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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十一点钟左右，他们都到那里去，就跟上咖啡馆一样，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在那里碰头的有七八个人，总是他们这七八个人。他们都不是生活放荡之徒，而是正派可敬的人：商人，或者城里的年轻人。他们一边喝着沙尔特勒甜酒，一边跟姑娘们逗乐，或者跟大家都很敬重的“太太”正正经经地聊聊天。

        半夜十二点以前他们就回家睡觉。年轻人有时就留下。

        公馆是家庭式的，房子很小，漆成黄色，坐落在圣艾蒂安教堂背后那条街的拐角。从窗口可以眺见泊满正在卸货的船只的锚地、人们称作“蓄水池”的大盐滩，以及盐滩后面的圣母坡和山坡上通体灰色的古老的小教堂。

        “太太”出身于厄尔省的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她从事这个行业，对她来说，就跟开帽子店或者内衣店绝对是一样的事。认为卖淫可耻的那种偏见在城市里是那么强烈，那么根深蒂固，但是在诺曼底的农村里并不存在。农民们说：“这是个好行当。”他们让自己的女儿去开妓院，就跟送她去主持一家女子寄宿学校一样。

        再说，这个公馆是从一位年迈的舅舅手里继承下来的。“先生”和“太太”原来在依弗托附近开客店；他们断定费康的生意更有利可图，便立刻把客店盘了出去。就这样，一天早上，他们来到费康，接管了这家因为几任老板疏于管理而濒于倒闭的企业。

        他们诚实善良，很快就赢得了全体人员和邻居们的喜爱。

        两年后先生中风去世。他自从干上这新的职业，终日悠闲，很少活动，养得大腹便便，正是这种健康状况毁了他。

        太太守寡以后，经常到公馆来的那些客人都对她垂涎三尺，不过枉费心机。人们都称道她绝对地谨慎，就连那些姑娘们也没有发现过什么。

        她个子高高的，身材丰腴，很讨人喜欢。由于常年待在总是关着的晦暗的房子里，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像敷上一层清漆似的闪着亮光。一排细软鬈曲的假发做成的薄薄的刘海把她的面容衬托得很年轻，但是和她那成熟的体形却又很不相称。她总是乐呵呵的，脸上表情丰富；喜欢打趣说笑，但是适可而止，她的新行当并没有让她失去分寸。粗鲁的话总是让她感到有点刺耳；如果哪个小伙子不知好歹，对她经营的这个生意直呼其名，她就会板起脸来发脾气。总之，她有一颗高雅的心灵；尽管她待那些姑娘像朋友一样，她还是常常喜欢说，她和她们“可不是一码事”。

        在星期日以外的日子里，她有时会叫一辆出租马车，带着一部分属下，到瓦尔蒙森林深处一条小河边的草地上去玩。她们就像一群逃出寄宿学校的女生，发了疯似地奔跑，玩各种孩子的游戏，一派闭门索居者在大自然中被新鲜空气陶醉的欢乐景象。她们在草地上喝苹果酒，吃腌猪肉，直到快天黑的时候才带着尽兴的疲倦和甜美的心情回家。在马车里她们吻着太太，就像吻一位心地善良、宽厚而又善解人意的母亲。

        这所房子有两个入口。街角上是一个下等咖啡馆，只有晚上营业，进去的都是些平民百姓和水手。两个姑娘专门照应这项买卖，满足这一部分顾客的需要。那里还有个伙计，叫弗雷德里克，个儿矮小，头发金黄，没有胡子，强壮得像头牛。在他的帮助下，她们把大瓶的葡萄酒和小瓶的啤酒端到摇摇晃晃的大理石桌子上，然后胳膊勾住酒客的脖子，斜坐在他们的大腿上，劝他们喝酒。

        另外三个姑娘（她们一共只有五个姑娘）构成一个贵族阶层，她们专门陪伴二楼的客人，除非楼下需要她们帮忙，而楼上又没有客人。

        朱庇特客厅是当地的中产阶级经常光顾的地方，墙上糊着蓝色壁纸，挂着一幅很大的画，画的是勒达躺在一只天鹅的身子下面。到这儿来需要走一条旋转楼梯，楼梯下面是一扇外表简陋的临街窄门，窄门顶上有一个装了栅栏的壁洞，彻夜点着一盏小灯，就是有些城市嵌在墙里的圣母像脚下至今还点着那种小灯。

        这座房子又潮湿又陈旧，微微发着霉味。有时过道里飘过一股科隆香水的香味，有时从楼下半开半掩的门传来坐在底层喝酒的男人们粗俗的叫嚷声；那叫嚷声像响雷似的，震撼整幢楼房，二楼的先生们脸上不免流露出担心和厌恶。

        太太对顾客朋友们很亲切。她从不离开客厅，而且对客人们给她带来的本城的飞短流长很感兴趣。她的严肃的谈吐也是对那三个姑娘的胡诌八扯的一种调剂，让大腹便便的客人们在猥亵的插科打诨之间获得短暂的休息。这些人每晚只是无伤大雅、有所节制地放纵一下，由妓女陪着喝一杯利口酒而已。

        楼上的三个姑娘叫费尔南德、拉斐埃尔和“泼妇”萝萨。

        因为人员有限，所以要尽可能让她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样本，一类妇女的典型，使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理想的对象，即便不是十全十美，至少也差强人意。

        费尔南德代表的是“金发美女”型，个儿高挑，略微肥胖，有气无力；农家女脸上的雀斑顽固地不肯消失；淡金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颜色很浅，近乎无色，像梳理过的大麻，稀稀拉拉连脑壳也遮不严。

        拉斐埃尔，马赛人，在许多港口都混过的婊子，充当了“犹太美女”这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她精瘦，高高的颧骨上敷着一层厚厚的脂粉。她的黑头发用牛骨髓上了光，在鬓角处弯成钩形。她的眼睛若不是右眼长一块白翳，还算得上好看。她的鹰钩鼻几乎垂到突出的下巴上。上面两颗门牙是新装的，下面的牙随着人渐渐变老而颜色变深，深得像旧木头一样，形成强烈的反差。

        “泼妇”萝萨肚子大得像个肉球，两条腿肌肉发达。她从早到晚用嘶哑的嗓子不停地唱着轻佻的小曲或伤感的情歌，讲些没完没了而又空洞无物的故事，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住口，不吃东西马上又唠叨起来。她时刻都在动，像松鼠一样，虽然体胖腿短，却十分灵活。她的笑声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时而在卧房，时而在顶楼，时而在咖啡馆，随时随地都可以发作，而且笑得莫名其妙。

        底层的两个姑娘是：路易丝，绰号“老母鸡”；弗洛拉，人称“跷跷板”。前者总是围着一条三色的宽腰带，打扮成“自由女神”；后者打扮成想象出来的西班牙女人，走路一瘸一拐，铜质的色坎随着她不均衡的脚步在她的胡萝卜色的头发里一蹦一跳。她们的装束就像过狂欢节的厨娘。和一般下层妇女一样，她们不算丑，也不算美，不折不扣的小旅店女侍的模样，港口的人给她们起了个绰号叫“一对唧筒”。

