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退中的残军一连好几天穿城而过。那已经算不得什么军队，倒像是一些散乱的游牧部落。那些人胡子又脏又长，军装破破烂烂，无精打采地向前走着，既不打军旗，也不分团队。他们看上去都神情沮丧、疲惫已极，连想一个念头、拿一个主意的力气都没有了，仅仅依着惯性向前移动，累得一站住就会倒下来。人们看到的大多是战时动员入伍的，这些与世无争的人，安分守己的有年金收入者，现在被枪支压得腰弯背驼；还有一些是年轻机灵的国民别动队，他们既容易惊恐失措，也容易热情冲动，时刻准备冲锋陷阵，也时刻准备逃之夭夭。其次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色军裤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伤亡惨重的某支部队的残余。再就是混在这五花八门的步兵中的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偶尔还可以看到个把头戴闪亮钢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脚步，吃力地跟着步伐略显轻松的步兵。

        接着过去的是一队队义勇军，各有其气壮山河的称号：“战败复仇队”、“墓穴公民队”，“出生入死队”，等等；他们的神情倒更像是土匪。

        他们的长官有的是昔日的呢绒商或粮食商，有的是从前的油脂商或肥皂商，只因形势的要求才成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不是由于金币多，就是由于胡子长。他们浑身佩挂着武器，法兰绒的军装镶满了金边和绶带；说起话来声高震耳，总在探讨作战方案，并且自诩岌岌可危的法国全靠他们这些大吹大擂的人的肩膀支撑。不过他们有时却害怕自己手下的士兵，因为这些人原都是些打家劫舍之徒，虽然往往出奇地勇猛，但毕竟偷盗成性、放纵不羁。

        听说普鲁士人就要进占鲁昂了。

        两个月来一直在近郊的森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开枪射杀己方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弹一下便立刻准备战斗的国民自卫军，如今都已逃回各自的家中。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制服，不久前还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内的公路里程标的所有杀人器械，也都突然不翼而飞。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终于渡过塞纳河，取道圣瑟威尔镇和阿沙尔镇，往奥德麦尔桥退去。走在末尾的将军已经灰心绝望；他带着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卒，也实在难有作为。一个惯于克敌制胜的民族，素有传奇般的勇武，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在这样的大溃逃中，将军本人也狼狈不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护，徒步撤退。

        此后，城市便沉浸在深深的寂静和惶恐而又无声的等待中。许多被生意磨尽了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有产者，忧心忡忡地等候着战胜者，一想到敌人会把他们的烤肉钎和切菜刀当作私藏的武器就不寒而栗。

        生活好像停止了，店铺全都关门歇业，街上鸦雀无声。偶尔出现一个居民，也被这沉寂吓坏了，贴着墙根急匆匆地溜过。

        等待的煎熬，让人巴不得敌人早点来。

        法国军队撤走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里钻出几个普鲁士枪骑兵，快马流星地穿城驰过。接着，过了不大工夫，就从圣女卡特琳娜山上冲下来黑压压一大批人马。与此同时，另外两股入侵者也出现在达尔内塔尔公路和布瓦吉约姆公路上。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恰好同时会合于市政府广场；从附近的各条大街小巷，德国军队正源源到来，一支队伍接着一支队伍，沉重、整齐的步伐踏得路石笃笃作响。

        喉音很重的陌生语言喊出的号令声，在一排排就像是无人居住的死气沉沉的房屋前回荡。紧闭的百叶窗后面，无数只眼睛窥视着这些战胜者。他们现在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依据《战时法》，他们不仅有权支配人们的财产，而且有权主宰人们的生命。居民们躲在黑暗的屋子里，恐慌万状，仿佛遇到大洪水和毁灭性的大地震，纵然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力量也无可奈何。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被推翻，安全不复存在，人类法则和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任由凶残的暴力摆布的时候，这同样的感觉就会重现。地震把一个民族全部砸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泛滥的江河卷走淹死的农民、牛的尸体和屋顶冲脱的木梁，获胜的军队屠杀自卫者、带走俘虏、以战刀的名义抢掠、用大炮的吼声感谢某个神祇，这一切都可谓恐怖的大灾大难，足以全盘动摇我们对永恒正义、对人们向我们宣扬的上天保佑和人类理性的信仰。

        三五成群的敌军敲开各家的门，然后进去住下。这就是入侵以后接踵而来的占领。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了；他们必须对战胜者百依百顺。

        过了一段时间，最初的恐怖感一消失，新的平静气氛就出现了。在许多家里，普鲁士军官和房东同桌吃饭。碰上个有教养的军官，他还会出于礼貌为法国鸣冤叫屈，表白他对参加这场战争是如何反感。仅仅由于他怀有这种感情，就值得人们向他表示感激了，更何况以后还可能需要他的保护。把他笼络好，也许就能少供养几个士兵呢。再说，既然自己完全捏在此人的手心里，跟他伤和气又有什么好处？真要那么干的话，与其说是勇敢，倒不如说是鲁莽。而鲁莽这种毛病，鲁昂的有产者们再也不会有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这座城市引为骄傲的英勇保卫战的时代。最后，他们还从法国人的礼俗中找出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说什么对外国军人只要不在公共场合表示亲近，在家里尽可礼貌相待。于是，在外面都装作互不相识，一到家里就兴高采烈地促膝而谈；那位客居的德国人呢，每晚和房东一家围坐在炉边烤火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

        甚至市面也逐渐恢复了平日的景象。法国人依然不大出门，不过普鲁士军人却满街里熙来攘往。此外，那些蓝衣骠骑兵军官，别看他们神气活现地挎着杀人利器在街上大摇大摆，他们对普通市民的轻蔑，和去年在几家咖啡馆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相比，似乎也并不厉害到哪儿去。

        只是空气里多了点儿什么东西。一种难以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像气味一样弥漫的无法忍受的异邦气氛，也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斥住家和公共场所，甚至改变了人们的饮食口味，让人觉得仿佛是旅居于遥远而又可怕的野蛮部落。

        占领者勒索钱财，而且贪得无厌。居民们总是照付不误；反正他们有的是钱。不过，一个诺曼底商人越有钱，当他做出任何一点牺牲、看到自己任何一点财产落到别人手里时，也就越心痛。

        与此同时，顺流而下，在克鲁瓦塞﹑第埃普达尔和比埃萨尔方向、离鲁昂城二三法里的河段，船夫和渔民们经常从水底捞出德国人的尸体，这些身穿军装，已经泡得膨胀的尸体，有一刀捅死的，有一脚踢死的，有被石头砸破头的，有从桥上推到河里淹死的。河底的淤泥里，还不知埋藏着多少隐秘﹑野蛮但却正义的复仇业绩呢。这些不为人知的壮举，悄无声息的袭击，比光天化日下的战斗更危险，却享受不到轰轰烈烈的荣耀。

        因为对外敌的仇恨总能激使一些无畏的勇士拿起武器，准备为一个理想而牺牲。

        侵略者虽然把城市置于他们的严格的纪律管制之下，但是盛传他们在整个胜利征途中犯下的种种暴行，他们在这里却一件也没有干过，因此人们的胆子大了起来，做生意的欲望又在本地商人的心里活动起来。其中有几个在法军仍然据守的勒阿弗尔有大笔的投资，他们很想试一试，先由公路到第埃普，再从那里搭船去那个港口。

        他们通过几个认识的德国军官的关系，从总司令那里弄到了一张出城许可证。

        于是有十个人在车行登了记，为这次旅行订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驿车，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以免招摇。

        近一段时间，地面一直冻得硬邦邦的，谁知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来一大片乌云，下起雪来，片刻不停地下了一个后半晌和一个通宵。

        清晨四点半钟，旅客们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聚齐了，他们就要在这里上车。

        他们都还睡眼惺忪，尽管裹得严严实实，还是冻得直打哆嗦。黑暗中他们谁也看不清谁。一层层厚重的冬衣，让所有人的身体看上去都像是穿长袍的肥胖教士。不过有两位男士还是彼此认了出来，第三位也凑了上去，他们便交谈起来。一个说：“我带着妻子一起去。”另一个说：“我跟你一样。”第三个说：“我也是。”接着第一个又说：“我们不回鲁昂了。要是普鲁士人打到勒阿弗尔，我们就去英国。”由于性情相似，他们的计划竟不谋而合。

        这时还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着一盏小灯不时地从一个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立刻又钻进另一个门。听得见马蹄踏地，不过地上垫着草，草上有马粪，声响不大；马厩深处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地跟牲口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搬动马具；这轻微的铃声很快就变成清脆、持续的颤响，并且随着牲口的动作节奏不断变化，时而静止，时而又一阵巨响，还伴着一只钉了铁掌的蹄子跺地的沉闷的声音。

        门突然关上。各种声响都戛然而止。那几位有产者冻得够呛，闷声不吭了；他们僵立在那里，呆若木鸡。

        白色的雪絮织成一幅绵延不绝的帷幕，晶莹闪亮，直垂大地；它给万物蒙上一层冰苔，隐去一切的原形。在这严冬笼罩的宁静的城市的沉寂中，什么都听不见，只有雪片纷落时隐隐约约、无以名之﹑飘忽不定的窸窣；与其说是声响，不如说是感觉，因为那不过是充满空间、覆盖世界的轻微原子的骚动。

        那个男子又出现了，提着他那盏灯，拉着一匹不情愿跟着来的垂头丧气的马。他把马安置在车辕里，系上绳套，又围着马车转了好久，才把马具扎牢靠，因为他一只手得提灯照亮，只能用另一只手干活。他正要去拉第二匹牲口的时候，发现旅客们全都木然不动地待在那里，像一个个雪人儿，便对他们说：“各位干吗不上车？至少能躲躲雪呀。”

