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来，烈日一直向田野喷洒着灼热的火焰。在这火雨的浇灌下，绚丽夺目的生命之花盛开，大地绿油油的一望无际。天空一片蔚蓝，直到地平线的尽头。远远望去，散落在平原上的诺曼底农庄，被高耸的山毛榉围绕着，好似一片片小树林。但是走近了，推开虫蛀了的栅栏门，你又会以为来到了一座巨大的花园，因为那些像当地农民一样骨瘦如柴的陈年的苹果树，一棵棵都开满了花。黑黢黢的老树干，歪歪扭扭、弯弯曲曲，一行行排列在院子里，在晴空下撑开它们华美的圆顶，有白色的，也有粉红色的。盛开的苹果花溢出阵阵清香和敞开的牲口棚散发出的浓烈气味、厩肥发酵冒出来的热气掺混在一起。成群的母鸡正在厩肥堆上觅食。

        中午，一家人：父亲、母亲、四个孩子，还有两个女仆和三个男雇工，正在门前的梨树荫下吃饭。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喝过浓汤以后，又揭开了盛满肥肉烧土豆的菜盆。

        时不时地，就有一个女仆站起来，到地窖里去装满一罐苹果酒。

        男主人，一个四十来岁的身材魁梧的汉子，打量着屋边的一株还没长出叶子的葡萄树。弯曲的葡萄藤像蛇一样在百叶窗下贴着墙蜿蜒伸展。

        他终于开口道：“爹爹的这棵葡萄今年早早就发芽，说不定要结果了。”

        女主人也转过头去看那株葡萄，不过一言未发。

        这株葡萄栽的地方正好是老爹被枪杀的地方。

        那是一八七○年战争时发生的事。普鲁士人完全占领了这个地区。费德尔伯将军率领的北方军还在抗击敌人。

        当时，普军的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农庄里。农庄主皮埃尔·米隆老爹，接待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安置得尽可能地周到。

        一个月来，德军的先头部队一直住在村里侦察情况。法国军队驻扎在十法里以外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动静。可是，每天夜里都有普军的枪骑兵失踪。

        所有派出去巡逻的孤立的侦察兵，只要是两三个人一组的，从来都是有去无回。

        早晨，在一片田里、一个院子的边沿或者一条圩沟里找到了他们，但是都已经死了。他们骑的马也被人用军刀割断喉咙，倒毙在大路上。

        这些屠杀事件看来像是同一伙人干的，可就是无法找到凶手。

        普鲁士人在当地实行了恐怖的镇压。许多农民仅凭简单的告发就遭到枪杀，许多妇女被监禁。他们甚至想用恐吓的办法从孩子那里获取线索。结果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一天早上，有人看见米隆老爹躺在他的马厩里，脸上有一道刀痕。

        在离这座农庄三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两个肚子被捅穿的枪骑兵。其中一个手中还握着带血的兵刃，可见他曾经搏斗过，自卫过。

        军事法庭立刻就在农庄前面的露天里开审。老汉被押了上来。

        他那年六十八岁，长得又矮又瘦，还有点儿驼背，不过两只大手像一对蟹钳。他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稀稀落落，像小鸭子的绒毛一样轻软，到处露出头皮。脖子的皮肤呈褐色而且布满皱褶，显出一条条粗粗的脉管；这些脉管从颚骨底下钻进去，又从两鬓拱出来。在当地，人们都认为他是个吝啬而且很难对付的人。

        他们叫他站在从厨房里搬出来的一张桌子前，四个士兵在两旁看押着他。五个军官和一个上校坐在他的对面。

        上校用法语发言：

        “米隆老爹，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对你只能加以表扬。你对我们一直都很殷勤，甚至可以说体贴入微。但是今天，一项可怕的指控牵涉到你，有必要弄个清楚。你脸上的伤痕是怎么弄的？”