        这五个女人之间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彼此嫉妒；多亏太太善于从中调解，而她的脾气又总是那么好，这种和平气氛才很少受到破坏。

        这家生意是这座小城里仅有的一家，总是顾客盈门。太太把它打理得那么中规中矩；她本人对任何人都那么和蔼可亲、殷勤体贴；她心肠好又是那么广有口碑，因此她总是深受周围的人的敬重。常客们心甘情愿为她破费；只要她对他们稍稍表示一点格外的友好，他们就乐不可支了。他们白天为了生意上的事情会面，临了总会说：“今晚，还是那个老地方。”就像人们说：“吃过晚饭，咖啡馆见，是吧？”别无二致。

        总之，泰利埃公馆成为一种指望，很少有人错过每日例行的约会。

        话说五月末的一天晚上，头一个到的是前市长，木材商普兰先生。他发现公馆的门关着，栅栏后面的那盏小灯也没有亮。楼里悄无声息，一片沉寂。他敲门，起初轻轻地敲，后来敲得比较用力，都没有人回答。于是他缓步沿街往回走；走到市场，遇到去同一个地方的船主迪韦尔先生，他们又一同去敲门，也同样徒劳无功。这时，从离他们不远处突然传来响亮的喧闹声，他们绕着房子走过去，只见一群英国水手和法国水手在用拳头敲咖啡馆关着的门板。

        两个中产阶级人士连忙逃走，免得受到牵连。但是忽听见有人轻轻“嘘”了一声，他们停步一看，原来是腌制咸鱼的商人图尔纳沃先生。后者认出了他们，跟他们打招呼。于是他们把情况告诉他；他更是恼火，因为他是个结了婚的人，有儿有女，家里看得严，只有星期六才上这儿来。“Securitatis cause。”他常常这么说，这是暗指卫生保安部门的一项措施，他的朋友博尔德医生在该部门工作，会把定期检查的消息透露给他。这天正好是他得闲的日子；不巧遇上了关门，他必须再等一个星期了。

        三个人绕了个钩字形的大圈子，一直走到码头，半路遇见银行家的儿子，年轻的菲力普先生，也是泰利埃公馆的一位常客；以及税务官潘佩斯先生。于是大家又一起从犹太人街走回来，做最后一次尝试。不过这时气急败坏的水手们正在围攻这座房子，一边扔石头，一边狂喊怒吼；五个二楼的客人连忙调头就走，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游荡。

        他们又遇到保险代理人迪皮伊先生，然后是商事法庭法官瓦斯先生；于是开始了长距离的散步，首先来到防波堤。他们一字排开坐在花岗石的堤岸护墙上，望着波浪滚滚的海水。波峰上的浪花在黑暗中闪着白光，时隐时现。大海拍击岩石的单调的响声在黑夜里沿着峭壁向远方传去。这群闷闷不乐的散步者这样待了一会儿，后来，图尔纳沃先生说：“这么待着不好玩。”潘佩斯先生说：“的确如此。”他们又信步走起来。

        他们先沿着山坡下那条叫“林荫街”的街道走，然后从“蓄水池”上的木板桥折回，沿着铁路边走，又回到市场广场。这时，税务官潘佩斯先生和咸鱼腌制商图尔纳沃先生之间，为了一种食用蘑菇，突然发生了争执，他们中间的一位一口咬定在附近采到过这种蘑菇。

        由于心里烦躁，他们的肝火都很旺盛，如果不是其他几位从中劝解，也许他们就动起拳头来了。潘佩斯先生一气之下先走了。紧接着，前市长普兰先生和保险代理人迪皮伊先生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关于收税官的高薪及其能创造多大效益问题的激烈争吵。骂人的话像连珠炮，双方互不相让。忽然传来一片狂风骤雨般的可怕的叫喊声。原来是那群水手在关闭的店家门前白等了半天，不耐烦了，也来到广场上，两人一排，挽着胳膊，排成一条长龙，一边走一边发了疯似的大喊大叫。这伙中产阶级连忙躲到一个门洞下面。那群乌合之众喊叫着消失在修道院方向，过了很久还可以听见他们逐渐减弱的喧哗声，像一阵逐渐远去的暴风雨。寂静又恢复了。

        普兰先生和迪皮伊先生都还在气头上，他们甚至没道声再见，就各走各的路。

        其余四个人继续往前走，本能地向泰利埃公馆走去。门依然关着，鸦雀无声，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个醉汉，不吵不闹，只一个劲地轻轻敲着咖啡馆的门；后来他停住不敲了，却又小声叫起侍者弗雷德里克来。他见没有人答理他，就拿定主意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那几个中产阶级正打算离开，忽然港口上那帮吵吵嚷嚷的人又出现在街口。法国水手唱着《马赛曲》，英国水手唱着“Rule Britannia”。他们先围着房子向墙壁冲击，然后这帮粗野的家伙又像浪潮一样向码头涌去。到了码头，两国水手打起来。在搏斗中一个英国人的胳膊被打断，一个法国人的鼻子被打破。

        这时，待在门口的那个醉汉哭了起来，就像受了怠慢的酒鬼或者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

        这几个中产阶级终于散去。

        嘈杂的城市渐渐又归于平静。这里那里偶尔响起人声，但随即就在远处消逝。

        只有一个人还在街上徘徊，那就是咸鱼腌制商图尔纳沃先生。他因为要等到下星期六，十分恼火，一心希望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他弄不懂，也感到气愤，何以警察局竟然允许一个在它监督和保护下的公益机构随便关门。

        他又回到那里，贴近墙仔细察看，想找出原因；他在一扇窗户的挡雨板上发现贴着一张布告。他连忙点着一根蜡绳，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大字：“因初领圣体，暂停营业。”

        他明白今晚是完了，这才走开。

        那醉汉这时候已经睡着了，直挺挺地躺着，横在闭门谢客的店门前。

        第二天，所有的老主顾都一个接一个的想着法儿在这条街上经过；为了显得若无其事，他们胳膊底下夹着文件，每个人都偷眼读一遍那张神秘的通知：“因初领圣体，暂停营业。”

        2

        原来太太有个弟弟在家乡厄尔省的维维尔村当木匠。太太还在依弗托市开客店的时候，曾作为教母抱着弟弟的女儿在洗礼盆前受洗，并且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康斯坦丝，全名康斯坦丝·里维，因为太太的娘家姓里维。木匠知道她姐姐的景况很好，所以尽管他们都忙于各自的生计，而且住的地方又相隔很远，不能常常见面，但他一直跟她保持着联系。小姑娘快满十二岁了，这一年要初领圣体，他就抓住这个拉近关系的好机会，写了封信给姐姐，说他指望她来参加领圣体的仪式。他们的父母都已经过世，她不能拒绝自己的教女，便接受了邀请。她弟弟叫约瑟夫，他希望对姐姐多献献殷勤，也许可以让她将来立下一份对女儿有利的遗嘱，因为姐姐自己没有子女。

