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1908—？)河北定河人，从小即习文练武，黄埔五期生。1932年投到戴笠门下，是军统“四大金刚”之一。后因在上海与日伪展开特工战被捕变节，遂被军统弃置不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台，现时情况不详，生死不明。

        蒋介石交给戴笠一件棘手活：赴河内刺杀汪精卫！此事的难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且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圈套，戴笠颇感挠头，于是想到了陈恭澍……

        1939年1月。军统局老板戴笠低着头静静地想着心事。刚才，蒋介石交下一件棘手活，赴河内刺杀叛国出逃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

        此事的困难程度远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因为蒋介石并不想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只想打草惊蛇，让汪精卫加快步伐，彻底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从而在政治上判他死刑。因此，必须天衣无缝，真亦假来假亦真。

        汪精卫到了河内后，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首相平沼对汪精卫不感兴趣，反应冷淡。汪精卫顿失所依，被搁置在河内，大有被遗弃之势。汪精卫极为悲观，隐隐有后悔之意，正在想办法通过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蒋介石闻讯大惊。假若汪精卫幡然悔悟，罢手不干，难保他不再卷土重来，兴风作浪。因此必须将其置于死地。

        蒋介石没有采取肉体消灭的方法——各方面情报表明，汪精卫近日来一直蛰伏不动，叛迹未显。此时杀汪精卫，未免会被人指责言行不一，因为蒋介石在公开场合一直表示要对汪精卫宽大。

        这样，行动的难度就大了，充满了复杂性和机密性，连杀人不眨眼的戴笠也心事重重。

        终于，他从沉思中抬起了头，吩咐道：“给天津站发报。”

        窗外寒风阵阵，窗内一灯如豆，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蜷缩在角落里，没来由地一阵阵心惊肉跳。陈恭澍一向相信他的直觉，每逢大事来临，他的手指都会不自觉地感到僵硬，但这并非是紧张的表现。这几天，他的右手阵发性地痉挛，手指蜷曲难看，北方正月里的天气滴水成冰，这样，他就感到更痛苦了，心里一阵阵嘀咕，莫非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果然，傍晚时分，译电员送来一份密码电报，时间等级列为“十万火急”，报头上注明“亲译”，译成明文，只寥寥数语。

        这类没头没尾的指示陈恭澍司空见惯，他知道又有大事要发生了，否则，不会千里迢迢，点名让他这位少将级的王牌特工亲自出马。

        陈恭澍一向自视甚高，早年在家乡就是小有名声的“才子”，一位行走江湖的沧州武师也看中他的良材美质，免费收其为徒，传授了几路拳脚，点拨了一些轻功身法。两年后，陈恭澍已经小有成就，拽拳如风，敏捷如猿，十五六岁的孩子竟然能打倒两三个壮汉。闲暇时听师父讲一些江湖上的热闹事，禁不住心驰神往，渴望着那种快意恩仇的生活。其时，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于是一跺脚，乘船去了广州，成了黄埔军校五期生。尚未毕业，又逢北伐战争，同学四分五裂，风流云散，陈恭澍又随部分同学去了南京，在中央军校复读，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日子对于天性爱热闹的陈恭澍来说，没滋没味，如水一样平淡。

        正在寂寞寥落间，他遇到了已经混出模样的黄埔同窗戴笠。戴笠拍着他的肩膀，不无吹嘘：“兄弟现在蒋校长手下做事，管着复兴社特务处，也还算得意，只是正缺人手，老兄能文能武，在这里吃粉笔灰太委屈了，不如帮着兄弟干，又刺激，又容易得到校长的欣赏。”

        陈恭澍怦然心动，扔下教鞭拿起匕首，成了戴笠手下的一位杀手。几年来，制造了一连串惊世大案，江湖上闯出偌大名头，与乔家才、王天木、马汉三并列军统“四大金刚”，先后执掌起军统局的重要据点——北平站和天津站。

        刺杀张敬尧，陷害吉鸿昌，毒杀石友三，件件大案触目惊心。陈恭澍老虎头上动刀，长了见识，练了胆子，一天天“成熟”起来，成为军统中顶尖高手。

        接到电报，陈恭澍立即由海路赴香港，去与戴笠会合。

        一路风平浪静，陈恭澍站在甲板上，一任海风吹拂。他要理清思路。作为一名职业杀手，在行动前，必须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对于鲜血和死亡，陈恭澍已经看得太多，麻木了。记得当年进特务处，干的第一件大案即是刺杀张敬尧。那时，他刚刚接任北平站的工作，戴笠嫌他尚嫩，只让他作为副手协助远道而来的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工作。

