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先生是民国时期的知名中医，他曾写过两本关于上海生活的历史随笔，一为《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为《抗战时代生活史》，其间的所见所闻，都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生活点滴及历史。陈先生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其记述却真实入微，可读性强，结合其他人的回忆录及统计，倒也可以一窥民国时期的上海生活。

        陈存仁出生于1908年，原是上海老城厢世代读书经商的地道上海人。六岁的时候，陈存仁去姑母家拜年，其姑母家巨富，给了他一枚银元做压岁钱，令他兴奋不已，因为当时刚满师的学徒一个月也不过拿一元的月钱。民国初年，小孩子是很少有机会见到一枚银元的，他们接触最多是铜元。

        据陈先生的回忆，一枚铜元在当时的用处很大，可以买到十粒八粒糖果，或大饼油条各一件，或生梨一二枚。去城隍庙玩的时候，一枚铜元可以买到一块百草梨膏糖，两枚铜元一碗酒酿圆子，四枚铜元一碗肉面，肉又大又厚，当时已有荷兰水（外国汽水），每瓶两枚铜元。当时的鸡蛋，一银元可以买150多枚，比兑换的铜元还要多。民国时期的著名影星胡蝶和陈存仁先生系同年出生，她也曾经在回忆录中说，她八岁的时候（1916年），一个铜板可以买一个肉包子或一大堆糖炒栗子。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既有银两银元，又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的钞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纸币，一般都要打七折使用）。银元，是当时的流通主币，其中又有袁世凯元、龙元、孙中山元，还有因外贸而从外国流入的外国银元如西班牙卡洛斯银元、奥匈帝国银元、秘鲁银元及英美日等国流入的贸易银元。据1929年的统计，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达15种之多。至于银两，则更无一定之规，在使用时还需要看成色、称重量，如元宝、银锭、银块、银片等，很多都需要钱庄中转兑换。辅币银角子和铜元往往由各省自行铸造，五花八门，在成色、比价上大有文章可做。

        老一辈的人对钞票（纸币，甚至钱庄的庄票、支票等）大抵是不信任的，特别是外国银行的钞票。当时有两种外国钞票曾让中国人吃过大亏，一是“一战”结束后崩溃的德国马克，二是俄国革命后变得一文不值的卢布。就算是美钞，当时人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们最感兴趣并认为最可靠的是银两和银元，这才是他们心目中货真价实的财富。

        因此，当时的大户人家甚至是一般人家，大都有藏银窖的习惯（即便是失火也无妨，屋去而窖藏），多的上万几十万，少的也会藏个几百几十的。遇到老屋拆迁或者翻新重建，把藏银的地窖挖出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令人发噱的是，当时上海人过年时祝福别人发财的时候，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

        八岁那年，陈存仁就亲眼经历了“掘藏”的一幕。当时其姑丈去世，姑母将其四伯父（即娘舅）请去分配家产（江南一带，请娘舅来主持分家是沿袭已久的传统，娘舅在外甥女出嫁的婚宴上也要尊为首席），四伯父便把他一起找去作见证。在去之前，四伯父先把他拉到城隍庙，让他向城隍菩萨赌一个咒，保证在分家的时候看到的事情永远不告诉别人。等到姑母家后，其家人全部在场，就等着娘舅和见证人来掘藏分家了。半夜时分，等家中的佣人都被打发到庙里守灵去了，掘藏才正式开始。

        四伯父说，“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说这话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还伸出两个手指，说着‘二十’二字，这‘二十’是什么意思？”当时姑母家的人都认为是二十个瓦缸。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将书房画箱搬走后开始往下挖，挖了好大一会才挖出八只缸，里面全是银元，每缸一千元，上面还有一对银元宝（每锭重十两）。由于挖出来的数目和“二十”不对，因而大家又继续往下挖，最后才将其余的十二缸银元挖出，总计二万银元和二十对银元宝。