        姐姐的职业丝毫也不让他感到尴尬，再说，当地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谈到她的时候，仅仅说“泰利埃太太住在费康城里”。说这话言下之意就是她可以靠年金生活。从费康到维维尔至少有二十法里。走二十法里的陆路，对一些乡下人来说，比一个文明人穿越大西洋还要困难。维维尔的人从来没有到过比鲁昂更远的地方；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能把住在费康的人吸引到一个五百户人家的小村子来。这个小村子孤零零地坐落在大平原上，而且又属于另外一个省份。总之，别人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领圣体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倒让太太为难起来。她没有帮手。把自己的生意撂下不管，哪怕是只有一天，她也绝对放心不下。楼上和楼下的姑娘们之间的积怨肯定会爆发。还有，弗雷德里克很可能喝得烂醉如泥，而他一喝醉酒，就会因为一言不合而把人打昏。最后她决定把所有人都带去，除了那个男侍者；她可以给他放假，一直放到后天。

        她征求弟弟的意见，他毫无异议，而且许诺安排她的全部随员住一夜。就这样，星期六早上，八点钟的快车把太太和她的旅伴们载走了。她们坐的是一节二等车厢。

        在到伯兹维尔站以前，车厢里一直只有她们几个人，她们就像喜鹊似的唧唧喳喳说笑个不停。但是在伯兹维尔站上来一对夫妻。那男的是个上了年纪的农民，穿一件蓝夹克衫，领子已经起皱，肥大的袖子上绣着白色图案，在腕部束紧；头上戴一顶老式的高礼帽，红棕色的绒毛像刺猬毛似的竖立着。他一手拿着一把大绿伞，一手拎着一个硕大的篮子，里面伸出三个鸭子的神情惶恐的脑袋。那女的腰板挺直，也是乡下人打扮，长着一张母鸡脸，鼻子尖得像鸡喙。她在丈夫的对面坐下，发现自己周围是一群那么美丽的女士，吃了一惊，动都不敢动一下。

        车厢里也确实是色彩斑斓，令人眼花缭乱。太太从头到脚一身蓝衣服，都是蓝色丝绸做的；披着一条仿开司米的披肩，是红颜色的，红得耀眼，而且闪闪发光。呼哧呼哧喘大气的费尔南德穿着一件苏格兰格子花呢的连衣裙，同伴们使尽力气替她把连衣裙的上身束得紧紧的，下坠的胸脯被高高托起，像两个圆球，不停地晃荡，就像用布兜住的两包水。

        拉斐埃尔戴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看上去像个挤满鸟的鸟窝；她身穿一套淡紫色衣裳，装饰着金色的闪光片，颇有点东方情调，跟她的犹太人长相很相称。“泼妇”萝萨穿一条宽荷叶边的粉红色裙子，模样像个过分肥胖的孩子或者生了肥胖病的侏儒。“一对唧筒”的奇装异服似乎是用旧窗帘缝制的，那花枝图案的窗帘至少也是复辟时期的东西了。

        车厢里有了外人，姑娘们的举止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为了博得别人的好印象，她们开始谈论一些高雅的话题。但是在博尔贝克上来一位蓄金黄颊髯、戴好几枚戒指和一条金表链的先生。他把几个漆布包裹放在头顶上面的行李架上。看来这是个爱开玩笑、脾气随和的人。他行过礼，面带微笑，潇洒地问了一句：“太太们调换防地吧？”这句话把她们问得好不尴尬。最后还是太太先恢复了镇定；为了替她的部队的荣誉报仇，她生硬地回答：“请您讲一点礼貌！”他道歉说：“请原谅，我本来是想说：调换修道院。”也不知是想不出话来回答，还是对这个更正感到满意，只见太太抿着嘴，尊严地行了个礼。

        这位先生在“泼妇”萝萨和老农之间刚刚坐下，便朝三只脑袋露在大篮子外面的鸭子眨起眼来。等他认为已经把观众吸引住以后，他就开始把手伸到这些动物嘴底下去胳肢，为了让大伙儿开心，还对它们讲些滑稽逗乐的话：“咱们离开了小水……塘！呱！呱！呱！……为的是和烤肉……扦子交朋友！……呱！呱！呱！”不幸的家禽扭动着脖子，躲着他的抚摸，而且拼命地挣扎，想逃出那柳条编的牢笼。后来，三只鸭子突然同时发出凄惨的绝望的哀鸣：“呱！呱！呱！呱！”女士们被逗得哄然大笑。她们俯下身子，你推我挤，想看得清楚些；她们对鸭子的兴趣简直到了发狂的程度。那位先生也更起劲地施展魅力，卖弄机智，眉目传情。

        萝萨也掺和进来。她俯在这个邻座男人的大腿上，去亲那三只鸭子的鼻子。立刻，每个姑娘都想亲一下；那位先生让她们坐在他的腿上，并且颠她们，拧她们。转眼间，他就用“你”来称呼她们了。

        两个乡下人比他们的鸭子还要惊慌，眼睛像魔鬼附体似的骨碌碌直转，但是身子却不敢动一动。他们布满皱纹的苍老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甚至没有颤动一下。

        那位先生是旅行推销员，他开玩笑地问她们要不要买背带。说着他取下一个包裹，打开来。说背带是个幌子，原来包裹里装的是袜带。

        这些丝袜带有蓝的，粉红的，大红的，深紫的，淡紫的，朱红的；金属带扣是两个拥抱在一起的镀金小爱神。姑娘们高兴得尖叫起来；不过她们马上恢复了任何女人在研究服饰用品时都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严肃表情，审视起样品来。她们不时用眼色或者低声的话语互相询问，又用同样的方式彼此回答。太太摸弄着一副橘红色的袜带爱不释手，这副袜带比别的袜带宽，也比别的袜带庄重，正是一副老板娘用的袜带。

        那位先生等着，脑子里生出一个主意。他说：“来吧，我的小猫们，你们应该试一试。”他的话引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惊呼。她们用两条腿把裙子紧紧夹住，像是怕遭到强暴似的。他呢，不慌不忙，等待着时机。他宣布：“你们不愿意，我就包起来了。”接着又狡黠地说：“谁愿意试，我就送给她一副，任她选。”她们仍旧不愿意试，而且摆出一脸尊贵的神气，身体也重又挺直。不过“一对唧筒”的样子却是可怜巴巴的，于是他又把刚才的建议向她们提了一遍。特别是“跷跷板”弗洛拉，饱受欲望的折磨，已经流露出犹豫不决的神色。他便催促她：“来吧，姑娘，勇敢一点；瞧，淡紫色的这一副跟你的衣裳最相配。”她于是下了决心，撩起裙子，露出一条穿着松垮垮的粗袜子的放牛妇的大粗腿。那位先生弯下腰，把袜带先系在膝盖下面，然后拉到膝盖上面；他轻轻地胳肢了一下姑娘，把她胳肢得连声低叫，直打哆嗦。试完以后，他把这副淡紫色的袜带送给了她，又问：“谁来？”其他的姑娘不约而同地嚷道：“我来！我来！”他从“泼妇”萝萨开始。她露出一个丑陋的东西，圆滚滚的，看不见踝骨，正像拉斐埃尔说的，一段真正的“大腿灌肠”。费尔南德大受旅行推销员的恭维；她那双强劲的圆柱，令他如痴如狂。“犹太美女”的那两根瘦胫骨就不那么成功。“老母鸡”路易丝开玩笑，把裙子撩在那位先生的头上；弄得太太不得不出来干涉，制止这个有失体统的恶作剧。最后太太也伸出她的腿，好一条诺曼底人的赏心悦目的腿，脂肪丰满而又肌肉发达。推销员又惊又喜，像一位真正的法兰西骑士，礼貌多情地脱下帽子，向这出类拔萃的腿肚子鞠躬致敬。

