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7年加入CC集团，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长、处长。中统局副局长、代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等职。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1月被免去本兼各职。1985年在台湾去世。

        送礼跑官，硕士“跳槽”搞特工。倚仗“二陈”，上蹿下跳，处心积虑挤走叶秀峰，终于抢到“调查科长”的肥肉

        徐恩曾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又留学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学的专业是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回国后奉命筹建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并当上了电台主任。

        一天，徐恩曾手提大包小包礼物，来到了表兄陈果夫家中。

        陈果夫比徐恩曾大四岁，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正在院子里观赏花木，见徐恩曾登门拜望，连声说：“可均（徐恩曾字），你怎么一大早来了？快进屋里坐。”

        寒暄过后，徐恩曾开门见山地说：“果兄，我想换个单位，到你的中央组织部工作怎么样？”

        陈果夫哈哈大笑，说：“可均，你在美国苦学多年，掌握了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学贯中西，多少人都羡慕你呀！到组织部来当个干事，做做一般的行政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埋没了你这个人才。”

        徐恩曾见陈果夫不肯帮忙，只得求助于陈立夫。

        经过陈立夫的一番活动，徐恩曾顺利调入中央组织部当了总务科长。时为1930年，徐恩曾34岁。

        中央组织部下设处、科、股。论职务，徐恩曾比表弟陈立夫还低两级。但他并不因此而心里不平衡，相反，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干得十分出色，凡是“果兄”、“立弟”交办的事，不论巨细，都迅速办妥。平时对“二陈”非常恭顺，即使是表弟陈立夫，他也主动为他开车门，扶他上下车。旁人见此情景，在背后议论纷纷，但徐恩曾照样我行我素。

        徐恩曾虽为总务科长，但对同在中央组织部里的党务调查科的内部工作却不知情，总感到它很神秘，鬼鬼祟祟的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该科科长吴大钧是浙江老乡，与他还是留美同学。徐恩曾就和他套近乎，逐渐弄清了党务调查科原来是搞特务工作，它的任务是侦查共产党和反蒋派的内幕，活动范围很广，权也很大。这使嗜权如命的徐恩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向往。他决定把党务调查科科长这块肥肉搞到手。

        继吴大钧任调查科科长的是叶秀峰，此人和陈立夫同岁，两人是南洋大学矿冶系的同班同学，又都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同获硕士学位。可是眼下他的职务却比陈立夫要低得多。生性好强的叶秀峰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工作中就常和陈立夫顶顶撞撞。徐恩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暗喜。他竭力想取而代之，就常在陈立夫面前说叶秀峰的坏话，进行挑拨离间。

        果然，叶秀峰和陈立夫公开闹翻了。他一气之下跑到杭州“疗养”。徐恩曾立即假惺惺地到杭州对叶秀峰进行“慰问”，当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对叶秀峰说：“叶兄，论资历，论学识，论才能，你早该当处长了，可是现在只当了个科长，有什么意思？”叶秀峰是聪明人，知道徐恩曾明明是来“劝退”的，也就顺水推舟地说：“徐科长所说极是。我是无论如何不回调查科了。”

        徐恩曾处心积虑地一番活动，挤走了叶秀峰。又向“二陈”逢迎讨好，一次又一次地送礼、跑官，终于当上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五年的中统特务生涯。

        招降顾顺章，屠杀恽代英和蔡和森，从蒋介石手中领回血淋淋的十万元赏洋。疯狂进行文化“围剿”，魔爪伸向鲁迅

        徐恩曾走马上任，凭他的聪明和才干，很快把党务调查科的工作搞出了新名堂。

        徐恩曾常说：“事在人为，没有人就办不了事。”他接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编制，招兵买马。他提出并经“二陈”批准，在调查科内增设一个“特务组”，举凡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情报搜集、破坏活动的指导等等，统由该组负责。

        接着，徐恩曾又增设了一个“言文组”。他交代该组的任务是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章杂志、各种进步刊物以及国外的华文报刊，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从中了解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动向。调查科的人员很快从十七八人增加到五十多人，成为中央组织部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科。

        一天，陈立夫把徐恩曾找到办公室，向他传达了蒋介石的“训示”。蒋介石强调说，最近共产党到处滋事，搞得全国不宁，调查科在对付共产党方面，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新办法，特别要注意缉拿共产党首领。

        陈立夫问道：“可均兄，领袖要你们想出新办法对付共党，期望殷切，要求很高，不知兄有何高招？”

        徐恩曾说：“共党很狡猾，主要活动在上海、武汉、郑州等大城市，我们准备从调查科中派出三人，任命为特派员，并配备工作人员和电台，分别常驻上述三个城市，以后再选派人员，逐步在各省、特别市和铁路设立特务室，以加强对共党的侦缉工作。”

        陈立夫说：“好，这样可以直接加强我们对这几个重点城市的监控。但派去的特派员要选准，要精明干练。”

        徐恩曾“用人有方”，他手下的特务蔡孟坚秘密到达武汉后，果然很快就抓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顾顺章押到南京后，徐恩曾连夜带着顾顺章赶往上海抓捕中共领导人。可是迟了，由于中共特工钱壮飞等人杰出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已人去楼空。