        上开埠之初，一些富商也自行铸造过银饼，每饼五钱，后流入市场，但这种银饼不够标准，使用起来多有不便。当时官方的银元为白银七钱三分，库秤是七钱二分，在当时流通的银元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银元，因其正面有一只鹰，所以被人称为“鹰元”，上海人又称之为“洋铀”。清朝末年，清廷从外国引进了机器铸造银币，因为上面有一条龙，因而又被称为“龙元”；民国后，袁世凯时期又铸造了新的银元，银币正面有一个很大的袁世凯头像，也就是民间惯称的“袁大头”，这种银币是法币改革前使用最广泛的。

        民间也会造假银元，因而钱庄伙计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懂得识别银元的真假。最传统的手法一般是听声音，将银元往大柜台上一掷，声音清脆悦耳的是真，声音浑浊不清的便有假的嫌疑。要不就是用两手指夹起银元，往其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轻微但悠长的银笛声，如“殷”的一声，假的就没有（笔者小的时候，家里也有几枚留存下来的“袁大头”，的确是屡试不爽）。

        一般说来，当时十元以下的交易大都使用银元，十元以上使用银元的就不方便了，因为一枚银元七钱三分，一百枚就是七十三两，碰到大宗交易使用现银是非常麻烦的，因而这时就需要使用银两或者钱庄的庄票了（即相当于银行的本票，见票即付）。在银元之下，有两种辅币，一种是银角子，另一种是铜元。这两种辅币并非十进制的，而是根据银价变化而变化。在当时的钱庄，每天都会挂出兑换率，不过浮动也不会太大，一银元一般兑一百二十八枚铜元左右。

        陈家在民国初年开始家道中落，最初是家族生意破产，后又因为父亲突患痢疾去世，因而只能改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据陈先生的记载，他八九岁的时候，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的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一个铜元煮青菜一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两个铜元买“东洋鱼”一块（日本销来的萨门咸鱼干），一个月都难得吃一次肉丝。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吵着要买一双儿童皮鞋，但要价须一枚银元，最后只能忍痛作罢。

        等到陈先生中学毕业、开始学习中医之后，此时的物价有所变化。当时的铜元一枚，可买臭豆腐干两块，粽子糖五粒；品海香烟和强盗牌香烟都是铜元三枚；米价已经涨到每担四元六角。有一次，陈先生和他的表兄去半淞园游览，谈起今后的愿望时，表兄说他希望在洋行工作，每月可拿30元，而陈说自己希望做医生，每月赚40元。当时每月赚30到40元，已经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

        民国名记者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的时候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贴招租的房东也是苏州人，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包天笑的薪水在当时是不算菲薄的，因为他有一位同乡比他早两年进《申报》馆当编辑，薪水只有28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这样的情况，在抗战爆发后更是如此。

        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6到7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亭子间文人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低，当时一个多产的流行小说作家（如写连载的鸳鸯蝴蝶派们），一个月可以赚到300元。1921年，茅盾在给一家商业性杂志做编辑时，月工资是100元；而据黄天鹏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中记载，当时的一个总编辑的月薪在150到350元，编辑主任为120到200元，普通编辑60到100元，驻外地记者100元左右外加业务费，本地采访记者大概为50元，抄写员每月只有20元的收入。

        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20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后来被杀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据陈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鲁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而与他同时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低，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还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另外还有翻译的稿费（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税，收入是不菲的。在版税收入中，林琴南可能是最高的，他一生通过翻译作品拿到的版税是22万元（远高于鲁迅等人），另外，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另有月薪550元的收入。

        民国律师的收入更加令人咋舌，如1926年从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吴凯声律师，他和另三位律师合开了一个事务所，每个月的收入至少在1000到2000元，高的时候达到一万元。因此，吴凯声在两年之内便发了财，买了大房子和汽车。1927年底，他花三千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仅仅三年多点时间，便以十倍的价钱转手卖出。当然，这是名律师的收入，普通的律师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一二百元。

        教授是民国时期的高收入人群，北洋时期在180到280元，国民政府时期在100到600之间，而30年代的中学教师月薪为100到260元，小学教师在60到100元。当然，这些工资的记载是名义上的，民国期间因为局势不稳定，中小学教师被欠薪的事情是屡有发生的。据1934年《申报》的报道，上海各大学教授的月薪如下：中法工学院最高，1500元；同济大学，775元；交通大学：600元；复旦大学，530元；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400元；震旦大学、沪江大学，300元；大夏大学，290元；上海法学院，210元。同时期由司徒雷登主政的燕京大学，教授月薪为360元，校长为500元。