        张敬尧乃北洋军阀余孽，为了东山再起，不惜认贼作父。1933年春，他收下日本人的700万元活动经费，揣着“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潜入北平六国饭店，准备集合旧部，策动驻军发动事变，为日本人进攻平津充作内应。

        蒋介石给戴笠下达了密杀令：拿张敬尧开刀，以为欲做汉奸者戒！戴笠派郑介民亲自指挥，除北平站全体出动，又邀请天津站协助。陈恭澍亲自踩点。六国饭店本由外国人开办经营，又坐落在使馆区，弄不好要给日本人以口实，所以他谨小慎微，不想让责任落在自己头上。

        郑介民却满脸轻松，很快制定了方案，由他本人化装成南洋巨商，住进六国饭店，伺机行事。

        1933年5月7日早晨，留守在指挥部里的陈恭澍听到一阵电话铃声，郑介民走过去拿起话筒，只听了一句就搁了下来，然后笑眯眯地宣布：“任务完成了，我向最高当局为你们请功。”行动组的人高兴地蹦了起来，陈恭澍却像刚上完课的小学生回忆着老师讲过的内容。这次行动给他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让他懂得了杀人也是一门学问，需要思考。

        “不退缩，不蛮干”，他给自己定下了六字方针，一切谋定而后动，即使发生意外，他也能从容应付，化险为夷。谋刺吉鸿昌就体现了他的老谋深算。

        抗日名将吉鸿昌此番辗转来到天津，准备秘密联络旧部，重树反蒋、抗日大旗。

        蒋介石恨吉鸿昌不亚于恨张敬尧，于是郑介民再度北上。其时陈恭澍已接任北平站站长，所以成了这次行动的主角。

        他领受任务后，只说了一句话：“放心吧，吉大胆死定了。”

        其实，这活并不轻松。吉鸿昌一手好枪法出神入化，千军万马中来去从容。他的警卫也个个身手不凡。况且他住在天津霞飞路，那里是法租界，容易引起外交纠纷。

        陈恭澍命令手下对吉鸿昌实行24小时监视，又收买了两位东北军高级将领，伪装成反蒋派，与吉鸿昌联络。吉鸿昌正欲扩大反蒋战线，当即约定在国民大酒店会面。

        陈恭澍全身神经紧绷，按约定时间，率领手下干将集合在国民大酒店前。他对女特务杨玉珊吩咐道，找个孩子，让一个男特工陪着，装成一家子，打听清楚吉鸿昌在哪个房间。

        国民大酒店有近百个房间，杨玉珊每到一个房间，总要侧耳聆听，她想与吉鸿昌会面的都是军人，性格粗豪，谈话场面一定热闹。果然，三楼四十五号房传出阵阵喧哗，其中还夹着一些军事术语。她带来的那个小女孩在楼道上拍皮球，杨玉珊心思一动，将皮球从气窗中扔了进去，不待里面反应，她牵着小孩推门而入，口里说着“对不起”，眼睛已将整个房间扫描了一遍。

        吉鸿昌正和李宗仁的代表及那两位东北军将领商谈联合反蒋事宜，他们借打麻将作掩护，围成一圈。吉鸿昌是名人，长城抗战期间，报纸上天天有他的照片，所以杨玉珊一眼就吃准了他，迅速退了出来。回到一楼，说：“坐在暖气边穿白褂子的就是吉大胆。”

        陈恭澍一努嘴，行动员王文立即蹿上三楼，一个飞腿踹开四十五号房门，大喊一声“吉总指挥”，只见暖气边一位穿白褂子的人抬起头来，王文挥出手枪，枪枪击中要害，随即狂奔而去。

        杨玉珊又去打探，没想到吉鸿昌只受了轻伤。陈恭澍脑子飞转，当下命令杨玉珊再回饭店装成目击者，向法国巡捕作证，“就说四十五号房间客人因赌博而自相残杀。”

        吉鸿昌果然被法国巡捕以涉嫌杀人而收监。不久就被引渡给中国当局，受到军法会审，被判处死刑。一代抗日名将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陈恭澍却心安理得地点着赏金。

        在陈恭澍的职业生涯中，并不都是成功，他也有失手的时候，刺杀石友三就是一例。

        石友三也是原西北军将领。张敬尧被刺后，日本人瞄上了石友三，因为他的指挥才能、作战经验，以及潜在能量，都强过张敬尧。果然，双方挂上钩后，石友三赴天津迅即组织起河北战区保安队支援日军，给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带来很大威胁。