        徐恩曾连连扑空，心里有说不出的懊恼，直怪顾顺章招供太迟。顾顺章为了“立功”，又向徐恩曾附耳低言：“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还关在你们的监牢里。不过他化名叫王作霖，一直骗过了你们。经过中共营救，你们最近就要将他释放出狱了。”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1930年5月被敌人逮捕后，他巧妙地隐瞒了身份。

        徐恩曾立即派特务按照顾顺章的密告，将恽代英查获。他还亲自出马对恽代英劝降，妄图使他像顾顺章那样叛变后供出党的机密。恽代英是个铮铮铁汉，尽管徐恩曾挖空心思，他仍然守口如瓶，行刑时还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前往监斩的特务骨干顾建中说：“共产党人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真是可怕。”徐恩曾却恶狠狠地说：“对这种死硬的共党分子，一定要坚决杀掉，绝不能留后患。”

        徐恩曾在上海连续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抓捕了来不及转移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除个别人叛变外，大多数人都被杀害。

        顾顺章告密说，中共领导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的蔡和森正在香港活动。徐恩曾立即派特务骨干带着顾顺章秘密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后来，蔡和森也被杀害。

        蒋介石高兴地召见了徐恩曾，陈果夫和陈立夫陪同接见。蒋介石笑逐颜开，和徐恩曾亲切握手，表扬说：“果夫、立夫向我推荐，说你是个人才，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和重托，招降了顾顺章，查获了恽代英、蔡和森等共产党头目，还抓捕了一批共产党分子。你为党国立了功，我要重重奖励你。”很快，蒋介石下令奖给调查科十万元大洋。在此基础上，徐恩曾又处心积虑地搞起了一个特务机构——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下设书记室和训练、情报、总务三个科。书记室内设组织、指导、审理、行动等四个课（小于科，相当于组）。此外还有设计委员会、总督察、电讯总台、密电研究室、行动队等等。徐恩曾还将特工总部的黑手伸到各省、市和铁路系统，分别设置了“肃反专员”和“特务室”。当时中统内部流传着一首歌谣：“专员多似狗，科长满街走，秘书无人问，处长人人求。”

        徐恩曾在用人政策上是“武大郎开店”，绝对不允许部属中有超过自己者。为了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采取的第一道撒手锏是搞掉调查科总干事张冲。

        张冲，字淮南，又字怀南。他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后，能力和业绩并不逊于徐恩曾，这就招致了徐恩曾的戒备和猜忌，生怕张冲会将自己取而代之。张冲曾对人说：“要不是钱壮飞，中共中央早就被一网打尽了。”徐恩曾生怕此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遂多次向“二陈”进谗言。

        一天，徐恩曾找张冲谈话。

        徐恩曾满脸笑容，装出非常和蔼亲切的样子，说：“淮南兄，特工总部成立后，非常需要有一个机构，经常对重大问题出谋划策，作出战略性的决策，组成人员必须对本科工作有过重大贡献，有资历，有威望，有水平。经果兄他们批准，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设计委员会，其主任委员一职，非兄莫属。”

        张冲听徐恩曾这么一说，就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慑于“二陈”的淫威，他只好接受了这个闲职。可是坐冷板凳的滋味并不好受，个性倔犟的张冲不久后拂袖而去，出国到欧洲“考察”去了。

        挤走了张冲，徐恩曾坐稳了特工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心里好生得意。

        叛徒顾顺章出卖中共大量机密后，徐恩曾给了他很高的薪金，还“赠”给他一幢房子，并派一名女特务给他当老婆，实际上是监视其一举一动。

        一天，徐恩曾得到报告，说顾顺章某日酒后对人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徐老板只让我当当教员，编编训练班的教材，并不重用我，我还不如到戴老板（戴笠）那里去。”

        徐恩曾还得到密报，说顾顺章私下对陈俊德（亦为中共叛徒）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从现在起我要注意联系自首人员，另外成立新共产党组织。”

        中统和军统平时就势不两立。徐恩曾和戴笠见面时握手言欢，背地里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徐恩曾心想，你顾顺章要“跳槽”，甚至野心不死，竟敢策划成立“新共产党”，这还了得！于是禀报蒋介石和“二陈”后，将顾顺章关进苏州反省院，还给他穿了琵琶骨，不久后将他秘密处死。

        徐恩曾及其领导的调查科和特工总部，除了残酷镇压共产党人，还对进步文化进行疯狂围剿。

        一天，徐恩曾得到密报，说留俄学生招待所有个人在上海发现了中共地下交通员唐禹。他想这是个立功的难得机会，就立即带领得力骨干赶到上海，守候了三天三夜，终于在第四天早晨将唐禹抓获。

        徐恩曾亲自找唐禹谈话，一番威逼利诱后，唐禹招供说：“我在共产党沪东区委工作，我今天的任务是通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开一个重要会议。”并供出了会议时间、参加人员名单以及接头暗号。

        徐恩曾大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特务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务必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这天是周末，时值隆冬，寒风凛冽，街头灯光昏暗，行人很少，几辆警车分别开到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门口，特务破门而入，将两处开会的十几名共产党员全部逮捕。