        两个乡下人看了大为惊讶，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只用一只眼睛斜瞅着。他们的模样活像两只小鸡。这个蓄着金黄色颊髯的先生站起身来，对着他们的鼻子学鸡叫：“咕！咕！咕！”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两个老人带着他们的篮子、鸭子和伞在莫特维尔下了车。只听那女的一边走一边对丈夫说：“这群烂货，又是去巴黎那个鬼地方的。”

        爱逗乐的推销员也在鲁昂下了车。由于他的表现过于粗俗，太太不得不严词教训了他一番，叫他学得规矩些。她还引以为戒，补充说：“这件事教给我们，跟不了解的人说话要谨慎。”

        她们在瓦塞尔换车，又坐了一站，一下车就看到约瑟夫·里维先生。他赶了一辆大车来接她们。车子很宽大，上面摆满了椅子，套的是一匹白马。

        木匠很有礼貌地跟这些太太一一拥吻，然后扶着她们登上马车。三个人坐在后面的三把椅子上；拉斐埃尔、太太和她弟弟坐在前面的三把椅子上；萝萨没有座位，将就着坐在高大的费尔南德的腿上。安排停当，一行人就上路了。但是不久，随着小马一颠一颠的小跑，车子摇晃得越来越厉害，椅子都开始跳起舞来，把女士们向上、向左、向右地乱抛；她们也随之做出木偶似的动作，露出惊骇万状的表情，发出恐惧的叫声，不过这叫声立刻被又一次猛烈的摇晃打断。她们紧紧抓住车帮；帽子甩到背上﹑鼻子上，或者滑到肩膀上。那匹白马只顾朝前跑，伸长了脖子，直直的尾巴，一条没有毛的老鼠似的小尾巴，不时地拍打着屁股。约瑟夫·里维一只脚伸出去搁在车辕上，一条腿屈在身子底下，胳膊肘抬得老高，手握着缰绳；他的嗓子里不停地发出一种咯咯声，马听了便竖起耳朵，加快步伐。

        绿油油的田野从大路向远方伸展。盛开的油菜花像散落在田野的一块块大幅金色桌布，随风起伏，向远方送来阵阵强烈而又宜人的气息，一种柔和而又沁人肺腑的气息。在已经长得很高的黑麦中间，矢车菊露出天蓝色的小脑袋。姑娘们想去采摘，但是里维先生不肯停车。有时，眼前又是一片犹如鲜血淹没了的田地，原来那块地饱受丽春花的侵袭。在野花点缀得五彩缤纷的原野上，这辆车仿佛载着一个色彩更加鲜艳的花束，让一路小跑的白马拉着驶过；它一会儿消失在一座农庄的高大的树木后面，一会儿又在树丛的另一头出现，拉着一车在阳光下光彩夺目的女人，重又在点缀着红花或蓝花的黄色和绿色的庄稼中间奔驰。

        车到木匠家门口时，一点钟的钟声正好敲响。

        她们累得浑身像散了架，饿得脸色煞白，因为她们从动身起一口东西也没有吃。女主人里维太太跑过来，扶着她们一个一个下了车。她们两脚刚沾地，她就忙不迭地拥吻她们。她不厌其烦地吻着她的大姑子，简直要把她独占了。午饭是在作坊里吃的；为了第二天晚上摆宴席，作坊里的工作台都已搬走。

        先是一道美味的煎蛋卷，接下来是一道烤安杜依香肠，一边吃一边喝带点儿辣味的上好的苹果酒，个个都兴高采烈。里维举着一杯酒和客人们碰杯；他妻子伺候用餐，烧菜、上菜、撤菜，在每个女人耳边低声问：“还添一点吗？”靠墙放着的一摞摞木板，扫到墙角的一堆堆刨花，散发出新刨的木头的香味，细木作坊常有的气味，那种往人肺里钻的树脂的气味。

        她们嚷着要看看那个小姑娘，但是她在教堂里，到晚上才回来。

        于是大伙出去在附近兜一圈。

        这是个很小的村子，一条大路从中间穿过。十来座房子沿这条仅有的街道排开，卖肉的，卖食品杂货的，做细木工的，开咖啡馆的，修鞋的和卖面包的，本地的商家都集中在这里了。教堂在这条街的一头，被一圈狭窄的墓园包围着；大门前有四棵硕大无朋的椴树，把整个教堂笼罩在浓荫下。教堂是用切割成材的方燧石砌的，顶上有一个石板瓦搭的钟楼，谈不上什么建筑风格。教堂另一边，又是田野，田野上散落着几个树丛，树丛里隐蔽着农庄。

        里维虽然穿着工作服，但还是有模有样地让姐姐挽着他的胳膊，庄而重之地陪着她散步。他妻子被拉斐埃尔的那件金线网格花边的连衣裙迷住了，走在她和费尔南德的中间。矮胖的萝萨在后面紧赶慢赶，跟她在一起的有“老母鸡”路易丝和一瘸一拐、精疲力竭的“跷跷板”弗洛拉。

        村民们都走到门口来，孩子们都停止了游戏；在一幅撩起的窗帘后面，露出一个戴印花棉布软帽的头；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眼睛都快瞎了，用手划着十字，好像在她前面走过的是一支举行宗教仪式的队伍。每个人都久久地目送着这些美丽的城里太太，她们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专程参加约瑟夫·里维女儿的初领圣体仪式。大家因此也对这个木匠平添无限的敬意。

        经过教堂前面时，她们听见儿童的歌声。小歌手们用他们尖尖的嗓音唱着一首对上天的感恩歌。但是太太不让大家进去，以免打搅这些小天使。

        她们在乡间转了一圈，一路上约瑟夫·里维列数了当地的主要农户，土地有多少收入，牲畜有多少出产。然后他就把女宾们领回家，安排她们住宿。

        地方很有限，她们被安排两个人住一间。

        里维临时睡在作坊的刨花堆上，让他妻子和姐姐睡一张床；隔壁房间给费尔南德和拉斐埃尔合用。路易丝和弗洛拉被安排在厨房里，就地铺一个床垫。萝萨单独一人住在楼梯上面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紧挨着一间狭窄的阁楼的门。要领圣体的小姑娘这天夜里就睡在这阁楼里。