        石友三警惕得像个兔子，对任何人都防范甚严。他平常住在日租界，宅中有日本警卫，设三道门卡，每天晚上在三个姨太太房中轮换着住，没有任何规律。天津站的特务一连观察了半个月，都找不着下手的机会。陈恭澍偏不相信寻不着破绽。

        一番苦觅，谋得石友三五个亲信侍卫之一的先鸿霞。但先鸿霞说，五大侍卫从来都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很少单独行动，即使是见石友三也是五人一齐在场。以一敌四，没有把握，至少还要再收买一个人才有成功的可能。

        主意虽妥，但需要时间，南京方面一日三催，陈恭澍极其烦躁，乱了方寸。无奈只有让先鸿霞未到火候就揭锅。先鸿霞收买了一个厨子，准备在石友三的饭菜中下毒。

        当晚9点，石友三携着他的三姨太上了桌。

        那厨子端着一只火锅从伙房里过来，脸色煞白，浑身如同筛糠一般。石友三何等警惕，眼神如同利刀一样扫了过去，那厨师哪还禁得起吓，腿一软，扑通瘫倒在地，连带着掀翻了桌子。

        失败的消息传来，陈恭澍脸色铁青，整整三天像哑巴一样。

        戴笠费尽心思物色的“十八罗汉”，一时间齐聚河内，对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个没有特殊保护的流亡客，陈恭澍暗自揣摩：杀鸡焉用牛刀？戴笠搞什么鬼？

        到达香港的第二天，陈恭澍就与戴笠顺利地接上了关系。

        “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站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行了。”戴笠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转身进了屋子。

        陈恭澍略略有些发怔，连忙去找王鲁翘。王鲁翘原为戴笠的贴身警卫，长得极帅，是一位白面郎君，然而心狠手辣不逊于任何职业杀手。他膂力过人，善使利斧，刚刚办完一件大事——千里追踪，捕杀当年刺杀汪精卫的主谋，连戴笠都为之头痛的恐怖人物王亚樵。

        王鲁翘只简单地说：“去河内。”

        戴笠在河内只呆了两天，军统特务方炳西是打前站的，他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们即下榻于此，后来这里成了刺汪指挥部。

        两天里，戴笠和方炳西一起跑出跑进，直到临别前，才向陈、王二人交待任务。

        他概要介绍了汪精卫出逃重庆的经过，“我们这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不负上峰的期待。”他咽了一下口水，目光集中到陈恭澍身上，语气严厉起来，“这是什么性质的任务，什么人能下达这样的命令，诸位都是聪明人，明白得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

        戴笠走后，一批批杀手源源不断地涌向河内。

        岑家焯、余乐醒两人联手出击，经滇越路进入河内。这两人都是老资格特工，其中岑家焯还是陈恭澍初入道时的老师，许多杀人技巧都是他手把手教会的。而余乐醒则是军统中出了名的技术专家，法国留学生，获得过化学博士学位，特别善于用毒，让人防不胜防。

        接着，余鉴声、张逢义、郑邦国、陈布云也接踵而至，他们或者精于格杀，或者长于跟踪，或者善于飞车，都是军统外勤人员中的佼佼者，这让陈恭澍十分满意，连夸戴老板有眼光。惟有一位让人不快。

        此人名叫唐英杰，是陈恭澍在天津时的老部下。唐英杰干黑道勾当的本领无可挑剔，他少年逢名师，尤擅小巧腾挪功夫，轻功在军统中无人能及，虽说不上踏雪无痕，但蹿房越脊，如履平地。有人亲眼见他从四层楼上手持一把雨伞坠下，落地后毫发无损。初出江湖，他在上海大世界献艺，技惊四座，被偶尔路过的戴笠一眼看中。唐英杰自恃这身功夫，不把陈恭澍放在眼里，陈恭澍布置的任务也要看他心情好坏。双方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戴笠知道后，为了息事宁人，一纸调令将唐英杰调走了事。

        现在，他却又将唐英杰遣来河内，根据唐英杰的特长，此人肩上的任务还特别重要，汪宅内部的情况就靠他这位“鼓上蚤”去摸清了。陈恭澍暗自摇头。

        以上这帮人马都归陈恭澍直接调度，另有几位文客，身后的背景就复杂了。

        曹师昂，本非军统中人，曾在法国留学，现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航空科科长，精通法语自不必说，还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小姐做太太，这样的人派到河内协助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也是戴笠费尽心机才物色到的。