        这以前他们大概没想到上车，一经提醒便连忙向马车涌去。那三位男士先把各自的妻子安顿在车厢尽里头，随后自己也上了车；接着，几个模糊的身影和戴面纱的人，也在剩下的位子上就坐，彼此间一句话也没说。

        车厢底板上铺着麦秸，大家都把脚伸到麦秸里。坐在尽里头的几位夫人随身带着装有化学炭的铜质小暖炉，这时便都点燃起来，并且低声列举着这种设备的优点，说了好一会儿，无非是互相重复一些她们早就知道的事。

        驿车终于套好了，因为路滑难行，原来是四驾的马车，现在套了六匹马。车厢外面有人问：“全上车了吗？”车内一个声音回答：“全上啦。”驿车便启动。

        马车行进得很慢很慢，寸步维艰。车轮深陷在雪里；整个车身都在呻吟，发出低沉的咯吱声。六匹马一跐一滑，气喘吁吁，汗气腾腾。车夫那条长鞭子不停地劈啪作响，前后左右地飞舞，忽而卷起，忽而展开，犹如一条细蛇；照一匹马滚圆的屁股狠抽一鞭，那马就猛地用力绷紧了身子。

        不知不觉，天渐渐亮起来。一位爱好旅游的土生土长的鲁昂人形容为棉雨的轻柔雪花，也不再落了。暗淡的微光透过大片浓重乌黑的云层，把白茫茫的大地反衬得分外明亮。田野上一会儿出现一排披着雪衣的大树，一会儿出现一座戴着雪帽的茅屋。

        借着黎明时惨淡的亮光，车里的人开始好奇地彼此打量。

        在车的最里头，最舒适的位置上，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鸟先生和他的夫人正面对面地在那里打盹儿。

        鸟先生原来是个店伙计，老板的生意破产，他就买下那间铺子，并且发了家。他用低廉的价格把很次的葡萄酒卖给乡下的零售商；认识他的人，直至他的亲朋好友，都公认他是个狡猾的奸商，鬼点子多而又爱逗乐的地道的诺曼底人。

        他的奸商的恶名是那么昭著，以至于在省长官邸的一次晚会上，本地的一个名人，擅长写尖刻风趣的寓言和歌谣的图尔奈先生，见女宾们有些困倦，便提议她们玩一局“鸟儿飞”。这个双关语顿时飞遍省长的所有客厅，继而又飞遍全城的所有客厅，让全省人咧嘴讪笑了足有一个月。

        此外鸟先生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就是爱搞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开一些善意或者恶意的玩笑；无论谁谈到他，都不免立刻加上这样一句：“这个鸟，真是个花钱也难买的活宝。”

        他个头矮小，挺着大球似的肚子，上面安着一张红通通的脸，夹在两绺鬓须之间。

        他太太却是个高大、强壮、果断的人，说话嗓门高，主意来得快。她一身二任，既是总管又是会计；而他总以欢快的举动来活跃气氛。

        坐在他俩旁边的神态更为庄重的卡雷-拉马东先生，属于一个更高的阶层。他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在棉纺织业举足轻重，拥有三家纺织厂，得过荣誉勋位团军官勋章，现任省参议院议员。在整个帝政时期，他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领袖；而他扮演这个角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先用“彬彬有礼的武器”（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抨击政府的某项提案，再投票赞成该提案，可以要价更高。卡雷-拉马东太太比丈夫年轻许多；驻鲁昂的出身名门望族的军官们可以经常获得她的慰藉。

        她此刻蜷缩在毛皮大衣里，坐在丈夫对面，相形之下愈显玲珑、娇憨﹑美丽。她正用颓丧的目光看着车厢里的凄苦情景。

        与他们相邻的是于贝尔·德·勃雷维尔伯爵夫妇。这个姓氏堪称诺曼底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之一。伯爵是个气度轩昂的老绅士。为了突出自己和国王亨利四世天生的相像，他在衣着修饰上煞费苦心；因为根据一个令他的家族引以为荣的传说，亨利四世曾经使德·勃雷维尔家的一位夫人怀上身孕，这女子的丈夫还因此被晋封为伯爵，荣任省长。

        于贝尔伯爵是卡雷-拉马东先生在省参议院的同僚，他代表的是本省的奥尔良派。他同南特一个小造船厂主女儿结婚的内情，至今神秘莫测。不过，伯爵夫人雍容大气，待人接物无人可比，据说还博得过路易-菲利普一个公子的垂爱，以至贵族们都对她热情有加。她的客厅在本地首屈一指，只有在那里还保留着对贵妇人殷勤献媚的古老的骑士遗风，要想成为其座上宾简直难之又难。

        德·勃雷维尔夫妇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有多达五十万法郎的进项。

        这六个人构成车上的基本阵容，是社会上有可靠收入、生活安逸、实力雄厚的一方，是信奉宗教和原则的有权势的正人君子。

        真是巧得出奇，所有的夫人都坐在一边的长凳上；伯爵夫人旁边是两位慈善修女，手拨着长串的念珠，喃喃有词地念着《天父颂》和《圣母颂》。其中年老的那一个，脸上满是小小的麻点，好像迎面中了几发霰弹。另一个很瘦弱，一张美丽而病态的脸，长在被痨病和造就出殉教者、盲从者的酷烈信仰吞噬的塌瘪的胸腔上。

        两个修女的对面，一男一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个男的，很有名气，是有身份的人都惧怕三分的“民主党”科尔纽岱。二十年来，他常在民主党人出入的咖啡馆的啤酒杯里滋润他那红棕色的大胡子。他和一伙哥们兄弟吃掉了做糖果商的父亲留下的一笔相当可观的家产，急不可待地巴望着共和国出世，以便获得他为革命喝下那么多啤酒以后理所应得的职位。九月四日事变时，大概是有人作弄他，他自以为被任命为省长了；可是当他去上任时，省政府留下的勤杂人员已经成为那里独一无二的主人，拒绝承认他，他只好打道回府。不过他倒确实是个好样的男子汉，没有害人之心而且乐于效劳，他以无比的热忱挑起了组织本城防务的重担。他指挥人们在平原上挖了许多坑，砍倒了附近树林里的所有小树，在公路上布下一个个陷阱；当敌军逼近时，他觉得自己的战备工作已经尽善尽美，便迅速撤回城里。他现在要去勒阿弗尔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那里也很快就需要构筑新的防御工事。

        那女的，是个人们俗称的窑姐儿，因为年纪轻轻就发了福而出名，得了个绰号叫“羊脂球”。她身材矮小，浑身圆滚滚的，肥得要流油；手指也肉鼓鼓的，每个关节都像用绳子勒了一圈，犹如一串串短香肠；紧绷的皮肤很光亮，硕大的胸脯隔着衣服高高隆起。不过她还是令不少人垂涎欲滴，争相追逐，因为她那鲜艳的气色着实叫人看了喜欢。她的脸蛋像鲜红的苹果，又像含苞欲放的芍药；面庞的上部睁着两只顾盼有神的乌黑的眼睛，围着长而密的睫毛，眸子里映着睫毛的倒影；面庞的下部是一张迷人的小嘴儿，滋润得正适合亲吻；嘴里生着两排精致晶莹的牙齿。

        据说，她还有许多难以估价的长处。

        一认出是她，那几位正派女人之间便传开了耳语；虽是耳语，但说到“婊子”、“社会耻辱”之类的字眼时，声音却特别响，让她不禁抬起头来。她扫视着全车人，目光是那么大胆而又富有挑战意味，车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低下头，只有鸟先生斜眼瞅着她，似乎有些兴奋。

        不过那三位夫人很快又谈起话来。这个妓女的存在让她们突然成了朋友，甚至是知己了。在她们看来，面对这个不知廉耻的娼妇，她们必须把自己身为人妻的尊严联合起来，因为合法的爱情总是傲视自由行事的同行。

        同样，在科尔纽岱面前，另外那三个男的也出于保守派的本能而彼此更加接近；他们正用鄙夷穷人的口吻谈论着金钱。于贝尔伯爵历数普鲁士人给他造成的损害，以及丢失牲畜、遗弃庄稼将会造成的损失，摆出一副身价千万的大领主满不在乎的神情，似乎这种种灾难大不了给他带来一年的不便。在棉纺织业历经风雨的卡雷-拉马东先生多了个心眼儿，已经汇了六十万法郎存在英国，那是他以备不时之需的止渴的梨。至于鸟先生，他已经谈妥一笔交易，把他酒窖里剩下的普通葡萄酒全部卖给法军后勤部，因此国家欠着他一大笔钱，他满心指望能在勒阿弗尔拿到这笔钱。

        这三个人一边谈着一边频频交换着友好的目光。虽然他们身份不同，但是“有钱”使他们感到彼此就如同拥有财富、手插进裤兜金币叮当响的伟大共济会中的兄弟。

        车走得那么慢，到上午十点钟，走了还不到四法里。男乘客们曾经三次下车，徒步爬过上坡的路。人们开始焦虑起来，因为原定在托特吃午饭，现在连天黑前到达那里的希望也没有了。每个人都暗自观察着，但愿能在公路边发现一个小酒馆。偏偏驿车陷进一个大雪堆，花了两个钟头才拖出来。

        与时俱增的食欲，弄得人心里发慌。看不到一个小饭馆，看不到一个小酒店。迅速逼近的普鲁士军队和饥肠辘辘的路过的法国部队，把商家全都吓跑了。

        每经过一个靠近大路的农庄，男人们就跑去找吃的，但是他们连一块面包也没有弄到；深怀疑惧的农民怕大兵抢他们，已经把储备的食品都藏了起来。因为那些大兵没有吃的，见到什么吃的都强取豪夺。