        小姑娘回来了，迎接她的是雨点般的亲吻，每个女人都想跟她亲热一番；这是她们发泄爱情的需要，抑或是一种假装亲热的职业习惯；在火车上让她们一个个都去吻那些鸭子的，也正是这种习惯。她们轮番把小女孩抱在自己的腿上，抚弄她的纤细的金发，在一阵自发而又强烈的感情冲动下，情不自禁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孩子很乖，信教非常虔诚，就像参加了赦罪仪式以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似的，耐心地、沉静地任由她们摆弄。

        一天下来大家都很累，吃过晚饭很快就去睡了。乡间近乎肃穆的无边寂静笼罩着小村子。这寂静安详渗透一切，宽广得远及星辰。姑娘们已经过惯了妓院里喧闹的夜生活，沉睡的乡间这种无声的休息反而让她们兴奋不已。她们的肌肤一阵阵战栗，不是冷得战栗，而是惶乱不安的心寂寞得战栗。

        她们两人睡一张床，一上床就紧紧抱在一起，像是为了抵御大地宁静﹑深沉的安睡的侵袭。可是“泼妇”萝萨一个人睡在小黑屋里，怀里空空，很不习惯，感到说不清的难受。她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忽然听见墙板的另一边，靠近她的头，有轻微的呜咽声，好像是个孩子在哭泣。她大吃一惊，轻轻叫了两声，听见一个抽噎的孩子的声音回答她。原来是那个小姑娘，她平时都睡在母亲的房间，现在独自一人睡在狭窄的阁楼里很害怕。

        萝萨高兴极了，忙从床上爬起来，为了不惊扰别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找那个孩子。她把她带到自己暖乎乎的床上，紧紧地搂在怀里，吻她，哄她，以种种夸张的方式对她百般抚爱。最后，她自己的心情也平静下来，睡着了。初领圣体的小姑娘头枕在这娼妓的裸露的胸口上，一觉睡到天明。

        清晨五点钟，到了早祷的时候，教堂的那口小钟使劲地敲响，把女宾们从睡梦中唤醒。平常她们整个上午都睡觉，那是在一夜劳累之后得到的唯一休息。村里的老乡们早就起来。妇女们走门串户地忙碌着，兴致勃勃地拉着家常，手上小心翼翼地捧着浆得跟纸板一样硬的平纹细纱短连衣裙，或者端着老长的蜡烛，蜡烛半腰扎着带金穗的绸结，还用齿状凹痕标明了手握的地方。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光芒四射；天空一碧万顷。只有天际还呈现淡淡的红晕，像是朝霞的遗迹。一窝窝的鸡在各家门前走来走去。时而有一只脖子闪亮的黑公鸡昂起戴着紫红冠子的头，扑打着翅膀，向空中发出铜号般响亮的鸣声；其它的公鸡也跟着打起鸣来。

        一辆辆马车从附近的村庄赶来，停在一些人家的门口；车上下来一些身材高大的诺曼底妇女，都穿着深色的衣服，方围巾交叉在胸前，用一个陈年的银扣针扣住。男人都把蓝罩衫穿在崭新的礼服或者旧的绿呢燕尾服外面，罩衫下露出两条燕尾。

        马匹进了厩，沿着大路摆开两排农村车辆，有大货车、篷车、轻便车、长凳客车，各种样式各种年代的车都有，有的鼻子冲地，有的屁股杵地、车辕朝天。

        木匠家像蜂箱一样热闹。几个女宾身穿短上衣和短裙，头发披散在背上，又稀又短，看上去就像是使用久了，已经褪色、脱落了。她们正忙着给那个女孩穿戴。

        小姑娘站在一张桌子上，一动不动。泰利埃太太指挥着她的机动部队的各项行动。她们给她洗脸，梳头，戴上帽子，穿好衣服；她们使用了无数别针，理好连衣裙的褶子，收紧过肥的腰身，为了把她打扮得漂亮而费尽心思。打扮好以后，她们叫这个有耐性的小姑娘坐下，嘱咐她不要动。然后，这支好动的娘子军又赶快去给自己打扮。

        小教堂又开始鸣钟了。但那口可怜的小钟的鸣声过于单薄，像一个过于虚弱的人声一样，升空之后很快就淹没在蓝色的无垠之中。

        领圣体的孩子们从家里出来，朝村头那座公共建筑物走去，那建筑物里有两所学校和村政府；“天主之家”在村子的另一头。

        家长们都穿着节日的服装，带着不自然的表情，跟在自家孩子身后。由于常年弯腰干活，他们的身体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女孩子们的身体掩盖在掼奶油一般雪白的薄纱里。至于那些男孩子，个个都像是咖啡馆侍者的雏形，头上抹了厚厚的一层发蜡，走起路来两腿趔开，生怕弄脏他们的黑裤子。

        远道而来的众多亲友簇拥着孩子，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木匠颇为得意。泰利埃军团在老板娘率领下，跟随着康斯坦丝。孩子的父亲让姐姐挽着胳膊，母亲和拉斐埃尔并肩而行，费尔南德和萝萨一排，“一对唧筒”又一排，队伍隆重地拉开阵式，就像一帮身着军礼服的司令部要员。

        这在村子里产生了令人震撼的印象。

        来到学校，女孩子们在修女的大白帽子底下站齐。男孩子们在一个颇有风度的英俊男教师的礼帽底下排好；然后就唱着感恩歌出发了。

        男孩子在前，排成两列纵队，走在两行卸掉了牲口的车辆中间；女孩子排着同样的队形随后。为了表示尊敬，本村居民让城里来的太太们先走。她们紧跟在女孩子后面，三个在左，三个在右，打扮得像礼花一样光彩夺目，把这宗教仪式的两列纵队延得更长了。

        她们的到来让教堂里的群众陷入一片狂热。为了一睹为快，他们都转过身来，你拥我挤，乱作一团。有些女信徒甚至提高了嗓门说话，因为看到这些穿得比唱经班的祭披还花哨的太太，她们已经惊愕得失去常态。村长把自己平常坐的长凳，就是右边靠圣坛的第一张长凳，让了出来；泰利埃太太和她的弟媳，还有费尔南德和拉斐埃尔，在这张长凳上坐下。“泼妇”萝萨和“一对唧筒”由木匠陪着，坐在后面的第二张长凳上。

        教堂的圣坛里跪满了孩子，男孩子在一边，女孩子在另一边，他们手中举着的长蜡烛就像东倒西歪的长矛。

        三个男子站在经台前，正用饱满的嗓音唱着。他们把响亮的拉丁文的音节拖得老长，唱到“阿门”的时候，更是“阿—阿”地唱个没完没了；同时蛇形号这种大口铜管乐器也像牛哞似的发出单调的音符为之助长声势。一个男孩子用尖细的声音答唱。坐在祷告席上的一个戴方形教士帽的神父不时地站起来，念念有词地叨叨一阵，又重新坐下；那三个唱经者又继续唱下去，眼睛盯着面前的一大本打开的素歌。歌本由一个木雕老鹰展开的翅膀托着；那老鹰雄踞在一根长长的立柱上。