        曹师昂交给陈恭澍一个沉甸甸的纸包，指着它说：“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反抗，对于持有和使用武器者，不管是谁，一律重罚。幸亏有我太太作掩护，带上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是交差了。”他打开纸包，里面是两支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枪是司维司牌的，杀伤力很大，是杀手们常用的武器。

        陈恭澍接过来掂了掂，暗忖：重庆方面费尽周折将武器送来，说明离行动的日子不远了。

        曹师昂此行的任务自然不止是将枪交给陈恭澍。临行前，戴笠为他设宴饯行，席间，给他的口头指示是这样的：“先与方炳西取得联系，再由方代约陈恭澍见面。”

        陈恭澍知道后，心中不快。既然他是行动组负责人，为什么有些事要隔着他，而且身旁还安置一个监督者？凭他老牌特工的眼光可以断定，就连眼前的曹师昂，也许还负有另外的使命。

        至于戴笠临行前交待下的那个神秘人物，陈恭澍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甚至连一丝边际也猜不出。据对方称，他姓徐，也曾在欧美留学，可陈恭澍观察了一阵，觉得此人除了脸上那副高度近视眼镜略有文化人的特征外，却是谈吐粗鲁，身材五短，还特别爱吹嘘，一点书卷气也没有。他为陈恭澍介绍一个人，叫魏春风，只有20余岁，眉清目秀，机灵活泼。老牌特工陈恭澍以为他年轻，没经验，竟差点看走了眼，未想到在后来的刺汪行动中，此人居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重庆派来的人陆续到齐，陈恭澍统计了一下，连自己在内一共18名，后来有人戏称“十八罗汉”。在军统的历次行动中，从未有过调动如此强大力量的先例，这也说明了这次行动的重要性。

        仓促间打草惊蛇，为山九仞，到头来功亏一篑，难道真是汪精卫命大？败局难堪，陈恭澍惴惴如万丈高楼失脚，心头一阵冰凉……

        陈恭澍按照那位徐先生提供的地址，亲自摸到汪精卫的寓所踩点。汪精卫住在高朗街27号，这是一片高级住宅区，门前有一片草坪，街道宽阔，间或有几株高耸的椰树迎风摇摆，把房子全部遮住了。汪精卫下榻的地方是一幢西式楼房。陈恭澍前前后后转了一圈，发现后门的道路十分复杂，曲径通幽，是作案后撤退的最佳选择。

        惟一的麻烦，就是汪宅外面有位安南警察巡逻。汪精卫并没有请求保护，大概是殖民当局防患于未然，临时安置的。好运气撞到了陈恭澍的怀里，徐先生介绍的那个魏春风告诉陈恭澍，他的女朋友的亲叔伯哥哥就在警察局当差，而且正负责那一段巡逻。

        陈恭澍越来越信任这个不知来历的魏春风，此人虽不是行动组成员，却成了行动组在河内的方向盘和指南针。陈恭澍、王鲁翘几乎整天和他泡在一起，就连作为指挥中心的住处对他也不保密了。这个年轻人发挥出超乎想像的作用。

        一切布置停当，行动组成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嗜杀成性，在河内憋了四五十天，尚未闻到血腥味，未免有些按捺不住了。

        1939年3月19日凌晨2时，方炳西半夜敲响了陈恭澍的房门，递来一张已经译好的电文：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重庆方面已经以叛逆罪判处汪精卫死刑。这是意料中事，陈恭澍虽然兴奋，但不感到意外，甚至觉得这一行动也不算艰巨，一切早就盘算好了。所以他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给行动组成员下达了任务：遵照上峰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出动后，由本人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无法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随即加入行动行列；张逢义、郑邦国、陈布云三人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他各人位置，听任王鲁翘指定；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其他有关细节，现由王鲁翘、余鉴声再与各同志作具体规定。

        “行动的时间，自即刻起，进入战备状态，静候通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要求在3月20日之前，再作最后一次侦察，仍指定唐英杰出动。另外，还得让魏春风从当地警探方面进行复勘。如侦察结果与以前情况一致，则定于3月22日夜间11时出动。

        “现在，最最紧要处就是情报必须百分之百的准确。”陈恭澍一再地强调，他要张逢义陪同，立刻去找唐英杰。唐英杰又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中午过后，才跑了回来。陈恭澍板起脸问他去了什么地方，唐英杰说肚子疼，刚才是出去买药的，附近没有药房，因此耽搁了时间。“分明是瞎话。”陈恭澍暗怒，但现在正用得着他，也就没有揭穿，只是请他晚上再出动一次，特别注意汪精卫的卧室所在是否有所变化。