        徐恩曾接连搜捕了五天五夜，共抓捕了中共各级干部三十余人。他下令将人犯统统关押，严密看管，自己驱车返回南京向蒋介石和“二陈”做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汇报，蒋介石高兴地夸奖徐恩曾“精明干练”、“功在党国”。

        不久后，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林育南和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在上海龙华惨遭杀害。

        徐恩曾还在被捕的作家柔石口袋里，发现了鲁迅与北新书局的一份合同，他恶狠狠地下令务必将鲁迅抓捕归案。但特务们到处搜查，却始终不见鲁迅的身影。原来鲁迅得到消息后，全家躲避到了一个偏僻的名叫花园庄的客栈里。这位英勇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旗手侥幸逃脱了厄运。

        大色鬼妻妾成群，玩弄女人无数。第三任妻子是中共叛徒，“二陈”极力反对，他铁了心去找蒋介石：我和她是非君不娶，非君不嫁

        徐恩曾是个大色鬼，有过三次婚姻，玩弄过数不清的女人。

        徐恩曾明媒正娶的原配夫人名叫梅幼琴，和他是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老乡。开始时徐恩曾与妻子的感情很好，卿卿我我，如胶似漆，还生了一个女儿。

        徐恩曾当上特务头子以后，觉得家乡的“糟糠之妻”土里土气，一股“乡巴佬”的味道，比不上身边那些女人洋气，于是在外面到处拈花惹草，寻花问柳，把老家的发妻渐渐抛到了脑后。

        徐恩曾升任调查科科长后，手下的女特务和部属的妻子，只要有些姿色都会被他看中，他就利用职权想方设法加以蹂躏。

        徐恩曾还不满足于像这样“打游击”，他想找一个固定的女人。比较来比较去，他对同在中央党部工作的王素元颇为中意。

        20岁左右的王素元，东北人，个子颀长，双乳高高突起，皮肤白皙，浑身散发出青春气息，常使徐恩曾看得垂涎欲滴。

        一个是有权有势的特务头子，一个是年纪轻轻未谙世事的小职员，两人眉来眼去，日久生情。不久以后，王素元就成了徐恩曾的情人。

        一天，徐恩曾对王素元说：“我要办一个实业社，地点就在中山东路上，店名嘛，我想好了，就叫正元实业社，你知道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吗？”

        王素元没有喝过“洋墨水”，文化不高，半天也没弄明白徐恩曾的意思。

        徐恩曾在她脸上吻了一下，说：“你知道我最最崇敬的是蒋先生，最最喜欢的就是你，蒋先生名中正，字介石，我从他的名字中取一个‘正’字，从你的名字中取一个‘元’字。以后这个‘正元实业社’就是我俩的家了。”

        王素元立即紧紧地抱住了徐恩曾，她以为自己真的就是“徐老板”最最喜爱的人。其实，徐恩曾说的完全是花言巧语。

        一天，王素元的姐姐王素卿从北京来南京看望她。姐妹俩久未见面，格外亲热，谈得十分起劲。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徐恩曾走了进来。徐恩曾虽知王素元有这么一个姐姐，但从未谋面，今日一见，不觉看呆了。王素卿也像妹妹一样身材高挑，但体态更为丰腴，她在燕京大学读书，有一种徐恩曾十分欣赏的知识分子的高雅气质，这是王素元所缺少的。徐恩曾正看得入神，王素元说：“我姐姐要在南京玩几天，请徐老板帮忙安排一下，好吗？”

        徐恩曾连忙大献殷勤：“好说，好说！今天晚上敝人给王小姐接风洗尘，素元你作陪，务请王小姐赏光。”

        当晚，徐公馆里酒筵丰盛，徐恩曾给王氏姐妹殷勤劝酒。徐恩曾居心叵测，为了把王素卿搞到手，他暗地里给王氏姐妹下了迷药。很快，王素元昏昏欲睡，徐恩曾让她先行休息。他把王素卿扶入另一个房间，乘她迷迷糊糊之际，把她强奸了。

        一觉醒来，王素卿发现徐恩曾赤身裸体躺在自己身旁，不禁失声痛哭。她恨恨地痛斥徐恩曾是个人面禽兽，无耻之徒，占有了她妹妹，又玩弄了自己。她说：“我已有丈夫，在美国留学，你叫我怎么有脸见他？”

        徐恩曾嘻嘻一笑，轻蔑地说：“他不就是个留学生吗？好说，待他回国后，我派人和他打个招呼，叫他把你让给我不就行了？今后，只要你跟了我，保管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王素卿再看徐恩曾，发现这个男人皮肤白皙，温文尔雅，前额宽阔，笑起来还有一个酒窝，一副大学教授气派，不觉心生几分好感。再一想，他是身居高位的特工总部主任，自己与他生米已煮成熟饭，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成了徐恩曾的第二房太太。

        王素元一气之下，离开了徐恩曾。不过徐恩曾对她还算“有情有义”，后来，给了她一块地皮，还给她盖了一幢很大的房子。

        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名叫费侠，是中共叛徒，曾留学苏联。徐恩曾看上她，是在一次偶然的报告会上。

