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朋友在花园里散步。花园里百花吐艳，欢乐的春天生机盎然。

        一位是参议员，另一位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两个人都神态庄重，谈论起来条分缕析而又一本正经，不愧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士。

        他们起初谈的是政治，各抒己见，不过谈的不是观念，而是人，因为在政治方面，人格之重要总是超过“理性”。继而他们又提起了几件往事；然后他们就沉默不语，肩并肩继续散步。空气温和，他们都有些懒洋洋的。

        一个圆形大花坛，种满桂竹香，散发着甜蜜优雅的香味。一片品种繁多、色彩缤纷的花儿，在微风中喷发着芬芳。还有一棵金雀花树，挂满一串串黄花，随风播散着细腻的花粉；这闻起来如蜂蜜似的金色粉尘，就像调香师造出的扑面香粉一样芳香，把带着香味的种子撒向空间。

        参议员停下来，深深吸了一口空气中飘浮的富有繁殖力的尘雾，端详着那棵像太阳一样灿烂、扬散着生命胚芽的爱情之树。他感慨道：“想起来真有意思，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芳香原子，居然要到数百里以外去创造生命，让雌树的纤维和汁液颤动，生出有根的生物，这些新生物像我们一样由一个胚芽萌生出来，像我们一样会死去，而且也像我们一样会由其他同种的生命来取代！”

        说完，参议员就在这风华正茂的金雀花树前凝神伫立。每一阵微风都会撩起一股宜人的芳香。他又说道：“啊！老兄，如果要您计算计算您有过多少孩子，您一定会感到很为难。可瞧瞧这一位，人家轻而易举地繁衍后代，毫不内疚地撒手不管，再也不用操心。”

        院士说：“我们还不是一样，朋友。”

        参议员接着说：“是的，我不否认，我们有时也会撒手不管，但我们至少知道有过这么回事，而这正是我们优越的地方。”

        院士摇摇头说：“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您想呀，亲爱的朋友，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没有几个自己不知道的子女。这些所谓‘生父不详’的孩子，几乎都是他无意识中生出来的，就像这棵树繁殖后代一样。

        “如果要我们计算一下跟我们有过关系的女人到底有多少，我们会跟这棵金雀花树同样感到为难。不是吗，为了给它的后代编号，您刚才还在研究它呢。

        “在十八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里，把那些短暂的幽会，只有一个钟头的接触都算在内，我们完全可以坦承，我们跟两三百个女人有过亲密的关系。

        “那么，朋友，跟这么多女人发生过关系，您敢说您没让一个女人怀过孕？您敢说您没有一个抢劫杀害过像我们这样的正派人的坏蛋儿子，如今正流落街头或者在蹲监狱？您敢说没有一个女儿身陷淫窟；或者算她走运，被生母抛弃，正在哪一家当厨娘？

        “另外，您再想想看，几乎所有我们称为‘妓女’的女人都有一两个连她们也说不清父亲是谁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从那些一二十法郎一次的拥抱中偶然粘上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盈利和亏损。这些孩子就是她们这一行的‘亏损’。造成这些后果的是谁呢？——是您——是我——是我们所有这些自诩‘体面’的男人！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夜晚欢聚狂饮、纵情取乐之后，在餍足的肉体驱使下胡乱交配的产物。

        “那些小偷，那些恶棍，总之，所有的无耻之徒都是我们的孩子。不过对我们来说，这总比我们是他们的孩子要好得多，因为这些坏蛋也是会繁殖的！

        “喏，就拿我来说，也有一桩让我内疚的糟糕的事儿，我愿意讲给您听听。这件事让我至今悔恨不已。更糟糕的是，这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疑惑，无法平息的烦恼，有时折磨得我好苦。”

        我二十五岁那年，曾经跟一个朋友去布列塔尼徒步旅行。这朋友如今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参事。

        我们像发了狂似的走了十五到二十天，游玩了整个北滨海省和菲尼斯太尔省的一部分，然后到了杜阿尔奈内；从那里，我们沿着特雷帕塞海湾，一鼓作气就走到荒凉的拉兹角，在一个名字结尾是‘奥夫’的村庄住下。可是到了早上，我的同伴感到莫名其妙的疲倦，起不了床。我说‘床’是出于习惯，因为我们的床只不过是两捆麦秸。

        可千万不能在这种地方病倒。我就逼着他起来。我们在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到了奥迪埃尔纳。