        下午一点钟光景，鸟先生坦承他确定无疑地感到胃里空得难受。大家也像他一样早就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吃东西的强烈需要有增无已，已经扼杀了谈话的兴致。

        时不时地有人打个哈欠，几乎立刻就有另一个人跟着打，于是人人都轮流打起来。因性格、教养和社会地位不同，打法也各异。有的张开大嘴发出一阵巨响；有的则自爱地连忙用手捂住张开的嘴，只见冒出一股热气。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去，像是在衬裙底下找什么东西。但她每次都迟疑片刻，看看周围的人，又默默地直起身来。人们都脸色苍白，眉头紧锁。鸟先生声称他不惜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他妻子做了个动作似乎要抗议，不过还是忍住了。每当她听说要破费金钱，总是心如刀割；在这种事上，即使是开玩笑她也会当真。“的确，我也觉得不大舒服，”伯爵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带点吃的来呢？”其实每个人都在这样责怪自己。

        科尔纽岱带了满满一壶朗姆酒；他请大家喝一点，人们冷冰冰地谢绝了。只有鸟先生领情，抿了两口。他递还酒壶时感激地说：“喝一点确实有好处，能暖暖身子，也能忘了饿。”酒一下肚，他又有了好心情，提议仿效歌谣中唱的小船上的做法：吃那个最胖的旅客。这话分明是影射羊脂球，让几位有教养的人颇为反感。谁都不理他，只有科尔纽岱微微一笑。两个修女已经不再喃喃祈祷；她们把手缩进宽大的袖笼里，纹丝不动地坐着，死命低着头，大概正在领味上天赐给她们的痛苦，作为对上天的奉献。

        三点钟，驿车正行驶在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视野中没有一个村落。羊脂球终于毅然地弯下腰，从长凳底下拉出一个白色餐巾盖着的大篮子。

        她先从篮子里取出一个小瓷碟﹑一只小银杯，接着又取出一个大罐子，里面盛着两只切成块的子鸡，浸在凝冻的酱汁下面；篮子里大包小包的还有不少别的好东西：肉糜啦、水果啦、甜点啦，总之准备的食品足够三天旅程吃的，根本不用碰旅店厨房做的饭菜。四瓶葡萄酒从这些食品包中探出头来。她拿起一个鸡翅膀，就着一块诺曼底人称为“摄政”的小面包，细嚼慢咽地吃起来。

        众人的目光都向她射去。香味很快就扩散开，刺激得他们张大了鼻孔，馋涎源源涌到嘴边，耳根下面的颚骨也绷得酸痛。几位夫人对这个妓女的轻蔑简直到了残暴的程度，恨不得杀了她，或者把她扔下车，扔到雪地里；不光她，还有她的金属酒杯、篮子和那些食品。

        可是鸟先生却用他那双馋眼狠命地盯着盛鸡的罐子，说：“这多好啊，这位夫人比我们有远见。世上有些人，总是事事都想得很周到。”羊脂球抬起头望着他，问：“您愿意吃一点吗，先生？从清早饿到现在，怪难受的。”他点点头，说：“敢情！说良心话，我还真不能拒绝，我实在顶不住了。打仗的年头就得按打仗的年头办。夫人，您说是不是？”他朝周围的人瞟了一眼，接着说：“在这样的关头，遇到乐于帮你的人，真让人高兴。”他把带来的一张报纸铺开，免得裤子沾上油污；然后掏出总放在衣袋里的刀子，用刀尖挑起一只裹着冻汁的鸡腿，用牙撕成小块，就大嚼起来，吃得那么津津有味，车里响起一片痛苦的长叹声。

        不过羊脂球又用谦逊而温和的声音邀请修女们分享她的便餐。她们俩立刻接受，眼皮也不抬，只含含糊糊地说了两声“谢谢”，便忙不迭地吃起来。科尔纽岱也没有拒绝这位邻座女子的好意。加上两位修女，大家把报纸摊在腿上，就这样拼成了一张餐桌。

        几张嘴不停地张开又闭拢，闭拢又张开，啃啊，嚼啊，吞啊，犹如饿虎扑食。鸟先生在他那边埋头地吃着，并且低声劝他的妻子也照他的样子做。她抵制了好一会儿，后来五脏六腑都抽搐得痛苦难当，这才让步。于是她丈夫用委婉圆通的语气问他们“可爱的旅伴”，是否允许他献一小块鸡肉给鸟夫人。羊脂球说：“可以，当然可以，先生。”便笑容可掬地把罐子递了过去。

        第一瓶波尔多葡萄酒打开以后，发生了一件让人为难的事：这么多人只有一个酒杯。于是只好一个人喝过以后，把杯边儿擦一下再传给下一个人。只有科尔纽岱，大概是为了献媚吧，偏偏把嘴唇对准羊脂球的唇迹未干的地方喝。

        此刻，在进餐者包围中的德·勃雷维尔伯爵夫妇和卡雷-拉马东夫妇，被阵阵食物的香味逼得喘不过气来，正受着以“坦塔罗斯”命名的那种苦难的折磨。突然，棉纺织厂主的年轻妻子发出一声悲吟，大家都向她转过头去，只见她脸色像车外的积雪一样惨白，眼一闭，头一耷拉，已经失去知觉。她丈夫惊慌失措，求大家帮忙。在座的人都束手无策；这时那个年长的修女托起病人的头，把羊脂球的酒杯轻轻对着她的嘴缝儿，让她吞下几小口葡萄酒。那美丽的妇人蠕动了一下，眼睛睁开了，浮现一丝笑容，有气无力地说她现在感觉好多了。不过，为了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老修女又硬要她喝了一满杯波尔多，然后说：“是饿坏了，没有别的原因。”

        这时，羊脂球脸涨得通红，显得进退两难，望着那四位依然饿着肚子的旅伴，吞吞吐吐地说：“天啊，我能不能冒昧地请这几位先生和夫人……”她欲言又止，怕反遭奚落。鸟先生却接过来说：“嗨！当然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兄弟，理当互相帮助。来吧，夫人们，别客气，接受吧，何必呢！咱们能不能找个住处过夜都还不知道呢！照现在这个走法，明天中午以前肯定到不了托特。”那四个人还犹犹豫豫的，谁都不敢承担责任说一声“好吧”。最后还是伯爵解决了问题。他侧身面向怯生生的胖姑娘，摆着他那副高贵的绅士派头，说：“我们就感激地领情了，夫人。”

        万事开头难。一旦跨过鲁毕功河，大家就长驱直入了。篮子一扫而空。篮子里原来还装着一份鹅肝酱、一份鸫肉糜、一块熏口条、几个水蜜梨、一大块主教桥奶酪、一些小点心和满满一瓶醋泡的小黄瓜和葱头。羊脂球也和所有的妇女一样，特别喜欢吃生腌蔬菜。

        既然吃了这胖姑娘的东西，就不能不跟她说话了。于是大家聊起天来。起初人们还有几分拘谨，后来见她言谈举止非常得体，也就放松多了。德·勃雷维尔夫人和卡雷-拉马东夫人都很懂得人情世故，对羊脂球亲切而又不失身份。伯爵夫人尤其表现出接触任何污秽都玷污不了的高洁女子的屈尊俯就、和蔼可亲，简直可爱极了。不过壮实的鸟夫人却抱着宪兵的心理不放，始终倔头倔脑，说得少，吃得多。

        大家自然而然地谈到战争。他们讲了许多普鲁士人的恐怖行径和法国人的英雄事迹。别看这些人自己正忙于逃命，他们对别人的勇敢却都极表敬佩。接着，他们又开始讲起各自亲身经历的故事。羊脂球怀着真挚的感情，用妓女们表达由衷愤怒时惯常的激动语调，叙述了自己被迫离开鲁昂的经过。“我原以为能在鲁昂待下去，”她说，“我家里存的食物多得很，宁愿管几个士兵的饭也不愿背井离乡，何况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可是，这些普鲁士人，等我真的见到了他们，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简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我羞愧得整整哭了一天。啊！倘若我是个男人，那就简单了！我从窗子里看着他们，这些头戴尖顶钢盔的大肥猪，我的女仆抓住我的手，我才没把家具扔出去砸断他们的脊梁骨。后来他们竟然上门来要住在我家里。第一个刚进门，我就扑上去掐住他的喉咙。原来掐死他们并不比掐死别人费劲！那个家伙，要不是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后拉我，我早把他干掉了。可是这一来，我就不得不躲起来。最后，我找到一个机会逃了出来，才乘上这辆车。”

        人们把她大大夸赞了一番。在旅伴们的心目中，她顿时变得高大了，因为他们都不如她表现得勇敢。科尔纽岱一直边听边露出使徒般善意和嘉许的微笑，就像一个神父听一个虔诚信徒赞美上帝。因为留大胡子的民主党人拥有爱国主义的专利，正如穿袈裟的人拥有宗教的专利。轮到他说话了，他用的是说教的口吻和从每天张贴在墙上的各种宣言里学来的夸张的言辞，最后还以一通崇论宏议严厉谴责了那个“恶棍巴丹盖”。