        为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特工总部特意办了一个留苏学生训练班，强迫他们交代在苏联的思想情况，动员他们“检举”共党分子，并给特务带路抓人。

        一天，徐恩曾到这个训练班作报告，内容无非是贩卖国民党的一套反共理论，吹捧蒋介石的英明伟大，引诱学生们反苏、反共、反人民。

        徐恩曾报告完后，一个女青年跑上台来代表学生讲话。徐恩曾仔细打量，见她苗条的身材，白白的皮肤，高耸的乳房，特别是她甜美的声音，勾魂摄魄的眼睛，真不啻天仙下凡，嫦娥再世，令他不禁心摇神驰……

        报告会结束后，徐恩曾单独与这个女学生谈话。

        “你叫什么名字呀？”徐恩曾柔声问道。

        “费侠。”

        “喔，想不到你一个纤纤女子，竟是位侠肝义胆的女侠，可敬，可佩！你是哪里人呀？”

        “湖北黄陂县人。”

        “很好嘛，你们湖北人生性豪爽，你刚才的发言也很好嘛，说明你们学习很有成效。政府对你们期望甚殷啊，你好好学习，前途无量啊！”

        临离开时，徐恩曾又对训练班负责人附耳低言，做了一番布置。

        当晚，费侠单独来到徐恩曾的一处“行宫”。徐恩曾设下盛宴招待。席间，他花言巧语，频频劝酒。那费侠早就有几个男人，风流成性，此时一看形势，马上主动投怀送抱，成了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

        风声传到陈果夫、陈立夫耳中，“二陈”认为，她费侠是中共叛徒，在报上公开刊登过脱离共产党的声明，你徐恩曾什么女人不好玩，却偏偏要找她，万一她是共产党派进来的“间谍”，岂不坏了大事？！“二陈”正儿八经对徐恩曾打了“招呼”，要他与费侠一刀两断。

        徐恩曾对费侠，情有独钟，他感到自己交往过的女人中，没有任何人比得上费侠有滋有味，风情万种。他向“二陈”表示：“万两黄金容易得，像费侠这样的女人很少有，要我和她了断，不可能。”

        “二陈”无奈，只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蒋介石自己有过三房妻室，也有不少情人，对部属玩女人之事本来不想过问，但徐恩曾掌管着党国的机要，绝对容不得与共产党有一丁点儿瓜葛，以防共产党打入中枢。于是，蒋介石召见了徐恩曾。

        “听说近来你跟一个共党叛徒打得火热？”

        “是的。”徐恩曾唯唯诺诺。

        “你知道她可靠吗？”蒋介石瞪大了眼睛。

        “卑职敢担保，她绝对可靠。”徐恩曾斩钉截铁地向蒋介石保证。

        “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呀！万一她有异心，泄露了党国军机，你担当得起吗？”蒋介石语气严厉。

        徐恩曾铁了心，非娶费侠不可，他申辩说：“请领袖放心，我有绝对把握证明她与共党已一刀两断，对党国一片忠心。如果领袖不放心，也可免我的职。费小姐对我是非君不嫁，我对她是非君不娶，我俩已经分不开了……”蒋介石不禁露出了难见的笑容，说：“想不到你还是个多情种子，不爱江山爱美人。只是万万不可大意，要处处留心才是。”

        1938年，徐恩曾与费侠在武汉正式结了婚。

        后来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徐恩曾和费侠住在一起。他将第二房太太王素卿另外安排住处。王素卿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生性泼悍，几次到他们住处大吵大闹，甚至与费侠大打出手，弄得徐恩曾十分尴尬。徐恩曾有了三房太太，但他仍到处玩女人，有名有姓的可以列出十几个，春风一度的更不知有多少。“老板”带头胡搞，部属竞相效尤，如他的心腹顾建中，光在上海就有姘妇、情人七八十人。徐恩曾曾经感慨地对部下说：“你们不学我的长处，为什么偏学我的短处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央党部门前集体照相，三声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地，血流如注……他因破获“刺汪案”一飞冲天，被擢升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11月1日，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刺杀汪精卫案件。

        这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举行。

        上午9时，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是国民党第二把手，时任中央常委、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此人口才极好，长于辞令，滔滔不绝地讲了二十多分钟。

        接着，中执委纷纷步出大礼堂，到门口照相。一排排坐椅均已安排停当，共分五排，前排就座的应为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军政首脑。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蒋介石出场。一百多名中执委坐的坐，站的站，一个个摆好了照相的姿势。不能久等，汪精卫就说了声“照吧”。

        照相结束，中执委纷纷返回大礼堂准备继续开会。这时，突然从六十多名中外记者中飞快奔出一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他枪法极准，三枪皆中：一枪击在汪的左臂，一枪打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肋骨处。汪精卫立时倒地，血流如注……

        蒋介石闻报后，将中统、军统头目陈立夫、戴笠找到办公室，指着他们的鼻子严厉训斥说：“你们每月花几十万元大洋，人家打到中央党部来了，你们竟不知道，要你们这帮废物干什么？限令你们一个星期内破案！否则，提你们的脑袋来见。”

        陈立夫转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徐恩曾，并厉声警告说：“领袖有言，一个星期破不了案，提着你的脑袋去见他！”并交代说，“戴笠的军统也领受了任务，看你们谁先破案。可不要叫他们抢了头功。”