        第二天，他稍微好一点，我们又上路了。可是，半路上，他又难过得受不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拉贝桥。

        那儿，至少还有一家客栈。我的朋友躺下了。从坎佩尔请来的医生确认他发高烧，但诊断不出是什么病。

        ——您知道拉贝桥这个地方吗？——不知道。那好，请听我说。从拉兹角到莫尔比昂，这一地区还保持着布列塔尼的风俗、传说和习惯的精华，而拉贝桥是布列塔尼的这个地区中最富有布列塔尼地方特色的城市。直到今天，这个地方也几乎没什么变化。我说“直到今天”，唉，是因为现在我每年都到那儿去！

        一座古堡，塔楼的墙脚浸在一个凄凉的大湖里，成群的野鸟飞来飞去，真是凄凉极了。一条河从那儿流出来，沿岸的小海船溯流而上，可以直到城边。街道狭窄，两边都是古老的房屋。走在街上的男人们头戴大礼帽，身穿绣花的坎肩和四件重叠的上衣：最外面的一件像巴掌那么大，最多只能盖住肩胛骨；而最里面的那一件，一直垂到裤裆。

        姑娘们，高高的个子，美丽，清秀，穿着胸甲似的呢背心，把她们箍得紧紧的，胸脯都快挤碎了，简直让人猜不出里面还有倍受折磨的丰满的乳房。她们的发式也很奇特，鬓角上两片彩色绣花巾夹住脸，压着头发；头发先是像帘子似的在脑后垂下来，然后又挽上去，盘在头顶，上面罩一顶通常用金丝或银线织成的样式奇特的无边软帽。

        我们那家客栈的女仆顶多十八岁，一双眼睛淡蓝淡蓝的，透出两点黑瞳仁；笑的时候露出短而整齐的牙齿，看上去结实得似乎能把花岗岩嚼碎。

        和她的大多数同乡一样，她一句法语都不会，只会说布列塔尼语。

        我的朋友身体还不见好，尽管没有诊断出什么明显的病情，医生还是不准他动身，要求他绝对休息。白天我就总是陪着他，小女仆走来走去，一会儿给我送吃的，一会儿给他端汤药。

        我有时逗逗她，看样子她也觉得很有趣。当然，我们并不交谈，既然我们都听不懂对方的话。

        一天夜里，我在病人身边待到很晚，回自己房间的时候碰见那个女仆，她正要回她的房间。这时我正好在我打开的房门前。突然，我根本没想自己在做什么，多半是想开个玩笑吧，我猛地把她拦腰抱住，没等她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已经把她推进门，关在我的房间里。她看着我，惊慌，恐惧，不知所措，又不敢叫喊，怕声张出去，不但一定会被老板辞退，还可能被父亲撵出家门。

        我起初不过是想开个玩笑；可是，等她进了我的房间，我就萌生了占有她的欲望。接着是一场长时间的无声搏斗，像摔跤运动员那样的肉搏，胳膊伸开、收缩、弯曲，呼吸急促，浑身是汗。嘿！她抵抗得真英勇。有时候，我们撞到桌子、板壁、椅子，担心吵醒别人，就互相揪住，一动不动地停上几秒钟，然后又重新开始激烈地搏斗，我进攻，她抵抗。

        最后，她筋疲力尽，倒了下去，我就在石板地上粗暴地占有了她。

        她一爬起来就向房门跑去，拉开门闩，逃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见不到她。她根本不让我靠近。后来，我的同伴病好了，我们该继续旅行了。动身的前一天，半夜时，我刚回到房间，就看见她光着脚，只穿着衬衣，走进来。

        她扑到我的怀里，激情地搂住我；后来，她亲吻我，抚摸我，又是哭泣，又是抽噎，直到天亮；总之，为了向我表明她的爱情和绝望，她把一个完全不懂我们语言的女人能用的办法全使出来了。

        一星期以后，我已经忘掉这件旅行中普通而又常见的事，因为客店女仆本来就是供旅客们这么消遣的。

        在随后的三十年里，我根本没有再想起这件事，也没有再去过拉贝桥。

        没想到，一八七六年，为了给我要写的一本书搜集资料，为了深入观察当地的景物，我重游布列塔尼，偶然又回到那里。

        在我看来，那里一切如故。在小城入口处，古堡的灰墙依旧浸在湖水里；客栈仍是那个客栈，虽然修缮过，翻新过，看上去更现代化一些。一进客栈，就有两个十八岁模样的布列塔尼姑娘接待我，她们都长得很水灵，乖巧可爱，穿着紧身呢坎肩，戴着银色便帽，大块的绣花巾搭在耳边。