        不料羊脂球闻言立刻火冒三丈，因为她是拿破仑三世的崇拜者。她的脸涨得比野樱桃还红，气得说话也口吃了：“我倒想看看你们，你们这些人，处在他的位置会是个什么样子。那才好看呢，啊，一定！这个人，准是叫你们给出卖了！要是让你们这些捣蛋鬼来统治，大家只好离开法国了！”科尔纽岱并不动气，只露出一丝轻蔑、傲慢的微笑，不过可以感觉到，粗话就要来了。多亏伯爵出面调和，以权威的口气宣称一切真诚的见解都应当受到尊重，才好不容易让那义愤填膺的姑娘消了气。而伯爵夫人和棉纺织厂主夫人，出于体面人对共和国的无端仇恨和所有妇女对浮华而又专制的政府的本能好感，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妓女吸引了；因为她充满自尊，她的感情看来又同她们那么相近。

        篮子已经空了。十个人毫不费力就把满篮食物吃个精光，只嫌那篮子还不够大。谈话又继续了一会儿；不过自从东西吃光以后，气氛就冷淡了一点。

        夜晚降临，天色逐渐黑下来。食物不断消化，人们对寒气也更加敏感。尽管羊脂球身体肥胖，也不免直打哆嗦。德·勃雷维尔夫人表示愿把自己的小暖炉借给她烤一会儿；从清早起那小暖炉已经换过好多次炭了。羊脂球立刻接受，因为她觉得两只脚早就冻僵了。卡雷-拉马东夫人和鸟夫人也把各自的小暖炉递给两个修女。

        车夫已经点起马灯。借着强烈的灯光，只见驾辕马汗淋淋的屁股上腾起一片热气，大道两侧的积雪在摇曳的光影里仿佛向后滚滚疾驰。

        车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是突然在羊脂球和科尔纽岱之间发生了某种动作；两眼一直在黑暗中搜索的鸟先生，自信看见那留着大胡子的人急忙躲闪了一下，似乎挨了不声不响但却结结实实打过来的一拳。

        大路前方出现点点微弱的灯火。那就是托特。马车足足走了十一个小时，加上四次间歇让马吃燕麦、喘口气的两个小时，将近十四个小时。马车进了村，在通商旅店门前停下。

        车门开了！一阵很耳熟的声音让所有旅客打了个寒战；那是刀鞘触地发出的响声。紧接着就听到一个德国人叫嚷着什么。

        驿车虽已站稳，但是谁也不愿意下车，就好像人们料定一出车门就有杀身之祸。这时车夫提着一盏马灯出现了；灯光一直射到车厢的深处，照出两排惶恐不安的脸，全都惊吓得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睛。

        在车夫旁边，明亮的灯光里站着一个德国军官，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身材特别瘦，头发金黄；上身紧裹在军装里，就像个穿着紧身胸衣的姑娘；歪戴平顶漆布鸭舌军帽，又像一个英国旅馆的侍役。他那硕大的髭须，长长的须毛直挺挺的，向两边没完没了地延伸，越来越稀，最后只剩一根金黄色的细须，细到看不清末梢。这两撇髭须挂在嘴角看来颇有些分量，坠得脸蛋往下沉，把嘴唇也拉成向下的弧线。

        他操着阿尔萨斯口音的法语，用生硬的语调请旅客下车：“先生们和代代（太太）们，请泥（你）们虾（下）车好吗？”

        两位修女首先乖乖地从命，因为圣门女子惯于对一切都逆来顺受。接着走出来的是伯爵和伯爵夫人，然后是棉纺织厂主和他的妻子，再后面是鸟先生推着他的大块头的婆娘。鸟先生脚刚落地，就对那军官说了声：“您好，先生。”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礼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可是世上的强权者全都傲慢无礼，那军官只看了他一眼，根本没搭理他。

        羊脂球和科尔纽岱虽然坐在车门口，却最后下车；在敌人面前，他们神情庄重，昂首挺胸。胖姑娘竭力控制住自己，尽量表现得镇定自若。那民主党人则用一只手抚弄着红棕色的长胡子，这只手还微微颤抖，很有点壮烈的意味。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因为他们明白在这种场合每个人都多少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他们对旅伴们的软弱都同样感到气愤。她，竭力表现得比邻座的几位正派妇女更勇敢；而他，深感自己应该做出表率，一举一动都在继续公路上刨坑时就开始的抗敌使命。

        他们走进旅店的宽敞的厨房。德国军官让他们出示总司令签发的通行证，那上面记载着每位旅客的姓名、相貌特征和职业。他一面看本人，一面对照证件，把这群人一一审视了好久。

        然后他突然说了声：“耗（好）了。”就扬长而去。

        大家这才透了一口气。他们肚子又饿了，便叫准备晚饭。晚饭至少也得半小时才能准备好，趁两个女侍忙碌的时候，他们先去参观一下各自的房间。客房全都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走廊尽头是一扇玻璃门，门上标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号码。

        终于到了要坐下吃饭的时候，旅店老板露面了。此人马贩子出身，是个有哮喘病的胖子，喉咙里不停地发出哨声﹑嘶声和痰声。父亲给他传下的姓是弗朗维。

        他问道：

        “哪一位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羊脂球吃了一惊，转过身去回答：

        “我就是。”

        “小姐，普鲁士军官要立刻跟您谈话。”

        “跟我？”

        “是的，如果您就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她先是不知所措，但思考了片刻，随即断然声明：

        “也许是找我吧，不过我不去。”

        她周围一阵骚动；大家议论纷纷，每个人都在揣摩这道命令的原由。伯爵走到她身边说：

        “夫人，您这样做不大妥当；如果您拒绝，可能惹来很大的麻烦，不仅对您自己不利，而且会连累您的所有旅伴。绝不能和强者作对。他这个举动肯定不会包含什么危险；大概是忘了办某一项手续吧。”

        大家都赞同伯爵的看法，一齐央求她，催促她，用大道理压她，因为所有人都怕由于她一时任性会惹来麻烦。她终于被说服了，说：

        “好吧，我去，这可全是为了你们呀！”

        伯爵夫人握住她的手：

        “那么，我们就都谢谢您了。”

        她走了出去。大家等她回来再开饭。每个人都在惋惜，怎么不召见自己，而偏偏召见这个脾气暴躁、容易发火的姑娘；并且在心里琢磨着叫到自己时该说的套话。

        可是过了十分钟，她回来了，喘吁吁的，脸憋得通红，怒气冲天。还反复嘟囔着：“啊，恶棍！真是个恶棍！”

        所有的人都急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就是一句也不说；伯爵一再追问，她才十分郑重地回答：“不，这事与你们无关，我不能说。”

        大家这才围着一个散发出白菜香味的大汤盆坐下。尽管刚受了一场惊吓，这顿晚饭吃得还挺愉快。苹果酒不错，鸟夫妇和两个修女为了省钱就喝苹果酒。其他几位要的是葡萄酒，只有科尔纽岱要了啤酒。他喝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式：启开瓶塞，让啤酒溢出白沫，歪着酒杯端详一会儿，把杯子举到灯和眼睛之间鉴赏一番酒的颜色。喝酒时，他那和他偏爱的饮料色泽相近的大胡子也仿佛激动得颤抖；他瞟着大酒杯，绝不让它片刻脱离他的视野；他那副神气，就好像在完成他降生人世的唯一使命。简直可以说，在他的头脑里，淡色啤酒和革命这占据他整个生命的两大爱好，已经密不可分，甚至融为了一体，他绝不会品尝着前者而不联想到后者。

        弗朗维夫妇在饭桌的一头吃饭。男的像疲惫的火车头似的呼哧哮喘着，因为胸腔呼扇得太频繁，顾得吃就顾不得说话；女的话匣子却一刻也没有停。她讲了普鲁士人来到后给她的种种印象，他们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她恨透了普鲁士人，首先因为他们害得她损失了不少钱，其次因为她有两个儿子在军队里。她特别爱跟伯爵夫人聊天；能同一位贵妇人说上话，她心里美滋滋的。

        接着她又压低嗓门说了些敏感的事。她丈夫不时地拦住她：“你最好别说了，弗朗维夫人。”可是她根本不理会，仍旧说下去：

        “唉呀，夫人，那些人呀，吃东西专认一门，不是土豆烧猪肉，就是猪肉烧土豆。别以为他们多么爱干净。才不呐！恕我在您面前说话失礼，他们到处拉屎撒尿。您要是看看他们一连几小时甚至几天地操练，那才逗乐呢！他们挤在一块空地上，向前走，又向后走；往这边转，又往那边转。他们哪怕在自己国家里种种田、修修路也好呀！可是不，他们偏偏当了兵，夫人，这可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可怜的老百姓养活他们，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什么也不学，只学杀人吗？不错，我只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老婆子，可是看到他们从早到晚地踏过来踏过去，累得筋疲力尽，我就想：有些人为了造福人，发明了那么多东西，而另一些人却为了损害人，给自己找那么多苦头吃，何必呢？干吗要这样呢？真的，杀人——不管杀的是普鲁士人、英国人、波兰人还是法国人——不都是很可恶的事吗？要是某个人损害了你，你就报复他，这不对，会判你罪；可是，有人开枪杀我们的子弟，就像打野物似的，难道就对吗？要不，为什么给杀人最多的人授勋呢？不，跟您说吧，这种事我永远也想不通！”

        科尔纽岱提高了嗓门说：

        “进攻一个爱好和平的邻国，那种战争是野蛮行为；为保卫祖国而战，这可是神圣的义务啊。”

        那老婆子点头认同，说：

        “当然，要是自卫，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即使自卫，不也是更应该去杀光那些帝王吗？是他们拿打仗来取乐的呀。”

        科尔纽岱的眼睛闪出了火花：

        “说得好，女公民！”