        老农民一个字也没回答。

        上校接着说：

        “米隆老爹，你不说话就证明你有罪。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听见了吗？今天早上在十字架附近找到的两个枪骑兵，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老人毫不含糊地回答：

        “是我。”

        上校吃了一惊；他沉默了片刻，目光凝视着犯人。米隆老爹依然面无表情，脸上带着庄稼人的那股憨厚劲儿，眼皮低垂着，仿佛是在跟本堂神父说话。只有一件事透露出他内心的慌乱，那就是他显然在很使劲地一口接一口地咽唾沫，就像他的喉咙完全被掐住了似的。

        老汉的家人：他的儿子让，儿媳，还有两个孙子，恐惧而又沮丧地站在他背后十步远的地方。

        上校又问：

        “一个月来，每天早上在野外找到的我军侦察兵，你也知道都是谁杀害的吗？”

        老人依旧带着大老粗的木讷劲儿，回答：

        “是我。”

        “全都是你杀的吗？”

        “是的，全都是我杀的。”

        “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告诉我，你是怎么干的？”

        这一下，他有点着慌了；逼他讲长话，显然让他为难。他吭吭哧哧地说：

        “我……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碰上就怎么干呗。”

        上校说：

        “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一五一十的都说出来。所以你最好还是马上拿定主意。你是怎么开始的？”

        老人向他的家人不安地看了一眼。他们在背后注意地听着。他迟疑了一会儿，终于突然下定决心。

        “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大约十点钟，就是你们来的第二天。你，还有你的士兵，你们拿走了我值五十多埃居的草料，还有一头母牛和两只绵羊。我就对自己说：‘好，他们拿我多少，我就要叫他们赔多少。’我心里还有一些别的事，等会儿我再告诉你。先说那天晚上，我瞅见你手下的一个骑兵坐在我粮仓后面的圩沟边上抽烟斗。我就连忙走去摘下我的镰刀，蹑手蹑脚走到他背后。他一点儿也没听见。我就像割麦子似的，一镰刀，就那么一镰刀，就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了。他连一声‘哎哟’都没来得及喊。你只要到池塘去捞，就能找到他跟一块顶栅栏门的石头一起装在一个盛煤的口袋里。

        “我有我的主意。我把他穿戴的东西，从靴子到军便帽，全都扒下来，藏在院子后面马丹家那片树林里的石膏窑里。”

        老头儿说到这里打住了。军官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呆呆地彼此看着；过了一会儿，审问才又继续进行。下面就是他们得知的情况：

        他一旦开了杀戒，从此一心想的就是：“杀普鲁士人！”他恨他们，那是一个可以为财舍命而又有一副爱国心肠的农民才有的狡黠而又凶狠的仇恨。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有他的主意。他等了几天。

        他对战胜者是那么恭敬，既听话又殷勤，所以他们让他自由来去，随便进出。因此他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传令兵出发。一天夜里，他听到骑兵们要去的那个村庄的名字以后，就出去了。要知道，由于他常跟士兵接触，已经学会了几个必要的德军常用语。

        他走出院子，溜进树林，到了石膏窑，钻进那条长坑道。他找到藏在那里的那个死人的军装，穿在身上。

        然后，他便在田野里转来转去。他沿着斜坡匍匐前进，好把自己隐蔽起来；只要有一点儿声响他就屏息倾听，像一个违禁偷猎者那样提心吊胆。

        他认为时间到了，就移动到大路边，藏在一片荆棘丛里。他继续等待。将近半夜的时候，硬土路面上响起了疾驰的马蹄声。他把耳朵贴在地上，判断只有一个骑兵过来，就做好准备。

        那个枪骑兵带回紧急公文，骑着马一路小跑地过来；一路上，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米隆老爹等他来到只有十步远的地方，拖着身子艰难地爬到路当中，叫喊：“救命呀！救命呀！”那骑兵勒马停步，认出是一个落马的德国人，以为他受了伤，便跳下马，毫不生疑地走过来。可就在他朝陌生人俯下身子的时候，一柄马刀的弯弯的长刃准准地戳进他的肚子。他连垂危的痛苦也省了，只抖动了几下，就一头栽倒。