        后来，大堂突然静下来。在场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跪下，主祭神父出场了。他年事已高，皓首苍颜，神态令人肃然起敬；身子微微俯向他左手端着的圣餐杯。他前面走着两个穿红袍的助祭，后面跟着一大群穿着大皮鞋的唱经班小童，一行人排列在祭坛两边。

        一只小铃铛在肃静中摇响了。祭礼开始。那位神父在金色圣体龛前面慢条斯理地走来走去，屡次三番地跪拜，用他那微弱而又因衰老而颤抖的声音念着预备经。他刚念完，全体唱经班的成员又齐声唱起来，蛇形号也又同时吹响。一些人也跟着唱起来，不过声音比较低、比较谦卑，就像一般参加者应该的那样。

        突然，“Kyrie Eleison”从每个人的胸腔和内心深处迸发出来，冲向天空。古老的拱顶受到这爆炸似的喊声的强烈震撼，甚至撒落下尘土和虫蛀了的木头的屑末。太阳曝晒着屋顶的石板瓦，小教堂变成了一个蒸笼。极度的亢奋，焦急的等待，不可言喻的神秘事件的迫近，让孩子们心里紧张，让母亲们喘不过气来。

        神父坐了一会儿，又登上祭坛。他光着头，露出满头银发，用颤抖的手做出一些动作，开始了超自然的一幕。

        他朝信徒们转过身来，向他们伸出双手，大声宣布“Orate，fratres”，“祈祷吧，弟兄们”。他们就齐声祷告起来。老神父咕咕哝哝地低声说着神秘莫测而又至高无上的话；小铃铛摇了一遍又一遍；跪拜的人群频呼着“天主”；由于过分紧张，孩子们几乎昏过去。

        这时，萝萨手捧着低下的额头，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自己村里的教堂、自己初领圣体时的情景。她好像又回到了那一天。她那时是多么瘦小，整个儿淹没在她那件白色连衣裙里。她哭了起来，起初轻声地哭，泪珠从眼里慢慢滚下来；随着回忆深入，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喉咙哽噎，胸口剧烈起伏，不禁呜咽起来。她掏出手绢擦眼泪，捂住鼻子和嘴，竭力不让自己哭出声，但是没有用。她喉咙里还是冒出嘶哑的呻吟声，旁边还有两个令人心碎的长叹声和她呼应。原来是跪在她身旁的两个女人，路易丝和弗洛拉，她们也被同样的遥远回忆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涕泗涟涟地抽泣着。

        眼泪是富有感染力的。很快，太太也感到自己眼皮湿了。她朝弟媳转过脸去，发现和自己坐在一条长凳上的人都在哭。

        神父在制作圣体。满怀虔诚恐惧的孩子们匍匐在石板地上，他们什么也不想了。教堂里不时有一个妇女，一个做母亲的或者做姐姐的，在悲情的神奇感应下，被这些跪在那里唏嘘哽咽的漂亮太太们深深感动，一面用方格印花布手绢抹泪，一面用左手使劲地按住怦怦直跳的心口。

        小小火星可以点燃大片成熟的庄稼，萝萨和她的同伴们的眼泪顷刻之间就在所有在场的人中蔓延开来。男人，女人，老人，穿着新罩衫的年轻人，很快都悲泣起来；就好像他们头上笼罩着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一颗笼罩人间的灵魂，一种无形却是全能的神的气息。

        教堂的祭坛里轻轻响了一声，是那个修女在她的经书上敲了一下，发出领圣体的信号。虔诚狂热得浑身颤抖的孩子们，走到圣餐台旁。

        他们排成一排跪下。年迈的本堂神父拿着镀金的银质圣体盒在他们面前走过，用两个手指捏起象征基督圣体和世界救赎的圣餐面饼，递给他们。他们闭着眼，脸色苍白，带着紧张的表情，张开痉挛着的嘴；铺在他们下巴底下的长台布，像流淌的水一样轻轻颤动着。

        教堂里突然掀起一阵骚动，一片极度兴奋的人群的喧嚣，一片夹杂着压低了的呐喊的急风暴雨般的呜咽。这一切就像把树林吹弯了腰的飓风似的一阵阵掠过。神父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拿着一块圣餐面饼，激动得像忽然呆滞了似的。只听他自言自语：“这是天主，这是天主来到我们中间，显示他的存在；他听到了我的祈求，降临到下跪的子民中间来了。”在如痴如癫的热情冲动下，他面对上天，结结巴巴地拼命祈祷着，虽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却是他发自深心的祷告。

        他满怀虔诚地分完圣餐，已经兴奋得两腿发软，几乎支撑不住身体；等他自己也饮完主的宝血时，他已经深陷在感念主恩的狂热祷告中了。

        他背后的信徒们逐渐平静下来。身穿白祭披而更显得庄严的唱经者又站起来开始唱，不过他们眼里还含着泪水，音调已经不那么准。蛇形管似乎也沙哑了，好像这乐器也哭过似的。

        神父抬起双手，做个手势要大家安静，然后在两排领圣体的孩子中间走过去，一直走到祭坛栅栏旁边。那些孩子正在幸福的陶醉中发呆。

        在一片座椅的响声里，大家坐下，并且个个都在使劲地擤鼻涕。一看见本堂神父走到祭坛前，人们就安静下来。神父开始用很低而且沙哑的声音，慢腾腾地说：“亲爱的兄弟们，亲爱的姐妹们，孩子们，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你们刚才让我得到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欢乐。我感觉到天主听到我的祈求以后降临到我们中间来了。他来过，确实来过这里，出现在我们中间，充满你们的心灵，让你们泪如雨下。我是本教区最老的教士，今天，我也是本教区最幸福的教士。一个神迹，一个真实、伟大、崇高的神迹，就在我们中间完成。当耶稣基督第一次融入这些孩子的肌体，圣灵，这天堂之鸟，天主的气息，就降临在你们头上，掌握了你们，控制了你们，让你们像风中芦苇一样弯腰折服。”

        接着，他转身朝着木匠的客人们坐的两排长凳，抬高了声音说：“特别要感谢你们，亲爱的姐妹们，远道而来的嘉宾们；你们的光临，你们如此显而易见的信仰，你们如此强烈的虔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有益的榜样。你们感化了我的堂区，你们的激情温暖人心。没有你们，也许这个伟大的日子不会具有这种真正的神圣的性质。有时候只要有一只优秀的羊，就足以让天主决定降临到羊群。”

        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只补充了一句：“我祝愿你们得到圣宠。但愿如此。”说完，他重新登上祭坛，去结束这场祭礼。

        这时，大家已经急着要走了。连孩子们也烦躁不安起来，他们的精神紧张了那么长时间，再也忍耐不住了。况且他们已经饿了。他们的父母不等最后的福音开始，就逐渐离去，回家准备午饭了。