        卡雷-拉马东先生在做着深刻的思考。他狂热地崇拜声名显赫的战将，但这个乡下女人的见识却让他浮想联翩：如今有那么多人不务正业、尽搞破坏，供养着那么多人不从事生产；如果把他们用在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大规模实业建设上，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多少财富啊。

        鸟先生却离开自己的坐位，同旅店老板低声聊天。那胖子笑着，咳嗽着，不停地吐着痰；对方的戏谑逗得他纵声大笑，硕大的肚子不住地欢跳；他向鸟先生订了六桶波尔多葡萄酒，明年春天，等普鲁士人走了就交货。

        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所以吃完晚饭就去睡了。

        唯独鸟先生，已经把一些事看在眼里，服侍老婆睡下以后，便时而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倾听，时而把眼睛贴在锁孔上细瞧，试图发现他所谓的“走廊秘事”。

        约摸过了一个钟头，他听到一阵窸窣声，连忙定睛凝视，只见羊脂球走过来，身穿一件镶白色花边的蓝色开司米浴衣，显得更加丰腴。她手里端着一个小烛台，向走廊尽头那扇大号码的门走去。就在这时，旁边的一扇门拉开了一条缝。过了几分钟羊脂球走回来，科尔纽岱跟在她后面，只穿着衬衫和背带裤。他们低声说着话，然后站住了。羊脂球似乎坚决不让科尔纽岱进她的房间。不幸的是鸟先生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不过后来他们抬高了嗓门，他终于抓住了几句。科尔纽岱急切地恳求，说：

        “嗨，您真是够傻的，对您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好像很气愤，回答：

        “不行，亲爱的，有些时候，那种事是做不得的；尤其在这儿，那简直是可耻的事。”

        科尔纽岱似乎根本不理解，问她为什么。这一下羊脂球火了，嗓门也提得更高：

        “为什么？您还不懂为什么？您不知道普鲁士人就在这所房子里，也许就在旁边这个房间里吗？”

        他哑口无言了。一个妓女，因为敌人在附近，就拒绝男人的温存。想必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廉耻心唤醒了他灵魂中那摇摇欲坠的尊严，他只吻了她一下，就蹑手蹑脚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鸟先生却兴奋起来，离开锁孔，在房间里来了个击脚跳；戴上睡帽，掀开盖着他老婆那邦硬的身躯的被子，一个亲吻弄醒了她，轻声问道：“宝贝儿，你爱我吗？”

        整个旅店寂静下来。但是过了不久，不知什么地方，也说不清什么方向，可能是地窖里，也可能是阁楼里，响起强劲﹑单调﹑有规律的鼾声，沉闷而又绵长，还像锅炉受到蒸汽压力一样颤抖着。弗朗维先生在酣睡。

        原定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动身，所以大家都按时在厨房里聚齐了。但是那辆马车篷布上覆盖着一层积雪，依旧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间，既没有套马，也不见车夫。人们把马厩、饲料房、车棚找了个遍，也不见他的踪影。全体男乘客决定去外面打探情况，便走出旅店。他们来到广场，尽头是一座教堂，两侧是一些低矮的房屋，里面都有普鲁士军人。他们先看到一个在削土豆；走了几步，又看到一个在理发铺里帮着打扫；还有一个胡子一直长到眼圈的，正亲吻一个啼哭的娃娃，在膝上颠晃着他，想方设法哄他别哭。丈夫都已经去了“作战部队”，这些留守的肥胖乡妇们，正打着手势向俯首听命的占领者们分派他们该干的活：劈木柴，把肉汤倒在面包上，或者磨咖啡。有个士兵甚至在给手脚不灵便的房东老太婆洗衣裳。

        伯爵大为惊讶，见一个教堂执事从神父的住所走出来，便上前打听。那虔诚的老信徒回答他：“噢！这些人可不是坏人；据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住的地方更远，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他们全都把老婆孩子撇在家乡。您想呀，战争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开心的事！我敢肯定，那边的家人也在为这些男人伤心流泪呢。战争到头来只会让他们穷得丁当响，就跟咱们这儿一样！这里眼下还不算太糟，因为他们不但不干坏事，而且还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您瞧，先生，穷苦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科尔纽岱见战胜者和战败者竟如此亲密和睦，气不打一处来，扭头便往回走，他宁愿自己闷在旅店里。鸟先生说了句逗乐的话：“他们在填补人口。”倒是卡雷-拉马东先生语重心长：“他们在弥补过错。”不过他们仍然没找到那个车夫。最后在村中的咖啡馆里发现了他，车夫正跟那个普鲁士军官的传令兵像哥俩似的同桌共饮呢。伯爵质问他：

        “不是吩咐过你八点钟套车吗？”

        “是啊，吩咐过；不过后来我又接到另外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

        “不准套车的命令。”

        “谁给你下的命令？”

        “还用问！普鲁士军官呗。”

        “为什么？”

        “我可不知道。您去问他吧。人家不让我套车，我就不套。就是这么回事。”

        “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吗？”

        “不，先生，是旅店老板向我传达的他的命令。”

        “什么时候传的？”

        “昨儿晚上，我正要去睡觉的时候。”

        三个男子忐忑不安地返回旅店。

        他们要见弗朗维先生，可是女侍回答说，因为有哮喘病，弗朗维先生不到十点钟是从来不起床的。他甚至明确禁止提前叫醒他，除非失了大火。

        他们想见普鲁士军官，不过根本不可能，尽管他就住在这个旅店里。凡是有关老百姓的事，他只允许弗朗维先生一个人同他谈。那就只有等待了。女士们又都上楼，回各自的房间去料理些无关紧要的事。

        科尔纽岱在厨房的高大壁炉旁坐了下来。炉火燃得正旺。他叫人把一张小咖啡桌挪过来，要了一小瓶啤酒，掏出烟斗抽起来。他那支烟斗在民主党人中间受到的敬重，几乎和他本人不相上下，仿佛它为科尔纽岱效劳，也就等于为祖国服务了似的。那是一只非常精致的海泡石烟斗，令人惊叹地结了厚厚的烟垢，和主人的牙齿一般黑，但是它香喷喷的、弯弯的、锃亮的，和主人的手亲密难分，为他的仪表增色不少。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时而凝视炉中的火苗，时而凝视杯中浮着的酒沫；他每喝完一口，总要一边吮着沾在胡子上的泡沫，一边心满意足地用又长又瘦的手指掠一下又长又油腻的头发。

        鸟先生借口要活动活动腿脚，向本地的零售商们推销他的葡萄酒去了。伯爵和棉纺织厂主谈论起政治来。他们预测着法兰西的未来。一个对奥尔良党人抱有信心，另一个寄希望于横空出世的救星，大势已去的关头摇身而至的英雄豪杰：一个杜·盖克兰，一个圣女贞德，是不是？或者另一个拿破仑一世？啊！说不定是皇太子呢，如果他不是这么年幼！科尔纽岱听着他们的谈话，频频微笑，俨然一个参透了命运奥秘的人。厨房里弥漫着他的烟斗散发出的浓香。

        钟敲十点的时候，弗朗维先生露面了。大家连忙向他打听，无奈他也只能把这样几句话照本宣科地重复两三遍：“长官这样对我说：‘弗朗维先生，你去通知车夫，明天不要给这批旅客套车。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们动身。你听清楚了吗？这就够了。’”

        于是他们要求见军官。伯爵给他递去自己的名片，卡雷-拉马东先生也在上面附上自己的姓名和全部头衔。普鲁士军官派人传来他的答复：他同意这两个人去和他谈话，不过要等他吃了午饭，也就是下午一点钟左右。

        女士们又都下楼来，虽然惶惶不安，大家还是多少吃了一点。羊脂球好像病了似的，而且神情异常慌乱。

        刚喝完咖啡，传令兵就来找两位先生。

        鸟先生自告奋勇跟他俩去。他们试图拉科尔纽岱也一块儿去，好让这次斡旋活动显得更隆重些。但是他高傲地宣称，他不屑于同德国人有任何交往；说罢便回到壁炉边坐下，又要了一小瓶啤酒。

        三位先生走上楼，被领进旅店最漂亮的一个房间，普鲁士军官就在这里接见他们。他倒在一张安乐椅里，两只脚跷在壁炉上，叼着一根长长的瓷烟斗，身穿一件绚丽夺目的睡袍，想必是从某个趣味低俗的小财主弃置的空宅里偷来的。他既不起身，也不跟他们打招呼，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他为打胜仗的军人那本能的傲慢无礼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样板。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

        “泥（你）们由（有）什么事？”

        伯爵说：“我们想动身，先生。”

        “不杏（行）。”

        “我可以请问一下不准我们走的原因吗？”

        “因为沃（我）不远（愿）意。”

        “我怀着极大的敬意提请您注意，先生，您的总司令已经发给我们去第埃普的通行证；而且我想我们也没有做什么错事，值得您这样严厉的惩罚。”

        “沃（我）不远（愿）意……这就是劝（全）部理由……泥（你）们克（可）以下漏（楼）了。”

        三个人只得鞠个躬，退出来。

        午后的时光很难捱。不明白这德国人为什么这样任性；他们心里做着种种离奇古怪的揣测。大家待在厨房里，设想出许多似是而非的情况来，没完没了地讨论着。也许要把他们扣作人质？——可是目的何在呢？——也许要把他们当俘虏带走？也许是为了向他们勒索一大笔赎金？想到这里，他们吓坏了。最害怕的是最有钱的几位，他们仿佛已经看到自己为了赎命被迫把满袋满袋的金钱倒在这个蛮横无理的军官的手里。为了隐瞒财富，假充穷人，很穷的穷人，他们挖空心思地编造着种种可以让人相信的谎言。鸟先生甚至把怀表的金链子摘下来藏在衣袋里。黑夜的降临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灯已经点亮，可是离吃晚饭还有两个小时，鸟夫人就提议打一场“三十一分”。这倒可以解解心中的郁闷。大家都赞同。连科尔纽岱也出于礼貌，熄灭了烟斗，凑上一手。