        这诺曼底人，像一般老农民那样，心里高兴说不出来，而是喜形于色。他站起身。为了取乐，又把死人的喉咙割断，然后才把尸体拖到沟边扔下去。

        马还静静地等候着它的主人。米隆老爹跨上马鞍，在平原上扬长而去。

        一个小时以后，他又看见两个枪骑兵在返回营地的路上并排走着。他径直朝他们跑去，一边又叫喊起：“救命呀！救命呀！”普鲁士人认出了军服，便让他走过来，也毫无戒心。老头儿像一颗炮弹一样在他们中间一穿而过，马刀和手枪并用，把他们双双撂翻在地上。

        他把两匹马也宰了，因为那是德国人的马！然后他就悄悄回到石膏窑，把剩下的一匹马藏到阴暗的坑道深处。他在那里脱下军装，换上自己穷酸的旧衣裳；便回家上床，一觉睡到天亮。

        此后他一连四天没有出门，直到侦查结束。但是第五天，他又出动了，又用同样的计策杀死了两名士兵。从这以后他就再没有停过手。每天夜里，他都四处转悠，信马游荡，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撂倒几个普鲁士人；这孤胆骑士，猎杀敌兵的勇者，在荒野上披星戴月，纵横驰骋。每次完成任务以后，这老骑士就撇下倒在大路边的尸体，回到石膏窑，把马和军服藏好。

        到了中午，他就不慌不忙地给留在地下坑道里的马送去燕麦和水。他让它吃饱喝足，因为他还需要它担负重任呢。

        但是，昨天晚上，他袭击的人中有一个有所戒备，在这老农的脸上砍了一刀。

        不过，他还是把那两个家伙都干掉了！而且他能够回到窑洞，把马藏好，换上他破旧的衣裳。只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已经浑身瘫软；勉勉强强走到马厩，却再也没有力气回到家里。

        他被人发现时浑身是血，躺在麦秸上……

        他讲完以后，突然抬起头，骄傲地望着那些普鲁士军官。

        上校捻着小胡子，问他：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账已经算清了，我一共杀了十六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你知道你马上就要被处死吗？”

        “我又没向你求饶。”

        “你当过兵吗？”

        “当过。我打过仗，那是从前的事了。再说，我那个跟一世皇帝当兵的爸爸，就是你们打死的。还不算上个月你们又在埃夫勒附近打死了我的小儿子弗朗索瓦。我欠你们的，早已还了。现在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军官们面面相觑。

        老人接着说：

        “八个是为我爸爸，八个是为我儿子。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我呀，我并不是成心跟你们作对！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就连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可是你们闯到我家里，就跟在你们家里一样发号施令。我已经在那些人身上报了仇。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老人挺直他僵硬的腰杆，像一位谦逊的英雄那样交叉起双臂。

        普鲁士人低声交谈了很久。有一个也在上个月失去儿子的上尉，为这个行为高尚的穷苦人辩护。

        辩护完毕，上校站起来，走到米隆老爹跟前，压低嗓音说：

        “听着，老头儿，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只要……”

        可是老汉根本不听，只是对这位战胜国的军官怒目而视。风吹动他脑袋上绒毛般的细发，他突然把带刀伤的瘦脸紧绷起来，露出一个可怕的表情，鼓足一口气，使出全身的力量，朝这个普鲁士人脸上猛啐了一口。

        上校气得七窍生烟，刚举起手来，老人又向他脸上啐了一口。

        军官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发出命令。

        不到一分钟的工夫，这个始终镇静自若的老人就被推到墙根枪决了。临死前，他还向惊慌失措地望着他的大儿子让、儿媳妇和两个孙子送去几个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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