        徐恩曾接受任务后，立即召集特务骨干做了研究和部署。他对顾建中说：“刺客已不治身亡，口供是搞不到了，你要抢在军统之前，到医院检查一下他的尸体以及遗留的所有东西，从中发现可疑线索。”

        顾建中事后向徐恩曾报告说，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除此以外，别无线索。已派人搜查了晨光通讯社，可早已人去楼空，片纸未见，说明他们早有预谋。为刺客办记者证的是晨光通讯社采访主任贺坡光，亦已逃逸。此人曾在上海工作过，唯一的办法是到上海去搜捕。

        徐恩曾说：“事情十万火急。我派飞机送你去上海，你多带些人马，到上海后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限你三天破案！案破后，领袖定有重赏。破不了案，拿你是问。”

        徐恩曾还下令南京、上海、京沪沿线各县和江苏全省特工，立即全体动员，搜捕晨光通讯社华克之、贺坡光、张玉华、谷紫峰、姚莹、刘仲琥、李怀诚等所有人员，务必一一抓捕归案。

        这起“刺汪”案的策划者是谁？他名叫华克之，是王亚樵的密友，一个坚决抗日反蒋的热血男儿。他深感蒋介石是个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于是联合了一帮爱国青年，成立了南京晨光通讯社，积极从事反蒋活动。

        半个月后，在上海北站守候多日的特务，抓到了曾在晨光通讯社工作过的谷紫峰。这个“软骨头”经不住电刑，将他所知道的情况全部招供。徐恩曾大喜过望，命令特务于当天抓捕了张玉华和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中共地下党员陈惘子正好到崔家探望，也一同被捕。第二天，徐恩曾又派人赶到江苏仪征县乡下，抓捕了孙凤鸣的岳母和妻妹崔正琪。还派人抓到了躲避在镇江乡下的贺坡光。凡是与晨光通讯社有过联系的，几乎无一幸免。抓不到华克之，徐恩曾下令抓捕他在上海、南京的许多亲朋好友，先后抓捕的共达两百多人。徐恩曾恶狠狠地说：“好啊，宁可错抓一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可疑人员。”

        徐恩曾下令对被捕人员严刑拷问。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夹手指、压杠子……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许多人惨遭杀害，幸存者残疾终身。徐恩曾亲自对贺坡光作了审讯，又进行了深入调查，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孙凤鸣“刺汪”的幕后策划者和主使人是陈铭枢。陈铭枢当过行政院代理院长，为了去掉这个“代”字，野心勃勃的他下决心刺杀行政院长汪精卫，以便取而代之，遂用重金收买了刺客孙凤鸣……徐恩曾越想越开心，感到这个结论合情合理，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至于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陈立夫将徐恩曾侦破此案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大大夸奖了徐恩曾一番，并让他将破获“刺汪”案的前后经过向军政界人员作一次汇报。

        开汇报大会这天，徐恩曾春风满面，绘声绘色地大吹了一通。最后他得意洋洋地说：“这次暴徒行刺汪院长一案，由于蒋主席（蒋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英明领导，军警宪等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中央党部调查科全体同仁竭尽全力，终于在很短时间内侦破了此案。现在案犯已全部缉拿归案，即将提交法院判决。”徐恩曾的汇报获得了全场热烈鼓掌。有人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领袖的佩剑”、“中国的福尔摩斯”。

        徐恩曾还大力替蒋介石辩解，指桑骂槐地说：“行刺汪先生一案发生时，外界误传疑是蒋先生幕后主使。侦破结果证明，此种说法纯系别有用心。”

        汪精卫被刺后，经医院抢救，左臂中弹伤势较轻，清毒后缝了几针；左颊中弹伤及骨头，做了三次手术始将弹头取出；背部一枪伤势最重，弹头夹于五、六两肋骨间，伤及脊骨，弹头始终未能取出。12月1日，汪精卫提出辞去本兼各职；汪派人物亦相继辞职。不久后，汪精卫去欧洲治病、疗养。

        汪派势力由此大为削弱，蒋介石“无心插柳柳成荫”，想不到“刺汪”案在政治上给他带来了那么大的好处。主子得益，奴才亦受奖，蒋介石亲自提名徐恩曾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

        入党只几年的徐恩曾，借破“刺汪”案平步青云，一飞冲天，迈上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巅峰期。

        当上“局级干部”仍满心窝火，大骂局长朱家骅：想骑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做梦！派特务到延安“插钉子”，成立“秘宣科”专事造谣。特务在他家附近放谣，他闻知哈哈大笑：你们工作有改进嘛

        1938年5月，徐恩曾从特工总部主任擢升为中统局副局长。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他负责主持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中统王”。

        徐恩曾心里既高兴又不满足，高兴的是特工总部原先没有编制序列，是个“黑户”，现在正式成了国民党中央一个堂堂正正的直属机构，自己也成了“局级干部”，何等风光！

        不满足的是自己只是个副职，头上还压着个局长朱家骅。这姓朱的虽然是吴兴人士，和自己是老乡，而且也属“二陈”的CC系，但近来和“二陈”闹独立，想搞新CC。徐恩曾想着，阴阴地一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他想骑到老子头上拉屎撒尿，做梦！老子非把他挤走不可。”