        伯爵洗牌，分牌；羊脂球一上手就得了个三十一分；打牌的兴致很快就平息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恐惧。不过科尔纽岱发现鸟先生两口子串通作弊。

        他们正要坐下吃饭的时候，弗朗维先生又来了；他用夹带着痰响的嗓音说：“普鲁士军官让问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她改变主意了没有？”

        羊脂球呆呆地站着，脸色煞白；接着刷地变得满脸通红，气愤得连话也说不出。过了半晌，她才大声吼道：“您告诉他，这个恶棍，这个坏蛋，这个普鲁士死狗，我永远也不会答应；听清了没有？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

        肥胖的店主走了。大家把羊脂球包围起来，刨根问底，要她说出和普鲁士军官见面的内情。她起初坚持不说；可是，她气得实在忍不住了，嚷道：“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他要跟我睡觉！”大家都愤怒极了，谁也没有觉得这句话刺耳。科尔纽岱把酒杯往桌面上使劲一杵，酒杯碎了。责骂那下流兵痞的声浪此起彼伏，义愤之情一发而不可遏止，所有人都发誓进行抵抗，仿佛在敌人要羊脂球做出的牺牲里，他们也都被要求承担一份似的。伯爵厌恶地指出，这些人的行为简直和古代野人一样。几位夫人对羊脂球的同情更加强烈而又深切。两个不到开饭不露面的修女低下头，一言不发。

        最初的狂怒平息以后，他们还是吃起饭来，不过很少说话，因为都在想心事。

        女士们很早就各自回房；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组织起一桌牌局，并且邀弗朗维先生加入，打算借此机会巧妙地探探他的口风，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排除那军官的阻挠。无奈他一心想着打牌，什么也听不进，什么也不回答；他只不断地重复着：“打牌，先生们，打牌。”他那么专心致志，连吐痰都忘了，这就给他的胸腔增添了几个延长音。他呼哨的肺叶发出的喘声样样俱全，从沉闷、浑厚的低音到小公鸡初试打鸣的尖声。

        他老婆困得要命，来找他，他竟然拒绝上楼。她只好独自先走，因为她“赶早市”，总是天一亮就起床，而她丈夫“值夜班”，随时都准备和朋友们熬个通宵。他对妻子喊了句：“你把我的蛋黄甜奶放在火边上！”然后又继续打牌。大家见从他嘴里什么也套不出来，便说该回去了，于是各自去睡觉。

        第二天他们仍然一大早就起床，抱着一线模糊的希望和更强烈的动身的渴望，同时又生怕要在这令人厌恶的小旅店再捱一天。

        唉！几匹马还在马厩里，车夫依然不见踪影。大家没事可做，就围着马车转悠来转悠去。

        早饭也是食不甘味。对羊脂球的态度变得冷淡了，因为夜晚常给人带来好主意，一夜过去，人们的见解已经有了变化。现在，他们几乎要埋怨这个妓女，昨夜何不悄悄去同那个普鲁士人私会，让旅伴们醒来时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再说，谁会知道呢？她只要告诉那军官她是可怜旅伴们的苦境，就足可保全面子了。对她来说这实在是区区小事！

        不过谁也没有把这些想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到了下午，大家都烦闷死了，伯爵提议到村子周围去散散步。每个人都穿戴得严严实实，这一小帮人就出发了；只有科尔纽岱宁愿留下来烤火；还有两个修女，她们白天不是在教堂里就是在神父的住处打发时光。

        气候一天比一天寒冷，冻得人鼻子耳朵就像针扎一般；脚也痛得厉害，每走一步都是一次磨难。等到田野出现时，无边无沿的白雪覆盖的原野在他们看来是那么凄凉，大家触景伤情，兴致顿减，很快就往回走。

        四个妇女走在前头，三个男人隔不多远跟在后面。

        鸟先生深知情况之严重，他突然发问：这“婊子”是不是还要害他们在这鬼地方待下去。伯爵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他说不能强求一个女人做出这样痛苦的牺牲，这种事只能出于她的自愿。卡雷-拉马东先生提醒：要是像人们议论的那样，法国军队正从第埃普方面反攻过来，会战的地点可能就在托特村。这个想法顿时让另外两个人发起愁来。鸟先生说：“那我们就徒步逃走吧。”伯爵耸耸肩膀，说：“您想过没有，冰天雪地，又带着我们的夫人，怎么逃？再说他们立刻就会去追我们，只要十分钟就能把我们抓住，当俘虏押回来，任凭大兵们处置。”这话是真的；他们都沉默不语了。

        女士们在谈论衣着打扮，不过她们都有些强打精神，显得心不在焉。

        走到一个路口，忽见那普鲁士军官迎面走来。一望无尽的雪地映衬出他穿着军装﹑腰细得像胡蜂一样的长长的身影。他走路时两个膝盖拉得老开，这是军人特有的动作，他们总是尽量避免弄脏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靴。

        他经过女士们身边时弯了弯腰，而对男人们只轻蔑地瞟了一眼。不过这几个男人还算有些自尊心，并没有脱帽，尽管鸟先生曾有个要摘帽子的动作。

        羊脂球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三个有夫之妇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因为被那大兵撞见自己同一个妓女在一起，而这妓女又受到他那么放肆的轻贱。

        于是她们又谈起这军官来，对他的长相和风度大加品评。卡雷-拉马东夫人结交过许多军官，十分擅长鉴别他们的优点，觉得此公很不赖；她甚至惋惜他不是法国人，否则会是个很英俊的轻骑兵，定能叫所有的女人为之疯狂。

        回到旅店，他们再也不知做什么好。有时为了芝麻大的小事也彼此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晚饭时都一声不吭，不大工夫就吃完了，各自上楼睡觉，希望用睡觉把时间混过去。

        第二天大家下楼时都是一脸倦容，憋着满肚子气。女士们几乎连话也不跟羊脂球说。

        教堂的钟声响了。这是要举行一次洗礼。胖姑娘有一个儿子寄养在依弗托的一个农民家。她一年也不去看他一趟，而且从来不想念他；但是想到这个马上就要受洗的小孩，她心里对自己的儿子也突然萌发了强烈的亲情，所以她无论如何要去参加这个仪式。

        她刚走，大家就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把椅子搬拢来，因为他们都感到是决定做点什么事的时候了。鸟先生灵机一动，主张向那军官建议只扣下羊脂球，给其他人放行。

        还是由弗朗维先生担任传话人，不过他几乎立刻就回到楼下。那深谙人的本性的德国人，把他赶了出来。德国人坚称：只要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把所有人扣住不放。

        这一下鸟夫人的市井无赖的脾气可发作了：“我们总不能老死在这里呀。既然这贱货的本行就是跟所有的男人干那种事，我看她就没有权利挑三拣四。你们可知道，她在鲁昂什么人都接，哪怕是赶马车的！是的，她就跟省政府的马车夫干过！这件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那马车夫常到我的店里买酒。可今天，用得着她帮咱们解围，这烂菜花倒摆起谱来了！……我呢，我可是觉得那军官行为挺正派。他也许是空了很久了。他更喜欢的当然是我们三个人。可是，他却只满足于把这个跟谁都能干的女人弄到手。他是尊重有夫之妇啊。你们想呀，他是这里的主人。只要他说一声：‘我要’，有他手下的士兵帮忙，他本可以强奸我们的。”

        另外两个女人打了个小小的寒战。漂亮的卡雷-拉马东夫人眼睛闪着光，脸色有点苍白，仿佛感觉到自己已经被那军官强奸了似的。

        这时在一旁计议的男人们也走了过来。鸟先生气急败坏，要把这个“贱货”连手带脚捆起来交给敌人。但是出身于三代大使世家、并且本人也颇有外交家风度的伯爵，却主张运用灵活的手腕，他说：“最好还是说服她。”

        于是他们就秘密策划起来。

        几个妇女靠得更紧了，声调也压低了。每个人都畅抒己见，讨论离题越来越远。不过言谈还是十分得体的。尤其是那几位夫人，说的虽是十分猥亵的事，却能找出些婉转的说法和高雅的字眼。话说得那么含蓄，局外人很难悟得其中的奥秘。不过一切上流社会妇女披的那层薄薄的廉耻心，只能遮盖表面；其实，她们几位遇上这桩淫秽的奇事儿，已经心花怒放，欣喜若狂，感到有了用武之地；她们是怀着满腔欲火在为别人拉纤，就像馋嘴厨子在为别人做一顿夜宵。

        到后来，这件事在他们看来甚至还挺有趣，欢快的心情就不知不觉恢复了。伯爵说了些近乎猥亵的笑话，不过说得巧妙，把大家都逗笑了。轮到鸟先生，他讲了几个更下流的荤段子，人们也一点不觉得刺耳。鸟夫人用露骨的方式表达的这个见解，更是令所有人折服：“既然这姑娘的本行就是干这种事的，凭什么不拒绝别人，偏偏拒绝这个军官？”善解人意的卡雷-拉马东夫人甚至有这种想法：如果她本人处在羊脂球的位置，她宁愿拒绝别人，也不拒绝这个军官。

        他们就像要占领一座被围困的堡垒似的，花了很长时间策划了一场攻坚战。每个人都定下所要扮演的角色﹑引用的论据和采取的手段。他们还制定了作战策略，包括轮番进攻、种种妙计和几次突然袭击，一定要迫使这活堡垒在自己的营帐里款待敌人。