        这一次，唐英杰十分乖巧地答应下来。陈恭澍还不放心，又让张逢义晚上陪着唐英杰去。

        20日一大早，唐英杰侦察回来，没好气地报告说：“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上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也没有。楼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朝北的那间，不会错。‘他’就住在那里。”

        刚要打发唐英杰回屋睡觉，魏春风一头热汗闯了进来，“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出走的迹象。”一句话惊呆了屋中所有的人。

        不待众人反应，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听筒里传来徐先生的声音：“汪精卫偕同全家午前起程到打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转道西贡，就此放洋，尚不清楚。”消息更详细了。

        汪精卫全家就要离开河内！时间紧迫，陈恭澍当机立断：“请王鲁翘、余鉴声分头传达，立刻召集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各自携带武器、备件，集合待命，准备出发。”

        一切布置妥当。是夜，陈恭澍亲自驾车，转了几个弯来到高朗街。刚在左侧的一个巷口停下，还不曾下车，两个安南警察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众人怔在了当场，两位安南警察嘀嘀咕咕比划着，他们谁也听不懂，情势顿时紧张起来。

        陈恭澍的右手向装有手枪的口袋滑动。这时，魏春风如及时雨般从天而降，他一把拉过陈恭澍，问他身上是否有钱。陈恭澍将口袋中的钞票一股脑儿全部交给魏春风，一阵交头接耳，两位警察被轻而易举打发走了。

        唐英杰带领一伙人绕到27号院的后门。用力一推，门已从里面锁上，唐英杰稍稍退后几步，借助助跑的力量腾空而起，双手在墙上一拍，人已如一团棉絮落到墙内，声息全无。他转到门边，摸到一把头号大锁，双手一扭，竟纹丝不动，连忙又探出头来，示意众人翻墙而人。身强力壮的陈布云弯下腰来，余鉴声、王鲁翘、郑邦国以此为梯，翻过围墙。

        一伙人摸索至楼房前，郑邦国一马当先，用手一推门，里面已经反锁，他抽出随身携带的利斧，连劈数下，奋力一踹，门应声而开。紧随身后的王鲁翘浑身透着杀气，一个箭步，越到前面，未等到唐英杰带路，手持武器，飞身上了二楼。唐英杰、余鉴声不甘落后，如影随形跟上了楼梯。郑邦国则留在底层，既为了掩护楼上行动者的安全，也为了保护通道。

        几名杀手一连串的动作配合默契，简直是天衣无缝。

        适才那一脚踹门声，早惊动了汪宅上下，郑邦国突然发现有人正从另一房间开门探望，他抬手两枪，将来人吓回，撕开嗓子大喊：“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

        枪声划破了夜空，坐在车上的陈恭澍也随之紧张起来，他调转车头，对着27号方向望，准备接应行动组的撤退。

        陈恭澍听到的第二次三声枪响，是王鲁翘打出的。原来他冲上二楼，却不见一个人影，屋门都紧紧关上。正待转身上三楼，却与另一个人迎面相撞，双方都吃惊不小，王鲁翘见不是目标，摇摇手枪：“不准喊，快回去。”说完，不再理会，转身又跃上三楼。

        上到三楼，王鲁翘直奔右首，冲向带阳台的那间北屋。他毫不迟疑，根据唐英杰的侦察，已确定这就是汪精卫的起居所在。门紧锁着，推不动，也扭不开，显然屋中有人。他退后两步，猛然撞去，却感到肩膀一阵疼痛，看来此门异常坚固。唐英杰也飞身冲了上去，他递过斧子就退了下来，换上余鉴声，负责二楼警戒。王鲁翘以力劈华山之势，硬将这房门劈开一尺见方的窟窿，探出手扭动门闩，想不到那里面已经锁死。

        缩回手，王的目光穿过窟窿向内张望，屋中人已经吓呆，台灯依然亮着，在灯光照射下，只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上半身隐藏在床下，完全看不见，腰背双腿则暴露在外，想必是闻声后一时不知所措，下意识地躲入床下。王鲁翘断定：这就是汪精卫。