        这年8月的一天，徐恩曾接到侍从室通知，说蒋介石要亲自接见中统局的十三名高级干部。徐恩曾受宠若惊，连忙按名单通知了受接见的人员，叫他们做好准备，以免临时出洋相。

        蒋介石的这次召见使徐恩曾大受鼓舞，他将中统局的机构来了个大升格。人多了，枪多了，车也多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统帝国”，大小特务们个个喜笑颜开，神气活现。

        徐恩曾说：“人家戴笠利用军事系统发展势力，我们中统也可利用党务系统发展势力，扩大组织，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设立调查室，中共的延安，我们也要打进去。”

        说干就干，徐恩曾立即加强和扩大了陕西省党部调查室，特意挑选了精明干练的老牌特务马濯江出任肤施县县长。

        肤施是延安的旧县名。1936年，中共才将它改称为延安，国民党仍称之为“肤施”。

        马濯江临上任前，徐恩曾向他面授机宜。

        马濯江是中共叛徒，投奔中统门下后，徐恩曾推荐他当上了财政部税务督察，派驻西安。这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使，从此马濯江对“徐老板”感恩戴德，唯命是从。徐恩曾对他说，你这次到肤施赴任，要特别注意观察共产党的内情、动向，注意物色人员，发展对象，注意树立党国的形象，向那里的老百姓散布谣言，丑化共党，让老百姓跟我们国民党跑，不跟共产党跑。

        马濯江大模大样地带着一干人马来到了延安，正式挂出了“肤施县政府”的招牌。考虑到统战的关系，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接待了马濯江。徐恩曾高兴地说：“我们的人终于打进了共党的心脏，在那里安了一个钉子。”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徐恩曾一次也没有收到马濯江从延安发来的有价值的情报。他又派出一名高级特务前往“巡视”，得到的报告说：“陕北地瘠民贫，物质条件极差，老百姓让中共赤化得厉害，什么消息都封锁得严密，就是土行孙也难钻进去套出一点口风来……”那个马濯江嫌生活大艰苦，早就借机溜回了西安，一住几个月，再也不愿回他的“肤施县政府”。徐恩曾连声长叹，只好免去了马濯江的肤施县长之职。

        徐恩曾又心生一计，找几个特务骨干炮制了一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草稿，提出对付中共不能老是打打杀杀，应该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有新的思路、新的手段、新的办法。

        徐恩曾提出“以组织对组织”的办法，就是要求工、农、商、学、兵各界人人都加入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国民党或三青团，并要特务们“注意技巧，秘密策动”。

        “二陈”和朱家骅对徐恩曾的“新思路、新办法”大加赞赏。经过“文胆”陈布雷加工润色，报呈蒋介石。蒋介石很快批示各省、市党部执行。

        徐恩曾又一次受到了“老头子”的夸奖。

        为了从思想上瓦解共产党，徐恩曾在中统局本部成立“秘宣科”、“分化瓦解委员会”，专门从事“秘密宣传”即“心理作战”活动。时人称之为“造谣科”、“造谣委员会”。

        一天，徐恩曾召集特务骨干研究“心理作战”情况。他问专司其事的秘宣科科长赵毓麟最近有何进展。

        赵毓麟汇报说：“我们指派专人化装成普通群众，如工人、大学生、商人、公务员等，在公园、电影院、茶楼、酒馆、饭店、学校等公共场所，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把事先准备好的谣言说给别人听，效果不错。”

        徐恩曾问：“他们最喜欢听哪些谣言？”

        赵毓麟答：“譬如‘中共成立了非常委员会，毛泽东权力摇摇欲坠’，‘毛泽东被刺受伤，不治身亡，秘密召开追悼会时被国军飞机轰炸’，‘驻山西的八路军某部已与占据太原的日军签订了互维现状、互不侵犯协定’，等等。”

        徐恩曾高兴地笑了，说：“很好，今后要多造这些方面的谣言。要多搞些人身攻击，它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容易迅速传播。即使后来证明是谣言，再来辟谣、更正，也没有关系，它已造成了某些假象，引起了混乱，就像一张白纸，涂上了墨，无论怎样洗刷，至少留下了痕迹。”

        徐恩曾又说：“你们要想办法搞些照片，效果会更好。”

        赵毓麟说：“我们已伪造了八路军代表和日军代表合影的照片，正如老板所言，效果很好。”

        过了一些日子，徐恩曾又召集骨干开会，要局本部负责“心理战”的第三组组长王秀春报告“战果”。王秀春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徐恩曾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混蛋！饭桶！连谣也不会造，还谈什么消灭共产党！”

        王秀春感到委屈，会后对另一个特务张国栋发牢骚说：“老板的要求也太苛刻了。造谣就是造谣，谁会当真听？谁会相信？哪里谈得到什么战果？”

        张国栋给王秀春出了个点子说：“你就派人将谣言放给老板听，他保管满意。”