        教堂门外一片混乱，人们闹嚷嚷的，带诺曼底口音的喧叫声沸沸扬扬。信徒们排成两道人墙，孩子们一走出教堂，各家便朝自己的孩子冲过去。

        康斯坦丝被本家的女眷们抓住，包围着，轮流拥吻。特别是萝萨，抱住她不肯放。最后萝萨牵着她一只手，泰利埃太太牵住她另一只手；拉斐埃尔和费尔南德撩起她的细布长裙，不让它拖在尘土里；路易丝和弗洛拉由里维太太陪着压阵。那孩子仍然在潜心沉思，仿佛天主已随着她吃下去的圣饼渗透了她的全身。她在这支仪仗队中间朝家里走去。

        酒席就摆在作坊里，将长木板架在搁凳上搭起的临时餐桌上。

        大门朝街敞开，全村的欢乐气氛都一起拥了进来。到处都在大摆酒宴。从每家的窗口都可以看见一桌桌身穿节日服装的人，听到他们微醉后兴高采烈的喧哗声。脱了外套的乡下人，满杯满杯地喝着不掺水的苹果酒。每一伙人中都可以看见两个孩子，有的是两个女孩，有的是两个男孩，两家人聚在其中的一家吃饭。

        偶尔有一匹老马，冒着中午的炎热，一蹦一跳地快步小跑，拉着一辆载人大车从村里穿过。穿罩衫的赶车人向满桌的美味佳肴投下羡慕的目光。

        在木匠家里，欢乐中却保持着某种矜持，保持着上午的激动情绪的一点儿回味。只有里维一个人兴致勃勃，喝过了量。泰利埃太太不停地看表，因为她不愿意连着休业两天，她们必须乘三点五十五分的火车，赶在傍晚回到费康。

        木匠千方百计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想把客人们留到第二天；但是太太没有受他的影响。关系到买卖上的事，她是从来不开玩笑的。

        刚咖啡喝完，她就吩咐姑娘们赶快准备；然后对弟弟说：“你呢，你立刻去套车。”她自己也去结束最后的准备工作。

        她下楼来的时候，弟媳正在等她，要跟她谈谈女儿的事。她们谈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做出任何决定。那乡下女人耍滑头，装出很受感动的样子；而泰利埃太太，把孩子抱在腿上，却没有明确答应任何事，只是含含糊糊地应承着：以后会照顾孩子的；还有的是时间；再说还会见面的。

        这时车子还没有到，姑娘们也还没有下楼。甚至还可以听见楼上的大笑声，推搡声，叫喊声，还有拍手声。于是，趁木匠的妻子到马棚去看车子是不是准备好了，太太决定再上楼去看看。

        里维醉醺醺的，半光着身子，正试图强迫萝萨，可是白费力气；萝萨笑得差点儿憋死过去。“一对唧筒”上午刚参加过宗教仪式，对这种场面非常反感；她们抓住他的胳膊，想让他冷静下来。但是拉斐埃尔和费尔南德却在一旁怂恿他，乐得直不起腰来。每一次醉汉的努力落空，她们就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他恼羞成怒，脸涨得通红，放肆已极，使出蛮劲儿想挣脱那两个抓住他的女人，用尽全身力气去拉萝萨的裙子，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骚货，你还不肯？”太太见状大怒，冲上去抓住弟弟的肩膀，把他推了出去；她推得那么猛，醉汉一头撞在墙上。

        一分钟以后，只听见他在院子里汲水往自己的头上浇。等他驾着马车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

        她们像前一天一样上路了，那匹小白马又迈开它活跃的舞步跑起来。

        吃饭时克制住的欢乐在火辣辣的骄阳下纵情迸发。马车颠簸现在反而让姑娘们觉得好玩，她们甚至把车上的座椅推来推去，不住地放声大笑；加上里维一次次徒劳无功的尝试，让她们一个个都来了劲。

        发了疯似的阳光普照田野，弄得人眼花缭乱；车轮掀起两股尘土，在车子后面的大路上久久飞舞。

        费尔南德喜欢音乐，她突然恳求萝萨唱歌，萝萨就欢快地唱起《默东的胖神父》；但是太太立刻叫她别唱下去，认为这首歌不适宜在这个日子里唱。她建议：“还是给我们唱个贝朗瑞的什么歌吧。”萝萨迟疑了一会儿，想好了要唱的歌，就用她那嘶哑的嗓子唱起了《老祖母》：

        在太太亲自带领下，姑娘们接着合唱：

        “妙极了！”里维说。这首歌的节奏已经又让他兴奋起来。萝萨立刻接着唱：

        大伙儿扯着嗓子齐声唱着叠句。里维用脚击踏着车辕，同时用缰绳轻敲马背打着拍子。小白马也像沉醉在欢快的节奏中，飞奔起来，如风驰电掣，把姑娘们甩到车子的一头，一个压一个，摞成一堆。

        她们像疯子似的笑着爬起来。在田野上，在赤日炎炎的天空下，在正成熟的庄稼中间，合着那匹小马的疯狂的步伐，声嘶力竭、大叫大喊的歌声又开始了。现在每重唱一次叠句，那匹小马都要溜缰狂奔，而且每次都要狂奔百米之遥，让车上的旅客都乐翻了。

        不时有一个碎石工人直起身来，隔着铁丝网面罩望着这辆疯狂、喧嚣的马车在纷飞的尘土中扬长而去。

        在车站前下车时，木匠十分动情，说：“可惜你们走了，不然咱们可以好好玩玩。”

        太太理智地回答：“任何事情都要有个限度。总不能老是吃喝玩乐。”里维灵机一动，说：“嗨，我下个月去费康看你们。”他带着狡黠的表情，用色迷迷、亮闪闪的目光望望萝萨。“得啦，”太太下决断似地说，“正经些吧。你愿意来就来，不过来了可不准胡闹。”

        他没有回答。这时火车的汽笛响了，他连忙和大家吻别。轮到萝萨的时候，他拼命地找她的嘴唇亲；她呢，抿着嘴直笑，每一次都迅速地把头一歪，躲开他。他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但就是达不到目的，因为他手里握着长鞭子碍事；他一使劲，那鞭子就在姑娘背后讨厌地搅动个不停。

        “前往鲁昂的旅客，请上车！”一个车站职员喊道。她们便上了车。

        先是一声细长的哨子声；紧接着车头发出一声强有力的长鸣，呼呼地喷出第一股蒸汽；与此同时，车轮开始缓慢地、显然很费力地转动起来。

        里维已经走出车站，然而他又跑回栅栏边，想再看萝萨一眼。当满载着人肉商品的那节车厢在他面前经过时，他开始甩着响鞭，一边蹦着，一边使足力气唱着：

        这时，他看到一块白手绢挥动着，渐渐远去。

        3

        她们一直睡到下车，并且因为尽了良心上的义务而睡得十分安详。等回到家，她们个个精神饱满，体力充沛，足以胜任晚上的工作。太太不禁感慨道：“不管怎么说，我是早就想家了。”