        至于官员与公务员，工资并不算高，如1927年政府公报所公布的，部长的月薪为800元，副部长为675元，局长（或司长、处长）为450到600元，秘书为300到450元，科长为250到400元，科员为60到180元。法院的大法官倒是收入很高，月薪达1000元，普通法官最高有400元，最低160元，但他们没有额外收入。

        按陈存仁先生所记，当时上海卫生局人员不过八人，科长薪水每月30元，小书记员每月只有8元。当然，这是名义收入，比如后来卫生局通过审核医士执照便收了一大笔钱，全体人员由此立刻都加了薪。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1928年，已经小有名气的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月薪拿到2000元（实支1000，公司欠1000）。1931年，明星公司以她为女主角，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影片历时6个月，共耗资12万元。不过，这个电影的收益是很不错的，除了国内的票房外，光卖给菲律宾片商的放映权就收入1.8万元、卖给印尼的则为1.6万元。

        与胡蝶相比，刚出道的周璇就差了不少，她最初与电影公司签订的月薪为200元。男演员的薪酬一般比女演员低，如赵丹的月薪是200元，谢添250元。没有大名气的女演员薪水也很低，如蓝萍（江青）从影期间，其薪水是每月60元，秦怡也是60元。

        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20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十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在民国初年就有电车了，当时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这个收费就贵了，从大世界（今人民广场）到南市（今豫园、城隍庙往南），车价就要一银元以上，一般人是打不起的。事实上，当时一辆小型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银元左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学一般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2到4元，中学也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16到36元，大学的学费最低40元，最高的是圣约翰大学，学费高达150元。陈存仁先生当年在育才小学读书，每学期学费为3元，后因为家庭困难而改读更便宜的浦东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在四伯父的资助下入读明立中学，每学期学费16元；中学毕业后，入读南洋医科大学（东南医学院前身），每学期学费4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贵了；读了一年后，转入上海著名中医丁甘仁开办的中医专门学校，学费为24元，其四伯父的负担就轻了不少。当然，不怕花钱也有，比如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他的流氓老子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后把张法尧送到法国鬼混了几年，据说用掉三十几万，这简直是不得了的天文数字。

        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据陈先生透露，大概在两千到三千银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先生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一元六角，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当然，要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陈存仁先生满师之后，在南京路“心心照相馆”的二楼租了一个房屋开业，月租金为50元。由于陈先生受教于名医，一开始定的门诊费就非常高（一元二角，接近名医的收费标准），但开业第一天乃至之后的十余天都吃了个鸭蛋，同学来看他，都摇头说收费太高，好在三友实业社的老板看得起他，请他做他们社里500多名职工的常年医生，一个月付50元，这才帮他度过最初的危机。

        到后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增多，业务多了，陈先生便请了一个挂号职员，每月薪水6元，还花8元钱包了一辆黄包车，以便出诊，当时出诊的费用是5元。一年之后，每日门诊也有十号左右（上海名医丁仲英，也是陈存仁的老师，每日门诊可达百人，月收入至少在3000元以上）。后来三友实业社扩大到三千员工，每月固定诊费也就提高到300元。后来，陈先生又担任了家产极丰的犹太富商哈同家的常年医生，每月可以拿到200元。光这两项固定收入，陈医生已经跻身当时高薪人士的行列了。

        另外，陈先生还办了一份报纸（即《康健报》），每份铜元二枚，一年订费加邮费为两元，第一期的销量就达到1.4万份，不久便将订户扩展到8000份，一下就有了一万几千元的现款，加上已经预收的广告收入一年1600元，光这项收入就够报纸近五年的成本了。帮他做抄写的一位朋友邓钝铁，当时也在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做抄写员，月薪只有35元，后来此人改名“粪翁”，每次在展览会上卖书画作品，收入竟可达到八九千元。

        不过，最厉害的并不是会赚钱，而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陈先生曾在高人的指点下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三亩七分的地，成交的时候，卖主四兄弟挑了箩筐前来分银元，当地人只信银元，其他的庄票支票一概不要。就这块地，不到三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当然，适当地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1000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5000倍的价格。

        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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