        已是傍晚六点钟左右。我坐下来吃晚饭，店主人殷勤地亲自伺候我。大概是命中注定，我随口问他：“您认识以前的店主人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住过十来天。这可是老早的话了。”

        他回答：“那就是我的父母，先生。”

        于是我跟他说起我当时在什么情况下留宿，又怎么因为同伴生病而耽搁。没等我说完，他便说：

        “啊！我全想起来了。那时候我才十五六岁。您住在最里面那个房间，而您的朋友在朝街的那一间，现在我自己住了。”

        这时候才勾起我对那个年轻女仆的生动记忆。我问：“您还记得您父亲当年有个挺乖巧的小女仆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眼睛很美，牙齿很白。”

        他说：“记得呀，先生。你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她就在分娩的时候死了。”

        他用手指着院子，院子里有个又瘦又瘸的男子正在翻马粪。他接着说：“那就是她的儿子。”

        我笑了起来，“他长得可不怎么样，一点也不像他母亲。大概更随他父亲吧。”

        店主人说：“这很有可能；不过我们一直也没弄清他的父亲是谁。她到死也没说，这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她有过情人。大家得知她怀孕都非常吃惊，没有人愿意相信。”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很不舒服；人们预感到大祸将至的时候，常会有这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我看着院子里的那个人。他刚给马打了水，此刻正一瘸一拐地提着两桶水，那条较短的腿痛苦地使着劲。他衣衫褴褛，肮脏不堪，黄黄的长头发乱糟糟的，像线绳似的垂到面颊上。

        店主人接着说：“他没有多大用处，把他留在店里是可怜他。要是他像别人一样有人抚养，也许会活得好一些。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没爹，没妈，又没钱！我的父母可怜这孩子，但他毕竟不是他们的孩子，您也明白。”

        我什么也没说。

        我住在从前住过的那个房间里，整夜都想着这个丑陋的马房小工，反复地思量：“他会不会是我的儿子呢？难道是我害死了那个姑娘，生出了这个家伙？”无论怎么说，有这个可能！

        我决定跟这个人谈谈，弄清楚他的出生日期。只要相差两个月，我的疑虑就可以打消了。

        第二天，我让人把他叫来。可是他也不会说法语。看样子他也什么都不懂。一个女仆代我问他年龄多大了，他根本就答不上来。他像白痴似的站在我面前，一双关节粗大、令人恶心的手不停地揉弄着帽子，傻里傻气地笑着；不过笑起来，嘴角和眼角倒是有些他母亲当年的样子。

        不料店主人不请自到。他找来了这可怜虫的出生证。他是在我路过拉贝桥之后八个月零二十六天出世，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八月十五日到洛里昂的。出生证上写着“生父不详”，母亲名叫让娜·凯拉代克。

        我的心急促地跳起来。我呼吸困难，憋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望着这个粗鲁的家伙，他那黄色的长头发简直就像一堆厩肥，比牲口的粪还要肮脏。这乞丐被我看得心里发慌，收起笑容，扭头逃走了。

        我在小河边徘徊了一整天，痛苦地思索。但是有什么好思索的呢？还是什么都不能肯定。我一连几个小时地掂量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以便肯定或者否定自己做父亲的几率。我被那些错综复杂的假设搞得头昏脑涨，结果总是回到那个可怕的疑惑，继而又回到那个更残酷的结论：这个人是我的儿子。

        我没有心情吃晚饭，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久久不能入睡；后来睡着了，却噩梦连连。我梦见那个粗鲁的家伙指着鼻子嘲笑我，叫我“爸爸”；然后他又变成一条狗，咬我的腿肚子，我怎么也躲不开，他总是跟着我，并且操着人言辱骂我；接着，他在法兰西学院我的同事们面前作证，他们正开会研究我是不是他的父亲，其中的一位高喊：“这不容置疑！请看，他长得多么像他。”真的，我也看出这个怪物像我。我醒来时这个想法已经在我脑子里扎了根，我急切地希望再看到这个人，以便弄清我们的相貌到底有没有共同的地方。