        王秀春依计派人在徐恩曾私人住宅重庆国府路78号附近放谣。果然，徐恩曾的私人秘书、司机、保镖、厨师都听到了，他们将谣言传给了徐恩曾。徐恩曾哈哈大笑，表扬王秀春说：“你工作上有所改进嘛！”

        和邹韬奋是同窗好友，却派人暗中跟踪七年。中央党部出现“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蒋介石大怒，一脚将他踢开“永不录用”。晚年失意去经商，却富甲一方

        1941年的一天，徐恩曾公馆来了一位中学时期的老同学——大名鼎鼎的邹韬奋。

        徐恩曾特地到门口迎候，握着邹韬奋的手，笑容可掬地说：“恩润兄（邹韬奋原名恩润），你还是当年我们在南洋公学机电科时的作风，遵守时间，一丝不苟呀！”

        邹韬奋身材颀长，戴金丝眼镜，气宇轩昂，一副学者派头。他比徐恩曾大一岁，1917年两人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是同窗好友。

        两人边走边谈，进入了客厅。徐恩曾高声叫唤仆人沏茶、递烟、上水果，异乎寻常的热情。为了勾起旧时的情谊，他拍着邹韬奋的肩膀说：“恩润兄，想当年南洋同学称我俩为‘双星’，因我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恩’字，真是不谋而合呀！现在，恩润兄荣任国民参政员，蒋先生视你为国家的栋梁，难得的人才，可敬可佩呀！”

        徐恩曾为什么对邹韬奋如此客气，如此奉承呢？原来他是奉蒋介石之命，对邹韬奋进行“招降”。

        寒暄过后，徐恩曾道出了本意。他说：“今天请恩润兄光临寒舍，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我俩同学几年，交谊甚深，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员，可你为什么老是为他们说话呀？你就不能为政府、为领袖说说话吗？”

        邹韬奋一听，笑了起来，说：“可均兄，承蒙你高抬贵手，没有将‘共产党’这顶红帽子扣在我头上，也没有像当年抓‘救国会七君子’那样，把我再次抓起来……”

        徐恩曾尴尬地笑了笑，打断邹韬奋的话说：“当年要不是我恳求委员长放你一马，你现在还坐在监牢里呢！”

        邹韬奋心知徐恩曾完全是“丑表功”，但没有当面戳穿，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继续说：“可均兄要我不替共产党说话，要多替政府、替蒋先生说话，这得有个条件。”

        徐恩曾心中一动，连声说：“什么条件？好说，好说。只要你能站到政府方面来，什么样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邹韬奋正色道：“只要政府和蒋先生能顺应民意，和中共合作，共赴国难，真心诚意造成民族内部大团结来战胜日本侵略者，那么，我这支笔当然会替政府和蒋先生说话了。”

        徐恩曾心想：“你这个书呆子还是这么死心眼，难道你不怕重蹈当年杨杏佛、史量才的覆辙？”他眨了眨眼睛，嘴上没有说出来。

        邹韬奋说：“我不过是一介书生，只知抗日救国，于政党、主义并无研究，我只是凭我的良心说话。至于想说什么，那是我的自由。可均兄，这点自由你给不给呢？”

        一席话，说得徐恩曾无言以对，对邹韬奋的“招降”以失败告终。

        别看表面上徐恩曾对邹韬奋称兄道弟，客客气气，背地里他多年来一直派特务对其暗中跟踪、盯梢，搜集黑材料，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样的同学、朋友，真令人毛骨悚然。

        徐恩曾生活奢侈，每天早上要吃一碗原汁鸡汤面，中午至少四菜一汤，晚上不是在家宴客，就是外出赴宴。他家中经常高官满座，除中统高级特务外，CC系的高官、各省市CC的头头脑脑，凡来重庆开会的，都要到他家拜访。后来，蒋介石要他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因此各省市公路管理局和几条铁路的管理局长，到重庆时也都登门送礼。

        蒋介石任命徐恩曾当交通部政务次长，自有深意。他交代说：“中央的安排是要你利用这个职务的方便，在全国范围内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进行更大范围的反共活动。”

        可是官瘾十足的徐恩曾对“老头子”的耳提面命却没有细心体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结交钻营上，一心一意想爬到部长的高位。他心想：经济部长翁文源不是国民党员，只是个学者，如能将地挤走，自己弄个正部长当当，名位上比中统局长大多了。因此他邀集经济界人士开会座谈，草拟了一份《稳定当前经济的紧急措施》，呈报给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看了后，大为不悦，特意把他找去当面训斥说：“我要你在党员调查网上用工夫，调查党、政、军、文化、教育、财政、金融等部门有些什么人对政府不满；特别要在对付共党方面下工夫，侦查他们的破坏活动，设法加以防范与制止。财经诸事，自有主管者在，你不必分心。”

        在蒋介石处碰了一鼻子灰，徐恩曾大失所望，自知当交通部或经济部正部长、升任为内阁阁僚的梦想破灭了。

        “猎官”未成，徐恩曾转而“捞钱”。

        交通部掌管着大后方公路、铁路运输交通。徐恩曾借此有利条件，在成都、昆明创办了汽车运输公司，在中印缅国境线上走私，油水很大，日进斗金。

        三太太费侠对他说：“在重庆开些店，既不显眼，又本小利大。还可在郊区买些地，办个农场。眼下物价飞涨，但是老百姓再穷也得吃饭，办农场获利一定丰厚。”徐恩曾听后说：“夫人不愧是苏俄留学生，把人家的一套都搬到重庆来了，很好！很好！”