        于是不再迟疑，一连三枪，粒粒子弹都射入床下人的腰背，惟一遗憾处，就是无法进入房间验明正身。王鲁翘自觉大功告成，一声唿哨，行动组成员纷纷作鸟兽散。

        从汪寓中撤退出来的王鲁翘正好从巷口钻出，陈恭澍招呼他上了车，又围着27号转圈，再不见有人出来。

        王鲁翘的兴奋劲还未过去，他眉飞色舞地说：“眼看着汪精卫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动了几下就伸直了。美中不足，没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如释重负，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这是他受命以来最愉快的时刻。他的手指又灵活如初，利落地点燃一根香烟。事后，他形容当时的心情：“这一段时刻，要问时间有多长，可能只有两秒钟。这两秒钟与几十年一比，简直长短悬殊，不成比例。而人生有这样的经历的，想是不多。”

        遗憾的是，陈恭澍的欣喜很快就被懊丧所代替。

        回到据点不到十分钟，唐英杰、陈布云先后回来了，其余人杳无音讯。张逢义根本没有进汪宅，余鉴声、郑邦国是和王鲁翘一起出来的，他们难道半道上被警察逮去了？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电话机上，可是，直到凌晨5时左右，电话才响起来。陈恭澍急忙抓起话筒，对方劈头盖脸，一顿责骂：“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也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犹如万丈高楼失脚，陈恭澍心头一阵冰凉，握电话的手痉挛得几乎无法控制，一股凉意遍及全身……

        沪上特工战正酣，陈恭澍受命刺杀王天木，兔死难免狐悲。陈恭澍被捕，戴笠痛哭。奈何活命要紧，负汉奸骂名，惶惶如丧家之犬。

        1939年初夏，陈恭澍辗转来到了上海滩。形势比想像的还要糟糕，由于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变节自首，军统在上海的势力几乎被一锅端，大小汉奸逍遥沪上，弹冠相庆。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王天木绳之以法。”临行前，戴笠一再交待。

        陈恭澍的心紧了紧，王天木可是名列“十人团”的军统创始人之一，又是“四大金刚”之首，黑道上“大哥大”式的人物，名头比陈恭澍还响，两人曾为搭档，一起出生入死，有着过命的交情。现在，陈恭澍要向自己昔日的大师兄下暗刀子，总有点兔死狐悲的伤感。于是，他托人向王天木捎话：“请转告天木兄，恭澍向他问好，虽说过去情如手足，但公务在身，不敢徇私，也就不敢对天木兄留情了，请多多恕罪，保重为要。”

        王天木哈哈大笑：“陈恭澍这个小兔崽子出息了，敢向老子动手了，总算他不忘旧情，照道上的规矩打了招呼。我也劝他几句，咱们干的都是卖命的营生，谁出价钱大给谁干，这边对我不薄，比重庆慷慨，我劝他也过来，兄弟也就不必反目了。”

        王天木的一番话，在陈恭澍的心里过了无数遍。这几年出生入死，却屡遭戴笠白眼，颇让他内心愤愤不平，因此也觉得王天木的话不无道理。但转念一想，王天木的新主子是汪精卫，就凭河内那一出，汪精卫原谅他的可能性不大。

        因此，他还得执行戴笠的命令，对王天木进行狙杀。

        对别人而言，杀王天木不比谋刺一国元首容易，杀手的机警本来就超乎常人，王天木又是道中高手，防范意识极强，平时行踪飘忽，居无定所。但对陈恭澍而言，却是早就选好出手的角度，而且有把握一击必中。

        王天木有一位姨太太，貌美如花，但天性风流，早就厌烦王天木的粗俗冷血、不解风情，将一颗芳心暗许王天木的贴身副官、年轻英俊的马河图身上，干柴烈火，很快就轰轰烈烈，一发而不可收。这件事发生了好几年，除了王天木，军统局里许多特务都知情，都当成笑话讲。陈恭澍当时就有一种预感，王天木要在这上面吃苦头。

        现在，陈恭澍就准备利用此事置王天木于死地。

        别看干特工的人个个行踪诡秘，但却自有规律，道上人寻起来并不难，陈恭澍很快就将马河图约到上海滩上著名的百乐门舞厅一起喝咖啡。席间，他开门见山，要求马河图回归队伍，刺主立功。

        马河图头摇得像拨浪鼓：“王先生对我不薄，我下不了手。”

        陈恭澍冷冷一笑：“王天木是对你不薄，可你也给他戴了几年绿帽子。”说着话，他从怀里掏出一件鸡心挂链，扔在桌上。这是王天木的姨太太寄存在上海中国银行保险箱中的私人物件，被陈恭澍通过军统的暗线取出来的。

