代个人主义者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一种反动思想了。”（该辞典第83页）既然“个人主义”被判定为“反动”，估计也只好当过街老鼠来对待了。“自由主义”的命运也差不多，该辞典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由主义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的工具了。”而且在略述了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后，最后的判词是：“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能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与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该辞典第85～86页）进入革命时代以后，有谁不想进入“集体组织”，或者能不进入“集体组织”呢？如果你的身上“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尾巴的根还在，或者人家认为还在，那么就很可能有“反动”和“恶劣”的噩梦缠着你。

        在这本辞典中我还找到了解释“王实味思想”的词条，上面是这样写的：“王实味为一托派分子，他的思想有三个要点：人性论、蜕化论、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该辞典第56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词条，“大灶”、“小灶”。当年王实味就是因为自己吃着“小灶”，却偏要对大小灶之分唠唠叨叨，结果变成了某个阵营人人谈之色变的托派，最终丢了脑袋。

        让我同样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新词”：“刘宗敏思想”。对于我这个学历史的人来说，不用看就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看来，在进城之初，重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有人想着，可是很快，这个词就消失的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显然“资产阶级思想”更可恶，更众“恶”所归，在金钱美女面前看不开，只能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再到后来，等到我记事时，那个进了北京城便大肆收罗金钱美女的刘宗敏（没进城之前未必就不贪财好色），已经在某大作家笔下变得十分可爱了。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你所做的只能是佩服人们进步的神速。

        其实，辞典里几乎所有政治性的“新词”，对于从根据地来的人来说都是老生常谈。新名词之新，就是向根据地的话语体系靠拢，所以甚至连根据地的一些口头禅也被辞典郑重其事地收入，比如“大呼窿”、“小广播”、“闹情绪”等等，其中“大呼窿”一词还特意注明“山东话”。从这本辞典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建国初年显然还相当洋气的上海，有一群知识分子正在脱下西装，换上列宁装或者军装，文质彬彬的嘴里拼命学着根据地的土话。

        今天，又是一个新名词大换血的时代来到了，据说又有人编了新名词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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