        她们匆匆吃过晚饭，换上作战服装，便恭候老主顾们上门。那盏小灯，点在圣母像前的那盏小灯，已经点亮，通知过路行人：羊群已经回到了羊圈。

        转眼间消息就传开了。怎样传开的，哪个人传的，恕难奉告。银行家的儿子菲力普先生甚至好心好意地派专人去通知关在家里的图尔纳沃先生。

        咸鱼腌制商每个星期日都有几个表兄弟来家吃晚饭，这时正喝着咖啡，来了一个人，送来一封信。图尔纳沃先生很紧张，拆开信封，脸色变得煞白。信里只有这样几个铅笔字：“装载鳕鱼的大船找到；船已进港；你的好生意。速来。”

        他在几个口袋里摸来摸去，掏出二十生丁赏给送信人。他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说：“我得出去一趟。”说着，他把那简练而又神秘的便条递给他妻子。他鸣铃，等女仆来了，对她说：“我的大衣，快，快，还有我的帽子。”他一走到街上就开始跑起来，还一边跑一边用口哨吹着曲子。他心急火燎，觉得路好像比平时长了两倍。

        泰利埃公馆里充满了节日气氛。楼下，从港口来的人吵吵嚷嚷，震耳欲聋。路易丝和弗洛拉简直不知道应付谁是好，陪这个喝了，又陪那个喝。“一对唧筒”这个绰号，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当之无愧。四面八方都同时有人喊她们。她们已经应接不暇，这个晚上看来够她们辛苦的。

        二楼那个小圈子的人九点钟就到齐了。商事法庭法官瓦斯先生是太太当仁不让的却又是柏拉图式的求爱者；他和她在一个角落里娓娓交谈；而且他们都面带笑容，仿佛有一份协议就要敲定。前市长普兰先生让萝萨骑在他的大腿上；她和他脸对着脸，正用她那双短小的手在这老头的白颊须里摸来摸去。一段赤裸的大腿从撩起的黄绸裙子下面露出来，横在他的黑呢长裤上；红袜子扎着蓝袜带，那是旅行推销员送的礼物。

        高大的费尔南德躺在长沙发上，两只脚翘在税务官潘佩斯先生的肚子上；上半身靠在年轻的菲力普先生的坎肩上，右手搂住他的脖子，左手夹着一支香烟。

        拉斐埃尔好像在跟保险代理人迪皮伊先生谈判，她用这句话结束商谈：“对，亲爱的，今天晚上，我很乐意。”接着，她一个人跳着快速华尔兹舞步，绕客厅转了一圈，一边喊着：“今天晚上，你要怎样都行。”

        门突然打开，图尔纳沃先生来了。立刻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图尔纳沃万岁！”还在旋转着的拉斐埃尔，正好撞在他的胸口上。他抓住她，把她使劲搂在怀里，二话不说，就把她像一根羽毛似的举起来，穿过客厅，走到里面的那扇门口，在一片掌声中，带着他的活包袱，消失在通往卧房的楼梯上。

        萝萨在挑逗前市长，不停地吻他，两只手同时抻着他两边的颊髯，让他的脑袋保持笔直不动；她趁机利用这个榜样，说：“走，跟他一样。”老头儿听了站起身，整理了一下他的坎肩，跟随姑娘走出去，边走边把手伸进放钱的那个口袋里摸索着。

        只剩下费尔南德和太太陪着四个男人。菲力普嚷道：“我请大家喝香槟酒；泰利埃太太，请您叫人拿三瓶来。”费尔南德搂住他，凑近他的耳边央求他：“你去弹琴，让我们跳跳舞，你说好不好？”他便站起来，在沉睡在一个角落的那架上百年的斯频耐琴前坐下；于是一支华尔兹舞曲，声音嘶哑、哭哭咧咧的华尔兹舞曲，从这乐器吱嘎作响的肚子里发出来。高个子姑娘搂住税务官，太太让瓦斯先生拥抱着，两对舞伴一边旋转一边接吻。瓦斯先生在上流社会跳过舞，起劲地卖弄着他的舞技；太太着了迷的目光望着他，像是在说“同意”。这是比任何用语言做出的保证都慎重和甜蜜的“同意”。

        弗雷德里克送来香槟酒。第一瓶酒的瓶塞“砰”的飞出来，菲力普先生就奏起一首四对舞的邀舞乐段。

        两对舞伴按照上流社会的样子彬彬有礼、庄而重之地迈着舞步，像模像样，男的鞠躬，女的行屈膝礼。

        跳过舞就开始喝酒。图尔纳沃先生回来了，他心满意足，浑身轻松，容光焕发。他大声说：“我真不知道拉斐埃尔是怎么了。她今晚真是完美无缺。”后来，别人递给他一杯酒，他一饮而尽，还低声说：“见鬼，真阔气！”

        菲力普先生紧接着又弹了一首快速波尔卡舞曲。图尔纳沃先生跟“犹太美女”带劲地起舞，他悬空抱着她，不让她的脚碰到地。潘佩斯先生和瓦斯先生再接再厉又跳起来。不时有一对舞伴跳到壁炉边停下，一咕嘟喝下一杯冒着气泡的香槟酒。要不是萝萨手里端着一个烛台，突然轻轻推开门，这支舞大概要没完没了地跳下去。她头发蓬乱，趿着拖鞋，只穿内衣，情绪激动，脸色绯红，大嚷着：“我要跳舞。”拉斐埃尔问：“你的老头儿呢？”萝萨哈哈大笑：“他吗？他已经睡着了，他完了事马上就睡着了。”她拉起闲坐在沙发上的迪皮伊先生，波尔卡舞又开始了。

        但是那几瓶酒已经喝光。“我请大家喝一瓶。”图尔纳沃先生说。“我也请大家喝一瓶。”瓦斯先生跟着说。“我也一样。”迪皮伊先生也说。大家都报以掌声。

        事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组织着，越来越像个真正的舞会。甚至连路易丝和弗洛拉也不时地匆匆跑上楼来，紧赶慢赶地跳一曲华尔兹，弄得楼下的客人很不耐烦；跳了一圈便大步流星地跑回咖啡馆，虽然兴犹未尽。

        半夜十二点了，大家还在跳舞。有时一个姑娘不见了；大家找她跳四对舞的时候，突然发现男人也缺了一个。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潘佩斯先生和费尔南德回来的时候，菲力普先生抓住他们开玩笑地问。“去看普兰先生睡觉。”税务官回答。这句话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男人们都轮流带着这个或那个姑娘上楼去“看普兰先生睡觉”。而这天夜里姑娘们都随和得叫人难以想象。太太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她在角落里跟瓦斯先生密谈了很久很久，好像在解决一件已经谈妥的事情的最后细节。

        最后，一点钟的时候，两位已婚男士，图尔纳沃先生和潘佩斯先生，说他们得告辞了，要付账。结果只算了他们香槟酒钱，而且是六个法郎一瓶，而不是通常的十个法郎。见他们对这样的慷慨大方感到惊奇，太太满面春风，回答他们：

        “难得这么高兴一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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