        趁他去望弥撒的时候（那是一个星期日），我跟他一块儿走，还给了他一百个苏；我一面走一面处心积虑地端详他。他卑贱地笑着，接过钱；后来又被我看得发慌，嘟哝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单词，大概是要说“谢谢”，然后就逃走了。

        跟前一天一样，我这一天也过得心神不宁。傍晚，我让人把店主人找来，非常谨慎、巧妙、策略地对他说，我同情这个被众人遗弃、被剥夺了一切的可怜人，愿意为他做点什么。

        可店主人大表异议：“唉！您千万别有这个念头，先生。他一钱不值，您这样做只能是自找麻烦。我呢，我雇他打扫马房，他也只能干这个。为此我管他饭吃，他还能跟马睡在一块儿。他也不需要别的了。要是您有旧裤子，就赏给他一条吧，不过出不了一个星期，准破得不成样子。”

        我没有再坚持，只是说再考虑考虑。

        那天晚上，这个可怜虫喝得烂醉回来，先要放火把房子烧掉；接着用十字镐砸昏了一匹马，最后淋着雨倒在污泥里睡着了。这都怪我的慷慨。

        第二天，他们求我别再给他钱。烧酒会让他疯狂；而只要兜里有两个苏，他就拿去喝酒。店主人还加上一句：“给他钱，就是要他的命。”这个人手上从来就没有过钱，一个苏也没有过，除了旅客们偶尔扔给的他几个生丁；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些金属片儿除了去酒馆还有别的用场。

        我在自己房间里待了几个钟头，打开一本书，像是在看书，其实我没干别的，就是在瞅那个家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想找找他究竟什么地方像我。找来找去，我终于在他的脑门和鼻根认出几处跟我相似的线条，不久我就相信我们真的长得很像，只是我们衣着不同，加上他一头鬃毛似的长发吓人，不太容易看出来。

        不过，我不能在那里再住下去，否则就会引起怀疑了。我给店主人留下了一些钱，用来改善他的这个仆人的生活，然后就伤心地离开了。

        六年来，这件心事，这可怕的不安，这恼人的疑团，一直困扰着我的生活。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每年都把我拉向拉贝桥。我每年都要罚自己去受一次折磨，眼睛看着那个家伙在粪堆里蹚来蹚去，心里想着他长得像我，设法帮助他而又总是徒劳无益。我每年从那里回来都变得更犹疑，更痛苦，更焦心。

        我试图让他受点教育。可他是个愚不可教的白痴。

        我试图让他生活得不那么困苦。可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给他的钱他全拿去喝酒，还学会把给他的新衣服卖掉换酒喝。

        我也曾多次拿出钱来，试图让东家再多些怜悯心，照顾他一点儿。后来客栈老板感到奇怪了，老实地回答我：“先生，您为他做的一切，只能害了他。待他就得像待犯人一样。他一有空闲，或者舒服一点，就会干坏事。您要是愿意行善，好呀，被遗弃的孩子多的是，不过要挑选一个值得您为他费心尽力的。”

        听了他这番话，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折磨着我的这些心结，要是让这白痴觉察到一星半点，他一定会起歹心，讹诈我，损害我的名誉，毁了我。他还会像我梦见的那样，向我大喊“爸爸”。

        可我又自责：是我害死了母亲，也毁了这个发育不全的孩子，在厩肥里孵出和长大的蛆虫；而这个人，要是像别人一样养育，本来也会跟别人一样是个正常的人。

        面对着他，想到他是我生出来的，想到他是由父子间的亲密关系和我连在一起的，想到由于那可怕的遗传法则，他的血，他的肉，甚至他的疾病根源和感情因素都来自于我，这时候，我那种奇怪、复杂、难以忍受的感觉，您是无法想象的。

        我经常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强烈的需要，想见到他；可是见到他我又万分痛苦。隔着窗户，我一连几个小时地看他翻马粪，然后用车拉走，一边反复地自言自语：“这是我的儿子。”

        有时，我真想过去拥吻他。然而我连他那双肮脏的手也从来没有碰过。

        院士说完了。他的同伴，那位政治家，喃喃地说：“是呀，真的，我们是得多关心一点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

        一阵微风吹过那棵黄色的大树，摇动着花粟，洒下一片喷香的细雾，笼罩着两个老人。他们深深地连吸了几口气。

        参议员又说了一句：“话又说回来，二十五岁的时光真好，哪怕生出几个这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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