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对普普通通的公务员夫妇。丈夫是一个部的科员，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对于本职工作向来兢兢业业。他名叫莱奥波德·鲍南。这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非分之想。他在宗教环境里接受教育，但自从共和国推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以后，他的宗教信仰不像以前那么虔诚了。他在部里的走廊上大声宣称：“我信教，甚至信得虔诚，不过我信的是天主，我不是教权主义者。”他先于一切的志向是做一个诚实的人，他拍着胸脯这样表示。他也确实是个最严格意义上的诚实人。他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很少偷懒，而且在“金钱问题”上一向表现得洁身自好。他娶了一个穷同事的女儿；但是这个穷同事的姐姐却有一百万的家业，她故去的丈夫因为实在爱她才娶她的。她没有孩子，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她只能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侄女了。

        这笔遗产成了全家人的心事。它盘旋在他们的住所，也盘旋在他工作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鲍南夫妇会得到一百万”。

        小两口也没有孩子，但他们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依然平心静气地过他们那种天地狭小、与世无争的诚实人的生活。他们的住所干净、整齐、恬适，因为他们安分守己，在各方面都很有节制。他们认为有了孩子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他们的安宁。他们决不会刻意不要孩子，不过既然老天爷没有给他们送上门来，那再好不过了。然而拥有一百万家业的姑母却对他们久久不育感到忧心，为了让他们早生贵子，常给他们献计献策。她从前曾尝试过朋友和女手相家指点的千百种秘诀，结果无一成功。她超过生育年龄以后，人们又给她指点了许许多多另外的绝招，她料想是万无一失的；虽然遗憾的是自己再不能身体力行，她却热衷于在侄儿侄媳身上显示它们的灵验，而且三天两头地追问：

        “喂，你们试过我那天推荐的办法了吗？”

        姑母去世了。两个年轻人心里真高兴，不过这是那种对自己对别人都要用哀伤掩饰起来的高兴。良心披着黑纱，但是灵魂却乐得颤栗。

        他们得到通知，有一份遗嘱放在某公证人那里。他们从教堂出来就连忙跑去找那个公证人。

        姑母信守她坚持不渝的想法，把她的百万家产留给了他们的头生儿，每年的收益由父母享用，直到他们去世。如果年轻夫妇三年之内没有子女，这笔财产就捐给穷人。

        他们目瞪口呆，大为沮丧。丈夫病倒了，足有一个星期没有去上班。痊愈以后，他毅然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做父亲。

        他苦干了半年的时间，瘦得皮包骨头。他回忆起姑母传授过的各种方法，一丝不苟地加以实践，但是全无效果。绝望之下，他鲁莽行事，横冲直撞，差点儿送了小命。贫血损害着他的健康；他怕是得了肺痨。一个医生的诊断把他吓坏了，医生让他马上恢复平静的、甚至比以前还要平静的生活，并且给他制定了一套补气养身的饮食制度。

        风凉话也马上在部里传开了，人人都知道遗嘱要落空了，各个科室里都有人拿这场著名的“百万大战”来取乐。有人给鲍南出一些滑稽可笑的主意；有人放肆地毛遂自荐，去满足那令人绝望的条款的苛求。特别有个高个儿年轻人，公认是个拈花惹草的高手；他的艳福不浅，在各个科室都是出了名的。此人老是旁敲侧击，用放肆的语言纠缠鲍南，说什么他可以保证在二十分钟里让鲍南当上继承人。

        莱奥波德·鲍南有一天动怒了，他把羽毛笔往耳朵上一夹，猛地站起来，冲他破口大骂：“先生，你是个下流坯；我要不是尊重自己的人格，早就啐你一脸唾沫了。”

        双方指派了证人准备决斗，整个部里为此兴奋了三天。不过人们只看见他们在走廊里交换笔录和对这事件的看法。四个代表终于一致通过了一份草案，并且为两位当事人所接受。按照这份协议，他们当着科长的面煞有介事地互相致意、握手，并且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表示道歉的话。

        此后的一个月里，他们就像敌手迎面相遇那样，相互行礼，意显得礼貌周到，表现出高雅之士的殷勤。后来有一天，他们在一个走廊转弯处撞了个满怀，鲍南先生关切而又不失尊严地问：

        “我没有撞痛您吧，先生？”

        对方回答：

        “一点儿也没有，先生。”