        马河图脸色顿时白了，他知道那里面藏着的隐私，鸡心坠子里嵌着王天木和姨太太的双人照，但那只是个障眼法，下面才是真货，他与王天木的女人头靠着头，像一对并蒂莲，其中的关系让人一目了然。

        “你比我更了解王天木，从来只有他欺负人的份，你却把他的女人偷了，我真想看看他见到这张照片时会是什么样子。”陈恭澍话里藏着威胁，不怕马河图不就范。

        作为王天木的亲信副官，马河图下手的机会太多了。1939年圣诞夜，王天木酒足饭饱之际，拉上一同投敌的原军统人员何天化、陈明楚等人去兆丰舞厅狂欢，两支曲子下来，尚未尽兴，准备去贵宾室吸一口阿芙蓉提提神。这时马河图突然发难，摸出手枪，对准了王天木。

        祸起肘腋，王天木根本来不及反应，眼一闭，心想完了。那脸上的表情就像死鱼一般。

        这一瞬间，马河图却大起恻隐之心，王天木虽然杀人不眨眼，但驭下极宽，笼络人心极有一套，平时对马河图也多有照顾和提携。马河图甚至想到，以王天木之精明，心细如发，怎能不发现身边人的奸情？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也许王天木更重视这袍泽之情而放宽肚量，有意坐视不管。

        电光火石间，马河图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将枪口转移了方向，对准了与王天木同行的何天化、陈明楚。一阵弹雨泼出，两人相继倒地，兆丰舞厅也随之大乱。马河图乘机冲了出去，与陈恭澍派来的接应人马汇合，潜入夜色之中。

        王天木侥幸逃命，但从此心灰意冷，成了缩头乌龟，躲到关外。再后来跟着军队到了台湾。

        一炮打响，陈恭澍神情大振，登高一呼，原来随王天木投敌的大小军统特工大都是他的老相识、老部下，这些人哪个不是“人精”？哪个不想脚踏两只船，为自己留条后路？因此纷纷反水，当起了两面间谍。不过数月工夫，陈恭澍又恢复了军统在沪的地盘、势力，可以和李士群的“76号”相抗衡了。

        接着，他又策划了一连串的血案，尤其枪击张啸林、刀劈傅筱庵这两件活，干得利落、干净，让道上人交口称赞。

        这两件血案一时轰动上海。前者为沪上青帮大佬，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那是跺一跺脚，上海滩也会地动山摇的；后者则是伪上海市市长，风头正劲，是日本人特别器重的人物。两人自从落水当了汉奸，都知道重庆饶不了他们，因此防范特紧。张啸林身边保镖环伺，高手林立；傅筱庵出行是装甲车开道，四部警车前后护卫。

        但是陈恭澍照样让他们丢了命，名声也因之响遍上海滩，被视为“索命无常”。据当时报纸披露，他在上海活动期间，制造的凶杀案超过百起，那些稍有名气的汉奸人人自危，一起抱怨“76号”工作不力，对付蒋方特工战乏术。

        李士群冷冷一笑：“既然我能抓住王天木，就能抓住陈恭澍，上海滩不是他横行的地方。”他使出一招笨功夫——“76号”有许多变节的军统特工，他们都认识陈恭澍，于是将其遍布于上海滩角角落落，瞎猫去碰死老鼠，赌一把运气。好运气撞到了他怀里。1941年10月29日，陈恭澍被人盯上了。

        陈恭澍被押到了“76号”。在惨绝人寰的刑室里，他看到犯人们有的手指上插着竹签，有的腿上浇着沥青……陈恭澍别转头，漠然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惧色。从前的刀俎，现在成了鱼肉！一股求生的欲望顿时涌上他的心头。

        “陈恭澍——就是那个河内凶杀案的主犯……”汪精卫沉吟着。在军统局，陈恭澍是个人物，但在公开场合，他上不了台面，所以汪精卫对他毫无印象。只是因为在河内差点要了他的命，才动了好奇之心，让夫人陈璧君亲自审讯一番。

        本以为对方犹如传奇中人，身材魁梧、满脸胡须，赳赳武夫状，没想到陈恭澍白净脸皮、恂恂如小公务员。因为想求生，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锋利、机警，满脸谄媚、讨好，反而让陈璧君大失所望。

        “这老蒋也真没出息，挑了你们这群废物，十几个人在河内围着我们，天天用望远镜侦察，到头来还摸错了房间，打错了人。”