        不过科尔纽岱始终离他们远远的，全然不参与其事。

        他们是那样全神贯注，竟没有听见羊脂球回来了。伯爵轻轻“嘘”了一声，大家抬起头。她已经站在眼前。他们突然住口，尴尬得不知该怎么跟她搭话。幸亏伯爵夫人在交际场中养成了心口不一的习惯，更能随机应变，忙问她：“有趣吗，这场洗礼？”

        胖姑娘仍然激动不已；她把刚才的一切：见到些什么样的人，人们的表情举止，乃至教堂内部的建筑特点，都详述了一番。临了，她还补充了一句：“偶尔去祈祷一次，真好。”

        直到吃午饭，这几位夫人都一个劲地对她表示友好，以便增进她的信任，让她更容易听从她们的劝告。

        一上饭桌，逼近攻势就开始了。众人首先围绕慷慨献身的话题，泛泛谈论一番。他们列举出许多古代的事例，举完朱迪特和霍洛芳，又毫无缘由地扯出吕克莱斯和塞克斯图斯，还有那把敌军将领悉数召上自己的牙床﹑把他们变得像奴隶般驯顺的克莱奥帕特拉。接着是一个惟有无知的百万富翁们的想象里才能孵出来的匪夷所思的故事，说的是罗马的女公民们前往加布勾引汉尼拔，勾引他的将领和好多方阵的雇佣兵，让他们全都在她们的怀抱里沉入柔情的梦乡。总之，凡是抵御过征服者，把自己的肉体当作战场、统治工具和武器，用壮烈的温存制服丑类和歹徒，为复仇和尽忠而献出贞操的女人，都被一一举出来加以赞扬。

        他们甚至话中有话地谈到一个英国名门望族的女子，为了把一种极其可怕的传染病传给拿破仑，竟然自己先去染上这种病；而拿破仑在致命的幽会时刻突然精力不济，才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这形形色色的故事讲述得既得体又很有分寸；不过他们也偶尔故作热情冲动之状，以便激励羊脂球竞相效尤。

        讲到最后，简直叫人以为：女人来到尘世的唯一任务永远是牺牲自己的肉体，没完没了地任大兵们为所欲为。

        两个修女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完全沉醉在遐思冥想当中。羊脂球则始终一言不发。

        整个下午大家都让她去思考。不过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称呼她“夫人”，而只是叫她“小姐”了。谁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也许是故意要把她从已经攀上的受尊重的地位降下来，让她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卑贱。

        浓汤刚端上来，弗朗维先生又出现了，他还是重复前一天那句话：“普鲁士军官叫我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她改变主意了没有？”

        羊脂球生硬地回答：“没有，先生。”

        不过晚饭中间，同盟军的火力减弱了。鸟先生说了三句话，效果都很糟。每个人都搜索枯肠发掘新的事例，怎奈毫无所得。正在这时，伯爵夫人也许不是成心的，而只是隐约感到需要表达一下自己对宗教的敬意，向那年长的修女打听圣人们都有些什么崇高事迹。哪知许多圣人都有过在我们看来堪称罪恶的行为；不过这些罪孽都是为上帝争光或者为众人造福而犯下的，教会便毫不费力地概予宽恕。这倒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伯爵夫人马上加以利用。就这样，不是由于双方的默契或者一方的暗中讨好（身披教袍的人无不精通此道），就是由于碰巧缺心眼儿或者有助人为乐的傻劲儿，总之，这位老修女给他们的阴谋帮了一个大忙。他们原以为她很腼腆，却不料她很大胆，能说会道，而且很激烈。决疑论者们钻牛角尖似的求索对她毫无影响；她笃信的教义像铁棍一样坚硬，她的信仰没有片刻动摇，她的良心也不知不安为何物。她认为亚伯拉罕杀子祭天的牺牲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只要上天发个命令叫她杀掉自己的亲娘老子，她也会照办不误。依她之见，只要意愿良好，做什么都不会触恼天主。伯爵夫人要充分利用这个不期而至的同谋者的神圣权威，便诱导她为那句“但问目的，莫管手段”的道德格言作一番富有教化力的诠释。

        她继续问这位修女：

        “这么说，嬷嬷，您是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走哪条路天主都允许；只要动机纯洁，怎么做都能得到天主谅解喽？”

        “谁能怀疑这一点呢，夫人？一个仅就事实来看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往往只因出发点是好的，就变成可歌可颂的事哩。”

        她们如此这般谈下去，不但解析天主的意志，而且预测天主的决定，硬让天主去操心一些实在与他不大相干的事。

        这一切都讲得既含蓄，又巧妙，又委婉。但是戴元宝帽的圣洁修女的话，却句句都在那妓女的愤然抵抗的心头撕开一个缺口。接着谈话稍稍离开主题，这位挂念珠的女人又谈到她那个教派的一些寺院﹑她所属的修道院的院长﹑她本人，也谈到她那身材娇小的同伴，她亲爱的圣尼赛弗尔修女。她们是应召去勒阿弗尔护理各医院收留的几百名染天花的士兵的。她描绘了这些可怜人的惨状，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病情。由于普鲁士军官无理取闹，她俩在半路上耽搁了，一大批她们或许可以救话的法国人可能正在丧命啊！她的专长就是护理军人。她到过克里米亚、意大利和奥地利。一谈起她参加过的战役，她顿时显出一个听惯战鼓和军号声的修女的本色。她好像天生就是专门随军转战、从战斗漩涡中抢救伤员的。她比长官还有权威，一句话就能制服不守纪律的大兵。她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随军修女；她那张布满无数麻瘢的憔悴的面孔，就是战争蹂躏的缩影。

        她的话看来效果好极了，她说完之后，也就没有人再说什么。

        吃完饭，大家就回房休息，第二天早上很晚才下楼。

        午饭平静无事。他们得给昨天播下的种子一点时间，让它发芽、结果。

        午后，伯爵夫人提议去散步，于是伯爵按照商定的计划，挽起羊脂球的胳膊，和她走在众人的后面。

        他称呼她“我亲爱的孩子”，对她说话的语气很亲切，像个父辈，但又略带庄重的男人对烟花女子的轻蔑，始终是居高临下地看待她，不辱其社会地位和无可争议的名声。他单刀直入就触及问题的要害：

        “这么说，您宁愿让我们在这里待下去，等普鲁士军队吃了败仗，跟您一样任凭他们宰割，也不肯将就一下，做一次您生活里经常做的事啰？”

        羊脂球一言不答。

        他对她态度温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始终是“伯爵先生”，但必要时也能献献殷勤，说几句恭维话，总之十分亲切。他指出如果她肯帮他们这个忙是何等的功德无量，他们一定会对她感激涕零；接着他又突然用“你”字称呼她，嬉皮笑脸地说：“你要知道，我亲爱的，他还会自夸尝过一个在他们国内不可多得的美女的滋味呢。”

        羊脂球什么也没说，追上去和大伙儿一起走。

        一回到旅店，她就上楼去自己的房间，没有再露面。大家的忧虑达到了顶点。她会怎么办？倘若她继续抗拒，那该多么糟糕！

        到开晚饭的时间了，大伙儿都等着她，可就是不见她下来。这时弗朗维先生却走进来宣布：鲁塞小姐身体不舒服，各位可以先吃了。大家都竖起耳朵。伯爵走到旅店老板跟前，低声问：“成了？”——“成了。”即便这时，伯爵也不失体统，他对同伴们什么也没说，只是向他们微微点了点头。所有人都立刻舒了一口长气，面露喜悦之情。鸟先生嚷道：“他妈的！如果这旅店里买得到香槟酒，我请客。”当旅店老板拿着四瓶香槟酒回来的时候，鸟夫人不由得一阵心痛。每个人都突然变得爱说爱笑，能吵能闹，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淫荡的快意。伯爵好像突然发现卡雷-拉马东夫人千娇百媚；棉纺织厂主则向伯爵夫人大献殷勤。谈话热烈而又欢快，俏皮话层出不穷。

        突然，鸟先生神色紧张，高举双臂，大喊：“安静！”大家吃了一惊，甚至吓了一跳，马上肃静下来。只见鸟先生两手拢着嘴“嘘”着，竖起耳朵，抬头望着天花板倾耳细听；过了一会儿，才用他本来的声调宣布：“放心吧，一切顺利。”

        大家没有立刻领悟，不过很快就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过了一刻钟，他又把这出滑稽剧演了一遍，而且一晚上重复了多次。他还装作同楼上某个人对话，给那人提些只有推销商的脑袋里才挖得出的语意双关的建议。他一会儿满脸悲伤地哀叹一声：“可怜的姑娘啊！”一会儿怒目切齿地嘟哝一句：“普鲁士恶棍，滚！”有时，大家已经不再想那回事了，他却震耳欲聋地连呼：“够啦！够啦！”然后好像自言自语似地补充一句：“但愿我们还能看到她，那坏蛋可别把她折腾死了！”

        这些玩笑虽然低俗不堪，人们却不觉得难听，反而感到有趣，因为愤怒这玩意儿也像其他东西一样取决于环境，而此刻在这帮人周围已逐渐形成了充满邪思淫念的气氛。

        吃甜点的时候，连女士们也机智而又谨慎地说了些不便明说的话。大家都目光闪亮，因为喝了很多酒。伯爵即使在行为越轨时也要保住其高贵庄重的外表，他作了个比喻，说他们此刻的心情，就像北极冰封季节结束时，被困的船员看到一条通往南方的坦途那样愉快。这比喻受到一致的称赞。