        至于办农场和商店的本钱，徐恩曾和费侠指令中统局管钱财的亲信王学仁操办。他们不掏一分本钱，赚的钱都装进了腰包。

        徐恩曾的二太太王素卿，这时住在成都。她曾在中央党部工作过，十分贪财，利用徐恩曾的权势也开了一家汽车公司，做起了走私生意。不料有一次她的走私货物被军统查获，有个债主被她逼死，司机又酗酒把人撞死。这些事都被戴笠一一侦知，记录在案，伺机对徐恩曾下手。

        徐恩曾和戴笠，虽然同为蒋介石的鹰犬，但彼此为了争功邀宠，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像斗红了眼的一对公鸡。

        1944年的一天，中央党部内发现了一条标语，上写几个大字：“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矛头直指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下令徐恩曾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徐恩曾心知此事非同小可，对有关人员一一排查，核对笔迹。如此这般侦查多天，仍一无所获。侍从室多次催问，徐恩曾无奈，只得如实做了报告。

        蒋介石又对徐恩曾当面训斥了一通：“你们都是一群饭桶！废物！人家骂我的标语都贴到中央党部来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养只狗尚能看门，你如此不尽职守，要你何用？”

        徐恩曾被骂得狗血淋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得一个劲地认错：“卑职无能！卑职知罪！一定再作彻查，务必侦破此案。”

        屋漏偏逢连阴雨。徐恩曾刚受过训斥，戴笠又送给蒋介石一份“小报告”，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戴笠的“小报告”列举了徐恩曾本人和二太太王素卿大搞走私贩运，倒卖黄金、美钞、鸦片、西药、五金、布匹，还囤积居奇，与民争利，扰乱市场，放高利贷，甚至逼死人命等罪行。真的、假的情况一起向蒋介石禀报，把个徐恩曾说得罪行累累，铁证如山。

        蒋介石这时对徐恩曾印象已极坏，再加上戴笠火上浇油的挑拨，直气得火冒三丈，立时提笔写了一道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几天后又补了一道口谕，“徐恩曾今后不许再作政治活动。”时为1944年初。

        5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提交的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四百八十人的名单中，蒋介石亲手勾掉了徐恩曾的名字。

        至此，在中统特务王国里作威作福长达十多年、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鲜血的徐恩曾，狼狈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徐恩曾遭此打击，羞愧交加，痛不欲生。他闭门谢客，足不出户，长达一个多月。一天，特务骨干张国栋去看他，他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连宰相狄仁杰都畏惧三分。可是后来两人都被武则天杀了，而且死得很惨，这是为什么？原来，他们知道武则天的隐私太多了。”说至此，徐恩曾拍拍脑门，苦笑着说：“幸亏委员长宽宏大量，只免了我的职，还让脑袋长在我的脖子上。”说毕，长叹不已。

        抗战胜利后，徐恩曾用搜刮聚敛之财在上海做生意。他熟人多，脑子活，路路通，买空卖空，转手倒腾，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跻身于“上海经济闻人”的行列。人们说：“他是‘官场失意，商场得意’，比他的对头戴笠坐飞机摔死要好百倍。”

        手中有了钱，徐恩曾又野心勃勃，梦想东山再起。

        1946年11月，国民党在军事上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蒋介石得意忘形，悍然宣布单独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并规定大会代表为两千零八十人。徐恩曾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到一个名额，徐恩曾“当仁不让”，死皮赖脸要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占有这个名额。于是，他自己做主，以会长的资格，通过人事关系，向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领取选举证一百二十张，在投票前一天，他招来原中统的亲信张国栋，要他找些可靠的人，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去投票。投票那天，张国栋拉来的二三十人分乘大小汽车来到中央大学投票场，少则一人代一二人投票，多则代四五人反复投四五次。正式会员来投票的寥寥无几。投票结束后，张国栋在中央大学附近成贤街某饭店内，请这些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投票的特务们大吃一顿作为报偿。就这样，徐恩曾成了“国民大会”中电机工程师的代表。

        几个月后，徐恩曾又支持她的老婆费侠“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当时，各地区产生的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由国民党内各派系采用分赃的方式决定的。中统华中区总督察熊东皋分得两个席位，一个自用，一个送给了费侠。在汉口选举立法委员的前几天，费侠就来到了汉口，在熊东皋的陪同下，在汉口陈其美路中统开设的一家歌舞厅新生联谊社里大摆宴席，招待中统鄂、汉两室的特务及有关人员。酒醉饭饱之后，大家赴填选票。就这样，费侠成了立法委员。

        下台后的徐恩曾弄到一部电影放映机，自任放映师，不时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进行社交活动，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捞钱。

        蒋介石对他余怒未消，纵然他百般活动，仍然未封他一官半职。

        徐恩曾于上海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继续经商。他长袖善舞，赚钱颇多，富甲一方。但在晚年得了脑健忘症，于1985年去世，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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