        陈恭澍嘴唇动了动，他一直想弄清河内刺汪案的诸多疑问，现在大好机会在前，但他却不敢发问，害怕勾起陈璧君的怒火，因此只是唯唯诺诺。

        陈璧君转向李士群：“算了，既然他是奉老蒋的命令，我和汪先生也不和下边的人为难，就放他一条活路吧。但要确实悔过自新，与重庆划清界限。”

        陈恭澍的叛变给上海军统站带来了灭顶之灾，被他出卖的大小特工达100多名，电台9座，秘密文件6箱。武器弹药都算小意思了，让戴笠好一阵心痛。据说陈恭澍被捕后，在重庆一家酒店，戴笠与唐纵相对而饮。戴笠忽然泪流满面，喃喃自语：“我的四大杀手已经四去其二，上海区全盘瓦解，多年心血付于一旦……呜呜……这是我从事特工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

        反水后的陈恭澍内心一直惴惴不安，他是个聪明人，看得出汪伪政权气数将尽，做汉奸没有好下场，因此拒绝加入“76”号。李士群心生诡计，将王天木所著《蓝衣社内幕》贯以陈恭澍的名字，大肆出版发行。书中将戴笠的出身如何、怎样进的黄埔、和康泽如何闹矛盾、怎样拍老蒋的马屁、如何成立了“蓝衣社”、作了多少案、杀了多少人等等一股脑儿抖出来。陈恭澍本来已经通过关系联系上戴笠，希望能够重归门墙。这下子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戴笠连与他虚与委蛇都不愿，还选派一些杀手去上海索命，让陈恭澍没睡上一天安稳觉。

        最后，陈恭澍只有无可奈何地与日方合作，办了一个“东亚政治研究所”，表面是个学术团体，实际上专搞国际战略情报。陈恭澍当了“清高”的所长，组织出版了一批书，如《国共恶交记》、《夜袭珍珠港》、《诺曼底登陆记》等。陈恭澍不仅是特工行家、杀人天才，还精通编辑、写一手好文章，一时吸引了许多读者，名声大振。

        戴笠暴卒，陈恭澍侥幸逃生。自诩英雄一世，去台孤苦无依，卖文为生，苟延残喘，方知杀手的悲哀在于不能生活在阳光下。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被作为汉奸关进了监狱，他自忖难逃一死，谁知喜从天降，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暴卒，军统局由郑介民掌了舵。郑介民是当年刺杀张敬尧、吉鸿昌的负责人，与陈恭澍有一段僚属之谊，因此为其说情：“陈恭澍也算是军统老同志了，立下过不少功劳，虽然后来变节，但实属保命无奈之举，以后也没有继续与组织为敌，我看作为一个一般汉奸，关上几年，略示惩罚就行了。”

        陈恭澍逃过一死，但活罪难熬，他的日子过得好寂寞，成了无庙可归的孤鬼。国民党撤台时，他想到手上也曾沾过不少共产党人的鲜血，因此也不敢留在大陆，涎着脸去了台湾。生活无着，靠昔日朋友接济，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渐渐这种接济也开始枯竭，于是卖文为生。他的回忆文章揭开了军统的内幕，成了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某日，台湾阳明山。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者，长须飘飘，两目无光。另一个年岁更老，圆胖脸，穿一身西服。四目相对时，都不禁愕然。“你，你……”两人异口同声地结巴着。

        “王天木！”

        “陈恭澍！”

        “哈哈哈！”陈恭澍放怀大笑起来，“我们老相识，谁不认识谁呀！只是你我为党国奉献一生，到头来如此结局！”

        王天木默然。他们蹒跚着向山顶走去，想登到最高峰，眺望海峡彼岸的壮丽山河。他们不约而同想起了北平的窑姐、天津的“狗不理”，也想起某年某月他们一夜之间身败名裂。

        “我写了一本《北国锄奸》，把我们这些无名英雄都写进去了。老兄有空指教一二。”陈恭澍对王天木道。

        “英雄？我们是英雄吗？我们只是戴笠的杀手！”王天木苍凉的声音回荡在阳明山。

        “杀手？！”……作为一个职业杀手，陈恭澍知道自己的血债多，仇家也多，在大陆活动时期，已有意识抹去自己的人生痕迹。耄耋老矣，仍保持着那份天生的警惕，神龙见首不见尾，绝不轻易暴露行踪。现在生死亦不为人知。

        这，也许正是一个杀手最大的悲哀，即永远不能生活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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