        鸟先生兴头正高，手举一杯香槟，站起来，说：“为庆祝我们的解放，我要干它一杯！”大家都起立，向他欢呼。经几位夫人再三鼓动，两个修女也同意把嘴唇在她们从未领味过的泛着泡沫的酒里抿了一下。她们声称这酒很像柠檬汽水，不过味道更美。

        鸟先生一语道出了人们此刻的心境：

        “可惜没有一架钢琴，不然就可以跳一曲四对舞了。”

        科尔纽岱始终没说一句话，也没有一个动作；他仿佛沉浸在严肃的思索中，只偶尔狠狠揪一下自己的大胡子，好像要把它拉得再长些似的。最后，将近午夜的时候，大家要散了，已经踉踉跄跄的鸟先生忽然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肚子，含糊不清地对他说：“今晚，您……您不大开心啊；您一声也没吭，公民。”不料科尔纽岱猛地抬起头，两眼凶光闪闪地扫视着这帮人，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刚才干的事简直卑鄙透顶！”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又说了一遍：“卑鄙透顶！”便走了出去。

        这句话真叫人扫兴。鸟先生被弄得很尴尬，愣了好一会儿。不过他还是回过神来，并且突然笑得前仰后合，一迭连声地说：“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这位老弟，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见大家不明白这句话的奥妙，他便把“走廊秘事”讲了一遍。这伙人又兴奋起来。几位夫人开心得像疯婆子似的。伯爵和卡雷-拉马东先生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们不能相信竟会有这种事。

        “怎么，您肯定没看错吗？他想……”

        “跟你们说，我是亲眼见的嘛。”

        “而她，居然不答应？”

        “因为那普鲁士人住在隔壁房间。”

        “不可能吧？”

        “我敢对你们发誓。”

        伯爵笑得喘不过气来。实业家也笑得两手捂着肚子。鸟先生仍然说个没完：

        “你们明白了吧，今天晚上，他是不会觉得她干的事有趣的，绝不会。”

        三个人又齐声大笑，笑得肚子痛，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咳嗽个不停。

        笑完大家就散了。鸟夫人生性像荨麻一样爱蜇人，两口子一睡下，她就告诉丈夫，小不点的卡雷-拉马东夫人“那个妖精”整晚都在强装笑脸：“你知道，女人们，要是迷上穿军装的，管他是法国人还是普鲁士人，天啊，她们一概欢迎。你说这不丢人吗，老天爷呀！”

        这一整夜，昏暗的走廊里仿佛总有什么在微微骚动，一些轻得几乎感觉不到的响声：人的喘息声，赤脚轻擦地板声，以及微微的咯吱声。可以肯定，大家都睡得很晚，因为过了很久各房间门底下还透出灯光来。香槟酒就是有这种效果，据说它能扰乱睡眠。

        第二天，冬日明亮的阳光把白雪映照得晶莹夺目。公共马车终于套好了，等候在门前。一大群白鸽，粉红的眼珠黑瞳孔，脖子缩在厚厚的羽毛里，正大模大样地在六匹马的腿底下踱来踱去；为了寻找食物，把还冒着热气的马粪啄得满地都是。

        车夫裹着他那张羊皮，坐在车前面的坐位上抽着烟斗。旅客们个个喜笑颜开，催着快给他们包装好下一段旅程的食品。

        人们一切准备停当了，羊脂球才露面。

        她看来有点心绪烦乱，面带羞惭。她怯生生地向旅伴们走过来；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好像没看见她。伯爵郑重地挽起妻子的胳膊，领她走开，惟恐她接触这不洁之物。

        胖姑娘不禁愕然，停住了脚步；后来，她鼓足勇气走到棉纺织厂主妻子跟前，谦恭地轻声问候了一句：“早安，夫人。”对方只点了点头，一副很怠慢的样子，同时白了她一眼，仿佛自己的贞洁受到了玷污。大家都装作忙得不可开交，而且都离她远远的，好像她的裙子里带着什么传染病。接着这些人便争先恐后上了车。她最后一个上车，一声不吭，又在前一段旅程中坐的那个位子上坐下。

        大家仿佛没看见她，也不认识她；不过鸟夫人气还未消，远远瞅着她，低声对丈夫说：“幸亏我不坐她旁边。”

        沉重的马车摇晃起来，旅行又开始了。

        起初大家都一言不发。羊脂球头也不敢抬。她既对所有同车人满怀怨愤，又为自己让了步、被人昧着良心推到那普鲁士人的怀里遭到侮辱而愧悔不迭。

        不过伯爵夫人很快就打破这令人难堪的沉默，她转过身问卡雷-拉马东夫人：

        “您大概认识德·爱特莱尔夫人吧？”

        “当然啦，她还是我的朋友呢。”

        “多么可爱的人啊！”

        “简直人见人爱！这才是真正的人尖子，有学问，天生多才多艺；歌唱得好听，绘画也很出色。”

        棉纺织厂主和伯爵在闲聊；在车窗玻璃的震颤声中，偶尔冒出个把字眼：“息票……到期……红利……期限。”

        鸟先生在和他妻子玩贝奇格。那副牌是他从旅店里顺手牵羊拿来的，已经在没抹干净的桌子上摩擦了至少五年，油腻腻的。

        两个修女摘下挂在腰带上的长念珠，一齐划了十字，嘴唇立刻紧张地蠕动起来，并且越来越快，发出的叽里咕噜声是那么急促，就像进行一场念经比赛。她们还时不时吻一下圣牌，重新划个十字，然后又急速而又不停歇地嘟哝起来。

        科尔纽岱则若有所思，凝神不动。

        车走了大约三个钟头，鸟先生收起纸牌，说：“饿了。”

        他妻子伸手拿出一个细绳捆着的纸包，从里面取出一块冷牛肉。她麻利地把这块肉切成整齐的薄片儿，夫妻俩就吃起来。

        伯爵夫人说：“我们也吃好吗？”征得了同意，她就把两家预备的食品全打开。一个椭圆形的陶罐儿，盖子上有一个兔纽，表示下面躺着一只烧制好的野兔，一道鲜美的肉食，几条白晶晶的肥猪肉横在这个猎物褐色的肉上，还拌着几种剁碎的肉。此外还有好大一块格吕耶尔奶酪，是用报纸包着的，油性的奶酪表面还残留着印下的“社会新闻”几个大字。

        两个修女打开纸包取出一截香肠，顿时散发出大蒜的气味。科尔纽岱呢，把两只手同时伸进他那肥大外套的两个硕大的口袋，从一个口袋里掏出四只煮鸡蛋，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头。他剥掉蛋壳，扔在脚下的麦秸里，就着鸡蛋狼吞虎咽起来，蛋黄的碎末掉在他的大胡子上，就像闪烁的星星。

        羊脂球起床时太匆忙，慌里慌张什么也没想到准备。她眼巴巴看着这帮人心安理得地进着餐，气愤填膺，几乎喘不过气了。她起初怒不可遏，已经张开嘴打算把他们臭骂一顿，一大堆骂人的脏话已经潮水般涌到唇边；但是她气得都快憋死过去，根本说不出话来。

        没有一个人看她，没有一个人想到她。她感到自己已经被这群道貌岸然的恶棍的轻蔑淹没了；而正是他们，先把她当作祭品利用，然后又把她当作敝屣抛弃。这时，她想起被他们狼吞虎咽掉的那满满一大篮子好东西，那两只晶亮的冻汁鸡，那些肉糜、梨子，还有那四瓶波尔多红葡萄酒；她的怒火，就像绳子拉得太紧绷断了似的，反而突然熄灭；她感到自己就要哭出声。她拼命忍住，心想一定要挺住，跟孩子一样硬把啜泣咽下去；不过眼泪还是往上涌，在眼圈里闪烁，接着两颗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慢慢滚下。泪水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涌出，越流越快，就像岩缝里渗出的水珠，一颗接一颗滴落在她高耸的胸脯上。她始终腰板挺直，目不转睛，苍白的脸紧绷着，但愿别人不要看见她这副模样。

        伯爵夫人却偏偏看出了，并且对她丈夫使了个眼色。伯爵耸耸肩膀，似乎说：“有什么办法呢？这又不是我的错。”鸟夫人得意地干笑了一下，唧咕道：“她哭是因为自己做了丢脸的事。”

        两个修女把剩下的香肠用纸裹好，又念起经来。

        科尔纽岱正在消化他吃下的鸡蛋；他把两条长腿伸到对面的长凳底下，身子向后一仰，交叉起双臂，像刚发现一种戏弄人的妙招似的，微微窃笑着，用口哨吹起《马赛曲》。

        所有的面孔都顿时阴沉下来。毫无疑问，旅伴们不喜欢这首大众的歌曲。他们感到心烦﹑恼火，几乎要放声大叫，就像恶狗听见手摇风琴声就要狂吠一样。科尔纽岱看在眼里，吹得更起劲。他甚至还时不时低声唱出几句歌词：

        快来指挥、支持我们复仇的手，

        快来跟保卫你的人们一起战斗！

        地面的雪变硬了，车也走得快些了。在到达第埃普以前的这段漫长而郁闷的时间里，任凭马车颠簸摇晃，从夜幕徐落到车里一团漆黑，他怀着残忍的执拗没完没了地吹着这一成不变的复仇的口哨，迫使那些疲乏而又恼火的人从头到尾地跟着这支歌曲，并且每听一句就联想到相应的歌词。

        而羊脂球一直在哭；黑暗中，两段曲子的间歇，偶尔传出她没能忍住的一声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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