        从这时候起，他们认为遇见时还是寒暄几句比较合适。后来，他们逐渐亲近起来，彼此习惯了﹑理解了，像曾经互相误解的人那样互相赏识起来，甚至变成了莫逆之交。

        但是莱奥波德在家里却很不幸。他妻子总拿一些不中听的明讽暗喻刺激他，说些指桑骂槐的话折磨他。时间流逝；姑母去世已经一年。那笔遗产看来已经丢掉了。

        鲍南太太一坐下吃饭就说：

        “晚饭没有什么好东西吃；要是我们有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每当鲍南动身去上班时，鲍南太太就一边把手杖递给他，一边说：

        “要是我们每年有五万的进项，小文书先生，你就用不着到那边去干那份苦差了。”

        鲍南太太每逢下雨天要出门时，就低声抱怨：

        “要是有一辆马车，就不会非得在这种天气里去溅一身泥浆了。”

        总之，无论何时何地，她总能借题发挥，责备丈夫仿佛干了一件什么不光彩的事，认定他是唯一的罪人，唯一要对这笔遗产泡汤承担责任的人。

        鲍南先生恼火之极，带她去向一位名医求教。那位名医诊断了好长时间也说不出究竟，只说他看不出有任何问题；这种情况是常见的，身体上跟性情上一样都存在这种现象；他见过很多夫妻因为性情不合而离异，因此再看到一些夫妻由于身体不合而不能生育，也就不感到奇怪了。为了这几句话，他们花了四十法郎。

        又是一年过去了。战争，一场无休止的恶战，在夫妻之间爆发了，那种仇恨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鲍南太太不断地抱怨：“因为嫁给一个蠢货，失掉了一大笔财产，真是倒霉透顶！”或者说：“想想看啊，我要是遇到另一个男人，今天就会有每年五万块钱进账了！”或者说：“有些人生活里总是拖累别人。他们把好事都给毁了。”

        晚饭，特别是晚上，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莱奥波德再也不知道做什么是好。就这样，一天晚上，深怕回到家又是一场大吵大闹，他把好友弗雷德里克·莫莱尔，也就是他差点儿与之决斗的那个人，带回了家。莫莱尔很快就成了全家的好朋友，两夫妻的顾问，他们对他可谓言听计从。

        离最后期限只剩下半年了，大限一到，那百万遗产就要送给穷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莱奥波德对妻子的态度逐渐变化，变得咄咄逼人，常常用含沙射影的话来刺激她，还神秘兮兮地谈到有些公务员的妻子如何善于帮助丈夫升官晋级。

        他时不时地讲一段某个小职员意外地连升三级的故事。“小矮子拉维诺当了五年的编外雇员，最近却一下子被任命为副科长了。”

        鲍南太太说：

        “你呢，你就没有这个本事。”

        莱奥波德听了耸耸肩：“倒好像他比别人有本事似的。他有个聪明的太太，如此而已。他太太有本事讨得司长的欢心，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在生活里要自己善于变通，才不至于成为环境的牺牲品。”

        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是怎样理解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们每人有一份日历，在上面标出离那个要命的期限还有多少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简直要疯狂了，那是一种绝望的疯狂，极度绝望之下的疯狂的恼怒。他们是那么绝望，如果必要的话，犯罪的事他们也干得出。

        不料一天早上鲍南太太突然两眼有神，满面春风，一只手搭到丈夫的肩上，喜滋滋地瞅着他，像是要看透他的灵魂似的，低声细气地说：“我相信我有喜了。”

        这消息对他内心的震动犹如石破天惊，他差点儿仰面倒下去。他猛地搂住妻子，疯狂地吻她，然后又让她坐在自己的怀里，再一次像搂住心肝宝贝似的紧紧搂她；他再也按捺不住激动之情，眼泪汪汪，泣不成声。

        两个月过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于是他带着妻子去找一位医生证明她的身体状况，然后就带着到手的医生证明去见保管遗嘱的公证人。

        这位法律界人士宣布，既然孩子已经存在，不管已经出生还是即将问世，他都没有理由反对，他可以把执行遗嘱的时间推迟到妊娠结束。

        一个男孩出生了，他们仿效王室惯常的做法，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天赐”。

        他们发财了。

        一天晚上，鲍南回到家里，这天弗雷德里克·莫雷尔应该来吃晚饭的。他的妻子随口而出似地对他说：“我刚打了招呼，请我们的朋友弗雷德里克不要再到咱家来了，他对我举止不够礼貌。”

        他注视了她一秒钟，眼里露出感激的笑意；接着他张开双臂，妻子投入他的怀抱，他们吻了很久很久，就像一对非常和美﹑非常亲密、非常正派的小夫妻。

        真想听听鲍南太太怎样谈论那些在爱情上失足的女人，那些由于一时冲动而干出通奸的事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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